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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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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解，也5！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
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这次见我，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他点头称赞，“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尽管我对这位“新人物”本能地怀着戒心，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种鼓励。我从他身上觉察出，我的出洋计划，一定可以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发讨厌那些反对我出洋的王公大臣们了。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这是不管民国政府拖欠与否，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除了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喽罗，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就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都没离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师。还有一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
我见过了胡适，庄士敦也回到我身边，向我转达了张作霖的关怀。我觉得胡适说的不错，出洋的问题不致于受到当局的阻拦。我和庄士敦计议如何筹备出洋的事，张作霖又做了表示，欢迎我到东北去住。我想先到东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东北，就随时可以出洋了。我刚拿定了主意，这时又出了新问题。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已敢放胆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在我面前，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的嘴里和《顺天时报》上，常听到和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现在根据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的，“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被郑孝胥的话正闹得心惊胆战，愁容满面的罗振玉出现了。我一向很重视罗振玉从日本方面得来的消息。他这次报告我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有不利行动。“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这时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陈宝琛也着了慌。陈宝琛同意了这个意见：应该趁冯玉祥的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躲到东交民巷去，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我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去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这一步我们做到了。第二天，我们打算再进行第二步，即借口去裱褙胡同看一所准备租用的住房，然后从那里绕一下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第三步则是住进使馆。只要到了东交民巷，第三步以及让婉容她们搬来的第四步，就全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们刚上了汽车，我父亲便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我和庄士敦坐在第一辆汽车上，张文治跟在陈宝琛后边，上了另一辆车。
“事情有点麻烦。”庄士敦坐进了汽车，皱着眉头，用英文对我说。
“不理他！”我满肚子的气，让司机开车。车子开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辈子再不进这个门呢。
庄士敦认为，不理这个张文治是不行的，总得设法摆脱他。在路上，他想出了个办法：我们先到乌利文洋行停一停，装作买东西，打发张文治口去。
乌利文洋行开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一入口的地方，是外国人开的出售钟表、相机的铺子。我们到了乌利文，我和庄士敦进了铺子。我看了一样又一样的商品，最后挑了一只法国金怀表，蘑菇了一阵，可是张文治一直等在外面，没有离开的意思。到了这时，庄士敦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对张文治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便把他甩在一边。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土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谁知他这一去就古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的功夫，陈宝琛和郑孝胥相继到了。
郑孝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壬子初三日。韬庵（陈宝琛）、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
争皇室事，李念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于涉
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
曰：“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余语韬庵曰：“事急矣！”
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韬庵之马车，曰：“已往
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
（溥仪）及韬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
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
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
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
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
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
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转南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送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韬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
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
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
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关于庄士敦，郑孝胥在日记里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原因是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带着忿懑到日本使馆去了。我在日本使馆里和这位一去不回的庄师傅相见时，很觉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没再细问——既然我保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再去知道了。后来我才弄明白，引起他忿懑的，并非像他那天和我解释的“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面子，更不像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所说，只有日本公使馆才愿意给我以有效保护（也许英国公使馆有这个看法——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而他在这次争夺战中成了败北者，才是使他忿懑的根本原因。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诗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臀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拆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问一秃翁①。
①见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后来藏了一幅画：在角楼的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并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住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的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住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内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公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这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一场争夺战中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
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
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
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
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
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
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
近，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
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
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
我的前半生……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惟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芝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还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也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到了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于连楼梯底下都有人愿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满族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客。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下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芳泽公使亲自去找了段执政，婉容和文绣才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来到了我的身边。
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住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
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做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陆军中将曲同丰，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再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口去，说北府现在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还说段和张都向他们做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什么保证都靠不住。我拒绝了他们。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我父亲一面劝我，又一面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里的弟妹们也都跑到西什库教堂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起来了。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蒙古工公好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文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王公大臣们的腰板也硬起来了，拒绝出席“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方面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方面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参加，并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从宫里弄出十几箱东西运到了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的有理，有骨气。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
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嚎，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嚎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嚎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诗曰：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
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急梦
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①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
①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
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徐生惟一息，叩枕徒
哀鸣。
过了旧历元旦，眼看我的生日又要到了，而且是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寿，不料主人偏要凑趣，硬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上铺上了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缨大帽。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下面就是当时的礼单：
一班 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
二班 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
三班 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
四班 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志琦领衔；
五班 前清遗臣，郭曾炘领衔；
六班 外宾，庄士敦领衔。
那天我穿的是蓝花丝葛长袍，黑缎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们也是这种装束。除了这点以外，仪节上就和在宫里的区别不大了。明黄色、辫子、三跪九叩交织成的气氛，使我不禁伤感万分，愁肠百结。仪式完毕之后，在某种冲动之下，我在院子里对这五六百人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这个演说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刊载过，并不全对，但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余今年二十岁，年纪甚轻，不足言寿，况现在被难之时，寄人篱下，
更有何心做寿，但你们远道而来，余深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见，更愿乘
此机会，与尔等一谈。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
冒此危险。平日深居大内，无异囚犯，诸多不能自由，尤非余所乐为。余
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
牵掣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
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优待条件系双方所
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此次冯玉祥派兵入
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余之不愿
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中实感不快。即为民
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官，
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
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官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
辱，一言难尽。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
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
古物平？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国，未必如此苛刻。
在彼一方面，言丁巴复辟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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