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中，沈潅走以后，魏忠贤由于已经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觉得很不适应。内阁没了耳目，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进去。
　　老天也真是帮助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大佬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獷、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大佬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对天启帝来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帝办事是不经脑子的，魏爱卿说行，就行呗。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廷推”，就是大臣们讨论一个候选名单，皇帝从中挑选。这是明朝的民主集中制，介于“会推”和“简任”之间。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民主，按次序从排名在前的人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帝忽悠。
　　天启帝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而且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十八，任命书下来了：是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2）
这嬉皮士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作恶”的东林党人朱国祯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帝没理他。祖制又怎样，你能让老祖宗他老人家从南京孝陵里爬起来吗？
　　不能。那么我就说了算！叶阁老，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大明的国号还是大明，可是很多东西都已经演变完了。祖制，那不就是一些印刷品吗？
　　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连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把傻子摆在那种高位上，也会聪明三分。
　　把楔子打进内阁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帝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军队。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个）率领45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帝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但天启帝对此也是不予理睬。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气焰已高到了一定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立即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了进来。
　　天启帝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帝，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帝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帝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帝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帝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掌控之中。
　　魏忠贤受天启帝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帝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帝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帝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帝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3）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帝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帝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璟走后，内阁补进来的是两个混蛋，叶阁老孤掌难鸣，不禁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璟刚走的时候，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皇帝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璟。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璟就绝无回京的可能。唇亡齿寒啊，一向温吞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是当时内阁还有韩獷，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惮众正盈朝，伺隙动”（《罪惟录》）。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我早晚也要收拾掉！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1）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高层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帝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依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爷子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老爷子：“东林将害翁！”（《明史》）
　　魏忠贤做贼胆虚，知道东林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獷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恃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想要反击，强弱早已易位，胜负也很难料。
　　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四年，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组织部门的监察组总头头，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干部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乡好友阮大铖。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属于东林党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他就风尘仆仆赶回了京城。
　　但是事情阴差阳错地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另外的意见。因为本年稍后一段时间，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干部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出任这个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帝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见《明史·左光斗传》和《三朝野记》）。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影响了地方行政。还有，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六月，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的事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又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帝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2）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独大之后。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　想看书来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3）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朝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大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竟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对他大为赞赏，不少人把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头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佬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帝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獷、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出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弹劾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的。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帝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作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党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帝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魏则不问。
　　　。。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4）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帝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党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帝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皇权和内阁行政权之间已出现了裂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帝这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到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掰脸。于是他马上下诏挽留，走了个君臣之间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的自辩疏的批复，也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党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
　　叶向高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移交给刑部审讯，把他弄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来，省得出麻烦。但报告上去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时，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利益纠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崇，不藉延誉，何事引为腹心？”——我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不需要再扩大美誉度，凭什么要把那小子当成心腹？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深谋远虑，感觉情况不好，便跑去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缙绅。”这是关键的底线：那小子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下场。
　　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帝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帝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1）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帝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祥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但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现在的人，不迂腐，当然不兴这个了。
　　可是现代也有现代的问题。现代人认为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比古人的档次要高得多，但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不及古人的一半。我不知道这样的便宜，究竟有多少人能占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于是水往低处流，人也不见得愿往高处奔，大家就都一齐不要脸吧。众人不要脸，总比一个人不要脸更理直气壮些。
　　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两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帝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实不能再忍。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曾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政策，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家伙！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