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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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胡佛会接受沙利文的这些癖性。也许胡佛是在同情沙利文，也许把他看成了儿子的替身。而事实总是如此，在投票表决时，我们其余的人最不可能给最受宠幸的人投上一票。
　　沙利文心怀怨恨，他永远不会原谅胡佛拿走窃听器或终止秘密进入民宅的做法。作为国内情报处的负责人，沙利文关心的是联邦调查局尚未全力打击和挫败新左派中的暴力分子。他绝对相信胡佛对他的限制会削弱联邦调查局保护美国公民的能力。
　　他有次对我说：“老板错了！不管他怎样，我们得干下去。”
　　“比尔，”我回道，“联邦调查局只能有一个老板啊。”
　　“局长错了。你得帮我说服他。”
　　我深吸了一口气：“比尔，我们以前已谈过这事儿了。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抛开种种限制去干，却不能不顾老板。你得先弄清你的位置，然后要么支持他，要么自己出局。”
　　我能理解沙利文的一些挫折。由于民权示威和反民权暴力的原因，联邦调查局人员被号召到南方各分局效力，这就减少了可从事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特工人数。我那时并未意识到沙利文是在待机而动，等待为所欲为的机会。
　　他得到了这种机会，当时在白宫供职的汤姆·查尔斯·休斯顿，原军事情报官，接到总统助理约翰·埃利希曼指派的一项任务，要准备一份让尼克松总统不胜其烦的校园骚乱和新左派暴力活动报告。
　　1969年6月19日，休斯顿找到沙利文，想得到一份全面的有关新左派对外联络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这次会面之后，两人逐渐有了密切的关系，而沙利文就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沙利文一再向休斯顿抱怨，说胡佛拒绝采用窃听手段和秘密入室方式获取情报，同时还提到“协调问题、人力不足和没有能力获得必要资源”等，估计他将所有这些都归结到局长身上，说他已失去了控制力，该靠边站了。
　　为进一步实现他们的抱负，休斯顿和沙利文发展了一种后来被参议院委员会称为工作同盟的关系。休斯顿将自己视为凌驾于情报委员会之上的白宫长官，严密监视及控制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并发号施令，指导这些机构如何行动来打击危险分子和###者。沙利文则相信有休斯顿撑腰，在总统的支持下一定能削弱胡佛的地位，并接替他成为局长。如果沙利文事实上没有起草臭名昭著的“休斯顿计划”（呼吁采用窃听、秘密入室搜查、拆封邮件及类似手段来对付反战和其他组织）的话，他确实能得偿所愿。
　　

窃听，还是不窃听（5）
在休斯顿的怂恿下，尼克松组建了“情报机构间特别委员会”，目的在于审查和提出情报搜集的改进方案来打击新左派，“休斯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被构思出来。胡佛被指定为主席，在休斯顿的力荐下，沙利文被任命为工作人员小组委员会主席，实际担纲编写政策建议指导原则的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正如参议院的一项调查后来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沙利文的角色似乎是找出情报机构中哪些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休斯顿的角色则是抓住需要改革的地方，使它变得切实可行，尽管作为白宫雇员，其职责所系的本应只是国内情报工作。
　　特别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完稿时，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都认可了其强硬措施。沙利文知道对胡佛而言这是一味苦药，得裹上一层糖衣，因而提议由胡佛主管所有国内情报搜集行动。但胡佛坚辞不受。由于深谙华盛顿的手法，他告诉沙利文，一旦这个报告被提交上去，特别委员会的使命就会结束。如果该报告得到总统批准，联邦调查局在国内情报领域将负“全责”执行。如果该计划被打回，联邦调查局将会承受责难。让沙利文更为失望的是，胡佛指示须在该报告上附上脚注，表明联邦调查局的异议申诉。
　　1970年6月26日，报告的发起者将“休斯顿计划”递交给总统。它最初受到了沉默的欢迎。无畏的休斯顿就给总统助手霍尔德曼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据称是一份《国内情报评述》。这份文件反映了沙利文的想法，开始对胡佛大加鞭挞，说局长的异议申诉“通常是不合逻辑和轻率的”，并说其他机构已提议取消所有的调查限制。胡佛“极端顽固”，该备忘录称，他“老了，担心自己的传奇形象受损”。前进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有必要，总统应该给胡佛开一次“醒脑会”，“不用让埃德加的鼻子脱臼，我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7月14日，霍尔德曼通知休斯顿，总统已批准了该计划。照沙利文的说法，当胡佛弄清真相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他争取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支持，米切尔将他们的反对意见呈给总统，总统同意召回并废除该计划。通过将自己的主意归咎于其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身上，沙利文脱离了困境，他一直私下指责我和其他人没有与局长一起高调反对窃听和秘密入室搜查。
　　我和沙利文还有一次面对面的冲突，他当时提议联邦调查局为激进的“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的每名学生开立调查档案。这是一个荒谬的建议。首先，只有少数SDS成员确实鼓吹或参加暴力活动，没有理由对其他人展开调查。无论如何，基于人力方面的考虑，就排除了开立成千上万个新档案的可能。沙利文不遗余力地为其提案争辩。我建议将此事交到行政会议上讨论，当他的提议只赢得两票赞成并经局长否决的时候，恼怒不已的沙利文只得自个儿在一旁嘟囔着。
　　在沙利文的联邦调查局生涯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论战爆发。而在针对沸反盈天的马丁·路德·金谋杀案展开的调查记录中，他已经留下了他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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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马丁·路德·金（1）
或许，比起联邦调查局的其他调查来，围绕马丁·路德·金博士一案有着更多的误传和虚假消息。流言、蜚语、臆测、真相和恶意都搅在一起，将联邦调查局置于尽可能不利的境地。进行如实的记录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值得去做。调查过程展现了联邦调查局采取行动时所面临的压力和紧张，以及胡佛是如何来处理这些压力的。
　　1957年9月，针对金博士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局长给所有分局主管下发了一份备忘录：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曾企图或正企图渗透到该组织的情况下，你们不得调查此事。但……你们应当对其涉及种族事态的公开消息保持警觉。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联邦调查局搜集了许多组织的情报，包括几个支持民权事业或反对美国军事卷入东南亚的组织，这些组织已成为共产主义渗透工作的对象。
　　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总统和司法部长授权，这构成联邦调查局职责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印象中，或在那些对共产主义运动保持密切关注的人印象之中，美国共产党正企图在民权和反战运动中取得有影响力的地位。
　　1962年1月8日，胡佛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送去了一份报告，陈述一些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人实际上正企图渗透到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之中，而且有位党员已成为金的高级顾问。数月之后，胡佛向司法部长报告，称金的一名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在注明日期为1976年4月23日的最终报告中，参议院下设的专门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的特别委员会提到了上述信息，并将两名与金有牵连的共产主义者称为“顾问A”和“顾问B”。①　自从这一信息被披露之后，这两名顾问就被公开认定为斯坦利·拉维森和杰克·奥戴尔。——原版编者按
　　经司法部长书面授权，顾问A（拉维森）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被装上了窃听器。博比·肯尼迪对金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可能联系的关注要比胡佛所关注的更为深切。在公众印象之中，司法部长及其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及民权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博比已意识到如果世人知晓金与共产主义者合作会对政府造成什么样的政治损害。司法部长需要掌握实情，以便向金施加压力，切断任何具有破坏性的联系。因此，通过直接和经由其助手的方式，他不仅授权而且迫切要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包括进行电话窃听。
　　而且，他和白宫方面都迫切地想知道金在搞什么鬼。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报告涉及金与其顾问们的###情况、其详细的策略问题和民权领导者们的看法，肯尼迪政府很乐意得到这种报告。
　　或许至少是在金与胡佛开始结怨时才有了这种报告。1962年秋，金根据南方地区理事会所提出的虚假指控，指责联邦调查局在民权案件方面故意敷衍了事，并以讹传讹地将事情抹得更黑。“我们在南方面对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主要问题，”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于那些特工都是受社会传统习惯影响的白种南方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不得不支持那些提倡种族隔离的当地警察和民众。”
　　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我知道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南方办事处工作的大多数特工都是北方人。而且，联邦调查局的队伍在向其他任何个人打开的同时，也是向有资质的黑人敞开大门的，不论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联邦调查局积极从少数族群中吸纳特工求职者就是防止出现这种批评。联邦调查局黑人特工的人数一直较少，这是因为具备必要资质的黑人选择了薪水更多或更体面的工作。博比·肯尼迪曾向胡佛施压，要后者接收不具备资质的黑人，但局长不为所动。他不想为了取悦肯尼迪政府而降低录用标准。
　　对联邦调查局所受批评一向敏感的胡佛，对金的指责做出了强烈反应。在他的指示下，德克·德洛克和亚特兰大分局主管曾致电金告诉他真相。在这两次通话中，都是一位秘书接听电话并答应牧师会电话回复。而他从来没回话过，这让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相信金并不想知道真相。
　　

盯住马丁·路德·金（2）
联邦调查局关于顾问A（拉维森）和顾问B（奥戴尔）的备忘录让博比·肯尼迪深感震惊，他让负责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找到金，向他说明其交往所造成的问题。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其停止与其密友兼顾问的A（拉维森）进行交往的要求。但他向马歇尔保证，他将会停止与顾问B（奥戴尔）接触，因为他与美国共产党有牵连。
　　金向马歇尔的承诺是想安抚年轻的司法部长，而在1962年6月，联邦调查局截获到金与其顾问A（拉维森）之间的一次电话交谈。他们在这次谈话中商量出一个小小骗局。金将继续聘用顾问B（奥戴尔）为非正式助手，但不会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不管他是什么人，”金说，“如果他现在能站直腰板，说他没有被联系过，那么在我看来，他是适合为我工作的。”
　　联邦调查局后来给司法部长肯尼迪送去了一系列备忘录，报告了金与其嫌疑助手之间的后续联系，包括顾问B（奥戴尔）。在联邦调查局递交的一份关于金、顾问A（拉维森）和顾问B（奥戴尔）秘密会晤的备忘录上，肯尼迪给马歇尔做出批示：伯克，情况难见好转。马歇尔又一次被派到亚特兰大督促金断绝那种令人不安的联系。此举收效甚微，而在1963年6月，胡佛给联邦调查局高层官员下发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与罗伯特·肯尼迪谈话细节：
　　司法部长来电告知，他打算让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找马丁·路德·金谈话，让金博士务必摆脱（拉维森和奥戴尔），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不得和他们有任何接触。
　　我指出，如果金博士继续进行这种交往，他将损害自己的事业，因为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设法利用民权运动，而南方那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顽固分子正开始指控金博士与共产主义者有染。
　　马歇尔再一次找金谈话，并在一份交给胡佛的备忘录中总结了这次晤谈的内容。
　　6月22日上午，也就是在金博士与总统预约会面之前，我在自己办公室里非常明确地就此事提请金博士注意。这是在司法部长和总统分别指示下做出的。（我）强烈催促金博士，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与（奥戴尔）之间不得再有瓜葛。金博士声称这种联系将会结束。
　　这些谈话明显取得了效果，这位民权领袖给顾问B（奥戴尔）写了一封信，称联邦调查局已宣告其无罪，但还是得辞去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职务，因为“国家形势如此……任何左倾的表示都会带来一种情绪反应，像是说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和南方自由运动都是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这让司法部长得以就国会领导人询问金的交往一事做出明确答复，称曾有过要渗透到民权运动中的企图，但金抵制了这些企图。
　　但司法部长肯尼迪对金此前切断与顾问B（奥戴尔）联系的做法并不完全满意。有一次，他暗示联邦调查局让金接受“技术监视”的控制，意思是使用窃听器或麦克风了解其一举一动。胡佛同意了，但坚持这种请求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肯尼迪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在司法部内部，关于金的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司法部长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考特尼·埃文斯写道，尽管民权司不感到担心，但“司法部长的行政助理安德鲁·奥赫曼曾忠告他（司法部长），以他的判断这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金与奥戴尔的联系还在继续，而马丁·路德·金正在竭力掩饰这种联系。”
　　肯尼迪再一次提出了电子监视的问题。胡佛警告他如果这种事情被媒体曝光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同时还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金在全国各地游走不定。对金的家庭和办公室进行电话窃听需要得到司法部长的授权，肯尼迪便在1963年10月签署了这项命令。
　　但采取的措施超出了电话窃听的范围。三个月后，麦克风开始设置在金下榻的各种饭店和汽车旅馆的房间中。谁授权使用和谁知道这些麦克风情况的论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我们无法取得确凿证据，证明肯尼迪知道这些麦克风的事，但我确信他是知道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清楚地表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继任者，和林登·约翰逊总统都知道这些情况。后来的一些麦克风是由威廉·沙利文授权的，他事前并没有与胡佛或任何其他领导商量。在沙利文的一份注明设置这些麦克风的备忘录上，助理局长克莱德·托尔森批示：“立即移除这种监听设备。”而胡佛写道：“同意托尔森的意见。”托尔森进一步批示：“没人同意这种做法。我再次告诉沙利文，非经局长同意不得进行麦克风监听。”胡佛批复：“没错！”
　　　。。

盯住马丁·路德·金（3）
对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麦克风监听和电话窃听最终表明，与其承诺的相反，这位民权领袖与共产主义者仍保持着联系，并且力图避开司法部长的视线。窃听笔录暴露了金博士在紧闭的饭店客房门后所进行的勾当。当清教徒似的局长读到这些笔录时，他被其放浪形骸的性行为，包括与多人行苟且之事的性变态行为所激怒。胡佛厌恶地将这些插曲称为“那些性的玩意儿”。
　　录音带一一记录了金的风流韵事。在其周游全国各地宣扬民权的旅途中，他将无数女子接到自己的旅馆房间，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录音，包括他那高潮时的嚎叫声。其间也夹杂着许多男性访客的声音。
　　我并不是在评判金的道德如何，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会羡慕他的性战绩。问题是他的这种个人行为激怒了胡佛，这比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和他与共产党的合作更让胡佛难以释怀。局长开始了一场令马丁·路德·金名誉扫地的斗争，在局长眼中，他是个伪君子，不配领导民权运动。胡佛是一个严格固执的人，对于局里的人，哪怕是露出酗酒或性淫乱的神情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对像金这样向国人讲经布道的人言行如此背离感到极为愤慨。
　　让媒体抓住表明金与联邦调查局“结怨”的有三个因素：金不顾自己对司法部长肯尼迪做出的承诺，继续与共产主义分子交往；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无端指责和他那马拉松式的通奸行为。许多记者声称胡佛为他们播放过金的录音，但当1964年接替肯尼迪成为司法部长的卡岑巴赫要求记者就这些说法与胡佛对质时，记者们拒绝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去招惹这头老狮子为妙。
　　随着胡佛和金之间的冲突升温，一些民权领导人要求进行一次公开对质。局长将该问题交给一位会议主持人，这次会议有一群女记者参加。在回应质询时，胡佛举出金的一些指控并逐一予以驳斥。他同时还提到了录音，录音证明这位民权领袖是“全国声名最为狼藉的说谎者”和“品行最为低下的人”。
　　在接下来的争吵中，金暗示胡佛是“胆怯的”。在一份电报里，他称他“感到惊骇而诧异，因为你发布的声明诋毁了我的正直品格。本人无法理解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是出于什么动机”。他建议与胡佛晤谈，却又说他“无法找到”可让联邦调查局达成任何企图的录音去安排见面，意即除非他的助手欺瞒于他，否则指称是不属实的。
　　他们的确会过面，关于这次会谈有多个版本。后来成为驻联合国大使的金的助手安德鲁·杨，在其报告中主要提及胡佛长篇大论地介绍了联邦调查局工作情况。德科·德洛克则重点记录了金的调和性谈话，包括他对胡佛及联邦调查局的赞美之辞——“一场爱的盛宴”。我相信胡佛对金警告过，后者再也没有公开攻击过联邦调查局。
　　后来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指控，称联邦调查局参与了一个谋杀这位黑人领袖的阴谋。而不加思考的美国人就愿意完全相信这些指控。实际上，联邦调查局保护金免受伤害和可能的谋杀，尽管它无权进行保护性干预。当联邦调查局从线人那里得到密报，得知将有针对民权示威者的有预谋的暴力活动时，它只是设法让那些策划者明白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的计划，与此同时还会通知当地警察。那种做法通常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1977年，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派出的特别工作组称，它“没有发现表明联邦调查局卷入谋杀的证据”。
　　特别工作组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将金逐出民权运动的举措，最过分的是在1964年11月将录音带匿名寄给金。已知且可核实的情况是，威廉·沙利文曾派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带着包裹从华盛顿赶到迈阿密，在那里将包裹寄给了金。根据沙利文后来的证词，包裹是他准备的，里面装有一盘麦克风监听磁带的合成带。沙利文声称准备录音带并将它送给金是间接受命于胡佛和托尔森的。
　　除了那盘录音带外，那包裹里还有一封看上去是怂恿金自杀的信：
　　

盯住马丁·路德·金（4）
金，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还是一个行为不端的好色之徒。可你玩儿完了。
　　金，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你只有三十四天时间去做这件事。你只有一条出路可走。在你那污秽的欺诈本性暴露在国人面前之前，你最好接受这条出路。
　　沙利文矢口否认知道这封信的事，但在1975年，也就是在他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四年后，这封信的复印件却在他离开之前就被封存的私人文件中被发现。沙利文声称那是一封“栽赃信”。在我看来，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该计划出自沙利文之手，并在未让局长知晓或经其授权的情况下予以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佛知道沙利文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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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1）
威廉·沙利文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他先是作为胡佛心腹一路平步青云，后来则通过利用尼克松政府的多疑和政治成见来寻求进一步加官晋爵。对于沙利文的举动，胡佛和托尔森是否认同或者甚至是否察觉都不得而知。作为主管国内情报处的负责人，沙利文有机会接近尼克松政府的高官，并让白宫对新左派日甚一日地忧虑起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和负责司法部国内安全司并声称可与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都是沙利文竭力讨好的对象。沙利文还与中情局和情报委员会的其他部门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在我看来，沙利文要对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情报搜集方面的无节制行为负责。在总统情报顾问理事会面前，沙利文关于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谈话往往是强调他个人如何受胡佛制肘，并抱怨在他看来是属于胡佛保守主义的东西。
　　尽管知道这一切，胡佛还是隐忍不发，因而没有爆发公开冲突，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10月沙利文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向一群新闻界官员发表演说为止。在答记者问时，沙利文应邀就美国共产党目前的威胁和共产主义者与新左派的可能联系进行评论。沙利文告诉记者，那种旧的苏联式的共产党在这些年里已受到极大遏制，目前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沙利文的回答成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媒体报道称，联邦调查局高官极度轻视共产主义威胁。胡佛大发雷霆，多年以来，他一直强调美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佛声称，无论联邦调查局怎样遏制，美国共产党仍然一直对新左派及其恐怖主义分支组织提供秘密援助和方便。通过辩称自己是断章取义（事实也是如此），沙利文本来是可以救局的，但他拒绝让步。以往见识过他的种种诡计，我相信他是为争权而公开叫板。他的一个助手已经放话，说在白宫和司法部的朋友举荐下，沙利文会在数月之内成为新局长。
　　两人之间的遭遇战真正开始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被控向媒体泄露五角大楼文件，在对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特工人员向胡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授权传讯身为玩具制造商和局长朋友的路易斯·马克思，此人是丹尼尔之妻芭芭拉·埃尔斯伯格的父亲。胡佛写下“否，胡佛”几个字，这是他常用的一种蓝墨水批语。该备忘录送到了沙利文集团成员之一的助理局长查尔斯·布伦南那里，他后来声称看错了批文，将它看成“照准，胡佛”。而实际上，在取得胡佛批准之前，传讯工作就已经进行了。
　　胡佛发现后，气得脸色铁青。这是故意抗命不遵，当得知布伦南是沙利文的得力干将时，他更是恼怒至极。他命令将其降职为克利夫兰市分局主管。两天后，局长接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电话，对方表示白宫甚为不悦，并要求胡佛取消布伦南的调动。无论这是一种要求还是一种命令，胡佛决定奉陪到底。我们局里的人能看出沙利文是利用其白宫的关系来逼迫胡佛屈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罗兰·埃文斯撰写新闻文章，和其他人一起攻击胡佛，并说他太老了，已经不能再继续掌控联邦调查局了。
　　对我们局里的人来说，大家都知道沙利文与胡佛的失和已是不争的事实。1971年春，尼克松总统亲自要求胡佛扩大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联络范围。胡佛没有同意，但他通过联邦调查局领导阶层推动变革来满足尼克松的要求。沙利文开始持认可态度，但突然之间发生逆转而站在强硬反对的立场上。他这样做也许是要取悦其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这些人认为联邦调查局将手伸到了他们的领地，因而心怀不满。他的那些备忘录变得尖刻而叛逆。而当该计划仍旧获得通过时，联邦调查局又一次受到埃文斯和诺瓦克的攻击，因为它正设法挤进中央情报局领地。其论点和语言与沙利文在联邦调查局里用的完全相同。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2）
沙利文不得不出局了。
　　胡佛以真正的官场手腕采取了行动。他重整了权力系统，要将沙利文打发到晋阶之梯的较低位置。1971年7月1日胡佛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得知他的这项举措。
　　没有提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胡佛直接将他的方案告诉了我。“费尔特，”他说道，“我正着手在指挥体系中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我准备称它为代理副局长，在局内属于三把手的位置。我已挑选你来担当这个职位。”
　　这让我感到惊讶，我随后向他表示感谢。我干着自己的工作，尽可能让局长感到满意，却从没想到这么快就会肩负重责。
　　“费尔特，”他继续说道，“我需要一个能管住沙利文的人。他已变得难以管束了，我想你是知道的。你已是惟一能控制他的人了。”
　　“是，先生，”我应道，“他和我常起争端。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要严密关注国内情报处的一举一动，”胡佛警告说，“我想得让他们慢下来了，他们走得太远。”
　　“胡佛先生，我会尽力而为的。我对问题了解，知道该做些什么。”
　　胡佛摆摆手，结束了这次会谈。“随时向我报告，”他又说道，“让我知道是些什么问题。”
　　我离开胡佛办公室，着手恢复国内情报处的秩序和重振士气，并给沙利文勒上套子。他对我的升迁还算认可。我的第一个指示是针对该处递交给白宫和情报部门的情报报告书，要求软化其措辞用语。
　　1971年8月28日，也就是在我擢升为其上级的两个月之后，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他这样做，无意之中向胡佛提供了让其退休的充分理由。胡佛叫我进去读沙利文的信，我被那刻毒的语气和凌乱的内容惊呆了。沙利文自己动手打字，然后将这封满纸荒唐语和污迹的信提交上去。胡佛那天又把我叫去：“我把信交给司法部长。他告诉我，除了将沙利文免职外，我别无选择，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971年9月3日，胡佛给沙利文写了一封正式函件：“休完法定年假后递交你的退休申请。”他随后任命主管综合调查处的助理局长阿历克斯·罗森接替沙利文的职务，任最高情报主管。沙利文没有做出回应但休了年假，我们对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拭目以待。
　　随着戏剧的鸣锣开场，我提出了一个取代其盟友布伦南的办法，布伦南当时任助理局长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白宫想让布伦南负责调查埃尔斯伯格案，我于是向胡佛建议，何不再安排他一直负责那个案子呢？胡佛仔细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赞同我用爱德华·米勒来接替布伦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