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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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

　　古物平？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国，未必如此苛刻。

　　在彼一方面，言丁巴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

　　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使时

　　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

　　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

　　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

　　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惟有静以

　　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

　　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被我的投靠日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以及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个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吻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

　　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

　　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些文章，显然其作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的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官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

　　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饲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

　　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各

　　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宁，勿徒囗囗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

　　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看了这样的文章，我已经不

　　是像在宫里时那样，感到内务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

　　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在我心里引

　　起的反应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宫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寥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待人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这时以我为目标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而这样做法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营的准备。后来北府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家编》中，关于我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本使馆后的情形时，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我对郑孝胥因此不再感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挽留他，他一气就跑了。

　　生日过后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做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先买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点很不合适。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向芳泽公使谈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芳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决定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满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顺天时报》上便出现了日本公使馆的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

　　本馆即于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

　　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

　　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

　　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我的前半生……一　罗振玉的努力






一　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官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①，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①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作者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手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被郑孝胥通过这一办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遗老中间传播开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当时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踢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情传出去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这样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绝命书，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测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宫和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①，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就成不了气候。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①王国维在光绪戊戌年为汪康年的司书，后入罗所办的“东文学社”求学。

　　但是，尽管我长久以来弄不清罗振玉的底细，而罗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盘，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他最后败给郑孝胥之前，仅陈宝琛、胡嗣瑗一伙就弄得他难于招架。在那一连串的、几起几落的争吵中，我自己则是朝三暮四，犹豫不决。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洋不出洋的问题。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后，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和我作对。罗振玉这一伙人乘此机会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出洋别无他路可走。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他们认为一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么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倘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国内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会让我回到紫禁城，恢复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的意见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警告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罗振玉的主张犯了犹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转而和吴佩孚联合，张、冯终于发生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任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历数清朝的“功德”，并以“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为理由，请吴佩孚乘机复辟。他对吴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

　　其实，这时已到了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一九二四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五年开始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陈宝琛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也很简单，敷衍说：“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便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

　　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和致罗振玉的一封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接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因为对罗振玉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对他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我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请安，这位初次见面的“恭亲王”，向我说了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我看了他劝我到旅顺的信，自然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了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们手里，决无活路。我听了这些话，已经决定随他去大连了，但由于陈宝琛的劝告，又决定暂缓。陈宝琛从日本公使馆得到的消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观。我观望了不久，果然，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在成批地屠杀被指做“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在这前后时间里，还接二连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那伙人的稳健，觉得事情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样的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

　　“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终理想，其实并不矛盾，他们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那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时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曾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顺天府文安县知县，候补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于反对罗振玉这个人。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是极个别的，甚至也有人说过“日本推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们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们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里勾心斗角就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再多，结果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允许，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细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