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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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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塘俊�
但是，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此时刚刚去世）。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出来打圆场。铁良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他是支持陈宝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几句，连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的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后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向我七叔活动之后从北京回来，遇上了“天津事变”，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我的前半生……四 白河偷渡
四 白河偷渡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其自然也无不可。
我的前半生……五 在封锁中
五 在封锁中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此人在中国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进步人士，遭难的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他充当替罪羊，交付军事法庭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他获得了假释，被送往法国去念书。他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眼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的杰作，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甘粕正彦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上了马车。一路上没听到任何解释，稀里胡涂地到了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罗振玉给我请安后即刻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个风景区的夜色，就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乐得太早了。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蹓跶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也不让下呵！”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里来，就是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住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来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叫来了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没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乱中。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我只感觉出日本人对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里的那个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请我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据上角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着有理，于是这天晚上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楼下的人也不准上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在这里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便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这时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神色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说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只好捺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磨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准备下我这张牌，自然他们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严密加以保藏。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独得日本人的犒赏，也都想独占我这张牌，都费尽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在防范我这方面，罗和郑联合起来，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
这些事实的内幕，我当时自然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离开。他们对于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么注意，对于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却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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