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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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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给大家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留守人员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天里从噩梦中醒来。由于呼吸了许多有毒气体，一些人仍在不停地咳嗽，口中吐出来的是浓浓的黑痰。炸馆之后，同志们已经失去了使馆这个依托，已经“无枝可依”，没有了相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生活和办公用品大部分被大火烧毁，甚至连笔记本、牙膏、牙刷及换洗的衣服等基本用品都没有。大家一方面要把生活安置下来，同时还必须恢复同南斯拉夫各方面联系。再说，留守人员虽然住在旅馆里，这个旅馆是西方和南斯拉夫的合资企业，但是大家感到这里并不安全。离旅馆仅几十米的地方，就是南斯拉夫能源供应总公司，它肯定已被列为北约的轰炸目标。美国和北约既然敢于轰炸使馆，轰炸总统府，轰炸宾馆，贝尔格莱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身居战地，已无安全可言。留下，生死未卜；回国，则意味着安全。这也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抉择”。但是，祖国的需要就是命令。这七个人留下来，无怨无悔，留下来，坚守阵地，留下来，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我馆随员张存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天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使馆遭轰炸后，工作环境变得更加险恶，我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原本不想留下。但想到这里还有许多华人，他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使馆帮助，所以我决定听从组织决定留下来。”
张存良是陕西人，现任使馆随员，负责领事工作，平时与华人打交道特别多，与当地华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北约轰炸的这50天来，华人每天给他的手机打电话，询问使馆撤不撤。尽管电话打扰，晚上睡不好觉，说话太多，嗓子嘶哑，但张存良还是耐心地回答每一个提问。许多人打电话发现张存良还在，使馆还在，就放心了。华人在使馆被炸后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爱国热情，不少人送来馆员急需的物品。张存良之所以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放心不下这里的中国同胞。张存良说，他现在晚上根本不敢睡觉，房间里似乎硝烟味总是无法散去，死去同胞的惨状一直在眼前挥之不去。那天事件突发时还非常镇定，但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恐怕这种感觉这几天都缓不过来。他说外交部来人之前已经决定让他留下来，并做了他在国内家属的工作。他的家乡陕西省电视台还报道了他在南斯拉夫的情况，说他是三秦大地的好儿子。张存良说他从不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他嘱咐家人也不要接受采访。他的父母盼着儿子早点儿回去，他们也为儿子成了新闻人物，为父母争了光而感到自豪。
赵志祥是随国内专机一起来南斯拉夫的。当记者问他，别人都回去，而他却从国内赶到这里并留下来，是怎么想的。赵志祥说，祖国的需要是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临来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会留下来。他爱人听说他去南斯拉夫，非常吃惊，也特别担心，但还是主动为他整理行装，并鼓励他说，领导让你去你还是去，要服从组织安排，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赵志祥是第一次来贝尔格莱德，当记者问他是否害怕，他说，这就像人坐上了飞机什么都不想一样，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就安下心来踏实工作。他说，送专门小组一行登上飞机时心里很不好受，一起来的那么多人都回去了，自己却留了下来，心里很不是滋味。看到使馆被炸的惨状，他心里直扑腾，并提醒自己今后要尽量小心。
随特别小组前来南斯拉夫留下未走的还有陈立。他是学塞尔维亚文的，当时是二等秘书。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把他留下是突然决定的。当通知他这一决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服从组织决定。他事后说，因为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一些必需的东西也未带来，他心爱的女儿的照片也没有带来。熟悉他的特别小组的成员得知他要留下，把自己带来的旅游鞋以及其他一些必备的东西留给他。他说，留下来也是一个机遇，和其他同志一起经受一次战斗的洗礼。
李银堂参赞这次留下来是组织上根据我的建议决定的。他是南斯拉夫专家，多年在南斯拉夫工作，熟悉这里的情况，又讲一口流利的塞尔维亚语，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他经过多年工作的历练，颇有见地、做事沉稳。对于这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处之淡然，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已经挨了一次炸，最多再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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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2）
李君留下来，是作为使馆武官处的一员。他是一名军人，有国外工作的经验。董健是留守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刚来使馆工作不久，对后勤的各项工作已经开始熟悉，这次在炸馆事件中也有突出表现。我找他谈话，决定他留下来，他二话没说，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在南斯拉夫幸存的记者全部留了下来。《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和夫人小赵也经历了这场炸馆风暴，在特别小组的专机返回祖国时，我曾特意问小赵是否愿搭专机回国，她表示要留下来，支持吕岩松的工作。其他电台、电视台以及新华社记者住在馆外，这次炸馆没有波及他们，留下继续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几乎和每一个记者聊天，都发现他们最大的心愿是立即回国，和家里人团聚，但没有一个提出来回国。有的记者说，每次重大事件的报道都要出“彩”，这次没想到，这个“彩”出在轰炸自己使馆这个事件上。
送别战友后，留守的外交官和记者们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再次遭到北约轰炸的担忧时刻笼罩在大家的心头。我心里暗想，这些人已经挨了一次炸，而我的责任是尽量不要使他们挨第二
次炸。
在当天晚上研究工作的会议上，就如何分配住处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家的住处应相对集中，便于召###议，便于互相照应。另一种意见认为，鉴于炸馆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应当分散居住。正是由于大家住得分散，这么多人才得以活下来。我听取了后一种意见，七个人分别住在不同层次，住在不同方位，好在旅馆客人不多，空房间容易找到。大家通过电话可以随时取得联系。
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不但造成人员伤亡，馆舍破坏，国旗也受到严重损毁。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5月16日晚，北约再次轰炸了南斯拉夫多处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贝尔格莱德的空袭警报至17日清晨才解除。17日上午8时，我带领坚守岗位的外交官们来到中国大使馆。虽然炸馆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十天，使馆内外仍像是经过恶战的战场，轻风吹过，仍带有刺鼻的焦煳气味，夹着爆炸过后的烟尘。
我们留守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站成一排，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大家向国旗行注目礼。鲜艳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在湛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
我曾在各种场合参加或观看过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象征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校广场上升国旗，那红旗与朝霞齐飞，青春与祖国同在；在奥运会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已经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九天之外，昭示着祖国与人民的骄傲与自豪；今天我们留守的外交官升旗，显示我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表明我们中国外交官是打不倒、压不垮的英雄汉，象征着我们的国家在海雨天风中巍然屹立。
升旗后，我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的采访。我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在使馆上空飘扬。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坚守岗位。我们纪念烈士是为了激励生者。我们今天再次升起国旗，就是要让五星红旗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这次升旗仪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吕岩松把这次升旗仪式的消息稿传回《人民日报》社，报社总编很重视，准备在头版配照片刊登。于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要吕岩松把照片发回。偏偏在那天吕岩松没带相机，没拍照片。这可把他急坏了。他急忙来找我，提出补救办法只能是再重演一遍。这时大家早已回到旅馆，都换了装，忙起工作来。把大家重新召集起来，再度换上正式服装，把已经完成的仪式再重演一遍，大家实在不愿意。但是，吕岩松虽然是记者，也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他的恳切请求实在不好拒绝。于是大家又把清晨的仪式像排戏一样再演一遍，吕岩松拍了照片。十分细心的人会发现，留守的本来是七个人，而照片上参加升旗仪式的只有六人。那是因为早晨举行完升旗仪式后，董健到机场办事，第二次重演时他没来得及赶回来。
留守人员除应付日常事务外，还要清理被炸使馆，同时寻找临时馆舍，为下一步使馆正常工作做准备。清理被炸使馆，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安全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走进被炸使馆，既要小心脚下的弹坑，残砖断瓦，又要当心天棚上断裂的钢筋及垂挂下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同时，使馆里尚有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同志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废墟里穿行。大家首先把各家冰箱里的食品全部扔掉，否则食品发霉变臭，冰箱就无法再用。接着把办公室和宿舍里的电视、电脑及冰箱集中起来，找一个妥善的地方保存。我们使馆人手不够，雇用了南斯拉夫的临时工帮助清理。会客室及仓库里，仍有一些残存的各种摆设、古董以及瓷器。大家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登记造册，放到安全地方妥为保存，并把这些尚存的贵重物品报回国内行政司
坚守岗位（3）
备案。
大家在废墟中清理残留物品，呼吸被炸使馆中尚未散尽的烟尘，走在过去多么熟悉，而今又多么陌生的地方。这里，不见昔日战友的身影，却留下他们的斑斑血迹。往事的温馨回忆，被无情的现实打碎。我和战友们仿佛背着十字架前行，身心是多么沉重啊！而寻找新的临时馆舍，绝非易事。南斯拉夫外交服务局的官员带领我们去看空闲的房舍，但是难以找到适合使馆安置下来进行工作的地方。几经周折，我们初步选定乌日策25号做临时馆舍，还选定了几处住宅。
北约的轰炸仍在继续。北约不但加大了投弹密度，又不断增加波次，白天炸，晚上也炸，军事设施要炸，民用设施也要炸。北约甚至轰炸了医院和监狱。南斯拉夫当局修复好的发电和供电设备又一次次被炸，整个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傍晚，我和战友们吃完晚饭，到外面散步。街上没有灯光，行人也很稀少，偶尔驰过的汽车，撒下瞬息即逝的暗淡灯光。没有月亮，稀疏的星辉，隐在朦胧的夜色里。凭这稀疏的星辉，依稀可辨建筑的轮廓、前面的路径。我们边走边谈论一天的时事，当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何时停炸。没走几步，空袭警报响起，我们只能返回住处。记得，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轰炸声惊醒。那轰炸声是如此逼近，好像有人敲打窗户，仿佛那炸弹就扔在旅馆的墙角下。我披衣起来，推开隔壁李银堂的房门。我们俩住在一个套间里，中间有门相通。我问他究竟炸了哪里？他也披衣起来，我们两人凭窗向外望。可是，窗子是双层有色玻璃，既隔音，也不透光，又无法打开，在窗前看了半天，只见茫茫无边的夜色，偶见远处爆炸的火光，那轰炸声，忽远忽近，经过玻璃的过滤，传了进来。这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消息。我和李银堂在窗前观看良久，不得要领。李银堂说，不管它，睡觉吧！我们又重新躺下，过了一会儿，在爆炸声中蒙眬睡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酒家吃饭。时值初夏，我们在大船上露天临水的一面就餐。那一天，天空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响起了雷声，随之也响起了轰炸声。这雷声和轰炸声交织在一起，激烈地撞击耳鼓，人们无法分清，究竟哪个是雷声，哪个是炸弹声。不一会儿，江对岸树林的树冠被齐刷刷地削去。在轰炸初期，阴雨天是不轰炸的，主要是炸弹找不准目标。而今，阴雨天照样轰炸，可能准与不准这个问题已不存在了。这炸雷，不断在脑后响起，仿佛炸弹就在脑后，使人无法平静进餐。于是，我转过身来，面对着这雷炸交加的叫板，心境就平静多了。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俗语所说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烈士在行刑前，要面对敌人的枪口。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常侧着身子前行，为着躲过背后射来的暗箭。他还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也想起先生另外的话：目前的造物主“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那天可能我已微醉，所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又到了周末，应当想办法让大家松弛一下。可是，没有电，自然没有灯，没有电视。旅馆的发电机只给走廊和卫生间供电。这样，我们约好在卫生间里玩牌。玩着玩着，他们抽起烟来，卫生间本来不大，排气系统又不运作，很快卫生间里烟气弥漫。只有我不抽烟，他们看到我的窘境，顺手递过烟来。李银堂半开玩笑说：大使，索性你也抽吧，反正在被炸的使馆楼前你已吸进不少烟尘。是的，这些烟尘在肺里排不出去，总感到呼吸不畅。回国后检查身体，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不久，咳嗽不止，去新贝尔格莱德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医生将我来查体的消息告诉了医院院长，院长立刻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这位院长同我关系不错，我曾用大使基金为医院赠送了20台电脑，为此院长举行了赠送仪式，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和他都讲了话。院长看过我肺部的X光片，立即诊断我患肺炎。此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派护士到我的住处为我打针，然后让我再到医院检查，结果阴影消失，我已痊愈。而在当时，由于北约漫天轰炸，留守人员心情压抑，炸馆之后，又为大家的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有的同志本来就抽烟，现在抽得更凶，有的本来不怎么抽烟，这时也抽起来。而我呢，感到肺部不适，对烟有些厌恶。我对李银堂及牌友们说，不行，我还是不能抽烟。我不能禁止他们抽烟，只有逃之夭夭。
当我们在北约漫天的轰炸中坚守阵地的时候，回到国内的使馆同志们组成了驻南斯拉夫使馆宣讲团，正在全国各地宣讲驻南使馆的事迹。在国内的同志们面对的是和平、安全、鲜花和掌声，而在前线留守的同志们面对的是战争、危险、困苦。这种极大的反差，对留守的个别人也产生了影响。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回国该多好，而我们还在这里受罪！当我们留守的七位同志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同志不由自主地说：你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这里的含义不言自明。我对大家说：是的，国内同志和我们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大家英勇抗击北约轰炸，没有大家团结一心，互相救助，那么他们回国又有什么可讲呢？如果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我们牺牲个人的安危，留下坚守阵地，他们还有什么可讲呢？国内演讲的同志们代表着一个整体——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代表着我们。如果二者任我选择，一个是回国宣讲，一个是留下坚守，我宁愿选择
坚守岗位（4）
后者。
我说完后，大家沉思良久，默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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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馆事件解析之一（1）
北约缘何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对此美国和北约有其说法，而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一些媒体就此登载崇论宏议，颇有见地；有的媒体不断散布奇谈怪论，欺世盗名；也有的媒体传播谎言谬论，蛊惑人心。在国内外，每逢谈及此事，人们也不断向我发问。美国和北约迄今没有公布相应文件和材料，也许此事将成为“千古之谜”。作为身罹其难者，我当然也不断“上下求索”，试图解析这“千古之谜”。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后仅半小时，在北约新闻发布会上，北约发言人谢伊极力逃避中国记者就此的提问。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北约的精确打击如何如何，似乎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当中国记者一直追到他办公室时，他还强词夺理地声称：北约的打击是合理的，随即蛮横地关上了大门。
据我驻美国记者报道，在北约新闻发布会之后，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培根的口吻和谢伊几乎一模一样，大肆吹嘘“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我们的行动经过最精心策划，我们的部队受过最优良的训
练……”此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战争造成意外是难免的”，把一桩惨剧一笔带过，然后着重强调“空袭还得扩大”。
然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稍微冷静了一点儿，也迫使他们把蛮横的态度收敛了一点儿。他们似乎刚刚意识到，他们必须为这一暴行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交代。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首先辩称，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袭击是一次“无意”中的“误炸”。飞行员原先预定的目标可能是距中国大使馆数百码外的南联盟一家电视台。可是，使馆周围根本没有电视台。离使馆最近的电视台设在离使馆二公里以外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上，该楼已于4月24日被炸。“经过最精心策划”，“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居然把五枚“世界上最好的武器”扔到两公里开外，这和美国一贯吹嘘的“精确打击”实在对不上号。于是，又修正了说法，飞行员没有错，导弹没有出毛病，问题出在最初对目标的选
择上。
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示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应，使美国和北约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寻找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5月9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我们对昨天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深表遗憾。这次轰炸是一个错误，参与这次错误打击的人认为被击中的目标是南联盟物资供应局。声明还说，北约至今在空袭中攻击了数千个目标，其精确程度和专业水平在军事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对平民生命的损伤和其他无意中造成的损失表示遗憾，但是没有风险的军事行动是不存在的。我们过去数小时内对此错误进行了联合调查，这既不是飞行员的错误，也不是机械故障，显然是错误的情报导致了对该设施的错误攻击。此外，用于选择和确定目标的程序也没有纠正这一错误。我们对程序的检查使人们相信，这是一次意外。它不会再发生了。北约将继续并加强对南联盟的空袭行动。
中情局局长进一步解释说，中情局已经确认，是一名情报分析家的误判，加上所用地图太旧造成的。他说，“选定目标的卫星图后，分析专家坐在足足有一屋子高的航拍图像中，要找出中情局头头圈定的南联盟武器采购局。很快，那几个家伙告诉我说，‘头儿，我们已经找到这些目标了，我们可以在两天内攻击这些目标。’要命的是，这些家伙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所用的航拍照片是什么时候的。”随后，中情局建议的轰炸目标逐级上报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驻欧洲美军司令部和北约。
这个联合声明发表以后，从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到华盛顿一下子统一了对外口径，他们齐声推脱说，这是“老地图”的错，是负责提供情报的中央情报局错用了多年前的“老地图”，以及过了时的航拍照片，结果造成目前选择错误。
北约发言人谢伊随后也立即改口承认，这是北约轰炸南联盟以来“犯的最尴尬的错误”，北约愿向中国表示“真诚的道歉”，并称北约的道歉是“真诚的、合理的”。
据《光明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韩显阳引用西方的材料写道：“现任美国国会议员克尔克从前是一名美国海军情报官，他是参加5月7日晚间轰炸行动的飞行员之一。克尔克说，他自己在北约轰炸前几天，曾经参观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贝尔格莱德情报站。他个人相信官方解释，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当时我了解CIA的工作，情报站的A小组主要针对米洛舍维奇开展工作，比如摸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在干什么，对他的保护情况等；而B小组都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儿，他们喜欢开上四轮驱动的吉普车，跑到科索沃去训练‘科索沃解放军’，剩下一个给大家煮咖啡的小伙子。他就是负责绘制轰炸地图的那个人，显然，这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情报站里没有人愿意干这种工作。道理很简单，费力不讨好，既枯燥乏味，又对自己的仕途没有什么好处。也许是疲倦了，也许是漫不经心，将目标标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我相信过时地图的说法。”
炸馆事件解析之一（2）
克尔克说：“那天晚上，我在‘战士之星’上。我担负的任务是向南军雷达发送干扰电磁波。这样一来，能使南联盟的通讯系统、地对空导弹和电子战设备陷入瘫痪。当我返回阿维亚诺空军基地，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发现地面人员已经守候在那里。他们开口就问我：‘你知道你的人刚才炸的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他们是NOPE（一个目标代号）。‘代号没有错，但那是中国使馆！’我说，‘哦，有时人也会出点儿小错。’可他们却说‘不，你们炸了五次。’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是完成了任务，击中了目标，要骂就骂那些负责定位目标的人去。’”
据媒体报道，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特尼特于2000年4月解除了中情局一名情报官员的职务，并对其他六名职员提出口头警告或书面申斥，其中包括一名职位较高的官员，原因是他们为美国提供了错误情报，从而导致中国使馆被炸。中情局在一份陈述中说：“我们不会放过导致此次轰炸的错误，我们应该对这次轰炸承担适当的责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说，被解除职务的是一名中级军官，是他标错了目标，导致中国使馆被炸。发言人称，情报官员在地图上原本想标注的目标是南斯拉夫的一座军火库，但错误地将目标标注在中国大使馆上。
但是，美国国内许多人对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上的说法和做法并不认同。美国国防大学前校长、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荣誉退休校长罗伯特·加德中将说：“当我们打算攻击居民区中的目标时，我想，我们有一种责任。例如，在中国大使馆事件中，将责任归咎于7年前的一张地图是极为荒谬的。”资深律师克林伊格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政治压力抛出替罪羊的做法并不明智。
白宫、五角大楼连同北约组成了调查组，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到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外交部长唐家璇和副部长杨洁篪分别与特使进行了会见和会谈。皮克林说，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就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了道歉，美方认识到再多的解释也不能弥补死伤人员及其家属所遭受的悲剧。此次，他奉克林顿总统之命，作为总统特使前来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正式调查结果。美国调查表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是一起由美国政府一些部门的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美国有关部门有三个重大失误：一是目标定位方面失误；二是数据库存在缺陷；三是审查程序未能纠正上述两次失误。在此情况下，从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的一架美国B…2轰炸机于5月7日晚11时向中国驻南使馆这一错误目标投下五枚全球定位系统制导、全天候、负重20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由于是夜间飞行，加之飞行的速度和高度，机组无法看清中国驻南使馆的国旗及其他标志，不可能知道轰炸的是中国驻南使馆。
显然，美国总统特使皮克林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第一，美国方面承认，这次攻击目标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选定的。为什么这样巧，在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的78天空袭中，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选择的惟一目标，而其余的九百多个轰炸目标都是北约或者美军欧洲司令部确定的。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攻击使馆的B…2隐形轰炸机并非从北约驻意大利空军基地起飞，而是直接从美国本土起飞，经过多次空中加油才飞临南斯拉夫上空的。
第二，即使中央情报局用了美国国家测绘局有错误的地图是真的，也不可能避开指挥系统在这之后的情况核实。按照惯例，目标提出后，五角大楼会对确定的目标反复核实。这一复查过程是从美国政府的情报资料库和情报人员中收集更多的证明材料。美国军方的一些部门，还有美国其他情报机构的代表参与这一过程。
按照美国的战略常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电子监听的一个目标。大使馆往来的电话和电报是美国“国家情报手段”的首要目标之一。我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同美国驻南联盟使馆保持交往。美国驻南联盟临时代办曾来我馆参加国庆招待会，美国使馆武官也曾来过我馆拜会任武官。因此，美国情报机构的总部关于没有注意到中国大使馆1995年迁址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第三，如果建议目标通过了上面那道核实，该项目会提交到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再通过一次复查程序。在北约总部的联合情报和联合行动部，对所建议的目标进行证实的美国情报人员用北约其他国家提供的情报再次核实。在目标批准之前，北约情报人员还要进行地面核实。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中，可能让贝尔格莱德的地面情报人员在炸前亲眼见一见这个目标，以证实确定这一目标在各方面是准确无
炸馆事件解析之一（3）
误的。
第四，如果像有关人员所说，将中国大使馆定为目标时，没有核实情报，那就完全是北约指挥部的重要人物故意破坏。根据北约的内部规定，除非布鲁塞尔得到目击证人的证据，确认有关目标的情报是正确的，否则这些人不能授权轰炸。
第五，在这次空袭南联盟的战争中，“战争之星”一共执行了150次战斗任务。其中149次任务中，战斗人员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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