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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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番话令我感到吃惊和不快。我与克兰丁斯特的接触很频繁而且相当友好。我丝毫没有察觉到我遭到了对方的怀疑。我感到内心里一股怒火在升腾，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格雷对我表现出来的支持。格雷继续说道：“我告诉克兰丁斯特，你我共事多年，你十分能干，我相信你绝对是忠诚的。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你离开联邦调查局的。而克兰丁斯特则对我说，‘帕特，如果你能够听我的，我将感激不尽’。”
　　我吃了一惊，我不想因为我而妨碍格雷被正式提升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说道：“我绝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你无法被提名为局长，那样我会深感愧疚。我已经在考虑退休，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迫于压力而离开联邦调查局的。如果能把我作为一名分局主管调到西海岸去，我将很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安排。”
　　

水门事件（4）
“不。”格雷说道，“我不会那么做的。你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会这样对待一个为了国家和联邦调查局服务多年，能干而又忠诚的人的。”
　　我很感激帕特·格雷能够这样说。
　　很久以后，我得知白宫曾经多次对克兰丁斯特抱怨说我就是那个“深喉”。尼克松的白宫幕僚从没有任何人曾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将我视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推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觉得我对格雷担任代理局长心存嫉妒。他们认为我在联邦调查局身居高位，可以接触到有关水门调查的所有信息，然后再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此来打击格雷，这样也许会导致格雷被撤职，从而使我自己能够得到提升的机会。此外，对于白宫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实属不当，因此也没有予以配合。我估计在白宫幕僚那里，我恐怕已经被贴上了“抗令不遵”的标签了。
　　的确，在胡佛病逝之后，我很希望能够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如果说我对格雷心存嫉妒，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格雷的任命已成定局的时候，我便已下定决心，为了联邦调查局，我将尽我所能地协助格雷做好工作。
　　在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与鲍勃·伍德沃德碰过一次面。他想和我约谈，于是我便在9月里挑了一天和他会面。为了防止我的话被错误地引用，我让我的助手，监察员沃森·坎贝尔和我一起参加会谈。然而伍德沃德采访我并不是为了探询什么消息。他理解我所处的位置：作为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负责人，我不能泄露任何有可能会损及犯罪调查的信息。伍德沃德只是想向我确认他和伯恩斯坦业已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真实性。他让我告诉他哪些信息是正确的，而哪些则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谈中，我对一些在公共记录中便可以查到的信息进行了确认或者否认，仅此而已。
　　那时，我没有告诉伍德沃德，其实我们对于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正日益感到担忧。经过两个月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来起诉那几个盗窃犯。但是司法部却越来越不愿意授权我们对一系列业已发现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广泛追查，其中包括尼克松竞选特工唐纳德·塞格雷蒂对民主党所施展的那些肮脏把戏。我们小心谨慎地试图在内部备忘录中将我们的不满清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我们便提请全局注意：报界已经断言审计总署怀疑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有违反《竞选资金法》的行径。我们随之指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受到司法部的任何指令，来对审计总署的有关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强调说：“对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得到司法部的特别指令才可以开展。”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我们几乎是在恳求“水门”检察官，即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让我们展开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为此我们写道：“鉴于联邦助理检察长希尔伯特对联邦大陪审团的证词做出的详细评论，对起诉所做的准备以及将会有更多的证人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为此我们预计希尔伯特将会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但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试图超越对水门窃案的调查，而扩展为对一系列违反《选举法》行为的调查，但是却屡屡遭到挫败。随着我们的不满日益加剧，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做出澄清，我们也许便会扭转这一局势。如果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后果，那么这样做将会使开展调查的速度加快。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白宫一直在竭力掩盖其对水门事件的介入。如果我们这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遵循一般的调查程序，那么行政部门尽管实施了大量的违法行为，也将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我们则将因此备受责难，也将因未能恪尽维护宪法的职责而遭到谴责。公众将会质疑我们的诚信，彻底损害联邦调查局作为一个公正的执法部门的声誉。要对这些犯罪行为开展调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联邦调查局一直以来小心翼翼加以遵守的行为准则——那些我在监察科所坚决执行的准则。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也将遭到批评，同时也会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简而言之，没有什么理想的办法可以打破这一两难困境。
　　

水门事件（5）
两种观点在我内心深处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锋：对于我来说，遵循常规程序来履行我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职责，是否应该超越我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所负有的揭露真相的责任呢？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一次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又与伍德沃德多次会面，依然是为了证实或者否认他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信息。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诚实的记者，也感谢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渠道。
　　在我看来，报界获取内部信息的渠道似乎不止一个。但是，尽管媒体记者做了最大的努力，笼罩在水门事件之上的伪装依然无法被揭开。对于压制信息的传播，以及准确出手防止消息泄漏，白宫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白宫的压力下，司法部的调查也遭到了削弱和损害。
　　霍华德·亨特的被捕已经表明白宫与水门事件有染。他也因此成了调查的焦点，最后他终于承认正是他给道格拉斯·卡迪——那个突然出现在警局要求保释几名盗窃犯的律师——打的电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迪会知道他们被捕的消息的。我们还发现白宫的记录显示，从1971年6月开始直至1972年3月，亨特一直归总统顾问科尔森领导——在他开始招募后来卷入水门窃案的秘密特工之后至少四个月。亨特的工资单则由科尔森的私人秘书负责签发，而他与白宫联系的私人电话的付款单，则被直接寄往凯瑟琳·切诺的住址，而切诺正是白宫“水管工处”——一个专门负责防止泄密和堵漏的单位——的秘书。在一份日期为1972年3月30日的白宫内部备忘录上写着，亨特“办事十分得力”，并要求将他调到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去。
　　当我们发现供职于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的戈登·利迪曾经多次陪亨特出行，去招募为共和党从事“安全工作”的人员时，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环节便逐渐接上了榫头。被捕的几个窃贼随身携带的通讯簿里，有的就记有利迪的电话号码。一张含有多笔竞选捐献资金的现金支票被交给了利迪，并被存进了伯纳德·巴克在迈阿密的利宝银行开设的户头里。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阿尔弗雷德·鲍德温供认他曾为詹姆斯·麦科德工作，负责在与水门大厦仅一街之隔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419房间里，操纵安装在民主党总部里的麦克风。鲍德温告诉我们，在他租住这间房间的时候，利迪曾经当着亨特的面，付给他崭新的总额为一万八千美金的百元美钞，而利迪也曾经付给麦科德同样的百元美钞。我们也得知利迪曾经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撕毁了大量的文件。（7月28日，该委员会解雇了利迪，表面上是因为利迪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鲍德温也证实，他们已经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窃听。鲍德温也抄录了他从民主党总部所窃听到的谈话，并交给了可能是负责此事的麦科德。
　　在与迈阿密的一个摄影师迈克尔·理查森会面之后，联邦调查局找到了调查的突破口。理查森告诉探员，他从照片上认出了伯纳德·巴克，尽管仍不敢十分确认。他记得在水门窃案发生之前一个星期，巴克曾经来过他的照相馆。当时巴克带来了两卷三十五毫米胶卷让他立刻冲洗，并按照八乘十英寸的比例加以放大并冲印出来。一共有三十八张负片。理查森说这些照片所拍的都是文件，绝大部分文件上面印有“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字样。这些文件的拍摄背景都是一种粗毛地毯，同时可以看到，在文件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只带着透明手套的手在捏着文件。
　　在每个紧要关头，联邦调查局都遭到了来自白宫和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阻挠和羁绊。例如，每次联邦调查局与白宫幕僚会谈时，迪安都会坐在一边旁听，令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而每当探员试图获得科尔森的长途电话记录时，迪安都会加以反对。探员们对凯瑟琳·切诺进行的调查也得不到迪安丝毫的配合。孔克尔不相信迪安的辩解，即切诺正在欧洲度假，而他又不知道她联系方式的说法。（在迪安撰写的关于水门事件的书中，迪安承认他知道切诺在英格兰度假的地点，而他则派他的助理将切诺接回华盛顿，以便在联邦调查局询问她之前告诉她如何加以应对。）
　　

水门事件（6）
此外，迪安还截留了亨特存在白宫保险柜里的物品达五天之久，然后才将部分物品（而不是全部）移交给联邦调查局。我曾经为此事和迪安吵过一架。“深喉”曾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亨特保存在保险柜里的物品中包括一把手枪。这使得迪安和白宫幕僚十分尴尬，因为亨特居然能够躲过白宫的安全检查将枪支带进白宫，从而不由得使人们质疑白宫安保系统的效能。当迪安给我打电话，要求联邦调查局向媒体发布一项声明，否认发现枪支一事的时候，我说道：“约翰，你的这一要求太荒唐了。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回答是‘不’。”迪安没说什么就挂断了电话。当天晚些时候，很可能是根据迪安的要求，司法部的信息处就此事发布了一条十分隐晦模糊的消息。
　　7月下旬，孔克尔给格雷寄来一封电报邮件——一封用信寄来的电报——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在与白宫打交道时遇到的困难，并要求联邦调查局应该对此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我深信正是由于这封信，导致孔克尔后来被降级并被外调到圣路易斯任职。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迪安不得不密切关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程。很久以后我们获知，迪安曾计划在格雷——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位于华盛顿的公寓套间里与他会面。但是他们对这一地点依然感到不放心，于是又改在附近的一座公园里碰面。在这次秘密会面之后，格雷在没有告知其同僚和他的私人助理的情况下，便命令整理出来一份最新的调查情况总结。7月21日，一份刚刚完成的最新情况总结便被送交联邦司法部长，随后又迅速转到迪安手上。
　　此后，迪安又要求格雷将该案的“原始档案”，以及记录有关线索和会谈结果的电传文件的复印件一并交给他。他希望借此能够同步掌握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进度。迫于压力，格雷要求孔克尔将上述文件提交给他，理由是他希望能够了解每天的调查进展情况。迪安亲自来到格雷的办公室，来收集整理第一批敏感的文件材料。随后，迪安又不断索要更多的文件材料，并迫使格雷在1972年10月2日向他提供了第二批报告材料和电传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与白宫幕僚进行了二十六次会谈，并与六十名供职于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逐个进行了口头审查，而迪安则拿到了其中绝大多数会谈记录。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来阻止白宫得到这些敏感的材料。
　　探员们不得不当着竞选委员会律师的面约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允许委员会律师在场旁听，则得到了当时负责水门案件调查的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的准许。该委员会争辩说，由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控告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损害其财产，因此在会谈时必须有律师在场。但是后来有好几个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我们联系，要求在委员会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我们再次进行会谈。他们说，此前由于委员会律师的在场，使他们无法直言不讳地回答探员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说，该委员会所有接到传票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的雇员，后来都受到了委员会律师的盘查，以获知他们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证词。
　　还有一个该委员会的雇员主动来找我们，并告诉我们说，委员会财务监督休·斯隆的保险柜里一直存放着一个装满了钱的手提箱。据他反映，1972年2月至4月间，斯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向委员会许多官员提供了大笔现金——给了杰布·马格鲁德五万美金；赫伯特·波特一万美金；戈登·利迪八万九千美金。另一位雇员在与探员进行的第二次会谈中透露，委员会的官员正在转移联邦调查局对主要问题的注意，以防止我们发现真相。然而，这些关于二次会谈的情况报告也被格雷转交给了约翰·迪安。迪安立刻对委员会官员提出了警告，对这些雇员大加指责。对于那些掌握有重要信息并想向我们通报的其他雇员来说，这一切无疑使他们深感灰心和失望。
　　

水门事件（7）
当我们试图以水门窃贼随身携带的现金为线索开始追查时，我第一次明确地察觉到了格雷对调查所发挥的阻挠作用。探员发现伯纳德·巴克曾经在他迈阿密的银行账户上通过四张支票共存入了八万九千美元。这些支票是由一位名叫曼纽尔·奥格里尔的人签发的，他在位于墨西哥城的一家名叫班克国际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显然，下一步我们就应该约谈奥格里尔。但是格雷却断然下令停止约谈，理由是这“有可能会扰乱”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城采取的一项行动。
　　我并不知道，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尼克松总统就将霍尔德曼叫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该案的调查情况。他们讨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指派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盖恩·沃尔特斯出面告诉格雷“别管这档子闲事”。（霍尔德曼语）“我们不希望你们（联邦调查局）进一步介入此事。”
　　霍尔德曼随后开始精心筹划如何实施这一举措。“我计划由我和埃利希曼打电话叫他们（中央情报局）来，然后告诉他们，嗯……”
　　尼克松接上话头说道：“不错，这样很好。那么你准备怎么让他们来……我只是想说……好吧，我们保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以免他陷到这一大堆烂事里吧。”（从来没有人言明这些“事”指的是什么。）
　　一个多小时以后，霍尔德曼、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便来到埃利希曼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当沃尔特斯返回中央情报局之后，他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他在此次会面中得到的指示。
　　发生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事件已经引发了众多非议，而民主党正试图使该事件无限扩大……对此案的调查已经牵涉到许多重要人物，而且形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霍尔德曼询问中央情报局与此事是否有什么关联，赫尔姆斯局长回答说毫无关联。霍尔德曼说，整个局面正变得日益尴尬，总统希望沃尔特斯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格雷，并告诉格雷，既然五个嫌犯业已被捕，那么这个案子就应到此为止了。继续推动对此案的调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沃尔特斯写道，霍尔德曼让他去找格雷，并告诉格雷：“我已经与白宫谈过，并建议不应再对此案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霍尔德曼向沃尔特斯保证说，格雷将会听取他的意见，因为格雷“正在寻求如何处理此事的指导意见”。根据沃尔特斯备忘录中的记载，尽管赫尔姆斯一再表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会暴露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秘密行动，但是霍尔德曼还是坚持向沃尔特斯发出了行动指示。记录显示，沃尔特斯的确在当天会见了格雷，并将霍尔德曼的指示传达给了他。根据沃尔特斯在备忘录中的描述，格雷当时回答道：“他现在面临到问题是如何将这一已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加以低调处理……然后格雷又说，在选举年发生这种事情是最棘手的，他会考虑他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后，也就是6月26日，沃尔特斯再次被召到白宫，在那里，约翰·迪安告诉他：“对水门窃听案的调查令人极为难堪，而且有很多线索都指向了一些重要人物。”6月28日，迪安对沃尔特斯说道：“问题是如何制止联邦调查局将调查的范围扩展至那五个嫌犯以外。”同一天，赫尔姆斯打电话给格雷，要求联邦调查局不要约谈卡尔·瓦格纳和约翰·卡斯韦尔这两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理由是这两个人正在执行高度敏感的任务。格雷将这一要求作为命令下达给我。我可以终止对瓦格纳的约谈，但是卡斯韦尔则已经接受过了质询。而我们认为这两个人都知道一些与霍华德·亨特有关的信息。
　　在其他方面，中央情报局则表现得更加不合作。联邦调查局探员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处处碰壁，更为恶劣的是，中央情报局还屡屡明目张胆地撒谎。例如，我们向中央情报局了解一个名叫彭宁顿的人，此人曾经是詹姆斯·麦科德的领导。而中央情报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名为塞西尔·H。彭宁顿的人的总结报告，尽管此人也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但是却与麦科德毫无关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想要找的人全名叫做李·彭宁顿，他和麦科德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层面上讲，关系都十分密切。而威廉·科尔比，赫尔姆斯的继任者，则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我们不想让中央情报局的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水门事件（8）
7月5日，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阻挠和羁绊已十分严重，从而促使孔克尔、贝茨和我决定约见格雷，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孔克尔重申了他在那封电报邮件里的观点，我们也都强烈反对我们所遭到的种种束缚，尤其是中止针对墨西哥城展开的有关调查。
　　“请注意，”我对格雷说道，“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正面临严峻挑战。与我们相比，这对于你这个代理局长来说更为重要。在未来，你将不得不说服那些联邦参议员，证明你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干得不错。我们不能再拖延对奥格里尔的约谈了。我很不希望让我的话听起来像是最后通牒，但是除非我们收到赫尔姆斯局长要求我们放弃对奥格里尔进行约谈的亲笔信，否则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对他开始展开调查。”
　　格雷犹豫了，他看了看孔克尔和贝茨。他们两人脸上的表情告诉他，他正面临着手下一场即将爆发的反叛。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今天会给赫尔姆斯打电话的。”
　　“这还不够，”我继续说道，“约翰·迪安和‘竞选连任委员会’对我们的调查毫不配合，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显然，他们在阻挠调查——想方设法拖延时日，或是误导我们。当我们在调查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时，碰到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毫无作为，听任白宫和竞选委员会肆意妄为。”
　　“格雷先生，”孔克尔插话道，“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阻碍，对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想你应该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存在的这些问题。”
　　“鲍勃说的一点没错，”我说道，“整个事件将在总统面前大爆炸。”格雷开始犹豫。他觉得最好是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克拉克·麦格雷戈挂个电话，当时麦格雷戈正陪着尼克松总统在圣克拉门托访问。但是当我们从格雷那里离开后，我告诉孔克尔：“准备一份发给墨西哥城的电报稿，告诉他们继续开展调查。如果在今天下班之前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就把电报发出去。”
　　面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格雷退缩了。他立刻给沃尔特斯将军打了电话，后者在他的备忘录里这样写道：“他（格雷）说要求他继续开展调查的压力十分巨大。除非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将损害国家安全，否则他将不得不启动对资金转移问题的调查。”7月6日，沃尔特斯和格雷见了一面，沃尔特斯在记述这次会面时写道：“我与总统相交多年，我像其他人一样渴望能够保护他免受伤害。我认为由中央情报局以虚假的理由草拟一封信来要求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将对总统造成损害。”
　　当天，格雷通过局里的内线电话告诉我，中央情报局不会来信了，我们可以继续对奥格里尔的约谈。我没有告诉他，其实内容与之类似的指令已经在昨天晚上就发出去了。格雷还打电话给克拉克·麦格雷戈，向它通报了这次谈话的事情。结果导致尼克松亲自给格雷打来了一个电话。我无从知晓他们通话的内容，只能从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所提供的证词中略知一二。根据他的描述，格雷当时对总统说：“总统先生，（弗农）沃尔特斯和我认为，你身边的幕僚正在试图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将联邦调查局试图约谈的人与中央情报局是否感兴趣的问题加以混淆，他们的行为将会对您造成巨大的伤害。我刚刚给克拉克·麦格雷戈打过电话，并且请他向您转达我的意见。”
　　我猜想，当时总统的回答是：“帕特，你尽管对此开展积极彻底的调查好了。”
　　在此案被移交特别检察官审理之前，联邦调查局一直与负责本案的联邦律师办公室和司法部的律师紧密协作。联邦调查局每天都向他们通报当天的调查结果。但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很多嫌疑人和证人甚至连与我们讨论案情都显得很不情愿，更不要说向我们吐露真相了。于是我们只好将这些人的名单移交给厄尔·希尔伯特，他可以传唤这些人到联邦大陪审团出庭作证，在那里他们将面对誓言的约束，也可以更有力地促使他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成功地对最初的五名盗窃嫌疑犯、亨特和利迪等七人提出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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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9）
此时，格雷再次将贝茨、孔克尔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名义上说是要我们向他汇报该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但是当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定之后，格雷所作的第一件事却是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在其中一页上画着一个大圆圈，里边圈着七个彼此之间用直线相连的方框。尽管画面上一个名字都没有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七个方框指的是水门窃案的五个嫌疑人——麦科德、巴克、菲奥里尼、冈萨雷斯和克雷格——再加上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调查能否仅仅局限在这七个嫌犯身上呢？”他问道。
　　“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我告诉格雷说，“但是我确信我们将要调查的层级将远远高于这七个人。他们只是几枚棋子。而我们希望抓住操纵这些棋子的人。”贝茨和孔克尔也都赞同我的意见。调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格雷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一要求。他放出了一个探测气球，但是立刻就被我们打落了。
　　除非联邦调查局内部出现严重内讧，否则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即便是前局长埃德加·胡佛也是一样。对于我以及所有其他办案的探员来说，这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攸关联邦调查局诚信的问题。我们已经因行动缓慢而遭到了不公平的批评，而作为职业执法者，我们下定决心要追查到底。而且，我们也的确干得不错，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助理总检察长彼得森在“参议院水门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便指出：“在任命特别检察官之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的调查工作。”事实上，特别检察官反而拖延了对那些高层人物提起诉讼的时间，因为在他们接手之前，他和他的助理并不知道此案是多么的错综复杂。
　　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和批评并未因此而停止。其中一项批评就是指责我们只针对一个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即水门窃案，却没有对其他一些问题，即唐纳德·塞格雷蒂和其他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竞选过程中所玩的肮脏把戏，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但事实上，是司法部要求我们不要对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方面展开调查。一般来说，在办案过程中，负责案件侦破的主管探员有权自主地采取行动。但是对于涉及违反选举法、人权法案和其他一些法律的案件，则必须得到司法部的授权，联邦调查局才能开展行动。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向司法部提供了有关那些肮脏把戏的充足的证据资料，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被告知无需再作进一步的追查。在特别检察官接手此案后，联邦调查局被要求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调查——而我们也非常高效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水门事件是一段艰难的时光，而对于我本人而言则不啻于是一场梦魇。尽管面临重重障碍，但是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联邦调查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调查开始后的前八十四天里，我们约谈了一万五千人，掌握了一千九百多条线索，发出了一百二十张传票。全国各地五十一个分局里的共三百三十名探员，投入工作的时间总计超过了一万四千小时，并提交了多达三千五百页的一百三十份调查报告。联邦调查局搜集的信息成为对水门事件涉案嫌犯提起诉讼的基础依据，这些成绩足以使得联邦调查局无须向任何人表示歉意。如果说在有些时候，我没有遵守正常的作业程序或是对代理局长的某些行为表示支持，我只是希望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的同仁能够理解我这么做的原因。我希望联邦调查局那些忠于职守的同仁能够认识到当时我们所处的异乎寻常的环境，理解我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以及联邦调查局所不得不做的一切。
　　公允地说，对于联邦调查局调查所取得的成功，部分地也应归功于报界媒体的工作。在那种环境下，联邦调查局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但是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