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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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芸掌圬瑁�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陈曾寿则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纲纪，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纲纪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大官。这些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里根本没有他们。后来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务，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便和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发生在郑与罗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即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去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跟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还不能把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因此关东军并不急于定案，暂时仍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的身边，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大可用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办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在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失了效，关东军方面请郑孝胥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年，罗振玉与日本竹本大住的关系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变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和甘粕正彦谈了几次心，关东军因此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先很惊讶，后来明白了日本军方决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便马上改了主意，由他儿子郑垂出面找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便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我的前半生……六　所见与所思






六　所见与所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在码头上迎接我更堵心。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么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人商量，没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了，但我又找不到任何别人商议事情。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只好采取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拿出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的在郑孝胥、罗振玉和诸葛亮①的一致劝导下，捺着性子等待下去。

　　①《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版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封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劝马占山归顺。我说在天津时已曾写过一封，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这显然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比较安心了些。

　　这样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来了一个消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罗振玉在内无不大起恐慌，人人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心中把土肥原、板垣恨得要死。那天我独自在前肃亲王的客厅里像发了疯似地转来转去，纸烟被我捏断了一根又一根，《未来预知术》被我扔到地毯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静园，想到假如我做不成皇帝，还不如去过舒适的寓公生活，因为那样我还可以卖掉一部分珍玩字画，到外国去享福。这样一想，我有了主意，我要向关东军表明态度，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我把这主意告诉了罗振玉和郑孝胥，他们都不反对。罗振玉建议我先送点礼物给板垣，我同意了，便从随身带的小件珍玩中挑了几样叫他去办。恰好这时板垣来电话请郑罗二人去会谈，于是我便叫陈曾寿为我写下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交给他们带给板垣，叫他们务必坚持，向板垣说清楚我的态度。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续上的）：

　　　　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

　　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

　　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

　　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

　　统系。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入关前）在满洲有一百余年

　　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

　　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

　　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

　　孺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

　　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起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

　　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子之志

　　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

　　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

　　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

　　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子虽

　　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之，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

　　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之弊政。否则有名无实，

　　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

　　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

　　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

　　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

　　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国体”之前，要先排定一下“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但是等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从沈阳返回来的时候，那情形就变了。他劝我不要和关东军争论，劝我接受共和制，出任“执政”。

　　“什么执政？叫我当共和国的执政？”我跳了起来。

　　“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军方争论无效。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转身问罗振玉，这是怎么回事。罗振玉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

　　后来据陈曾寿说，郑孝胥父子根本没把我的十二条“正统系”给板垣拿出来，而且还向板垣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等等。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只认为他们不会办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骗。

　　“你们都没用！”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郑孝胥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听够了，再说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也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最后他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我的前半生……七　会见板垣






七　会见板垣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任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树立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联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会见了板垣，由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任翻译。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见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十分触目，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慢条斯理地从什么“张氏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不断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像挨了一下火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的身分。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地说完，便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我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颇为复杂。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现在我看出了，在日本人心里并不把我当做“龙种”看待，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这天晚上犹如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没有人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木式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了他的“气候”：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万绳木式惊慌不安地立在一旁，别人也都不言语。静了一回，只听见郑孝胥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作声。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郑垂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在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池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只奇怪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的这么快呢？

　　郑孝胥着我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他儿子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

　　过了不多时，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说板垣已经同意，并且今晚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他们“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栻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板垣退

　　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坦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

　　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

　　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我的前半生……一　傀儡戏开场






一　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

　　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

　　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

　　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

　　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

　　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

　　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

　　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

　　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

　　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

　　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