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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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成员们大为震惊，胡佛主政时一向是要随之进行表决的。而现在，与其私人班子成员商量之后，格雷自己做出了所有决策。
　　如果我聪明的话，我应该与行政会议的其他成员一块退休。我每小时只赚几美分，而我税后实得退休工资与我现在拿的工资几乎一样。我的薪水多年没涨，因为国会不愿调高公务员最高工资限额，导致高层官员工资被强制性压缩。我的下属有数百人领取与我一样多的工资。如果我1972年退休的话，退休人员的生活费补助会加到我的退休工资里，我今天的收入就会更多一些。
　　我的确没有指望成为局长，即使是格雷未能如愿以偿地正式担任局长，我也没有这种企望。但是，我意识到他的失败也许会带着联邦调查局与他一起走下坡路，而情况几乎的确如此。很清楚，尼克松政府不会任命局里的某个人为局长。而当我五十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担任公职三十七年，其中三十年是为联邦调查局服务。作为高级职业官员，我觉得在领导层变动期间，自己是保持工作连续性的合乎逻辑的人选。通过继续留任，我就有机会让胡佛一手打造的联邦调查局尽可能地保持完好无损。经验丰富的人必须负责培养和引导新任局长，而我就将这视为自己的义务。
　　当我决定留下来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了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团结，我想我曾为之付出过努力。在这一点上，我绝不会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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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格雷（1）
帕特·格雷来到联邦调查局正值多事之秋。格雷搬进新办公室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亚瑟·H。布雷默企图暗杀正在竞选总统提名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的事件。当时是星期一，格雷正在从斯托宁顿镇返回的路上，所以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我接的。他当时情绪激动，指示联邦调查局要进行全面调查。尽管我还没弄清联邦调查局的权限，但我还是告诉克兰丁斯特我们会马上行动。巴尔的摩分局主管托马斯·H。法罗已带着一帮特工赶往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的枪击现场。通过无线电联系，他接到了司法部长关于联邦调查局接管调查活动的指示。克兰丁斯特和我达成一致，认为联邦调查局可以依照民权法条例展开行动，而那天整个下午，我每隔一小时就向他通报最新进展情况。
　　七点钟时，我离开了办公室，知道一切都在处理之中。###被送到医院，而布雷默则已被监禁。我赶到家时，一张要求我给尼克松总统打电话的便条正等着我。接线员让我稍等，然后是总统助手查尔斯·科尔森接了电话。“稍等一会儿，费尔特先生，”他说道，“总统马上来接电话。”十五秒钟后，我第一次与尼克松通话。
　　“你好，”他说道，“我是尼克松总统。请告诉我###案的最新情况。”
　　“总统先生，###州长仍在接受治疗，他的情况据说非常严重。他正在西尔弗斯普林市圣十字医院的手术室里。其余三人，包括一名特勤局特工，都在枪战中受伤，但他们可望康复。自称刺客的布雷默已被联邦政府拘留，并被送往位于马里兰州谢弗利市的乔治王子县医院接受治疗。”
　　尼克松打断我的话：“他们为什么把布雷默也送到医院？”
　　“在抓捕过程中，他被人有点过火地殴打过。另外，他接受了精神病医师的检查，医师说根据他的初步诊断，布雷默是个精神病患者。”
　　“布雷默伤得怎样？”总统急迫地说道。
　　“不严重，”我回道，“只有轻微淤伤和擦撞。仅此而已。”
　　“嗨，真是太糟糕了，他们没有狠狠地揍那个狗娘养的。”尼克松说道。
　　我不想对总统的恼怒多说什么，便接着说道：“联邦调查局已全权处理这个案件，从目前的情况看，布雷默可能被控触犯民权法。”
　　“那是你们的最好结果么？应该有更严厉的指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正和司法部的检察官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他说道，“对于这个案子，我希望你每三十分钟给我汇报一下。”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一会儿询问与巴尔的摩分局保持不间断联系的联邦调查局主管，一会儿向总统汇报情况。总统要求我每隔三十分钟通话一次，这意味着我一旦离开电话赶到局里，就到了要再次给总统打电话的时间了。我第二次与白宫通话时，尼克松说道：“我希望联邦调查局负责对布雷默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警卫和保护。我不想在我手上发生另一起奥斯瓦德案①　奥斯瓦德是1963年11月22日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11月25日，他在被送往监狱时又被一夜总会老板枪杀。。”我向总统保证会照办，随后就向巴尔的摩分局主管法罗传达了指示，法罗也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第三次联系白宫时，尼克松没有接电话，我就与科尔森交谈起来。我告诉他由于没有明确哪个机构有调查权限，美国特勤局已介入进来，并在布雷默位于密尔沃基市的住处发现了一些文件，包括一些旨趣极端的手稿，估计是布雷默的。科尔森将这一情况转报给总统，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须立即封存这些文件。我们并没有提到要办理搜查证手续。
　　晚上九点钟，我告诉总统，###还在抢救之中，腰部以下瘫痪。我接着提到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带着布雷默的文件飞往华盛顿。我解释说，在与律师进行磋商之前，布雷默拒绝回答问题。晚上九点半，我告诉科尔森，我已得知###州长能活下来，但可能会永久性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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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格雷（2）
晚上九点五十分，帕特·格雷打来电话，称其刚刚回到华盛顿的住处，在给总部打电话报到的时候得知这起刺杀未遂案。他说他将接手联络白宫的工作。第二天，格雷告诉我，他十时整和十点三十分联系过白宫，都是科尔森接的电话。由于没有多少新情况，科尔森说除非有意想不到的进展，否则不必再行报告。格雷当天晚上也和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通过电话。因在重大案件发生时格雷没有在场，克兰丁斯特和科尔森似乎很恼火。
　　在管理联邦调查局方面，格雷的一个主要缺点是长期不在其位。他多半时间都不在市里。而即使他留在华盛顿，也是经常泡在无法联系的地下健身房，而他在那里是不允许有任何打扰的，要么就是锁上门与他的私人班子长时间地开会。他很少与行政会议成员碰头。在司法部，他以“三天格雷”的绰号而出名，因为他延长了呆在康涅狄格的周末。他对这个绰号很敏感，也许是因为这一绰号是如此贴切的缘故。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一个案子的时候，格雷说道：“还有另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昨天我和一位联邦法官交谈时，他说我的一位助理局长在说我的坏话。”
　　“这个助理局长叫我‘四天格雷’。”　当他如此抱怨时，我几乎噎住了。
　　强忍着发笑的冲动，我说道：“你为什么不让那法官指名道姓地说出来？让他告诉你是谁说的，那人又是从谁那儿得知的。”格雷的脸变红了，他一定意识到我知道他的真正绰号。“现在就谈到这里吧。”他说道。媒体后来称他为“两天格雷”，而他的工作记录则证实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公正地讲，格雷回到康涅狄格的家里时，公文包都塞满需要处理的材料。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也热爱这份工作。）
　　多年以来，在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胡佛时，司法部的职业官员们屡屡受挫，因而心中恼怒不已，胡佛死后，他们总算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格雷或他的私人班子成员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格雷最初有一个与政策或程序无关的举动：他将自己办公室里一个未曾用过的食品间改装成厨房。厨房配有一台新电冰箱和一个电炉灶。瓷器、银器和烹饪器具一应俱全，还雇了一名年薪一万美元的厨师。为置备厨房食品用料，每名行政会议成员都交纳了二十五美元作为第一笔伙食费。
　　格雷在局长办公室添置了一个酒吧间，这在胡佛任内是闻所未闻的。进餐的地方是胡佛以前举行正式活动的大会议室。格雷花了五千美元订购了一张更大的会议桌，可当桌子送来时，他却没有签收，因为这个桌子用的是“富美家”牌桌面。他想要更大的桌子，这样就可邀请更多的人共进午餐。行政会议成员有十五名，加上助手四名，为迁就到访的头面人物，就有必要轮流邀请进餐。格雷邀请众议员和参议员参加午宴，这种宴会助理局长们每月可参加一次。我的待遇要好一点，每月可以参加两次。有位助理局长在交纳第二笔二十五美元的伙食费之前只参加了一次午宴，他后来估算自己每餐要花费十六点六七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于那间厨房和种种精美膳食（的确堪称美味佳肴），其直接和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烹饪时的气味，它们充斥着整个公共走廊。格雷去职后，威廉·拉克尔肖斯接替其职务，他保留了那间厨房，后来接任局长的克拉伦斯·凯利同样如此，甚至还让厨师做了自己助手。
　　1972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年份。首先是胡佛的继任者问题，两周后发生了###枪击案，一个月后又发生了水门夜盗案，这一切都发生在总统竞选之年。那时候，我们似乎总是与白宫步调不一。1972年9月8日，白宫约翰·埃利希曼的助手杰弗里·谢泼德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圈定了十四个州，要求司法部提供这些州关于刑事司法问题的材料。备忘录明确指出，这些材料将用于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连任。我们接到备忘录时，规定联邦调查局上报材料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格雷的助手金利将该要求传达给了相关部门。二十一个地方分局都收到电报，电报原文引用了所提要求的内容，并注明是白宫提出的。对于向总统递交刑事司法材料一事，直到该电报内容被泄露给《时代》杂志时为止，格雷和我都没发现有任何不同意见。《时代》杂志就此事炮轰代理局长，称其将联邦调查局政治化。为找出是谁将消息泄露给《时代》杂志，格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彻底调查接触过该电报的每名职员和特工。他对媒体几乎是偏执狂般的多疑，而他最关心的就是白宫会对他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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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格雷（3）
当月晚些时候，格雷为白宫的另一个紧急要求给我打来电话。“马克，”他说道，“我刚接到劳伦斯·希格比（霍尔德曼的助手）的电话。我正准备前往底特律做一次演讲。希格比想让联邦调查局调查长滩市的一起入室行窃案，它涉及到总统体检信息。你是不是给他打电话，看看是些什么情况？”
　　我联系到希格比时，他对头天发生的事情还很激动。总统的医师顾问办公室被盗。“窃贼是周三深夜或周四凌晨闯入医生办公室的，”他说道，“他们试图拍摄总统病历，那些病历册被抛撒一地。总统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件事。”
　　“我马上调查，一小时内给你回电话。”我告诉希格比。
　　“多谢，”他说，“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能全力以赴。有人想为难总统。”
　　洛杉矶分局通知我，这起案件按例正由长滩警方展开调查，他们相信是一帮青少年所为。那间医师办公室数周前就被盗窃过，有少量财物被偷走。在这两起案件中，窃贼都是通过拉门进入的，这个拉门的一个挂钩坏了，而当地类似的入室行窃案件也正处于调查之中。总统的病历档案撒落在地板上，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被翻动或拍照过。
　　我将该信息转告了哈格比，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无权介入此案。他立即变得言辞激烈起来，咄咄逼人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就此案发布新闻”。我说道：“哈格比先生，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插手此案，此外，除非逮捕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执行的，否则联邦调查局也无权发布新闻。”哈格比仍争辩说必须发布新闻。我对他只做了一项保证，那就是随时告知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哈格比没容我与他联系。他频频给我打电话，在后来的十天里，他至少给我打了十五个电话。我的答复总是“没有”。我奇怪白宫为什么对发布新闻如此感兴趣。当我得知“水管工”曾闯入一位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后，答案就出来了，这位医师曾给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治疗过。我怀疑白宫有人知道拍摄埃尔斯伯格精神病历的勾当注定会败露，而如此煞费苦心，就是想表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此类伎俩的受害者。
　　对于联邦调查局所受的这些政治侵扰，格雷没有做出任何抵制的姿态。到了1972的秋天，联邦调查局总部里的人对这位代理局长普遍有了如梦初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波及到各地方分局。格雷曾赶到各个地方分局，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千篇一律的演说，讲着特工们最想听的话，一度深得特工们的拥护。尽管如此，作为其“开窗”政策的一部分，格雷将敏感的人事问题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这让特工们极为不满。他们难以信任格雷抱成一团的私人班子，因为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格雷谋取利益，而决不计较因此将会让联邦调查局付出多大代价。
　　1972年11月20日，格雷因在新伦敦市劳伦斯纪念医院就医接受腹部手术，直到第二年1月2日才返回华盛顿。他指示我在此期间，所有报告和往来书信由我签署。因为他向来很少呆在华盛顿，所以对于我本来就已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而言，其延长不在位时间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格雷休完病假回来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密谈。他告诉我白宫又遇到了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大厦被人莫名其妙地闯入，在针对此案展开的调查过程中有人泄露了消息，给白宫招惹了麻烦。格雷吐露，嫌疑泄密者就是马克·费尔特。
　　

水门事件（1）
水门事件所蕴含的风险如何夸大也不为过。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盗窃案，而是对政府体制的侵犯，对联邦调查局诚信的攻击，以及为了防止我们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而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高级行政官员身陷其中，并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破坏我们的调查。而白宫的幕僚，无论级别高低，或是推托回避，或是横加阻挠。他们利用司法部和中央情报局来为他们提供掩护，对于我们所已经获取到的信息，则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向他们通风报信，并试图限制我们的调查。
　　由于帕特·格雷常常不在华盛顿，我承担了对水门事件进行日常跟踪调查的全部责任，因此应由我，而且也只应由我来承担与之相关的所有毁誉。我很快地就发现，联邦调查局对于一位现任总统所能施加的压力是多么微不足道。与白宫的这番较量，使我回想起了在堪萨斯城追捕黑手党，而黑帮分子又拒绝对话时的情景。一位供职于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办公室的探员也对此感到极为恼火，认为这一调查就像是“从黑豹党获取信息一样”。司法部刑事司的亨利·彼得森曾这样评论白宫幕僚说，“没有一个人听起来像是无辜的”，而很多人的确是有问题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什么东西要加以掩盖，几乎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不仅白宫幕僚如此，就连“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亦复如是。
　　正如尼克松的录音磁带所证实的那样，总统的亲信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对付我们的调查。当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抱怨联邦调查局“失控”之际——因联邦调查局过于积极地要查清本案的事实情况——这一点便立刻得到了证明。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一情况有多糟糕。当调查人员试图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我们既无法依靠司法部的检察官，甚至也无法依靠联邦大陪审团来提起控诉。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孤独的突击队员”，一个专业的执法者，他必须能够越过总统一手提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彻底揭开白宫的伪装。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凌晨，联邦调查局获悉有人夜盗水门大厦。第一份有关报告来自华盛顿警方。五个人在水门大厦被捕。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主管罗伯特·孔克尔在家中获知了这一消息，随后命令一名探员立即尽快赶往案发现场。几分钟后，警方打来的第二个电话告诉孔克尔，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孔克尔立刻派遣一名拆弹专家赶往水门大厦。刚放下电话，他又接到了第三个电话，是警长杰瑞·威尔逊打来的，告诉他其中一个盗窃犯已经得到了指认，名叫小詹姆斯·W。麦科德，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
　　孔克尔立即穿好衣服，赶往华盛顿办公室。探员已经检查过那个“爆炸装置”，并向他报告说那只是会议室墙上的一个藏在烟雾探测器里边的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机。孔克尔随后命令进行彻底搜查，以查明是否有违反“通讯窃听法”的迹象——这是联邦调查局最基本的一项调查权限。
　　这个仿造的烟雾探测器看上去的确像一个爆炸装置，里边装有几节缠在一起的电池，和一个电池驱动的手表，这些都是一个炸弹的基本组成部分。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机显然是用来窃听信息的，但是手表却有点令人费解。孔克尔推测，之所以放一块手表在那里，是为了不断地发出信号，以便于操纵这一装置的人能够准确地探知无线电的发射频率。
　　由于案发地点非同一般，综合调查科的夜班主管早晨七点就给我家里打电话通报此事。他向我简略汇报了孔克尔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同意了他的提议，即要求孔克尔将此案作为一个重大案件进行积极调查。八点三十分，我赶到办公室，并打电话给夜班主管，让他向我再作一次情况简报。但是他却告诉我：“事情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了，我最好是到你办公室来当面谈谈。”
　　几分钟后，他告诉了我该案件已知的所有调查情况。大约在凌晨两点半，水门大厦的一个警卫注意到地下室楼梯井有一扇门半开着，弹簧门闩上横绑着一条胶带，以防止门会被锁上。他拿掉了胶带，但是四十分钟后，他发现这扇门上又被绑上了同样的胶带，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局报案。没过几分钟，警察赶到了现场。他们都感到十分奇怪，随后他们便在民主党总部抓到了五个人，分别是小詹姆斯·沃尔特·麦科德、伯纳德·巴克、弗兰克·安东尼·菲奥里尼、维尔吉利奥·冈萨雷斯和尤金尼奥·马丁内斯·克雷格。在他们身上发现了盗窃工具、窃听装置和照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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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2）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问道。
　　“几个天花板顶格和一个进气口被挪动了位置，”　夜班监察员说道，“当时他们正在拆卸一个电话机。所有的人都戴着外科手术医生式的橡胶手套。看起来他们正准备着安装更多的窃听设备，也可能是在进行修理，或者是准备更换已有窃听装置里的电池。”
　　“他们目前在哪里？”我问道，“警方是怎么处置他们的？”
　　“都已经关起来了。除了麦科德，其余四个人的保释金都是五万美金，而麦科德的保释金则是三万美元。他们将被指控犯有盗窃罪。”
　　“他们招认他们当时在干什么了吗？”
　　“他们一个字也没说。甚至连律师都没有找，但是不知怎么却来了一位律师。一切都显得很神秘。”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告诉孔克尔，我们将全力以赴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我们将与华盛顿警方配合，但是我们将接管对此案的调查。这一案件将引发各种各样的政治后果，新闻界也要大显身手了。”
　　对于这一案件可能会揭露出的其他一些方面我也进行了思考。像平常一样，格雷不在华盛顿，当我对此案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之后，我应该立刻向他通报有关情况。
　　“还有一件事，”夜班主管说道，“抓获的这五个人随身还带着两千四百美金，包括十三张崭新的一百元面值的大钞。”
　　在当时的情境下，我们还无法理解这些百元美钞的重要性（最终正是依靠这些美钞才将这几个盗窃犯与“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联系在了一起）。盗窃犯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么多美金呢？事实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匪夷所思。显然，警方粉碎了某种政治刺探活动。但是这一十足的愚蠢行径却使我感到困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这些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上午十点，我给孔克尔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他说道：“马克，我们目前所发现的东西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五个人被捕并被送往第二街区警署关押之后不久，一位名叫迈克尔·道格拉斯·卡迪的华盛顿律师便来到警署，并声称代表这五个嫌疑犯来与警方交涉。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打过电话，警方询问卡迪是如何得知他们被捕的消息的。但是卡迪对此却未置一词便离开了，并说他将与联邦检察官联系。
　　“鲍勃，”我问道，“你有多少人在调查这个案子？”
　　“十八个。”他心算了一下然后回答道。
　　“你觉得这么多人够用吗？”
　　“现在还够用，但是过不了一两天这件事就会炒得满天飞了。”
　　我同意他的看法，便告诉他不断向我汇报最新进展，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就立刻通知我。我还告诉他我必须立刻给尚在洛杉矶的格雷打电话。胡佛思维敏锐，办事利索而且切中要害，但是我知道，咄咄逼人然而却缺乏经验的格雷将会向我提出很多问题。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差优势①　华盛顿与洛杉矶有三个小时的时差。，”我告诉孔克尔，“所以我将等到1点再给格雷打电话。现在是洛杉矶时间上午十点。我想在向格雷汇报时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全面。”
　　“到那时我们应该会有更多的信息，”孔克尔说，“我们正在办理搜查证，以便能够进入水门大厦的有关房间进行搜查。”
　　搜查过程中又发现了三十五张崭新的百元美钞，和在那些盗窃犯身上发现的美钞号码都是相连的。搜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一张私人支票，签发支票的人名叫小爱德华·亨特。很快此人的身份便得到了确认，他也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工作时间为1949年11月至1970年4月。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档案显示，在1971年7月，当白宫准备聘用亨特担任白宫幕僚时，联邦调查局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束后，白宫安全主管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告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说，亨特将从事“高度敏感的任务”，但不是在白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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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3）
当我给格雷打电话时，他已经离开了旅馆，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塔安娜市的路上，他本来预定要在那里的佩珀代因大学发表演说。因此，我只能通过圣塔安娜市当地的高级探员向他转告此事。演讲结束后，格雷给我来电话，并就此事和我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和我一样感到惊诧不已，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会做出这种蠢事。他要求探员对此案进行积极调查，并且让我每天向他简报有关进展情况。
　　从星期日至第二周的星期二，当格雷分别棕榈泉市、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停留之际，我都向他作了情况简报。7月21日星期三上午七点三十五分，格雷返回他的办公室。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是直至当天有关此案调查的详细总结，我相信他肯定会考虑将这份总结送交司法部长。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也没有向我解释个中原因。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一直在与白宫的幕僚互通声气。
　　随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启动，不断有只言片语的信息被披露给报界。白宫对格雷暴跳如雷，指责联邦调查局对外泄露有关信息，并命令格雷全力阻止。被报界披露的一个信息就是，格雷曾试图中止联邦调查局对此案的调查，并且不允许探员发传票索取总统助理查尔斯·科尔森的电话话费记录。后来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是从白宫泄露出去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埃利希曼、鲍勃·霍尔德曼或者约翰·迪安所说的话，即联邦调查局已经向白宫屈服了。
　　7月24日星期六，格雷将孔克尔和其他二十六名参加本案调查的探员全部召回。格雷批评他们正在“因多嘴多舌而不断惹祸”，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尽管他口头上告诉探员们要对此案进行彻查，但是“我的确已经暗中踩下了刹车”。探员们当时都认为这是他对联邦调查局诚信度的严肃批评，但是当孔克尔试图加以辩解的时候，却被代理局长格雷粗鲁地打断了。
　　然而，仍然有消息被不断泄露出去。窃案发生后的几天里，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华盛顿邮报》不断向读者报道对该案调查的有关细节，有些消息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刚刚获知后几个小时内便被捅了出去。
　　对这一情况白宫感到震怒不已。埃利希曼对格雷大加训斥，并要求必须阻止类似泄密情况的再次发生。为此，格雷专门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派出了一个监察小组，对所有参加该案调查的探员进行讯问。然而依然无济于事。于是格雷又命令助理局长查尔斯·W。贝茨和刑事调查科的负责人出马，强令所有涉案探员都要发誓保守秘密。
　　上述行径只是进一步激怒了探员，却丝毫未能阻止消息的外泄。有好多次，当格雷不在华盛顿的时候，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曾打电话给我，要求我采取其他措施来防止消息的走漏，但是被我拒绝。我告诉他，消息并不一定都是从联邦调查局泄露出去的，因为并不是只有联邦调查局才知道这些信息。我的回答并未熄灭迪安的怒火。也正是由于这些电话，使得白宫认为我就是那个“深喉”，也就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撰写报道所依赖的神秘的消息来源。窃案发生六个月后，格雷有一次亲自来找我并对我说：“你知道吗？马克，迪克·克兰丁斯特①　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告诉我也许应该把你调离联邦调查局。他说白宫幕僚都认为你就是联邦调查局内部把消息不断泄露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人。”
　　这番话令我感到吃惊和不快。我与克兰丁斯特的接触很频繁而且相当友好。我丝毫没有察觉到我遭到了对方的怀疑。我感到内心里一股怒火在升腾，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格雷对我表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