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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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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初，伍德沃德根据“深喉”在此前三个月所提供的信息，刊登了一篇关于基辛格实施电话窃听行为的报道。这篇报道进一步加深了白宫的戒惧。5月11日，尼克松和他的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针对“艾略特”（指新任命的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和“沙利文”所提出的意见——他们两人都坚决认为费尔特就是泄密人——进行了讨论。1973年6月，在与伍德沃德经历了近一个月的紧张会面之后，在政府工作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费尔特宣告退休，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即促使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展开公正且备受赞誉的调查。“深喉”的表现令后人惊叹不已。这一丑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格雷、尼克松的一干亲信以及尼克松总统本人身败名裂。然而，令费尔特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引发的这场政治风暴最终也使得他自己沦为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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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中挣扎（1）
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在胡佛死后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其原因在于他希望任命一个能够将联邦调查局转化为附庸白宫的政客。在出任总统之前，尼克松曾经对胡佛的政治独立性大加赞扬，但是当他入主白宫之后，他却立即开始思考如何将联邦调查局转变为白宫的政治警察。但尼克松始料未及的是，联邦调查局的职业探员会对此全力反对。而格雷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忙于在全国各地演讲而没有时间关心局里的事务，使得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常常刚刚结束一次巡回演说便又要离开华府，开始新一轮的演讲活动，而他的演说更多地是为了尼克松政府呐喊助威，并非为了联邦调查局。他的行为使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地位遭到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他的工作表现乏善可陈，因此也未能赢得白宫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外出旅行、长期的病患、在腹部手术后为时更久的休养，加之他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缺乏了解，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格雷对于他能否被提名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局长感到越来越没有信心。其他被临时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总统提名，并得到了正式任命，但是对格雷却只字未提。他怀疑他已被总统冷落搁置在一边，并向我透露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是否放弃他的官场生涯，回到新伦敦市继续从事他律师的老本行。
1973年2月15日，白宫似乎准备解决这件悬而未决的任命了。格雷接到白宫的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到白宫。从白宫返回办公室之后，他向我描述了此次会面的经历。他先是和面无表情的约翰·埃利希曼谈了十五分钟，埃利希曼批评他无法胜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一职位，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随后他与尼克松简短地碰了次面，总统对他的处境也并不同情，并告诉他：“帕特，你太仁慈了，应该动用测谎仪来阻止一切泄密行为。你应该表现得更加强硬一些。”
格雷承诺他会依此行事。但是离开白宫时，他依然无从知晓他能否获得提名。然而在2月17日星期五，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对外宣布，白宫提名格雷正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由于格雷将是第一位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齐格勒还补充道：他认为格雷获得批准任命不会有太大困难，对此他“很有信心”。但是齐格勒的说法却遭到了参议院民主党督导罗伯特·拜德的反驳，拜德声称他将反对这一提名，因为格雷是导致联邦调查局内部“纷争和分裂的根源”。
这本来应该为格雷拉响警报。但是格雷在急需为他获得参议院批准任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却没有求助于司法部那些知道如何接近国会的老手，而是完全依赖于他的私人助理。对于任何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言，在此时面对参议院的质询，都远非一件易事。政治炸弹在华府被不断引爆。《时代》周刊已经披露，联邦调查局根据总统助手的要求，对部分白宫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实施窃听。而与此同时，在南达科他州，激进的印第安人与州政府之间一场丑陋的摊牌大战也正在上演，这一切都进一步损害了格雷在其联邦调查局同僚中的声誉。
在那段时间，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僵局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条。1973年2月，大约两百名“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占据了一个名叫“伤膝”的度假小镇，并劫持了十一名白人人质，他们要求国会对违反印第安人条约的行为以及塞克斯保留地的情况进行调查。白宫决定尽量避免冲突，并不得使用武力。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则宣布采取“遏制”政策。他命令联邦调查局帮助在小镇周围设置路障，禁止任何车辆在方圆十五英里的范围内通行，但是这一做法其实毫无用处。此外，他的这一命令也构成了对联邦调查局职能的滥用，因为探员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他们的职责应该是进行调查，而不是充当警卫。
在风暴中挣扎（2）
如果当时埃德加·胡佛还活着，就不会出现上述这些问题。他不会同意这样来使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但是我和格雷都没有胡佛那样的权力和权威。更糟糕的是，克兰丁斯特还改变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规则。一般来说，除非为了保全生命而进行自卫，或是保护无辜的第三方，探员不得使用枪械，只有在符合上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开枪射击。但是克兰丁斯特则指示我们：一旦对方先开枪，我们就可以使用枪械——击伤，而非击毙对手。
这个新规定放宽了对开枪射击的限制。在围困伤膝镇的七十一天时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爆发枪战。双方耗费的弹药数以千计，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射击对象是谁。在这场我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政府行动中，人员伤亡数量倒并不是很大，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两名激进的印第安人被打死，七人受伤，而我们这边，一位警察局长的脊椎被子弹击穿，导致自腰部以下截瘫，还有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手臂伤势严重。最后，印第安人厌烦了对城镇的占领，同意撤出小镇，其中许多人就是跨越路障扬长而去的。
在水门调查开始不久，格雷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中的声望就开始不断下降，而此次发生在伤膝镇的事件则令他的声誉直线下跌。探员们指责他未能保护联邦调查局的利益，而探员的妻子们也对他抱怨不已，认为他毫无必要地使他们的丈夫冒着寒冬去执行危险的任务。
然而，对于应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质询，格雷却极为自信。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和首席议员均来自康涅狄格州，即民主党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和共和党参议员洛厄尔·韦克。面对由这两位参议员领衔的司法委员会，格雷开始了他的任命听证。格雷首先热情洋溢地汇报了他在担任代理局长的十个月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随后他的发言却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他最终的结局。他向委员会表示，他将向任何一位感兴趣的参议员提供水门调查的全部档案材料。他还补充说，这些档案材料将只供参议员阅读，却不能提供给议员们的助理。对于格雷的发言，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完全被惊呆了，白宫更是震怒，因为白宫知道那些档案都包含有什么内容。即便是参议员们也都觉得惊讶不已，半信半疑的拜德参议员还特意追问道：“你说的是全部档案——不折不扣的全部档案吗？”
“是的，先生，”格雷答道，“我们对于我们的调查深感自豪。”在格雷读完他的开场白之后，小萨姆·欧文参议员要求格雷对他在当年8月于克利夫兰城市俱乐部发表的一篇演说做出解释，其原因在于欧文和其他参议员认为这是一篇政治性演说。格雷坚称是城市俱乐部对他直接发出的邀请，但随后又不得不承认演讲是由白宫安排的。随后，欧文参议员又向他询问联邦调查局针对参众两院议员的“国会卡片”一事。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记录处就在着手搜集整理国会两院每一位议员的相关数据，并制成小巧的卡片加以记录，此即所谓的“国会卡片”。每张卡片上都记录着议员生平的数据，以及任何有助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保持联系的信息，其内容包括联邦调查局与特定议员交往的短暂记录，也包括在未来需要避免的问题。除非某位议员被指控违反了联邦法律，或是将被提名担任联邦政府高级职务，否则联邦调查局不会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议员、议员候选人或者州长进行过调查。然而，格雷却告诉欧文说，他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不得再保有这些数据卡片。
随后，欧文又问及发生在1972年9月的一次事件，当时联邦调查局奉白宫之命，负责对犯罪司法信息加以整理，以便为白宫的政治目的服务。格雷回答说，那时他本人并不在华府，但是他曾警告有关负责的人员不要答应白宫的要求。他的这一回答令我们这些探员深感惊奇，因为我们从不知道格雷曾经为此事“警告过”我们。
欧文下一个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唐纳德·塞格雷蒂，那个愚蠢的、专门玩弄竞选肮脏把戏的专家。欧文指出，曾有报纸文章指出，塞格雷蒂曾经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两次质询，但是事后他却看到了有关质询的文字记录。对此，格雷描述了他是如何根据约翰·迪安的要求，下令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总结的情况。由于他有责任让司法部长对此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他将这份总结送交司法部，尽管他知道这份总结最终将会被送往白宫。事情仅此而已。但是就像许多缺乏经验的证人一样，格雷对此事的解释无法就此止步，他只能进一步加以详细说明。
在风暴中挣扎（3）
“不久，”格雷继续说道，“迪安先生想要查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于是我便将总结报告交给了他。”格雷的这种做法就好比是将狐狸放进了鸡窝里。尽管随后格雷又补充说，迪安向他承诺，不会让塞格雷蒂看到这些报告，但是他的上述表白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格雷居然允许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查看对他的调查报告。
此后，听证会上的形势对帕特·格雷越来越不利。在随后的作证过程中，他闪烁其辞，试图回避民主党议员所提出的问题。当参议员约翰·滕尼问道：“在全国范围联邦调查局针对多少人设立了档案？”很显然，滕尼问的是有多少份调查档案，但是格雷却滔滔不绝地对指纹记录等等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最后记录下来的内容竟然长达25页之多。
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提问则可谓是一针见血：“本周出版的《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指出，有人对新闻记者进行窃听，据说这一切是根据白宫发布的指令，并得到了司法部的授权，而窃听装置则是由联邦调查局安装的。你对这一指责做何回答？”
格雷开始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我要说的是，首先，对于窃听这一普遍问题……”
肯尼迪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我说的只是这一个具体问题。你将如何做出明确回应？”
“对此我能如何回答呢？当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查阅了联邦调查局的有关记录和索引，同时我还被告知，司法部也已查对了‘内部收入司’的记录……但是却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人曾对新闻记者和白宫工作人员进行窃听。”
格雷已经预料到将会有参议员问起这个问题，而他则业已想出了一个在技术上绝对正确但却富有误导性的答案。对于所谓的基辛格电话窃听案，在联邦调查局的确找不到任何官方的记录，其原因在于副局长沙利文将相关的记录都扣留了下来，归入了其个人保管的档案，其中包括工作日志以及由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签发的授权信。后来，沙利文又秘密地将这些记录交给了助理司法部长马迪安，并由他最后转交给了白宫。因此，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基辛格窃听案的存在。尽管格雷与该案的确毫不相干，但是他也曾经被非正式地告知此事。如果他直言不讳地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本可以万事大吉。然而，作为尼克松总统在联邦调查局的亲信，出于政治上的忠诚，格雷却转弯抹角地试图对此事加以掩盖，而面对肯尼迪参议员毫不留情的诘问，他使自己陷入了越来越困难的处境之中。
格雷没有想到会遭到这种盘诘，事实上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而当肯尼迪参议员将质询的炮火指向联邦调查局对水门调查的处理时，形势变得对格雷更加不利。也许，如果他能在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多呆一些时间的话，他就能够避免犯一些明显的错误，并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做出有力的辩护。然而，由于他对此只有一些零星的了解，因此一再犯下大错——而肯尼迪则毫不费力地将他的质询范围不断扩大。针对肯尼迪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格雷在随后撰写的一份书面回答中证实，德怀特·蔡平，白宫负责官员提名事务的秘书，曾经叫塞格雷蒂求助于尼克松的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卡姆巴克声称他曾雇佣塞格雷蒂，并于1971年9月1日和1972年3月15日间，从竞选经费中拨出三万到四万美元付给塞格雷蒂。根据格雷的说法，卡姆巴克说他“并不知道塞格雷蒂要这笔钱有什么用途，抑或只是作为他自己的工资”。
在你来我往的质询过程中，格雷也许可以对一些细节加以粉饰和遮掩，但是在他的书面证词中，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反感的弦外之音，从而使本已十分不快的白宫更为恼怒。只要格雷仍在担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一天，那么就无时无刻不在削弱着白宫所拥有的政治支持。
而且，他同意向参议员提供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调查的所有档案，也使他处于一种里外不讨好的境地。他的这一善意的姿态首先遭到了白宫的抨击，同时参议员们也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将上述档案同样向参议员助理开放，此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对他提出批评，认为这一做法将会侵犯那些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员的隐私。
在风暴中挣扎（4）
当其他参议员开始针对其他问题展开质询时，格雷的艰难处境也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一些本已被掩饰过去的事情现在又骤然被重新翻了出来。为什么在联邦调查局与有关涉案人员进行约谈时，格雷会允许约翰·迪安在场旁听？为什么格雷在得知迪安取走了霍华德·亨特白宫保险柜中的物品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允许迪安截留部分保险柜中的物品？他怎么会对基辛格电话窃听一事毫不知情？
在随后的回答中，格雷犯下了他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此前已经有一位证人作证指出，格雷曾经给埃利希曼打电话，谈及一个锁在密室里、只有他们两人和迪安知晓的绝顶机密。作为白宫助理的迪安曾经交给格雷两个从亨特保险柜中取出的文件夹，并告诉他“决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些文件”。（迪安本人曾经销毁了保险柜中的两个笔记本，其中一个上面记录着一长串的人名和亨特所做的笔记。）
天真的格雷不知道他所打的这个电话内容已经被记录下来，但是又有谁能够料到，在后来举行的水门事件听证会上，这一电话记录会被公之于众呢？格雷打这个电话决非明智之举，因为这不仅使格雷被埃利希曼控制在股掌之上，而且也预示着他将彻底丧失获得任命的机会。在电话中，格雷首先说道：“我想跟你说的是，在某些方面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丝毫没有让步。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方面的事情，我想你也应该告诉迪安必须牢牢地把握住他的权力，说话要非常谨慎，在他与联邦调查局接触时，他所讲的一切都要绝对小心在意，不要区分……”稍作停顿之后，格雷又说道：“但是他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局。”
埃利希曼漫不经心地答道：“对的。”
格雷继续说道：“他告诉了那些探员——”
“我知道。”
格雷又以巴结的口吻说道：“你知道，对于我非常重视的一些方面，我已经能够控制住局面了，而且我正在发起攻击。”
埃利希曼：“很好。”
格雷：“我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些情况。”
埃利希曼以一种嘲讽的语气说道：“不错。继续好好干，伙计，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你就告诉我。”
格雷：“好的。他（迪安）应该能够帮我。”
埃利希曼：“好，我会告诉他这件事的。”
上述对话中所说的“这件事”所指的就是告诉迪安，如果有任何人问及格雷销毁掉了亨特保险柜中文件一事，就由他来替格雷撒谎掩饰。与格雷通完话之后，埃利希曼立刻兴冲冲地拨通了迪安的电话。“嗨，你最喜欢的证人刚刚给我来了个电话。”
迪安：“哪个？”
埃利希曼：“帕特里克·格雷。”
迪安：“哦，是吗？”
埃利希曼：“他说他是想确认老伙计约翰·迪安在声称已经将所有的文件全都转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而且没有对普通探员和局长加以区分的时候，能够表现得非常非常沉着冷静。”
迪安：“他有点担心，是吗？”
埃利希曼：“嗯，他只是不希望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他说他正在牢牢地掌控着局势，但是在他的周围有很多眼线。”
迪安以一种厌烦的口气说道：“是嘛，他的确掌控得很牢。你应该去读读那些调查记录。我都要被他气死了。”
埃利希曼：“是吗？”
迪安：“太糟糕了，约翰。”
埃利希曼：“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为了掩护他？”
迪安：“嗯，没错。我昨天已经训了他一顿了。”
埃利希曼：“哦，我明白了。好的，约翰。”
迪安：“你也说说他。你知道，他把这件事搞得一团糟，所以我真不知道他今天说他已经控制住了局面是什么意思……”
埃利希曼大笑着说道：“那就让他在那里控制局面吧。嗯，我想我们应该让他继续呆在那儿，让他在风中慢慢地、慢慢地挣扎吧。”
在风暴中挣扎（5）
迪安：“没错，今天早晨我和老板在一起，老板说：‘我不敢确定格雷是否足够精明，能够以他现在的这种行为方式来管理好联邦调查局。’”
一系列来自其他证人的证词或者与格雷的证词相悖，或者是发泄了他们对联邦调查局的不满。然而，正当这些证词在参议院其他听证室中回响之际，白宫和司法部却在采取行动，将格雷置于一种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当司法委员会再次开会，继续对格雷的批准任命进行质询时，格雷不得不在委员会主席和首席议员面前，对于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回答。根据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的命令，格雷收回了他允许所有参议员查阅联邦调查局水门档案的承诺，而只让司法委员会主席、少数党议员领袖和他们的顾问予以查阅。仅仅这一点尚不足以令参议员们感到极为恼火，因为毕竟他们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来仔细查验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档案。但是克兰丁斯特还指示格雷将他的回答局限在程序问题上，而不要回答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绝口不提水门事件。
事实上，白宫已经将格雷当做了挡箭牌的一部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滕尼便曾指出，尼克松政府“已经决心将格雷丢入虎口”。而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奇·贝赫则说的更为直白：“像格雷这样的朋友已经被白宫抛弃，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再到别处去寻找敌人了。”而尼克松总统以行政特权为名，拒绝让约翰·迪安到参议院出席作证，则使得格雷的处境更为艰难。
3月22日星期四，这一天是格雷批准任命听证会的最后一天，拜德参议员对格雷发起了最后一击。面对此时业已身心疲惫、意志消沉的帕特·格雷，拜德请他回答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处理亨特保险柜中的物品的。这件事需要追溯到1972年6月28日，拜德说道：“由于某些材料被提交给了联邦调查局这件事被泄漏了出去，因此迪安先生在当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给你打来一个电话。那么他所说的被泄漏出去的是什么？具体又是些什么样的材料？”
“他跟我说，当时外界一直有谣传说，联邦调查局正在回避（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且在亨特先生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把手枪，他当时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这就是电话的主要内容……我现在只能记起这么多了，先生。”
“当天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你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你说你对电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电话是不是也与亨特先生有关呢？”拜德追问道。
此时的格雷已经精疲力竭：“不，不是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见此情景，拜德参议员跳过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然后问道：“那么就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迪安先生吧。当他说他要回去查证一下亨特先生是否在老行政办公楼里有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探员撒了谎，对吗？”
听证室内一片寂静。迪安曾经说谎，以试图消除人们对白宫与水门窃案有染的怀疑。格雷犹豫了好长时间，然后终于缓慢地说道：“回首重新审视这段往事，我要说的是——”他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通过对一些细微环节的彻底分析，我只能做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是这样的，先生。”
格雷知道，司法委员会知道，在场的所有听众也知道，这位已经得到提名尚未正式上任的局长将再也得不到白宫的任何支持。同时，他也承认了尽管他知道迪安撒谎，却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这也彻底摧毁了他的声誉和诚信。
自此以后，格雷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4月5日，他请求总统收回对他的提名，因为他已经不可能获得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的批准了。
对于接受格雷的请求，尼克松总统发表的声明属于那种典型的政治辞令。“出于对格雷先生的公平起见，”总统说道，而他的这句话也招致了华府上下的嘲讽，“加之我对联邦调查局这一极为重要机构能否有效运转的高度关注，我不得不遗憾地收回对格雷先生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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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中挣扎（6）
在听任帕特·格雷在风暴中蹒跚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总统终于彻底抛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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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费尔特（1）
1973年4月25日清晨，当康涅狄格州共和党参议员洛厄尔·韦克刚走进办公室，他的秘书便拦住了他，告诉他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格雷——当时他正在等待总统提名新的人选来接替他——很急切地给他的办公室打来了三次电话。虽然这令韦克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和格雷尽管都来自同一个州，但平时彼此并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他还是立即拨通了格雷的电话。
格雷接起电话说道：“参议员先生，我想立刻和您见一面，这非常重要。您能否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二十分钟后，韦克来到格雷的办公室。一开始，格雷很沮丧地跟韦克谈了他与白宫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在批准任命听证会上所遇到的困境。随后，他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格雷告诉他，在1972年6月28日，就在水门窃听案发生十一天之后，他接到白宫的通知，让他到白宫和约翰·埃利希曼开个碰头会。但是当他到达白宫之后却惊奇地发现约翰·迪安也在那里。埃利希曼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帕特，约翰有些文件想交给你。”
迪安交给格雷两个文件夹，并向他解释说这两个文件夹取自霍华德·亨特位于老行政办公楼办公室里的保险柜——迪安曾否认他知道亨特在那里有一间办公室。迪安告诉他，保险柜里的其他物品已经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全部交给了负责调查的探员，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两个文件夹与水门事件毫无关系，但是里面却含有一些“高度敏感的、具有政治色彩同时又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文件”。
“这些材料都是政治炸药，绝不能再让任何人看到这些文件，也不能将之纳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库。”迪安对格雷做了这番交待之后便离开了办公室。
而埃利希曼对此事的态度则更为清晰明确。格雷告诉韦克，埃利希曼命令他彻底“销毁”这些文件。（后来埃利希曼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格雷还告知韦克，他将这些文件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了两个星期，然后带回了他在康涅狄格的家里。12月，他将这些文件投入了家中的火炉。格雷否认他曾经看过这些文件——但这很难令韦克相信。
当格雷后来于1973年8月3日在参议院水门委员会前出席作证时，谜团终于揭开。在他的证词中，格雷承认他曾经在销毁之前看过文件的内容。这些文件看上去像是绝密的国务院电文。“我看了第一份电文，”格雷说道：“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文字内容了，但是似乎是说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与刺杀南越总统吴庭艳一事有关。那时，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份电文的真实性，因此它令我深感震惊。”
“我迅速翻阅了一下其他一些电文，内容似乎都与第一份电文基本雷同。对第二个文件夹里的文档，我也只是大致翻看了一下，发现里边还包含有一些印在薄纸上的电文副本。但是直至今日，我也未能明了这些电文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是些什么问题。”然而，无论是水门委员会还是普通公众，都不相信格雷没有看过那些文件。
但是在韦克和格雷此次的会面中，尽管韦克参议员并不知道两个文件夹中都包含有什么内容，但是他依然立刻意识到了格雷这番话的严重性。白宫在水门案件中所搞的那些把戏本已令参议员感到气愤不已，现在他知道他手中已经握有了一支致命的武器。“现在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他对格雷说道，“让我仔细想一想，然后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天真的格雷答应了。
韦克其实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来考虑此事。第二天，在没有与格雷商量的情况下，他就将此事透露给他一个在《纽约每日新闻报》工作的记者朋友，并引发了强烈轰动。各大电讯社立即开始对格雷的渎职行为加以指责，全国各种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重点报道。韦克毫不讳言是他向报界透露了这一消息，并坚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格雷。
这一事件令联邦调查局上上下下对格雷都感到极为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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