我的前半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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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了半个月，经过大夫、护士每天的治疗，渐渐恢复起来。在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大部时间睡在床上，不学习，不劳动，整天想心事。我在这半个月里想的比过去几年想的还多。我从纸盒一直回想到西太后那张吓得我大哭的脸。

　　我从前一回忆起那个模糊的印象，只觉得西太后很可怕，而现在，我觉得她可恨了。她为什么单单挑上我来当那皇帝呢？我本来是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从任何方面来说，我至少不会比溥杰的天分还差，可是由于做了皇帝，在那密不通风的罐子中养大，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没有人教给我，我今天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的知识、能力不但比不上溥杰，恐怕也比不上一个孩子。我受到人们的嘲笑，受到像老宪这样人的欺负，如果让我独自去生活，我真不知怎么能活下去。我今天弄成这样，不该西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负责吗？

　　我从前每逢听到别人笑我，或者由于被人指出自己无能，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恨，怨恨别人过于挑剔，甚至怨恨着把我关起来的人民政府，但我现在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怨恨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是可笑的、无能和无知的。从前我怨恨侄子们太不顾面子，把我的尊严竟全盘否定了，但我现在承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作脸的事。比如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既然我小到尝不出韭菜，大到迎“天照大神”代替自己的祖宗，我还有什么“圣明”？又如何能不让别人笑骂呢？蒙古人老正是民国初年发动蒙古叛乱的巴布扎布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当年他全家发过誓要为拥戴我复辟而死，他母亲简直拿我当神仙那么崇拜。他说：“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既然我本来不是神仙，我本来无能无知，又如何怪别人说这类话呢？

　　我只有怪西太后和那一伙人，只有怪我为什么生在那个圈子里。我对紫禁城发生了新的怨恨。我想到这里，觉得连老宪都算不上什么冤家了。

　　我差不多完全痊愈了，这天所长找我去谈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追问到我和老宪争吵的情形，问我是不是感到了什么刺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最后说：

　　“我当时确实很受刺激，可是我现在倒不怎么气了，我只恨自己实在无能。我恨北京宫里的那些人。”

　　“很好，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进步。无能，这不用发愁，只要你肯学，无能就会变成有能。你找到了无能的原因，这更重要。你还可以想想，从前的王公大臣那些人为什么那样教育你？”

　　“他们光为了他们自己。”我说，“不顾我，自私而已。”

　　“恐怕不完全如此，”所长笑着说，“你能说陈宝琛跟你父亲，是成心跟你过不去吗？是成心害你吗？”

　　我答不上来了。

　　“你可以慢慢想想这问题。如果明白了，那么你这场病就生得大有价值。”

　　从所长那里回来之后，我真的放不下这个问题了。到我参加病后的第一次生活检讨会时，我把过去的生活已经想了好几遍。我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怨气却越聚越多。

　　在这次生活检讨会上，有人批评了老宪，说他完全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总是成心打击我。接着，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对他发表了类似的意见，甚至有人把我生病的责任也放在他身上，并据以证明他在大家的改造中起了坏作用。老宪慌张了起来，脸色发灰，结结巴巴地做了检讨。我在会上一言没发，继续想着我的怨恨。有人提出，我应该发表一下意见。老宪的脸更加发灰了。

　　“我没什么意见，”我低声说，“我只恨我自己无能！”

　　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老宪大大张开了嘴巴。我忽然放大了嗓音，像喊似地说：

　　“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我的嗓子突然被一阵痉挛埂住，说不下去了，别人唧唧哝哝地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









我的前半生……九　检察人员来了






九　检察人员来了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

　　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

　　“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

　　“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

　　“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

　　“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

　　“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我的前半生……十　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十　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

　　工作团的人员给我们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部分调查结果。我当时听了还有点疑惑。他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例如惨案数字，某些惨案中的集体屠杀的数字，种植鸦片面积、吸鸦片的烟民及从鸦片贩卖中获得利润的数字，等等，都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屠杀、惨案的情节更是令人发指。我听的时候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却在想：“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随侍他们也没有人向我说过呢？”

　　一直到后来参加了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我才不再怀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

　　我们这是第一次看见日本战犯。后来从报上才知道，抚顺的日本战犯是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的一部分。根据这次大会和后来日本战犯的释放、宣判以及以后陆续得到的消息，我们发现这些罪犯在学习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关于这点，我后面还要说到。现在说一说这个大会。这个大会虽然有所方和工作团的人员在场，事实上是由他们自己的“学委会”组织起来的。“学委会”是在大多数日本战犯思想有了觉悟后，自己选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组织。在这次大会上，有几个日本战犯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坦白交代了许多罪行，有的人则对别人进行了检举。他们用事实回答了一个学习的中心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在中国犯了罪。我们全体伪满战犯参加大会旁听。在那些坦白与检举中，给我们印象最深、使我们感到震动最大的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和一个伪满宪兵队长的坦白。

　　古海忠之是日本军部跟前的红人，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秉承关东军的意旨，以伪满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的掠夺和统治。他具体地谈出了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以及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他谈出了许多秘密会议的内情，谈出了许多令人咋舌的数字；他所谈到的那些政策的后果，每个例子都是一个惨案。例如一九四四年从各县征用了一万五千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与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六千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人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原因致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谈的鸦片政策。

　　一九三三年初，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为了筹办军费，决定采用鸦片政策。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手中现货不足，乃向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鼓励种植鸦片。后来，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以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为了鼓励吸毒，各地广设“禁烟协会”、鸦片馆，并设“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一九四二年，日本“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至伪满垮台止，伪满共生产了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鸦片利润在一九三八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一九四四年利润增至三亿元，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吸毒的烟民，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全东北平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

　　那个宪兵队长所坦白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事例。他交代出的每件事，都是一幅血腥的图画。

　　他做过伪满西南地区宪兵队队长。为了镇压人民，宪兵队采取了各种恐怖的手段。杀人，往往是集体屠杀，杀后还召集群众去参观尸体。有时把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抓了来，站成一排，从中随便挑出一个来，当众用刀劈死。他自己用这种办法就杀了三十多个。抓来的人，要受到各种刑罚的折磨：棍子打，鼻孔里倒灌冷水、辣椒水、煤油，用香火烧，红铁烙，倒挂起来，等等。

　　在许多日本战犯的检举中，惊心动魄的惨剧是数不胜数的。这些惨剧的主演者实在比野兽还要残暴。有一段故事我记得是这样：一个日本兵闯进一户人家，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坐在锅台边上抱着孩子喂奶，这个兵一把抢走孩子，顺手扔进开水锅里，然后强奸了那母亲，最后用棍子插进阴道，活活弄死。这类的故事当年普遍发生于东北各地和日军的各个占领区内。原来这就是“圣战”的内容，这些“皇军勇士”正是我当年祝福、遥拜、拥护的对象，正是我当年的依靠。

　　后来，检察人员不断地送来调查材料、统计材料和东北人民的控诉检举材料。当年东北地区的地狱景象，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我终于明白了在我屈从、谄媚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号”的同时，有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敌的时候，正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进行着抗争。

　　东北人民所遭受的残害，如果不算直接在日本统治者手里受到的那些，只算经过伪政权和汉奸们那里间接受到的，就可以不费事地举出很多例子和数字来。例如在种种有关粮食的法令、政策，即所谓“粮谷出荷”的规定下，东北人民每年收获的粮食被大批掠走，特别是在伪满后期，东北人民只能靠配给的玉米穰、豆饼、椽子面等等掺成的“混合面”过日子。被掠去的粮食除了充做军用，大部运往日本。输日数量逐年增加，据伪满官方资料，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内，即输往日本三百万吨。在伪满的最后六年间，粮食输往日本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

　　在统制粮谷、棉布、金属等等物资的法令下，人民动不动就成了“经济犯”。例如，大米是绝对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从呕吐中被发现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经济犯”而被加以治罪。仅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间，被当做“经济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人。当然，被抓去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放出来的，并不在此数之内。

　　东北农民在粮食被强征的同时，耕地也不断地被侵占着。根据“日满拓植条约”，日本计划于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五百万人到东北来。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后两年内移人的三十九万人，就经过伪满政权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此外，借口应付抗日联军而实行的“集家并屯”政策，又使东北人民丧失了大量土地，这尚未计算在内。

　　又例如，日本统治者为了榨取东北的资源，为了把东北建设成它的后方基地，通过伪满政权，巧立了各种名目，残酷地奴役着东北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造成了惊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义颁行了“劳动统制法”后，每年强征劳工二百五十万人（不算从关内征集的），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大都是在矿山和军事工程中进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防水作业”中，二千名青年劳工因劳动过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写来一份控诉书，他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

　　省当劳工，他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湖地上，还挨打受

　　骂，共去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

　　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东北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农民，普通的职工、学生，以及因检查体格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即所谓“国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蛟河县拉法屯的陈承财控诉说：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初一，伪蚊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

　　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县城。第三

　　日由日本兵押着我们，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做苦工。让我们在野地里

　　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

　　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只有橡子面饭团，

　　也不给吃饱。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

　　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

　　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疤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

　　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

　　刘继生就是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亲在家听说儿子死了，也

　　上吊自杀了。挨打是经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

　　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磨，

　　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肠子流出而死。

　　处境最惨的是“矫正辅导院”里的人。在伪满后期，日本的统治，已经残酷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镇压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在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了集中营，名为“矫正辅导院”，以所谓“思想不良”或“社会浮浪”为名，绑架贫苦无业者或被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从事最苦的劳役。有时候，连任何询问都用不着，把行路人突然拦截起来，统统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进矫正辅导院。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的日子。那些熬到伪满垮台的人，今天怀着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诉了伪满政权。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原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个人。他们被毒打之后，被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

　　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

　　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

　　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

　　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

　　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

　　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

　　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

　　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

　　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

　　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

　　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

　　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

　　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

　　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

　　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

　　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

　　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

　　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

　　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