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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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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是北方人，懂英文，也懂塞尔维亚文。他受北京世界贸易中心派遣，来南斯拉夫经商，他的女朋友塔玛拉来自塞尔维亚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在贝尔格莱德学习中文。她的中文讲得不错，很有中国味。我一直认为南斯拉夫人有语言天才，很多人都懂外语，有的还不只一门外语。我同一些懂中文的当地人交往时，对他们字正腔圆的中国话感到惊奇，很少有人说那种洋腔洋调的中国话，其中有人来中国学习过，有的人根本没到过中国。傅先生的公司聘请当地人帮忙，塔玛拉应聘前往，两人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他们1999年下半年结婚，婚礼在塔玛拉的家乡举行。我因事不能前往，派使馆参赞带着礼品出席。一年后，塔玛拉生了个女孩。傅先生和夫人在中国大酒家为孩子举办百日喜庆活动，我和使馆的一些人应邀出席。我在喜宴上说，傅先生和塔玛拉的千金是中南友好的结晶。中南友谊源远流长，他们的孩子一定会长命百岁，茁壮成长。我赠送给他们一个象征吉祥长寿的雕龙花盘，作为纪念。
炸馆后不久，在南斯拉夫的华人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暴行。参加游行的除旅居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外，还有从诺维萨德、苏鲍济察等外地赶来的华人。游行队伍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打着用汉语和塞语书写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横幅，从贝市闹市区走过，走过萨瓦河大桥，来到泽蒙区，来到使馆前，一路高呼口号：“声讨北约轰炸使馆的罪行”、“还我同胞”、“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游行队伍里，有随父母来贝尔格莱德的孩子，他们幼小的心灵也懂得了愤懑和不平。一路上，贝尔格莱德市民表示支持和响应，数千名当地居民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大街上的人们为他们鼓掌、助威，许多路过的汽车纷纷鸣笛以示声援。在被炸的使馆前，旅南华人举行了抗议###，胡女士代表旅南华人宣读了致北约的抗议书。抗议书上写道：“美国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对南联盟进行四十多天的狂轰滥炸，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被炸死炸伤，许多工厂、铁路、桥梁及新闻、电视台等媒体所在地大楼被毁。现在，中国驻南使馆又遭袭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我们绝不容忍北约的侵略行径，强烈要求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全体旅南华人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这一暴行极为愤慨，我们正告北约决策者，中国不是好欺侮的，中国12亿人坚决反对北约这一粗暴践踏人权的行径……”
炮火纷飞见真情（2）
抗议###结束以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在被炸使馆周围徘徊。他们记起昔日的使馆，是多么整齐，多么庄严。使馆中式特色的建筑，是泽蒙区的一道风景。他们不少人来使馆参加过国庆招待会、华人春节招待会、电影酒会。有的来使馆参加过形势吹风会，到领事部办理过各种手续……而今，残垣断壁，遍地狼藉，凄风苦雨，血泪斑斑。抚今追昔，缅怀逝者，思念生人，怎能不催人泪下，怎能不义愤填膺！
来南斯拉夫经商的胡女士的住宅离使馆不算很远。巨大的爆炸声震裂了她贮藏室里的水管，她不知这爆炸声来自何方。她急忙关闸门，修水管，排除满地积水。黎明时分，她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得知使馆被炸的消息。她木然地坐在地上，这是多么不幸的消息啊！她和她的儿子踏着黎明前的黑暗来到使馆前，面对眼前的情景，像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浑身战栗，脑子里不断地闪过一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后两天，她白天和朋友们商量举行游行示威的事情，从自己的商店里挑出最好的素色绸缎，贴上“抗议北约暴行”几个大字，做成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晚上她在微弱的烛光下起草抗议书，写着写着，泪水滴到了纸笺上。
在三位烈士遗体火化的那一天，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要为逝者穿上他们喜欢的最好的衣服。为此，胡女士在自己的商店里和仓库里翻箱倒柜，找出最好的衣服给烈士们穿上，让他们风风光光地上路。她一边挑选衣服，一边深情地说道：“亲人们，一路走好啊！”
游行示威那一天，“中国大酒楼”停业，杨老板和职工们都前来参加游行。“中国大酒楼”是一条停靠在多瑙河上的大船，以最大的规模、最豪华的装修闻名于贝尔格莱德。每当入夜，酒楼灯火辉煌，宾客盈门，一片繁忙兴旺景象。战争爆发后，在酒楼工作的中国员工一个没走，酒楼照常营业。但是，每当夜晚，为了不成为倒霉的轰炸目标，酒楼装饰灯全部关闭，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红火热闹的气氛。当然，停电的时候，更是一片暗淡，酒店里只有微弱的烛光招徕顾客，生意清淡了许多。有些厨师打退堂鼓，想撤回国去。杨老板开会讲形势，说这场战争不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面临战后恢复和重建，经济状况也会好起来，那时就会重现商机，生意会重新火起来。他拍着胸脯保证说，我把大家请来，就要让大家平安回去，现在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候，扔下工作不干是孬种。打仗了，客人稀少是坏事，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搞好饭店的内部建设。他每天带领大家擦玻璃，搞卫生，忙得不亦乐乎。
使馆被炸后，我们自己没有了食堂，有时到中国大酒楼就餐。杨老板和他的夫人王女士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每当问及他们的生意，杨老板总是不无感慨地说，尽管晚上空袭，尽管经常断电，每天还是有客人来就餐，偌大一个饭店，有时客人也只有一两桌，但是客人还是没有断过。这使他们感动，更使他们受到鼓舞。赔钱是绝对的，但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杨老板说，也有很不如意的时候。有一天，一家南斯拉夫人来吃饭，菜刚端上来，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客人面色惊慌地大声叫道：“结账！”付完钱，全家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杨老板很关心形势。我对他说，北约的轰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局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建议他采取一些安全措施，起码把老人、孩子转移出去。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把老人、孩子和妻子送到匈牙利。他告诉我，返回贝尔格莱德时，已是深夜，他开车行驶在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前前后后只有他这辆孤零零的汽车，远处还不时传来爆炸声，着实觉得有点害怕。他的妻子对他一人留在贝尔格莱德不放心，很快又回到贝市。但是，杨老板说，在贝尔格莱德，他从来没有害怕过。这里有一百多万市民，他们不都是在北约的轰炸下照样生活吗？不过，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饭店里有的是吃的，万一停水就喝多瑙河水，怎么都饿不死。他不怕战争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饭店被抢，他认为南斯拉夫人素质很高，不会发生这种事。他动情地说，你们使馆的人留在贝尔格莱德，在使馆被炸后，你们依然留下坚守，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就有了主心骨，我们还怕什么呢？后来，他特意托人在北京定做了一面锦旗，请人带到匈牙利，他驱车去匈牙利将锦旗取回，赠送给使馆。锦旗上写着：祖国利益至高无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有人告诉我，来自北京的沈先生那天患感冒，发烧38度，仍参加了游行。来自浙江省的金女士带着公司的职工参加游行。几年前，她扛着大包从莫斯科来到贝尔格莱德。她从摆摊开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现在她的公司有二十多名中国雇员，生意越做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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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纷飞见真情（3）
在炸馆后的日子里，旅南华人以各种方式前来被炸使馆祭奠牺牲的烈士们。有的献上花圈，有的把花束挂在使馆的栅栏上。使馆周围，留下华人各种各样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怀。有的怒发冲冠，有的满腔悲愤，有的忧国忧民，有的为烈士洒泪，有的为死者不平。其中，一位署名“来南经商者”的小字报格外引人注目。作者写道：我是来南斯拉夫经商的。来南后，我的生活目的除了赚钱还是赚钱。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问国事，整天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北约轰炸使馆，烈士的血使我猛醒。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大国欺负小国，强者蹂躏弱者，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还在肆虐。落后就要挨打，这成了当今世界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国家正在摆脱积弱，正在振兴，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是世界上某些人不愿看到的啊！他们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加以阻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应为国家兴旺，民族振兴出一分力。再不能那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再不能只为自己赚钱活下去。我做出决定，准备回国，弃商从教，去当一名教员，去唤醒那些同我一样浑浑噩噩的年轻人。让我们青年一代都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朋友们，伙伴们，让我们祖国见！
看过这个小字报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作者深邃的思想，猛醒的感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使馆的善后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我到70号大市场去看望那里经商的华人。这里华人比较集中，主要经营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华人看到我们，都主动来打招呼，有的抢着和我们照相。他们表示，你们惨遭不幸，还来看望我们，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对他们在使馆蒙难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让他们注意安全。我说：安全第一，发财第二，不要只顾发财不注意安全。轰炸加紧时，就找地方躲一躲。华人普遍感到情绪压抑，在漫天的轰炸中，人们还是提心吊胆，满腔积郁，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安全，也为南斯拉夫感到忧虑，这也许是“国际主义”的忧国忧民吧！许多华人说，小时候看过南斯拉夫战争片，觉得这个民族英勇无畏，有献身精神。现在身临其境，觉得南斯拉夫人确实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们处险不惊，沉着冷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人，但如果南联盟政府号召为前线捐款捐物，我们肯定会积极响应。旅南华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南斯拉夫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我们驻南联盟使馆被炸，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但是，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我旅南华人无一伤亡。在轰炸烈度最强的日子里，很多华人继续做生意。这说明，中国人具有超强的忍耐力，有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在逆境中生存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所以，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就会给那里带来人气、商气和旺气，无论到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经济活力。这就是五千年文明造就的中国人。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异国他乡，在炮火硝烟中，在使馆蒙难、血泪交迸之际，南斯拉夫各界朋友倾力救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使馆人员的关心和爱护，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就在那一夜，北约轰炸使馆的那一夜，南斯拉夫的消防队及时赶来，抢险救火。急救车风驰电掣，抢救伤亡人员。当我馆人员被困危楼时，又派来了云梯……
南斯拉夫各界人员纷纷赶来。外交部长约万诺维奇、副部长诺瓦克维奇，亚太司长扬克维奇赶来，分别表示哀悼和慰问。塞尔维亚政府总理马里相诺维奇、南斯拉夫政府副总理博依奇、内务部长斯托依利科维奇、安全局长马尔科维奇等也都纷纷赶来，米洛舍维奇总统派人前来询问情况，以示关切。
那一夜，我不知道有多少熟悉的和陌生的，身居高位和普通平民来到现场，有的有机会同我说话，有的没有机会，只在现场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危楼内外使馆的人们，有的老人双手合十，为我们祈祷
上苍……
南斯拉夫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拉多舍维奇来到现场，他不顾自己七十多岁的高龄，前前后后地奔走着，寻找使馆的人们。在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告知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都撤离时，拉多舍维奇找到我，对我说：“我家可以住下六七个人，请你拨六七个人跟我走，我把他们带回我家去住。”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在那凄惨的夜，在无家可归的时候，他的话像一股暖流通便了我的全身，我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表示真诚的感谢。我告诉他，南斯拉夫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旅馆订了房间。我们没有去老人家里住宿，但老人的话，老人的这份情义，我却终身难忘。
事发后的第二天，南联盟总理布拉托维奇致电###总理，对中国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表示慰问。
在炸馆以后的日子里，南斯拉夫各界人士，贝尔格莱德市民纷纷来到被炸使馆前，以各种方式悼念逝者，对炸馆事件表达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
南斯拉夫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的近百名艺术家和贝尔格莱德数百名市民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前举行悼念活动，追悼在北约袭击中国使馆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他们宣读了慷慨激昂的悼辞，献上用松柏和鲜花制作的花环，有的艺术家发表了十分动情的演说。在现场，有人轻轻地啜泣。伊沃洛拉利巴尔歌舞团是以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一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民间歌舞团，曾于1956年首次访华演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演出。此后，该团还曾多次访华。
南斯拉夫东方之家的成员们来到现场举行纪念活动。东方之家的成员多是汉学家，也有亚洲问题专家、学习东方语言的学者。东方之家的负责人维拉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汉语专家，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中国话。很多来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国艺术团体由她陪同并做翻译。我到南斯拉夫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就读到过关于维拉的文章，说明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的艺术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在南斯拉夫期间，同她也有较多的交往。每逢中国国庆或春节，东方之家都要举行活动，邀请使馆和在贝尔格莱德的华人参加。她个子不高，娇小玲珑，容貌有东方人的特点，为人朴实、真诚。我曾在讲话中赞誉东方之家是友谊之家，是客居南斯拉夫的中国人温暖的家。
在众多的南斯拉夫对华友好人士中，我想谈谈在炸馆之夜邀请我们去他家住的拉多舍维奇先生。他是南中友好协会主席，七十多岁，头发花白，中等身材，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他是摄影家，任欧洲摄影家协会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他担任南中友协主席多年。南中友协纯系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举行各种活动完全靠企业家赞助。他经历不凡，博闻强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馆难的那些日子里，他操劳忙碌，组织活动。在为烈士送别的仪式上，他噙着眼泪亲自为烈士拍下最后的遗容，而平时，这些活都由他的学生去做。后来，他把这些照片汇集成册送给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住宅遭到间接轰炸，玻璃被震碎，他和夫人幸好没有受伤。为了修理房子，他也不得不临时搬家。
我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拉多舍维奇先生是同我交往较多的一位活动家。我们每次聚首，都长谈不倦。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还有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成了欧洲的一个主要战场。他的父亲走上战场，从此就没有回来。他和母亲在贝尔格莱德艰难度日。有一次，德国法西斯轰炸贝尔格莱德，他母亲领着他躲进防空洞。防空洞又热又闷，他跑出来玩耍。这时，德国飞机投弹炸塌了防空洞，他的母亲不幸遇难，而他得以幸免。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使馆安全小组认为地下室相对安全。我不能说地下室不安全，在间接轰炸的情况下，地下室是安全的。但我没有强调一定要到地下室躲避，也没有强调大家一定要到地下室睡觉。我自己照常在办公室办公，在大使官邸二层睡觉。我后来思前想后，这是否是受了拉多舍维奇先生故事的影响。而我的行动对大家也产生了影响，大家晚上照旧在自己的宿舍里休息。否则，大家都躲到地下室去，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牺牲的可能不止三人，而会成倍地增长。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2）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拉多舍维奇又被德国兵俘虏，投进德国的集中营。有一次，集中营的俘虏们列队点名，每隔一人拉出一人枪毙。他当时想，既然落在德国人手里，就认命吧！他旁边的一个少年惊恐不安，觉得自己的站位不好，提出同拉多舍维奇换位置，拉多舍维奇同意了。结果那个少年被点到拉出去枪毙，而拉多舍维奇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他还告诉我，有一天夜晚，他在集中营睡觉时，梦见天使骑着白马破天而来，一把拉起他，和天使同乘白马逃出集中营。就在这天夜晚，盟军飞机轰炸，炸毁了集中营的围墙和一些营房，他乘机逃出了集中营。他怕被德军发现重新抓回，于是昼伏夜出，拼命向南逃跑。当时苏联红军和盟军正在向柏林推进，德国军队自顾不暇，没有大规模派出部队搜捕“逃犯”，这使他得以逃出德国。饥饿、疲劳使他无法再往前走了，一天黄昏，他敲响了一家住户的门。这家的主妇开门，看见他一身囚装，知道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让他进屋，给他饭吃，还找出衣服帮助他换下囚装。这位妇女的丈夫也被抓去充军，她对拉多舍维奇的遭遇深表同情，准备留他过夜。他吃饱喝足，稍事休息之后，想到这里仍是德占区，不能停留，就告别了这位妇女，从后门走出，躲进附近小山丘的树林中。这时，他在山丘上看到，一队德国士兵闯进了这家住户，进行搜查。好险哪，如果他再稍事逗留，或者留下过夜，又会被德国兵抓获。在德寇各条战线吃紧的时候，德军抓到集中营逃犯，往往不是再送回集中营，而是就地枪决。这样，拉多舍维奇又躲过了一劫。他讲起自己的经历，绘声绘色，增添了不少传奇而又神秘的色彩。
拉多舍维奇先生访问过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使之倾倒。他说，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有三个：毛泽东、周恩来、孔夫子。每当我和他在会客室见面，我们俩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陈设在这里的30厘米高的孔夫子铜像。提起这尊铜像，也有一段故事。这尊铜像是拉多舍维奇先生于1996年我国国庆节时赠送给使馆的。当时，他对我的前任——朱安康大使说：“今天是我们的共同节日，我把30厘米高的孔夫子塑像送给中国朋友，不过，将来一定会有一尊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耸立在贝尔格莱德街头。”
南中友协的朋友对我说，孔夫子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为筹建这位伟人的塑像，拉多舍维奇费尽了心血。他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亲自到中国搜集孔夫子资料。为了寻找孔夫子塑像原型，拉多舍维奇先生跑了好几个城市，最后终于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一尊孔夫子彩色瓷雕。老人舍不得把瓷雕放在行李中托运，而是揣在怀中，像照看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将它带回贝尔格莱德。随后，拉多舍维奇先生自己出资，聘请著名雕塑家造出塑像模型，为以后建造孔夫子大型铜像做准备。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后，拉多舍维奇先生找我谈孔子塑像问题。他的设想是，孔子铜像高达三米，安放在高高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是在黄河岸边耕作的农夫以及抚筝吟唱的古代仕女的浮雕。安放塑像的广场将命名为“友谊广场”。他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南斯拉夫竖立最高的孔夫子像，这是一个创举。竖立孔夫子像，便于南斯拉夫人民了解孔夫子，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有益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赞赏和支持。我问他，建这样的铜像和广场需要多少钱，他回答说，大约六十万美元。我提出，如何筹集这笔资金，现在这个时机建孔夫子铜像是否适宜？当时，北约轰炸停止不久，南斯拉夫百废待兴。美国和西方继续制裁南联盟，致使民生凋敝，资金匮乏，南塞政府为恢复道路、桥梁、输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建炸毁的民房，不得不挪用民间资金。南斯拉夫的一些公司都生意清淡，拿不出钱来，而华人在这里的公司都是小本经营，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几乎没有，所以筹集这笔资金相当困难。当此国计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斥巨资修孔夫子像是否还会有负面效应？我提出这些问题后，主席先生觉得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竖立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暂时搁置，有待来日。
在政治主张方面，拉多舍维奇先生属于当时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派。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寻找新馆址遇到的困难时，他建议我找贝尔格莱德市长帮忙。市长米哈伊洛维奇是反对派政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成员，该党控制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一些城市。他介绍我和市长相识。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酒楼”请他和市长一起吃饭。他们俩来到饭店门口，市长却不进来，拉多舍维奇先生进来告诉我，市长今天有事，不能应邀。我很奇怪，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表情严肃地反问我，今天你为什么还邀请了社会党的高官一起就餐？原来，他和市长看见社会党重要成员、南斯拉夫议会民事委员会主任走进饭店，以为我邀请他们俩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一起赴宴。我告诉他，这位社会党成员是自己来饭店就餐，和我同他们的聚首没有关系。他表情一变，满脸笑容，拉市长进来一起就座。席间谈起新使馆馆址问题，市长答应尽力帮助寻找合适的地段建造新的中国大使馆。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是著名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演瓦尔特的演员，叫日瓦洛维奇。他曾应邀出席过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大家争着和这位当年的瓦尔特合影，他也是使馆的一位老朋友。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3）
谈起拉多舍维奇的中国情结，老人陷入了沉思。他说，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西莫尼娜和德米特里都非常崇拜中国的古老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人商定为促进南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些事情。西莫尼娜女士率先在南斯拉夫档案馆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生平展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德米特里先生呕心沥血，编撰了南斯拉夫第一本《汉语—塞尔维亚语辞典》。不幸的是，这两位朋友先后辞世，拉多舍维奇先生一人继续他们的未竟事业。
作为一位知名的摄影艺术家，拉多舍维奇先生十分重视宣传、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80年代初，他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中国风景艺术作品展。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次以“现代人类的生存与和平”为主题的摄影展。由于某些国家的阻挠，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展。为了不失去这个介绍中国的机会，拉多舍维奇个人出资精心筹集了140幅中国摄影作品，并亲自把它们挂到了联合国总部。我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曾几次参观他举办的摄影展。有一次，他在一所学校举办西藏民俗和风景图片展，我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我说，请那些所谓的西藏人权卫士们也来看看这个展览，在欣欣向荣的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有了真正的人权。难道他们想让西藏重新回到奴隶社会，去获得当奴隶的权利吗？拉多舍维奇也讲了话，揭露了西方有些媒体宣传的欺骗性。
在拉多舍维奇先生的奔走呼号、积极努力之下，1990年南斯拉夫成立了第一个南中友好协会，他自己亲任主席。此后，南中友协发展顺利，在90年代已拥有32个分会，一万多名会员。另外，友协还开设了一个中国图书阅览室，并在18个城市建立了中国武术分会。有一次，他邀请我参加南斯拉夫武术比赛的开幕式，我看到众多的青少年如此热爱中国武术，这里有多少拉多舍维奇先生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啊！南中友协通过展览、讲座及文学晚会等各种形式向南斯拉夫人民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有关情况。为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拉多舍维奇先生亲自制定了名为“彩虹两端的会晤”的友好交流计划。从此，南中友协不断向“彩虹另一端”派出经济考察团，积极为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
我记得，在拉多舍维奇先生为我举行的饯行宴会上说过：“我热爱中国，今后仍将为南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四处奔波。我坚信，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古老文明，一定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未来。”我在答辞时说，我无论到哪里，也都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竭尽绵薄。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离开南斯拉夫后，和拉多舍维奇先生一直未通音讯。但我一直想念着他，他现在已届80高龄，不知他身体可好，是否还在为南中友谊奔走呼号。我想拉多舍维奇先生，还有维拉女士，以及众多的各界人士同中国的各界人士一起构建了五彩绚丽的彩虹桥，这是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桥，也是两国人民的连心桥。倘若世界各个角落，各国人民之间都搭起这样的彩虹桥，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
我离任后，在地中海海滨的一个国家任职。想起在南斯拉夫的日子，想起这位老人，写了一首小诗：
迎风挺立，傲霜斗雪，
你是高山上的青松；
云卷云舒，流霞荡月，
你是江河奔腾；
你头顶巴尔干星辰，
胸怀鼓荡着长城内外的雄风；
你踏着萨瓦河的波涛，
搭起横跨欧亚的彩虹。
我思念你啊，
多瑙河畔的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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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1）
祖国派来的专机，载着烈士的遗骨，载着伤员，载着使馆大部分人员，飞走了。
祖国派来的专机，载着我们对战友的深情，载着我们对祖国的思念，飞走了。
七个人留下来，在漫天的轰炸中坚守阵地。他们是：潘占林大使、李银堂参赞、李君副武官、陈立二秘、赵志祥三秘、张存良随员和工作人员董健。
在当时，留下来坚守阵地，这不是一件十分轻易的选择。炸馆之前，我馆同志已经在隆隆的轰炸中坚持奋战了一个半月，大家感到身心交瘁。加之北约轰炸使馆，给大家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留守人员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天里从噩梦中醒来。由于呼吸了许多有毒气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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