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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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推举谢应祥”立刻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原委，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行贿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所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苟且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稳重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负责文官选拔的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对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县令，魏还应算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想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干了以后魏公公那里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帝面前念小话，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幼冲，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帝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前年的十月，明朝的第82届状元、翰林院编修文震孟上疏，不指名地纠弹魏忠贤。疏文里曾说皇帝诸事不理，上朝“犹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个傀儡戏班子入宫，为天启帝演了一场，把天启帝看得手舞足蹈。戏毕，魏忠贤就说：“万岁爷，这就是傀儡登场呀！”天启帝这才回过味来，气晕了，下诏把文震孟廷杖八十。
　　经过魏忠贤一忽悠，天启帝越发觉得东林党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也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开了口水仗。
　　天启帝又感到头疼了，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院、部，叫廷臣们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断定陈九畴瞎掰，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何干？魏、夏两人都是品德高于山、清如水的君子，陈九畴造谣也不选个贴边儿的对象！
　　部、院的意见，倒还实事求是，并没有掺杂什么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诬告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帝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先入之见，下面越是实事求是，做皇上的越是疑心你们结党营私。从正常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抵不上小人在耳边的几句悄悄话。一般当领导的，越低能，就越有这个毛病。
　　领导为什么愿意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视肱股大臣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能臣、直臣为乐趣？这可真是千年谜团。这样的领导，说起来比例不多，但我们到处都能看见。其实他们和天启帝一样，是心智发育类似儿童的一类。
　　他们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毁坏玩具是一个类型。
　　好好的东西就要毁坏，你能怎么着？我的东西，我有权！
　　十月十三，天启又开始砸玩具了，对院、部的调查报告发了中旨。他痛斥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推”，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他还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一顿重重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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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拔除东林党两大桥头堡（5）
这顿乱砸，把阉党的陈九畴也捎上了。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让他起复的。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头头（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头头（员外郎），都占据的是组织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永远撵开了。
　　天启帝的中旨，还责备了院、部（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帝不留情面，也不经内阁票拟，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组织部长，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高官。一件不相干的事，就一日免去两大臣，自大明建国以来也是罕见。
　　内阁的韩獷、朱国祯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帝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帝在谕旨里，数次提到“植党”字样，显然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皇上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经形成，他却丝毫不感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在我面前唯唯诺诺的人，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事情就这么简单。小人不谄笑，他靠什么本事固宠？君子有才干，他怎么肯低三下四地献媚？于是，在低能的领导眼里，就有了亲和疏的分别。
　　领导的这种素质，有文化上的遗传，根治不了，就是诸葛亮也管不住！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设计师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伙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账的日子也就到了！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1）
阉党到目前为止，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不过名声还不怎么样。阉党的首领终究是个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不免鬼鬼祟祟。如今，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了，扬眉吐气地喊一声“有奶就是娘”了。
　　但是，吾土吾民，干什么事儿还是习惯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比如“黑猫”这名字不好听，若叫成了“非白之猫”，也就多少理直气壮一点。
　　名不正，则言不顺。阉党谋士在欢喜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碰头，凑了一篇特谕草稿出来，要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给东林党扣一顶黑帽子。
　　——舆论工作要是不做好，咱们就是胜了也还是鬼鬼祟祟。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帝。
　　天启帝对东林党正憋着劲儿，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党人士“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近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援而后快！罔上之心，却使人尽缄口，然后满足其无边之欲矣！”
　　这一通连珠炮，把东林党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什么叫“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送给你们。
　　谁是千古罪人？谁是坦荡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谁能保证皇帝说的都是真理？
　　——不用保证，无须逻辑。有了最高权力，逻辑还有什么用？
　　这道特谕对东林党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今元凶已放（放逐），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如果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那我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的？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脑袋了，顶风上了一疏，为赵南星、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么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事深可虑矣！
　　他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帝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千人诺诺，一士谔谔。
　　到了人人不敢说话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今人有评论说，东林党此次不再力争，是因为丧失了以往的勇气。其实不然，这次他们倒是好像经过协调一样，不再做无谓的牺牲。这个“皇帝宣言”之后紧跟着要来的是什么，他们有预感。
　　但是，这个沉默来得太晚了。在当初还可以与阉党较量一番时，如果东林党保持如此的沉默，对魏忠贤来说，就是“可怕的寂静”，他必会因胆虚而缩手缩脚。两边相持几年，魏忠贤的“好运”也就到头了，东林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而一旦杨涟爆发，东林党全体就应一起跟上，万炮齐发，即使像嘉靖年间“左顺门事件”百人集体被杖也在所不辞。无论天启帝，还是魏忠贤，都没有能顶得住这种阵势的心理素质，他们必然会退让，最后由亲东林党的第三势力出来转圜，达到新的平衡。捱个几年，魏也就完蛋了。
　　可惜，东林党跟魏忠贤的斗法，多没有章法，单打独斗。人家那边一反击，当枢要的东林党大臣就挂冠而去，撤出阵地。
　　一战如此，再战如此，魏忠贤也就把东林党看扁了——“技止此耳”！
　　东林党的策略虽有误，但气节始终不减，在沉默中仍以行动来抵制天启帝的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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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2）
赵、高两位大员去后，两部院分别奏报，拟以副职陈于廷、杨涟为代理主官。天启帝一看：这哪儿成，又是两个东林党！赶跑还来不及呢，岂能让你们继续占茅坑！于是将奏疏压下不发，令各衙门会推。
　　会推由吏部副职陈于廷主持，按资历推上了乔允升等数人候选。天启帝觉得这批人名字不大熟，一问魏忠贤，还是东林党！
　　皇帝终于发火了，下旨严责，不问青红皂白，再次对东林党施以打击。他认为，此次会推，推上来的还是赵南星拟用的私人，这显然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
　　天启帝的火发得不小，直呼陈于廷等三人为“三凶”，特别咬定了杨涟、左光斗为幕后主使，圣旨里连“怙恶不悛”“巨猾老奸”“冥顽无耻”这样的咒骂之词都用上了。
　　天启帝跟东林党彻底掰了脸是肯定的，这样严厉的圣旨，没他的批准是发不下来的。但是其中具体用语如此咬牙切齿，似又是阉党谋士直接执笔。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什么叫“怙恶不悛”？就是近世曾流行一时的“死不悔改”之意。
　　古往今来，想要整人，连帽子都很相似。
　　天启帝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皇家的事，你为他呕心沥血了也没用。他看重的不是你的忠诚，而是你有没有用。
　　想不到东林党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獷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党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帝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帝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在古代，小人就懂得——所有的勾当，都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即便是抢人家东西，也要抢得名正言顺！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现代意义的“民主原则”，但“改革”这个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帝的账。一天也不等，他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帝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该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以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天启帝原也猜测韩獷可能会摔耙子，但没想到老家伙竟然敢嘻笑怒骂。于是下诏：要走你就走吧。
　　大明惯例，首辅辞官，皇帝要给予一系列的恩赏，加官荫子的一大串。但天启帝也耍开了牛脾气，除了可以乘坐驿车之外，啥也不给了。
　　中国的管理问题，没有啥别的问题，就一个：魏征之才常有，唐太宗不常有。摊上天启帝这样的领导，你就是把古今谋略书翻烂了也没用。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3）
韩獷柄政仅仅四个月，就这么一甩袖子走了。回家后不久，他又被削籍，公职待遇全被剥夺。
　　魏忠贤终于报了当初一箭之仇。
　　至此，他还不肯罢手，对内阁最后的一个异己、老好人朱国桢也不放过。本来内阁票拟，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人，天启帝在魏忠贤鼓动下，却下令分权，目的就是逼朱国桢，但就这样朱国桢也不在乎。
　　不在乎也不行，顾秉谦、魏广微又唆使人弹劾他。
　　朱国桢这才知道，不能再恋栈了，得赶紧走。他连辞三回，终于允了。因为他确实不是东林党的人，又走得及时，所以什么恩赏都捞到了。他走后，魏忠贤对他有个评价：“这老头儿也是个邪人，但没做什么恶事，所以给他优待。”（《先拨志始》）
　　内阁里原来还有一个亲东林党的何宗彦，已于年初病逝。这样，顾秉谦就自然替补为首辅。
　　此时是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十一月初，从六月初杨涟上疏起，双方酣战五个月，至此尘埃落定。外廷中，当路要津的东林党大臣一扫而空，一场不动刀兵的政变已告完成，魏忠贤的权势，已经从内廷伸展到外廷，牢牢控制了阁权。
　　连政府也姓魏啦。
　　大明朝的政治中枢，阉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正人去国（离京）纷纷若振槁”。
　　天地惨变，大地萧索。但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宵小奸佞欢欣雀跃。
　　可是，就在此时，阉党的一场危机突然降临。这天，魏广微失魂落魄地跑到魏忠贤的私宅，密报：“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山海关兵数万，正驰往京师，声言要清君侧。孙阁老一到，公公，您可就立成齑粉啦！”（《三朝野记》）
　　啊？魏忠贤心一沉，脸都变白了。
　　风从何来？祸起何端？
　　这就要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孙承宗了。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就乐谈兵事，多智谋。在边境一带教书时，曾“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凡奇才在年轻时必有异行。他和边塞上的豪杰、将士谈得高兴了，千金裘、五花马都拿来换酒喝了，大有太白之风！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这位雄才大略的读书郎中了进士，任翰林院的编修。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也就是当了天启皇帝的老师。
　　孙承宗为人清正，敢于任事，讲课的效果也极佳，天启帝对他极尊重。皇上每次听完讲，总要感叹：“开窍了，开窍了！”（《明史》）
　　天启帝即位不久，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辽东形势危若累卵。孙承宗因以文臣而知兵，遂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阁臣之一。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兵备弊端，深为天启帝嘉许。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视察，力排众议，支持袁崇焕主张的坚守宁远、积极防御的意见，反对退守山海关。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守住了宁远，也就是扼住了辽西的咽喉，能确保身后二百里外的山海关无虞。
　　此后，经过数年的经营，辽东终建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宁（远）锦（州）防线，后金骑兵撞破了脑袋也不得逾越。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均望宁远而叹息止步。这个决策，不仅保住了天启朝的平安，就是崇祯一朝也得益颇多。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八月，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明史》）随后“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此外又修筑关城，安置大炮，辽东明军实力由此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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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4）
宁远城修筑竣工后，孙承宗调袁崇焕镇守，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就是说，明末威名赫赫的袁崇焕，此时还不过只是孙大帅的一员爱将。当时关外一派晏然，逃亡百姓纷纷回归，宁远一带“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随着宁远防卫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也在不断扩张。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三朝野记》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万历末年的辽事大坏，变成了天启年间的辽事大好！
　　天启帝有福，终其一朝几乎不闻边警，就因用对了一个人！
　　魏忠贤当然知道孙阁老既有才，又有背景，所以颇为敬畏，曾数次想把孙大帅收归自己名下，但孙承宗为人既正直，又在天启帝心目中极有分量，所以根本不睬魏公公的那一套。
　　孙承宗是个文武两手都很硬的人，于“文斗”方面的谋略，也在很多东林党人之上。天启帝对他，唯有崇拜的份儿，几乎言听计从。若不是他常年督师在外，魏忠贤怕也翻不起这么大的浪来。
　　由于他常年在辽东，所以两派都将他视为化外之人。在内阁争权时，谁都没把他算一个。
　　可是孙阁老却没有忽略朝中的斗争。眼看正直之士一个个被清除，大明的天已经塌了大半，他坐不住了，决心以自己的威望，全力一击，把这个混蛋魏忠贤打下去。
　　孙承宗的这一想法，有很大的可行性。可惜动这个念头动得太晚了，此时朝中已无一个正直之臣能在高位上予以应援了。
　　他如果提前半年下这个决心，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
　　如今，东林党人的喉咙全被扼住，能够跃起一搏并且可能有效的，只有他自己了。
　　他早看清楚，东林党人的攻击手法太陈腐，只知道上疏弹劾魏忠贤，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所有的奏疏在第一时间都会落到阉党手里！结局如何！完全是任人宰割。
　　所以他考虑：根本不能露一丝痕迹，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面见皇上。他相信以自己的威望和谋略，肯定能说动皇上，起码是疏远这个乱了朝纲的大太监。
　　但要做到这点，现在也很不容易了。天启帝已被阉党铁桶般围住，像自己这样一个与阉党不合流的人，如何能够毫无阻碍地靠近皇上？
　　这个机会，他想，就在十一月中旬皇上的生日。假如以贺寿为名，面陈朝政，那是最好不过的。
　　并且这个图谋，决不能让阉党察觉一丝一毫！
　　于是，他在十一月初巡防来到蓟镇，这地方离京师只有几十里。他含含糊糊地写了一份奏疏，派人送进宫，只说是：三年未睹天颜，如今巡防到此，离京仅有数十里，很想在皇上万寿之日，跟大家一起看看您！
　　他还报请了日程计划，即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早朝面君，十四日随内阁大臣贺寿，然后另择日向皇上面奏军机，之后再和有关衙门会商一下军事。
　　他怕阉党起疑，还特别在奏疏里说：如今朝中事体纷纭，他本不该冒昧入京，但边防有未决之事需要请示，陛见之后，当速出国门，以免猜疑（见《明熹宗实录》）。
　　话说得滴水不漏。
　　但可能正是这“不漏”，引起了魏忠贤的怀疑。魏忠贤此时的韬略，已不是三四年前那个不要命胡来的水平了。他在想：这孙阁老，是有什么企图吧？
　　他的爪牙因为没有权力幻觉，也就看得更明白：哪能放孙阁老进京？魏公公别是糊涂了。公公固然霸道，但那脑袋瓜还斗不过孙阁老吧？
　　可是这话不能明说，于是大家会意，就到处放谣言，说孙阁老此次来，肯定有异动！
　　魏广微就是造谣者之一。他说，孙阁老和兵部侍郎李邦华早就串通好，此次拥兵入京，将有大举（什么大举？要您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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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5）
魏忠贤一听说“清君侧”，有如遭受电击，一下就明白了：孙承宗来，毫无疑问就是干这事的！
　　这可怎么办？
　　在这个世界上，他老魏可以说谁都不怕，唯独就怕这个孙大帅。
　　——天启帝再糊涂，到此时也没把军权交给阉党一系的人。这说明，这个半傻的皇帝，还具备起码的君主素质：即便对最亲近的人，也留了一手。
　　魏忠贤知道大祸要临头了，要是过不去这道坎，前面的什么都等于白干了。他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招可行——
　　只有激怒皇帝，孙阁老才进不来。
　　他顾不得夜已深，急忙赶去奏报皇上。天启帝已经归寝，魏忠贤硬把天启帝叫醒，汇报时还不忘把谣言修正了一下，使之更具有可信度：“孙承宗率甲兵五千，离山海关向京师进发，内外合谋，欲清君侧！”
　　“唔？”天启帝一听，吃了一惊：孙阁老能干这事？
　　清君侧？如何清？难道要拥兵把我废掉？
　　天启帝心里升起一股寒意，从龙床上蹦下来，绕着床踱步。越想，越怕，心慌意乱之下，竟倒退着走起来。
　　魏忠贤见天启帝不仅没激怒，看样子好像被吓傻了。他顿时崩溃，也跟着皇帝绕着御床走，捶胸大哭：“万岁爷若放孙阁老进来，老奴活不成了！”
　　天启帝脑筋转了几个弯儿，以他对孙承宗的了解，兵变绝无可能。大帅想回来一趟，也不过就是回来，倒是魏公公给吓成这样，实在太可怜。
　　天启帝一念不忍，就发了话：拟旨，让孙阁老不要来了。
　　天启帝根本不信孙承宗能造反，所以他相信一纸上谕，就能把孙阁老给挡住。
　　那边顾秉谦早有准备，一道严旨已经拟好，命孙承宗“马首速转向东，急还山海，待犁庭扫穴、失土尽复之日，再回京。”
　　天启帝听了内容，点了头。阉党诸人犹如热锅上蚂蚁，一刻也等不得，半夜三更打开大明门，宣兵部尚书入内，令他速发三彪飞骑，携旨分路拦截孙承宗。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北京城里，诸阉夜不能寐。尽管谣言是他们自己造的，但孙承宗近在咫尺这是真的，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等天明后的情况反馈。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帝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帝还是没有理睬。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6）
后来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藉。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