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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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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手了,不由地浑身战栗起来。好容易度过了这一夜,天亮后听同屋子的人议论,才明白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原来前“四平省长”老曲半夜小肠疵气病发作,看守员发现后,报告了所长,所长带着军医和护士们来检查了一下,最后送他进了医院。我当时由于恐惧和联想,弄得神魂颠倒,所以只看见军装的裤腿,竟没看见医生和护士们的白衣衫。

  这个误会的解除并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我怕听的除了夜里的铁门声之外,还有白天的汽车声。每逢听见外面有汽车响,我就疑心是来装我们去公审的。

  我白天把精力放在倾听、观察铁栏杆外边的一切动静上,夜里时常为噩梦惊醒。和我同屋的四个伪满“将官”,情形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跟我一样,饭量越来越小,声气越来越低。我记得那些日子,每逢楼梯那边有响声,大家都一齐转头向栏杆外窥探,如果楼梯上出现一个陌生面孔,各个监房里一定自动停止一切声息,好像每个人都面临着末日宣判一样。正在大家最感绝望的时候,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监狱,代表政府向我们讲了一次话。听了这次讲话我们才重新看到了生机。

  这位首长站在岗台前对着各个监房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的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能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他说完,所长又讲了一会儿。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只想到死,看什么都像为了让你们死才安排的。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人民政府打算处决你们,又何必让你们学习?

  “你们对于朝鲜战争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有人可能认为,志愿军一定打不过美国军队,美国军队一定会打进东北,因此担心共产党先下手杀了你们;有人还可能迷信美国的武力,认为美国侵略者是不可战胜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中朝人民一定会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也一定得到胜利。共产党人从来不说空话,事实就是事实!

  “你们也许会说,既然不想杀我们,就把我们放出去不好吗?不好!如果不经改造就放你们出去,不仅你们还会犯罪,而且人民也不答应,人民见了你们不会加以饶恕。所以,你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改造。”

  我对那位首长和所长的话虽然不完全懂,甚至不完全相信,但关于政府不想处决我们的这段话,却是越想越有道理。是呵,如果是存心杀掉我们,在抚顺时何必为我们扩建监狱的澡堂?到哈尔滨又何必抢救垂危的病人?又何必一直对我和年纪大的给以伙食方面的照顾?

  对于像治病、洗澡之类的这些生活待遇,后来才知道,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很新奇,把它看做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因此听到了政府人员正面说出不想消灭我们的话来,我们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

  关于首长和所长说的学习、改造,在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加以理睬。在我看来,叫我们看书看报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磨时间,免得胡思乱想。说看几本书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对于美国军队可以打败的话,我更不相信。同屋的四个自命懂得军事的“将官”,则一致认为,美国或许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拿出原子弹,然而美国仅仅用常规武器就足以称霸世界、无敌于天下;说可以打败美国军队,只不过是句空话。可是后来,我们渐渐觉得,共产党人不大像是说空话的人。过了不久我们重新看到了报纸,觉得那些有关朝鲜战场的消息不像是假的。那些“将官”们也说,历来编造战报,双方死伤人数可以造假,而地域的得失却不能做长时间的谎报,特别是美军总司令表示愿意谈判的消息,更是不能编造的。美国军队也要谈判停战问题,还能说是无敌的吗?“将官”怀疑起来了,不用说,我更解释不通了。

  “兵不厌诈,”一个当过“旅长”的战犯说,“也许这里面还有问题呢!我不相信美国是‘纸老虎’。”

  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我反而越感到了安心,因为我认为如果共产党没有溃败,就不至于急于消灭我这个累赘。

  这时的学习也与以前不同了。以前的学习是自流的,所方并不过问,现在是所方管学习的干部亲自领导我们学习。他给我们做了“什么是封建社会”的专题讲话,然后由我们讨论。每人还要写学习笔记。

  有一天,讲课的干部对我们说:

  “我已经讲过,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原来是什么思想。每个人的思想是跟他的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要从自己的出身、历史上去研究。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每个人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写一份自传。……”

  我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改造吗?这是不是借口改造来骗我的供词呢?共产党看战局稳定下来,大概就要慢慢收拾我了吧?”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我正是在这种对立的思想支配下,写下了我的第一份自传的。









我的前半生……五 写自传与献“宝”






五 写自传与献“宝”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圆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

  “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

  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

  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

  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问。

  “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

  “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

  “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

  “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班来教你。”

  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着一副扑克牌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栏杆外面,兴致勃勃地洗起牌来。我那套田黄石印就是交给他的。我心里对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没有了。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受的——竟是充满了厌恶。

  “我就不相信这个学不会,”刘看守员发着牌说,“再说,不会玩怎么行?你将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会玩那可怎么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会说,装的真像呵!”

  “溥仪并不笨,”高个子老王也凑过来,嘴里叼着个小烟袋,笑着说。这就是在抚顺给荣源找回沈阳烟的那个看守员,他的烟瘾很大,终日不离烟袋,那烟袋只有一柞长。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烟灰,又开始装新的一袋,一边装一边说:“溥仪不笨,只要学,什么都学的会。”

  他点上了烟。隔壁有个人对他说:“王先生,你的烟挺香呵!”

  “怎么,大概你的烟卷又没啦?”他挪过一步对隔壁看看。不知是谁笑着又说:“我抽烟太没计划。”王看守员笑笑,解下了小烟荷包,扔了过去:“好吧,拿纸卷一支过过瘾。”

  王看守员每逢犯人抽光了规定的纸烟,总要解下烟荷包让人卷烟过瘾。这种举动原来使我很不理解,而现在则有了解释:“你们全是骗人!我就不信你们这一套!”

  事实上,一心想骗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别人不能相信的,也是我自己。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

  “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说来,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我的前半生……六 小家族起变化






六 小家族起变化

  所长这段话的含意,我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当时我只是想,他既然说“需要改造”,那么我眼前就没有什么危险。

  可是万没想到,在我觉得已经没了危险的时候,危险就来了。

  有一天,我的眼镜腿掉了,我请看守员代我送到大李那里去修理。大李是个很巧的人,他常给人修理些小玩意,像眼镜、钟表、自来水笔等等,到他手里都能整旧如新。我的眼镜每逢有了毛病,他总是很认真地给我修好。没想到,这一次他的态度变了。

  我们这个管理所的建筑有个特点,楼上楼下的声响可以互相听到。看守员拿了我的眼镜下楼不久,我就听见了大李嘟嘟囔囔的声音。语音虽不清楚,但可以听出是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看守员把眼镜带回来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是不是自己想想办法?他说没办法修。”

  我听到大李的嘟嚷声时,就满肚子是气,心想他竟然敢对我端架子,太可恶了。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敢端下去。我对看守员说:“我自己会就不找他了。上次就是他修好的,还是请江先生跟他再说说吧。”这位江看守员年纪很轻,个子瘦小,平常很少说话。我们同屋的人都说他为人老实。他果然很老实,听了我的话又下楼去了。

  这回大李没推,给我修理了。可是拿回来一看,修得非常马虎,只是用一根线系了一下,连原来的螺丝都不见了。

  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大李是变了,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记起了不久前的一天,我因为多日不见大李,散步时想问他在忙什么,就叫小瑞去找,不料小瑞回来说:“大李说他忙,没功夫。”刚才从他拒绝修眼镜的嘟囔声音里,我模糊地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老伺候他,我没功夫!”

  修眼镜的事过去不久,便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所方让我们组织一个新年晚会,自己演唱一些小节目,作为娱乐。舞台就是岗台前的空地。我在“三人快板”这个节目上,又发现了不祥之兆。

  这是小秀小固和大李三个人自编自演的。他们那间屋子里,除了小瑞,全都上了台。他们三个人用问答的形式,数说着发生在犯人中的引人发笑的故事,讽刺了某些犯人不得人心的行为。比如被人们称做大下巴的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最爱对人发脾气,吵起来弄得四邻不安,他在吃饭时常洒一地饭粒,别人如果给他指出来,他就洒得更多。又比如有些人当看守员经过的时候拚命提高嗓门读书,其实不是为自己读,而是做给所方看。他们一面念着快板,一面模仿着被讽刺者的姿态,引起了一阵阵的笑声。我一听就知道这主要是小固编的。起初我也觉得很好笑,可是听到后来就笑不起来了。他们讽刺起一些迷信鬼神的人。他们说,这种人不明白从前算卦、求神并没有挽救了自己,进了管理所还偷偷地念咒求神。这段快板的讽刺对象,显然也把我包括了进去,因为我这时还没有完全停止念咒求神的活动。这段快板,说的虽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我怎么可以被讽刺呢?不错,从前我确实是上过卦、乩、经、咒的当,我们现在关在监狱里,渐渐明白了求神不如求人的道理,可是又何必当众影射我?这简直是“没上没下”了!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接着,他们又讽刺了一种人,这种人进了监狱,明白了许多道理,政府拿他当人看待,“但是他仍要给别人当奴才”,“百依百顺地伺候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改造,只能“帮助别人维持主人架子,对抗改造”。我一听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被讽刺的人是谁,这个“别人”又是谁。同时也明白了小瑞不参加这个节目演出的原因。我心里疼惜起小瑞来,我更担心小瑞会撑不下去。

  事实上,小瑞跟别人一样,也有了一些变化。最近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减少了露面的次数,我的脏衣服逐渐积压起来,多日送不出去。

  开过这次晚会,小瑞索性不来拿我的衣服去洗了。紧接着,又出了一件大事。

  这天该我值日,我蹲在栏杆边上等着接饭菜。送饭菜的是小瑞。他把一样样饭菜递完,最后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放在我手里。我怔了一下,忙悄悄地藏起来,然后回身送饭,尽力不动声色。饭后,我装作上厕所,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那上面写着: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

  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一股怒火,陡然在我胸中升起。但是过了不大时间,这股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我看到了众叛亲离的预兆。

  纸条扔到马桶里被水冲走了,纸条所带来的心思却去不掉。我默默地回想着这几个青年人的过去和现在,觉得他们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小秀不必说了,其余的几个是怎么变的呢?

  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后来随我到天津,和另外几个童仆一起,在我请来的汉文教师教导下念书。他正式做了我的随侍,是我认为最可靠的仆人之一。我离大栗子沟时,挑了他做跟随。在苏联,他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对我却始终恭顺,俯首贴耳地听我训斥。他为我销毁珠宝,做得涓滴不留,一丝不苟。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发生变化的理由。现在事实就是如此,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上边”和“下边”了。

  小固,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去世后,我以大清皇帝的身分赐他袭爵,把他当做未来“中兴”的骨干培养,他也以此为终身志愿,到了苏联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他在我的教育下,笃信佛教,曾人迷到整天对着骷髅像参“白骨禅”,而且刚到哈尔滨那天,还不忘表示过忠诚。没想到这样的人,竟会编出那样的快板来讽刺我,显然,他的忠诚是不存在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小瑞的变化。如果说大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秀是由于“睚眦之仇”,小固是看穿了“白骨样”之类的欺骗,那么小瑞是为了什么呢?

  小瑞是清朝停亲王的后人,他家这一支自从他祖父载濂、叔祖父载漪和载澜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他十九岁那年被我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在那批被称为“内廷学生”的青年中,他被我看做是最听话、最老实的一个。我觉得他天资低些,心眼少些,而服侍我却比心眼多的更好。在苏联,他表现出的忠诚,五年如一日。记得我曾经试验过他一次,我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忠于皇上,心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你有没有不敬的想头?”他听了,立刻满脸通红,连声说“有罪有罪”,经我一追问,这老实人说出了一件使他不安已久的事。原来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不称心,叫几个侄子一齐跪了一个钟头,他那时心里喊了一声冤枉,埋怨我不好伺候。他说出了这个秘密,满脸流汗,恐惶万状。如果我这时下令叫他痛打自己一顿,他必是乐于执行的。我只点点头说:“你只要知罪就行了,姑且宽赦你这一回!”他忙磕头谢恩,好像从地狱回到天堂一样的快乐。从苏联临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承继人。他听到这个决定后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苏联时我有时还叫别人干点什么,那么回国之后,别人就不用想插手,因为我身边的事全被他包办下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却教训起我来,说我“有罪”了!

  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其实只要细想一下,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新年晚会那天,小固有一段快板诗,里面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变化。大概意思是说他从少年时期到了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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