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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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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琼劝他父亲尽快公开这个秘密，以了结一桩心事，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费尔特同意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但在1987和1988年，伊薇特·拉·加德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的儿子米奇和儿媳妇迪伊。米奇是美国驻欧部队的一名陆军中校，一贯守口如瓶。他表示自己从没有跟任何其他人透露过此事。
后来我们从伍德沃德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里得知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他就是斯坦·波廷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担任助理司法部长。他是偶然发现费尔特身份的。波廷杰后来跟我们谈到这件事：那是在马克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地下气象员”一案中作证时的事，他一如既往昂首阔步地走到大陪审团面前。在作证时马克开玩笑地提到白宫里有些人认为他就是“深喉”。这时一个陪审员举起手来顺势就问马克：“那你就是‘深喉’么？”波廷杰当时负责法庭记录，他回忆说马克听到这个问题时脸色苍白，连忙否认。于是波廷杰停止记录，离开检察官席走到马克面前，提醒他作证前他曾发誓不说谎。并告诉他考虑到刚才那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如果马克同意，他可以把这一段从记录里删除。满脸通红的马克听到这断然说：“删除这个问题。”
随着水门事件过去三十年，“深喉”的神秘面纱也慢慢褪去，至少在他的朋友和家人看来已不是什么秘密。因而马克开始退一步设想如果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隐秘身份会怎样。一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由生活助理阿塔马·巴蒂萨雷萨尔开车带出去兜风，可他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享受外面的风光，而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过去。阿塔马后来告诉琼和我：“他跟我说，‘一名探员应该忠于联邦调查局’，可他并没有说他就是‘深喉’。他还说他并不想那么做，但‘在尼克松的事情上我有责任那么做’。”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找费尔特谈这件事，当时他正在思想斗争，不知他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同事知道了他就是“深喉”还会不会尊重他。我告诉他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检察官们都认为“深喉”是一个爱国的人，所以他完全可以以他的方式公开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了。后来费尔特又跟琼说他还担心如果一切大白于天下，“那法官们会怎么想”，换句话说，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深喉”而受到司法审判。于是我们继续和马克分析这种可能性的大小，随着我们的不断劝说，马克对透露秘密的顾虑也越来越少。可他似乎还有些在意他头顶那个绰号可能的影响，一方面他承认这个绰号属于他，另一方面他又感觉这个绰号代表的是泄密者。有几次他跟我说：“我不是‘深喉’。”但又承认《名利场》的那个标题：“我就是那个他们叫做‘深喉’的人。”
当大家都确信马克·费尔特已经准备好公开自己的身份时，马克的家人便委托我去商谈出版马克自传的事宜。马克的家人希望马克在世的时候就出版自己的传记，因为如果马克的故事是在马克死后由伍德沃德来讲述，那马克的历史就成了伍德沃德的附属品，琼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家人都希望公众和马克本人都能以他的英雄事迹为荣。
可马克即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是固执地拒绝将自己的故事出版。琼无法以家族的荣誉为由来说服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她告诉马克，为了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自己已经负债了，如果马克的书能出版，也许能解决一点家里的开支问题。马克从来都很爱自己的儿女，甚至溺爱着自己的孙子们，听到琼这么说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要伍德沃德参与进来。尽管马克的记忆随着年事已高已逐渐模糊了，但他在作决定时依然很有主见，依然被家人尊敬和爱戴着。
我第一次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在2002年5月。我告诉他马克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我和他的家人了，并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出版一本“即将完成的”书。此后我又给伍德沃德打了几次电话，琼和小马克也找他商谈过这件事。
序言（8）
伍德沃德拒绝证实马克的身份，而是要求跟马克自己谈一谈，以确认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伍德沃德安排了两次和马克的会面但又都取消了。后来琼告诉伍德沃德，如果他不帮忙，马克就不愿公开自己的故事，伍德沃德听后对书的事避而不谈。
过了一段时间，伍德沃德给琼发了封电子邮件，可只是一些对马克健康的问候和闲聊，没有说到出书的事。看得出来伍德沃德在马克在世时对披露他的秘密身份仍然心存犹豫，他担心高龄的马克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时并不知情或不是他的本意。而我向伍德沃德建议在马克死后合作出版一本关于马克的书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努力去改变他的主意，提出如果他支持我们的想法，那马克一家一定不会撇开他公开马克的故事。可每当我强调我们非常确信马克就是“深喉”时，伍德沃德两次提醒我，“有一些事情是你们想不到的”。马克的家人认为他这么说是在暗示“深喉”并不是马克一个人的角色，还包括其他人。当时琼这么想，小马克比琼更相信这一点，可我从未为之所动，因为我觉得伍德沃德不愿合作是另有原因的。
我能看出伍德沃德的立场背后的商业意识，而马克作为他的内线向他提供信息丝毫没有利己的动机。“深喉”这个名字意味着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于“很深的幕后”，也就是说他使用马克提供的信息时不能透露信息的来源，甚至不可承认存在一个信息提供者。可在1974年，伍德沃德在他的《总统班底》一书中却披露了“深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马克的身份。从那本书中透露的关于“深喉”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中，我确信马克就是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
我还从那本书中得知，伍德沃德和他的信息提供者是朋友，因此我猜伍德沃德不会没有得到马克的同意就披露“深喉”的身份，以制造轰动效应提高书的销量。从道德上说，马克完全可以在1973年退休时公开一切，从而可以从那本书的销量中获取部分收益。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伍德沃德不愿接受我的提议，给马克第二次公开身份的机会的原因。
根据这些推测，我通过伍德沃德的新书《秘密线人》吃惊地发现，伍德沃德从没有与马克达成过任何公开有“深喉”存在的约定。伍德沃德也承认他一开始就对马克承诺过永不以书面的形式透露自己有一个类似“深喉”的秘密信息来源。可是到了2002年5月，数百万甚至可能上亿人都听说了“深喉”，所以很明显伍德沃德没有信守这一条诺言。
费尔特和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上的历史合作中都充分发挥了对方的作用。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费尔特总是信守自己的承诺。费尔特的家人在近几年和伍德沃德来往较多，视他为好朋友，但他们清楚伍德沃德没有义务与他们合作出书。
不管伍德沃德出于什么理由，既然他不愿参与合作出书； 那费尔特一家人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述马克的故事了。家里人都知道马克热爱联邦调查局，努力地保持着它的公正，捍卫着它的荣誉，这些是伍德沃德所不具备的品质。他们还清楚马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才能且勤奋努力的人，如果不是一名社会公仆而在商界工作的话，会比现在富有得多。但马克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保护美国的卫士，他为埃德加·胡佛而骄傲，为他的出众业绩而骄傲。所以，在水门事件后当联邦调查局的形象被玷污时，马克感到伤心，也许一本出自他和他家人之手的书能帮助联邦调查局恢复名誉。
马克曾写过的那本回忆录《在联邦调查局的金字塔里》出版量很小，没有推广，没有经过仔细的编辑，没有索引，甚至没有目录。马克决意隐藏自己的“深喉”身份使那本书失去了新闻价值。而他在书中对埃德加·胡佛的坚定拥护也没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正是水门事件曝光后公众对整个政府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反对的高潮。马克向公众发出的针对国内外恐怖主义的警告被许多人视作是为联邦调查局侵犯民权行为所做的辩护，直到“9·11”事件的发生使他的警告不幸成为灾难性的现实。简单地说，马克的那本书尽管形象地刻画了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可在观点基调和出版的时间上都是个错误。
序言（9）
马克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领导人因批准对国内恐怖主义嫌疑人实施无证入室搜查而遭到起诉，探员们入室搜查的行为被人们称作“黑包工作”，因为他们行动时都携带着装开门工具的背包。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反恐措施的重要性，也该重新看待1980年那个非法法庭对马克做出的错误判决了。马克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是平定水门事件的一支力量，而不是造成水门事件的一个原因。回首看那段历史，他对国内的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是适当而有力的。
马克的作为也使水门事件中的另一个现象成为公众的议题，那就是调查式报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林登·约翰逊的不道德交易。可是这些《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不是孤军奋战的，现代的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创始人也不是那两个精力充沛的记者，而是经验丰富的政府调查人员。正是马克与伍德沃德的合作，将复杂严密的专业调查手段与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报道手法结合了起来。水门事件和“深喉”这个人物向新闻媒体敞开了大门，引入了对新闻事件深入调查报道的标准和对政治事件采用综合记述的手法，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报道。伍德沃德在深入报道这个新闻业的新领域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门事件后他在这方面还屡有建树。同时这种报道形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并促使政商两界的权力层负起更多的责任。
“深喉”与媒体的秘密合作不仅使联邦调查局免受政治腐败的侵蚀，他的勇敢事迹的公开还激励了许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层雇员，给了他们在压力和威胁之下揭发非法行为的勇气。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会在荣耀中完成它余下两年的任期。我们原本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被黑幕遮挡，那些诚实的雇员就会受到威胁和压制而无法伸张正义。
对于马克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门事件，最好的解释不是1972年时他与联邦调查局内部敌人的斗争，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并信奉的价值观。马克之所以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平静而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愿拿自己的事业和家人的安全冒险，其原因可以归结到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的母亲、他所经历的道德教育和他养过的狗，对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爱达荷州双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国小镇人的普遍人生观。马克的父亲厄尔·费尔特在双瀑城外的几亩土地上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马克的母亲罗斯·迪格特·费尔特在当时的女性特别是美国西部的中产阶级女性中，受教育水平十分出众。她毕业于爱荷华州得梅因的一所文科教会大学——得雷克大学。
费尔特一家有两个孩子——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现已病故）。在家庭为后代保留的回忆录里，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亲栽的苹果树、樱桃树和梨树下用梅森食物罐捕蜜蜂；马克和一个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个游泳池；到了冬天，他们用真正的蜡烛点亮了整棵圣诞树。珍妮特还写道：“三月是风和风筝的世界，四月有愚人节，五月的五朔节（我们会去跳五月花柱舞）给我们带来满篮的鲜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们熬夜玩踢可乐罐、捉迷藏和绑架游戏。七月四日是我们最向往的，那天每一个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钱，那的确不少。那天总有一些政客在音乐台上大声地演讲很长时间。而我们则会去玩摩天轮和旋转木马。”
费尔特双亲的家族都能追溯到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德国先辈。厄尔·费尔特和他的儿子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宗教礼节，保留了长老会的慷慨和社会正义感作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础。马克和珍妮特在十岁上下时常常参加教堂舞蹈。他们跳的舞显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种复活的风格，而是更加理性和柔和的长老会传统风格。自制，关注别人的需要，周到体贴的言行以及很强的责任感是长老会教义的核心。因此从六岁起，马克就担负起了夏天切割和搬运干草以及冬天早起喂马的任务，尽管他的活还干得比较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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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0）
厄尔·费尔特在马克犯错的时候也偶尔会惩罚他，但主要管束马克的是他的母亲。马克到了中年还会想起他小时候“宁愿被父亲打十次也不愿听到母亲说一次对自己感到失望”。罗斯·费尔特始终保持着理智和冷静，可对马克的要求相当高。她的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定，常常教育马克要自律和自制。在水门事件及随后的岁月里，马克常对朋友说，自己还是个顽皮的男孩子时要学会自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学会这一点对自己在联邦调查局的成功又是何等的重要。
马克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了领导才能，他赢得了学生会的竞选。从十几岁开始到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关键人物，马克的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可那并不是起步于对权力的追求，而是源于他母亲交给他的任务。罗斯常教导马克：“你肩负着对别人的责任，去履行它。”
少年时期参加的宗教活动并没有给马克的成年生活带来多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孩童时期发生的一件事。马克的父亲曾带了一只长着棕色卷毛的小狗回家，他们给它起名叫米奇。用珍妮特的话说，“大家都为这只可爱的小狗着迷”。在随后的三年里它成了马克一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可有一天它被人下了毒。珍妮特写道：“大家都很恐慌，特别是马克（当时十岁），整整一天他都在大声祈祷，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上下楼梯，最后回到厨房看米奇的状况。米奇躺在炉子旁，尽管很难受，可马克躺在它身边时它还是不停地摇着尾巴。” 后来小狗还是死了，珍妮特说：“在那一刻马克失去了所有对上帝的信仰，无论爸妈说什么都没用了。”
马克通过努力工作和勤于观察他人的需要培养出了一种平静的态度。在事业生涯中，他总是有条不紊地工作，从不抱怨工作时间太长。然而没有一个人说马克出现过情绪过度紧张、压抑、焦虑或崩溃的情形。小马克说：“他决不是伍德沃德在《总统班底》一书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急躁不安的人。一旦他做出了决定，不管有多困难，他都会毫无顾虑地去实施。”
马克的律师回忆说，在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比其他人更坚强，情绪更稳定。马克·卡明斯当时是马克的一名辩护律师，现在已成为华盛顿特区一名经验丰富的白领律师。他说：“当法庭宣布不利于马克的判决时，他竭力安慰我，似乎我才是该难过的人。”
旧金山的拉里·卡拉汉曾是一名联邦检察官，现在当了辩护律师。他当年也参与了马克的案子，代表一个关键的证人。他这样形容马克的镇定：“在审讯中他保持着令人吃惊的超然态度，似乎更愿意谈他女儿的问题而不是他自己的。”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马克勤工俭学完成了在爱达荷大学的学业。他为大学生联谊会烧锅炉，为女生联谊会洗盘子，同时还保持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并被选为他所在的大学生联谊会的主席。他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时也是这样，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在参议员詹姆斯·波普办公室里全时工作（后来波普在竞选中被击败，新任参议员D。沃思·克拉克又把马克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除此之外，马克还成为第一个被选为爱达荷社团（由生活在华盛顿的爱达荷州人组成）主席，而此前担任该职的无一例外都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爱德华·希尔医生现在是旧金山的一名退休内科医生，当时也在参议员办公室里工作，是马克的同事。在他的眼里，马克十分细心和勤勉，处理了大量的信件并认真地回复了选民的要求。而他在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法学院的学业，后来还要为进入律师界继续学习。希尔回忆道：“他是个天性顽皮的人，跟我弄过几次恶作剧。”有一次希尔到办公室发现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了，起初他还担心自己是被解雇了，后来才发现是马克把他桌子上的东西都装到一个袋子里挂在天花板角落的一根管子上了。
正如马克的母亲所期望的，马克的志向被定位在了公众的利益上。马克和参议员办公室的另外两名律师阅读和讨论了一些共产主义著作； 这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还是能被人们接受的，因为当时离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还有一些年。资本主义加重了人们的利己心，而这正是共产主义所批判的，因而马克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些兴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乌托邦式理想正是罗斯·费尔特所向往的，也正是她儿子为人的真实写照。马克不是思想家，可他的观点与那些常去克拉克会所的孤立主义的参议员们不同。他们总是为自己对纳粹的软弱立场辩护，说这样能制衡共产主义苏联。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派在马克的眼中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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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1）
尽管马克对共产主义着迷，可他还是选择了一条更现实的道路去实现他的社会理念。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申请到联邦商务委员会工作。联邦商务委员会的职能是通过取缔不公平和误导性的商业行为来矫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这符合马克的价值观。然而后来马克发现了宣传与现实的差别，他的工作总是围绕着商业斗争的双方，而无论是投诉者还是被投诉的对象都少不了贪欲。另外，这份工作还十分枯燥，马克最初的任务就是调查人们使用卫生纸的习惯和态度，这并不是项理想的入门任务。
马克在1940年通过了华盛顿特区律师考试，他有资格申请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了。这时马克不再是个爱幻想的小伙子了，他理智地看到自己有机会进入的这个组织是真正有实效的，公众对这个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谈不上崇拜的话也是广泛支持的。当时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埃德加·胡佛很善于利用媒体，他向公众展示了一个整洁、阳刚的联邦探员形象，要消灭所有美国的敌人，包括约翰·狄林格① 约翰·狄林格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银行劫匪。他和他的同伙所制造的轰动性的劫案，促进了联邦调查局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纳粹的间谍、###分子、暴力犯罪者以及绑架林德伯格之子的绑匪② 林德伯格是1927年第一个独自驾飞机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飞行英雄。1932年他两岁不到的儿子被绑架并被杀害的案件轰动全美。等。
马克同其他许多在胡佛部下工作的探员一样，都对胡佛领导的这个严密、高效的组织深怀敬意。胡佛在公共关系上的出色成绩也令马克十分钦佩。由于胡佛的努力，联邦调查局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方便了探员们在工作中寻求市民和地方执法人员的帮助。一位老探员菲尔·巴舍说：“在关上车门之前，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马克·费尔特真诚地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个可靠的系统。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勤奋工作的热爱，细心的个性以及沉着冷静的风度使他成为一名有提升前景的模范探员。但马克在逐级上升的过程中从不表露出过强的提升欲望。他的一名同事乔·庞德说：“马克从不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他的袖标上。”正像马克有一次对他女儿说的：“最好的外套要能隐藏优势。”
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马克的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他所从事的工作——反间谍活动——就需要他讲究策略和善于分析。当时一个逃脱了许多老练探员视线的重要纳粹间谍被马克发现了，这使得马克一举成名。马克在那些年掌握了许多间谍技巧：甩掉跟踪者、暗中传递情报、避免引起自己人的怀疑等等。这在他日后与伍德沃德建立的秘密联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期间一直都在监督反间谍人员，同秘密特工一起工作。琼回想起有一次她回到家，发现有一个穿着破旧的“激进分子”坐在她的起居室里——其实是一个联邦探员前来报告马克他所打入的一个左翼组织的情况。马克还是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的专科学院的课程主管，负责培训新探员基本反间谍技术。因此当马克被提升到联邦调查局最高层时，他对沙利文负责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反间谍计划了如指掌，那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协调渗透到极端组织里的线人和探员。
总而言之，马克比联邦调查局里大部分人都了解间谍技巧。这种技巧中的一部分是为渗透到对方内部的探员杜撰一段经历以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杜撰经历的手法通常是制造一份“介绍信”，比如犯罪记录，以证明对敌人的绝对忠诚，或是抹掉真实的个人历史记录。马克在成为伍德沃德的秘密线人后，隐匿了他们已有两年友谊这个事实，伍德沃德在此事上也十分谨慎。因此在伍德沃德报道水门事件期间直至在接下来三十年里，在人们不断寻找“深喉”本人的情况下，都没有人能肯定邮报记者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两个人之间有私人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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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2）
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们都要学习保密和隔离，可没有人像马克·费尔特那样善于隔离。他划清了家庭和工作的界限，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界限，当然还有他的秘密身份和他的公开身份之间的界限。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一书中提到一件事：他在2000年初出乎意料地突然给马克打电话说：“我希望你能回忆一下往事并多吐露一些实情出来。”他的这个老搭档犹豫了一会儿说：“让我们只是……我要挂断电话了。关上这扇门，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在担任监察处副主管的时候，马克能接触到局里每一位探员的敏感信息，他也以谨慎而闻名。在一开始他还没有得知一些机密的任务，如根据白宫的命令在国务卿基辛格电话里安装窃听器以监听国家安全官员和记者的通话。
在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里，谨慎是被提升到顶层的重要条件。另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善于与主管相处。胡佛的首要纪律十分明确：不许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局里的教官和监管者反复向新成员灌输这条纪律，监管者负责执行纪律，监察员则负责惩处那些违纪者。这项禁令覆盖了每个探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的穿着（西装革履）到工作的时间（大量而漫长）。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探员不得不每两到三年就搬一次家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历，因为按胡佛的要求，这是提升所必须的。胡佛自吹高效的这套制度有一个能引以为荣的特点，那就是探员们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的过程中甚至都不会耽误任何一个任务。可另一方面，探员们的家人却因无休止的搬家、转学（常常是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探员的妻子因不堪忍受而自杀，甚至在这种情形下，胡佛的首要纪律依然适用。据说一名探员的妻子把家中过冬所需的水果装罐后，写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后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马克·费尔特的事业生涯中，他的妻子奥德丽始终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奥德丽·费尔特是爱达荷州大学优秀毕业生，同那个年代许多其他的女性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业中：帮他挑选整洁的服装和领带，帮他装饰办公室。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后，奥德丽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装了小聚光灯，让桌子看起来更加明快一些。
然而马克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样给有着敏感个性的奥德丽带来了压力。马克一周工作六天，频繁搬家，不能脱离联邦调查局风格的拘谨的社会生活，一连十二年下来，奥德丽终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当时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图。后来她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当琼长大成为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后，她们母女又常常发生争执。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调解她们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也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费尔特一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琼离家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个宗教社团。全国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拉远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城市里充斥着激昂的情绪，激进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这样的社会潮流，联邦调查局也难免卷入其中，它的许多行动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广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在马丁·路德·金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试图监视两名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的顾问对金的影响。从不偏离胡佛政策的马克支持联邦调查局对马丁的监听行动，但不赞同他的对手——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沙利文主张的威胁恐吓那些民权领袖的行动。
马克退出了沙利文参与筹划的休斯顿计划，该计划最终也被胡佛否定了，因为那是尼克松政府用来向自己的对手开展情报战的。马克同沙利文之间的无声战斗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还关系到联邦调查局的未来。白宫的幕僚们所推行的那个休斯顿计划是他们制约政治对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参与筹划休斯顿计划的目的是在与胡佛的权力斗争中赢得政府的支持。而费尔特则站在胡佛一边，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批准，白宫就将派出一个代表来协调和指挥联邦调查局去从事一些最为敏感的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样联邦调查局可贵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
序言（13）
1970年10月，沙利文与胡佛公开决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后说，新左派运动成为对美国的新威胁，效仿苏联的美国共产党则大势已去。胡佛已经通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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