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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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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
奋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
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
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
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
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札。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
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
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
管区，加派警察保护。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刻，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
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
在这个仪程之外，还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预先做的，即纳采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前总统徐世昌送了贺礼二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等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国官方人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分来的，但毕竟是外国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由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这个谢词如下：
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
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的健康，万事如意。
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当头上蒙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红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的什么模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渡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我回到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我想的只是：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我的前半生……七 内部冲突
七 内部冲突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觉得离奇，因而惊恐不安。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当天回奏，下午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连金顶黄轿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答打他们，撤换他们。王公大臣们的神经最受不了的，是我一会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王公大臣们被我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问题，有些工公大臣考虑得比我还早，这本来是他们给我请外国师傅的动机之一。我结婚后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折、条陈，都提到过这个主张。但到我亲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同情的，还是根本反对的，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绝望的，还是仍不死心的，都舍不得这个优待条件。尽管优待条件中规定的“四百万岁费”变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是还有“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条。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住这个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的人也还可以保留饭碗和既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永远保留下去。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的只是新的当局会不会加害于我，而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的问题。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可以维持，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如果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想办法，是不是来得及？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上煤山。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们说起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他们说。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赶紧忙着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们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人好奇心理的发展，我一天比一天不满意我的环境，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们的因循守旧。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坚持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即使是王公大臣早得到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艺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绍英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的话，“嗻”了一声，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艺，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有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我从报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有了二十来种报纸，已经够他们受的了。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十有九件确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早已弄得他们手忙脚乱，现在又要添上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维持现状派，只要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受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我想起他的辫子比我剪得早，电话先安上了，不让我买汽车而他却买了，我心里很不满意。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问了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觉得他们越发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从我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劝阻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刺激了我的胃口，我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忿，便促成了我下决心出洋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高峰。
这件事和安电话就不同了，王公大臣们死也不肯让步。最后连最同情我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给我在天津英租界准备一所房子，以供万一必要时去安身。我因为公开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庄士敦帮忙。在上节我已说过，他认为时机不相宜，不同意我这时候行动。于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我这时有了一个忠心愿意协助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我和溥杰，当时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要相似。他也是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国都可以得到满足。他的环境和我的比起来，也像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比例一样，不过只小了一号。下面是他的自传的一段摘录：
到二十岁离开为止，我的家庭一直是一个拥有房屋数百间、花园一大
座、仆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
穿戴清朝袍褂，带着护卫、听差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来无白
丁，不是清朝遗老就是民国新贵……
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
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
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
吃鱼怕卡嗓子，不给……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
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老师
开始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除非“定于一”才有救，
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
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
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
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
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锺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睢⒍洳热说恼婕＃兴韭砉獾摹蹲手瓮返脑澹刑仆跷娜宋铮温碓逗拖墨曇约奥眵氲热嘶摹冻そ蚶锿肌罚旁穸说摹肚迕魃虾油肌罚褂醒至⒈尽⑺位兆诘热说淖髌贰９虐媸榧矫妫骞髡讶实畹娜克伟婷靼媸榈恼浔荆急晃颐堑猎俗吡恕Ｔ顺龅淖苁笤加幸磺Ф嗉志碜只俣嘀止抑岷筒嵋常僦稚舷碌乃伟媸椤Ｃ窆晡页龉螅扒迨疑坪笪被帷痹诘悴樨骨旃氖焙颍⑾至恕吧弯呓艿ァ保队」迹渲兴瞪弯呓艿亩鳌敖允袅绽琶丶蜗妇罚炻皇槟克兀嗨眨衿渚蠖家圃斯狻保馐且坏悴淮淼摹Ｕ馀饕频教旖颍罄绰袅思甘Ｎ甭闪⒑螅毡竟囟文奔园仓庇职颜庑┱淦啡吭说搅硕保毡就督岛螅筒恢挛牧恕�
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术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办法了，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更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庄师傅给我出这个主意已是民国十二年的二月了。九个月前他曾反对我出洋，认为时机不好，现在他何以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如何商量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结果一切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脚踏上英国的土地，进入英国学校的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了。紫禁城里的情形是这样，我身边有一群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各宫门的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还有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巡逻守卫。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身边和宫门太监，只要这几关打通，问题就不大了。我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打通太监的办法，也不过是花点钱而已。拿到钱的太监欢天喜地地谢了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谁知在预定时间前一小时，不知是哪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功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
“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倒好像是他，我忍不住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心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走了我的“同谋犯”。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追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又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常常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他说，“郑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紫禁城外祖业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我那时万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
我的前半生……八 遣散太监
八 遣散太监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我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也各不同，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采用办理抵押、标卖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一种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则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物。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官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官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世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的玩物。这种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外形好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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