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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 心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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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一个层次。
这就是孔夫子说过的“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能让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呢？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们心灵的声音。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过得很不开心，觉得自己有抑郁症的前兆，就去看心理医生。
他跟医生讲，我每天特别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一回到家里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自己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越到晚上，我的心里面会越恐惧，越压抑，所以常常整夜失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一进入工作状态，我的症状就消失了。长此以往，我很害怕会得上抑郁症。
这个医生认真听完他的倾诉后，给了他一个建议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的演出？等看上一段时间后，我们再聊一聊，看你这种抑郁症前兆是不是有所缓解，然后我们再来商量方案。
听完医生的话，这个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医生的时候，已经是满面泪水。他艰难地对医生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
这好像是一个寓言，但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欢欣地表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这就是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惶失措的根源所在。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做着过冬准备。
第一只田鼠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搬进洞里。
第二只田鼠卖力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稻草、棉絮拖进洞里。
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
那两个伙伴一边忙活，一边指责第三只田鼠说，你这么懒惰，也不为过冬做准备，看你到了冬天怎么办！
这只田鼠也不辩解。
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躲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洞里面，看着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每天无所事事。渐渐地，大家觉得非常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些时光。
在这个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另两只田鼠讲故事。比如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它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看到他在做什么什么；又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它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什么；它说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曾经听到鸟儿在唱一种歌谣……
它的那两个伙伴这才知道，这只田鼠当时是在为大家储备过冬的阳光。
理想之道（3）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开冻、万物欣欣向荣的时节，安排一个洗涤自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个仪式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的意义，但是它却能给内心一个安顿。这种安顿需要我们与天地合一，去敏锐地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是特别奢侈了。在现代化的今天，反季节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当生活的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四季走过的痕迹，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什么四季分明，什么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已经激不起什么反响。我们不会像曾皙那样敏感，想到在暮春时节，让自己去受一次心灵的陶冶，从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坚定地放飞出去。
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的内心愿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它却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论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老师告诉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士”的最高标准。
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低一些的标准啊？
孔子回答他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你能够从身边做起，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这种爱的力量去得到周边人的认可，不辱祖先，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说话信用诚实，行为坚定果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不过，也可以勉强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大家看到这里以后一定会瞠目结舌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啊？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答应别人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也一定给你做到，就是能够实践自己诺言的人只能勉强算作第三等的士。可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六个字，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子贡可能也觉得这三个标准太高了，于是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现在这些当政的人怎么样？他们算得上“士”吗？
结果他的老师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些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上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
其实，“士”的这三个标准，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能够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的质量描述。
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这很自然会让我们想起战国时候赵国的蔺相如。大家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会注意到“完璧归赵”这个故事。
当年赵王得到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设法夺过来。于是他派使者告诉赵王说，我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这块璧。赵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国，这块璧一旦拿到秦国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蔺相如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豁出命来也不会让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
等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就随随便便在偏殿相见，并让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传看这无价之宝。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是很难的事情。于是他就跟秦王说，大王，这块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指给你看。等秦王把这块璧还到他手里，蔺相如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是对宝玉、也是对赵国的不尊重。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十五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像我们一样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块玉给你。不然的话，我的头和这块玉现在就同时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
蔺相如知道秦王不会履行诺言，所以连夜让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则留下来，最后跟秦王做一个交待。他对秦王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现在完璧已经归赵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惶？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一种权势，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就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在《论语》中，一切高远的理想，都建立在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理想之道（4）
有一次孔子说想搬到九夷、也就是东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住。
有的劝他说：“陋，如之何？”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怎么好住呢？
孔子却淡淡地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是君子有天下使命，不管这个地方是奢华的还是简陋的，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外在环境而已；第二个角度，就是君子的内心有一种恒定的能量，他可以使得周边熠熠生辉，繁华似锦，他自己生命里面的气场可以去改变一个简陋的地方。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的《陋室铭》大家都熟悉，在这样短短一篇铭里面，他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他说，我们居住的这种物质环境可能无法改变，也无须苛求，你周边来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环境，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果你和朋友之间谈论的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大家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居住条件的简陋就一点都不重要了。
所以，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
其实我们真正读懂了《侍坐篇》，看到了“吾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在“莫（暮）春”时节“咏而归”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
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
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鼓励，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隙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那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论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人生之道（1）
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六个阶段，他的这种人生轨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仍有许多启迪意义。关键要看我们如何汲取这种智慧，来使自己的人生更富有效率和价值。
古往今来，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
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含蓄，但是其中又包含着多少沧桑？
大家知道，著名的天下第一长联上联一开始就说：“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下联的对句呢，是“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孙髯《题昆明大观楼》）。
哲人眼中滚滚奔流的河水、江水，它不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其中流淌的还有挽不回、留不住的光阴。
杜甫说，“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人生有限，自然永恒，这种强烈的反差，足以带给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让你怆然泣下。
难怪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发出那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在这天地幽幽，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渺小的、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需要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当然，这种规划是艰难的，因为规划本身已经意味着舍弃了很多。
就在孔夫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对自己，同时给他的学生，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描述了这样的一种人生轨迹：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论语·为政》）
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个坐标上，有几个重要阶段被特别地强调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个人生坐标，看它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也就把这段生命镌刻成了一个样子，它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
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理想，但是这一切要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对学生的一种要求。
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说自己不是生下来就了解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对古代文化、对古人所经历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学习而已。
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社会，那么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呢？
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识。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导致思维改变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比如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十五向学”了，很多比五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不少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到小数点后很多很多位；有的孩子能够背长长的古诗，成为在客人面前表演的节目。但是这些对他这一生真的有用吗？今天的向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还有多少能够学以致用？
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最大的苦恼是信息太多，我们最大的难题是选择的难题，因此就更需要有选择、有规划地进行学习。
“过犹不及”，这是孔子的观点。再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一定要一边学，一边想，一边应用。他所提倡的是这样一种从容地把有限的知识放大到极限的学习方式。
我们现在的学院式教育有一个规范长度，但宽度却可以改变。也许孔子提倡的这样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
经过这样的学习、历练，我们逐渐地提升自己、有所感悟，这样就走到了三十岁。
“三十而立”，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几乎每个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扪心自问：我“立”起来了吗？
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只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在这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都市里，还被称作“男孩”“女孩”，那么怎样判断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立”起来了呢？对于“立”字，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呢？
大家知道，黑格尔提出了“正反和”三段论。人最早接受的教育一般都是正的，比如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他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温情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生活中是没有忧伤的。其实这就是正的结果。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强烈的逆反心理，二十多岁刚刚步入社会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尽人意，觉得成人世界欺骗了自己，觉得生活中满是丑陋、猥琐、卑鄙和欺诈。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那么走到三十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来岁时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也不像二十多岁时觉得一片惨淡。
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生之道（2）
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中国文化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
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一切为我所用的融合境界呢？
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注我”。
前一种方式需要皓首穷经，等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才可以去给经典作注解。
而后一种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学习。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学习的目的是以经典所传达的精神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三十岁这个年纪，是一个建立心灵自信的年纪。这种自信不是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是形成一种融合与相互提升。这就像泰山上的一副对联，叫作“海到尽头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它讲的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以苍天为岸，对自己是一种拓展；人登上山峦的顶峰，并不是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说我站在山顶，高山提升了我的高度。
其实这就是六经注我的一种境界。
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之所以不愿意提及神、鬼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着眼于现实的表现。
比如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就是说，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
子路不甘心，说：“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孔子的这个态度对我们今天仍很有启发，在学习的时候，先要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掌握，先不要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者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
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
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
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在严冬时节“独钓寒江雪”，完全是为了垂钓而垂钓；晋代名士王徽之在雪夜乘小舟去访问朋友戴逵，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就转身走了。为什么？他因为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到了朋友门前，兴尽而返。这就是“雪夜访戴”的故事。这些古人，都忠于自己的心灵，心灵的指向决定着行为的方向。
从三十到四十，人们就从“而立”之年步入了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这应当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
但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做到不惑吗？在现代社会，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上已经成为骨干、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关于“惑”这个概念，《论语》中有过多次阐述。人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内心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
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所需要的东西，比如经验，财富，情感，名誉，等等。但是，物质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惑。
三十岁以后，就要开始学着用减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结果到最后发现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反而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物质的东西奴役了。
而学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拒绝了，不想挣的钱不要了。当敢于舍弃、知道如何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
那么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那个最合适的“度”。但现在往往被大家理解为平庸和圆滑，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
其实，对于一种行事方法的判断，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什么是合适的方法，而合适往往不是走到极端的。“四书”里面有《中庸》这本书，《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它的特点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在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厉过；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淡定而从容。而当走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人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再过十年，等到五十岁的时候，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是指的什么呢？是人们常说的“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吗？是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皇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于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不怨天，不尤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但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做到吗？一个人不去抱怨，就意味着他硬生生地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不再向他人推卸的同时就意味着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这多么难啊！
那么孔子为什么可以做到呢？就是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
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地蜚短流长，而君子则更看重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种对大道的信仰和追求，这个大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人生之道（3）
知命，知礼，知言，这三个境界在人生中的顺序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交谈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他人；但是知言还不够，还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还需要你懂得礼仪，能够充分尊重他人。多一分尊重，就会少一分抱怨。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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