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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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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约翰·奥康纳
一
这个事件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1972年6月17日破晓前，五个身穿西服、戴着医用外科手套的人藏在水门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时被人发现，那是一幢坐落在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河边的综合大楼。这五个人的犯罪动机十分可疑，他们藏身之处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的套房里，可里面似乎没有什么可窃取和窃听的。然而联邦调查局只用了两天就将这次入室事件与白宫联系到了一起。调查演变成了一场暗战：一方面，联邦探员们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的高官们却在竭力掩藏真相。这场斗争在随后的两年里持续不断，动摇了美国政府的宪政基础。
随着丑闻事件不断扩大，新闻头条也越来越触目惊心：尼克松的手下破坏民主选举程序并妨害司法公正；国家税务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沦为当局排除异己、压制反对者的工具；白宫派人夜间入室非法监听。参与调查此事的队伍也越来越大，除了联邦调查局，法院和国会也参与了进来。最终理查德·M。尼克松名誉扫地，在1974年8月8日辞去了总统职务。
水门事件至今仍可被视为美国政治的分水岭。在这场“国家噩梦”的惊扰下，一任政府以倒台和数十位政府官员遭到刑事指控而告终。留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今，华盛顿当局政务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都有了更新、更严格的标准。总统必须接受更多来自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自尼克松时代以来，这种监督精密到了总统权力行使的每一个细节。所有够分量的丑闻事件都会被冠以“门”字，像“伊朗门”、“莫妮卡门”等等。但它们中最经典的政治词汇还是“水门事件”，它已成为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和反权力滥用力量的代名词。
水门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早在事件发生的数年前，也就是尼克松政府成立之初就产生了。当时，在海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国内，反主流文化的新一代人与他们的父辈——“沉默的大多数人”——在越战问题上纷争不断。1969年，尼克松打着从越南光荣撤军的口号当上了美国总统。可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将越战升级，甚至下令轰炸越南设在邻国柬埔寨的避难所。不料美军的秘密轰炸行动被揭露了，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这令尼克松的幕僚大为光火，在白宫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监听了许多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的电话，想查出泄密者，可调查行动一无所获，机密信息却还在不断地被泄露出去。接着，尼克松的幕僚策划了一系列更出格的行动——监听、拆看邮件、入室搜查等等。可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抵制。于是，白宫就纠集了一个非法组织——“水管工处”——去堵塞泄密的漏洞。
这样一支调查队伍一旦开始活动，几乎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之中。尼克松的幕僚们指使他们搜集情报并破坏反对者的活动。直到1972年6月的那个晚上水门大楼的保安发现有人入室之前，这一切都还只是在暗中进行。事发后，《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编辑派资历尚浅的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去报道此事。
一提起水门事件，我们就会想到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这两个追踪报道此事的记者。正是从他们开始，现代调查式报道巨大的威力得以展现。无论是好是坏，今天调查式新闻报道为那些查出政坛上轰动性的事实真相的记者带来了经济利益和业界的赞誉。
那些勇于揭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现的违法行径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司雇员也因水门事件而拥有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在2001年，有三名检举者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科林·罗利、世通公司的辛西娅·库珀和安然公司的沙伦·沃特金斯。今天，这些敢于揭露实情的人们能得到荣誉和法律的保护得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秘密为伍德沃德提供信息的“深喉”（一名《华盛顿邮报》编辑为他起的绰号）——水门事件中最为神秘和至关重要的人物。
序言（2）
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他们的著作《总统班底》里所指出的，整个水门事件实际上都是“深喉”一手发掘的。是他引导伍德沃德绕开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里发生的那起所谓的“三级入室行窃案”，把目光转向真正罪恶的根源。自从那本著作出版后，猜测“深喉”的真正身份就成了一项高难度的室内游戏。“深喉”为当今社会树立了勇揭黑幕的榜样，他催生了一个新的新闻时代，重建了调查新闻业，使检举者提供的匿名信息成为当今新闻界不可缺少的素材。“深喉”还促使政府建立了符合现代美国公民要求的更高的透明度标准。
问题并不简单。究竟谁是“深喉”？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用伍德沃德的话说，他有“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能为他提供‘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的信息和白宫内部的情况”。那又是什么促使伍德沃德的这位“朋友”这么做的？他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节操而甘愿拿自己的前途冒险说出真相，还是出于不满而报复政府？为什么他不借此机会名利双收，而在尘埃落定多年后仍然隐姓埋名？
主要的问题在2005年5月31日揭开了谜底。那天我在给媒体的新闻稿中宣布将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在新闻稿中我写道，“深喉”是我的一名委托人，名叫威廉·马克·费尔特，曾是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如今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在家人的赞同和鼓励下，他终于在水门事件过去近三十三年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我刊登在《名利场》上的那篇文章讲的是马克的“深喉”身份被发现的始末，以及他是如何在家人的劝说下吐露出自己本想带进坟墓的秘密的。为了帮助年轻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简述了水门事件的经过，也给大家留下了许多疑问。马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为人如何？他为什么要揭露真相？他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在空前的压力下独自与一个腐败的政府及其安插在联邦调查局的顺从的领导层斗智斗勇的？在伍德沃德的笔下，他是漆黑的车库中一个紧张的线人，颤抖着告诉伍德沃德（后又由伍德沃德转告伯恩斯坦）：“大家的生命都有危险。”那他又是如何由一个理智的官场人物转变为一个秘密线人的呢？
本书就是要让马克·费尔特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三十多年来，人们对马克的了解只限于伍德沃德笔下的那个“深喉”——《华盛顿邮报》给马克起的一个不恭的名称。这个名字源于20世纪70年代一部流行的色情片名，后来就一直属于这位以巨大的勇气向新闻媒体透露实情的可敬之人。如果本书别无他用，至少它可以撕毁马克在人们心中的滑稽印象。“深喉”这个名字是新闻记者开的一个玩笑，马克·费尔特从未认可这个称呼。当伍德沃德违反他与马克的约定透露他有个线人在政府部门任高官时，当记者们断定他这个线人就是“深喉”时，当伍德沃德给马克打电话问他对此事的态度时，这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怒火中烧，“砰”地挂断了电话。
马克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口风不严的饶舌者，也不同意记者把他等同于其他向媒体吐露机密信息的人那样的“泄密者”（尽管他的确向伍德沃德和其他一些记者透过一点小道消息）。马克·费尔特是个典型的“特工”（Gman，是government man的缩写，即联邦调查局探员，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联邦调查人员就一直有这个别称）。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敢于独当一面、保护自己的家园和阵地的卫士。在水门事件中，他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在十分不利的局势下仍坚持孤军奋战。当时，尼克松政府图谋像对付其他政府特别机构一样安插亲信颠覆联邦调查局，马克约见伍德沃德并向他透露了政府大量滥用权力的行为。 伍德沃德充分发挥了马克的作用，而马克则巧妙地调动了伍德沃德，指引着这名年轻记者一步一步接近事实真相，接近自己记者生涯最重大的报道。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一书中写道：“我猜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泄露’信息，他只是在引导和证实我的发现。”“那些引导和证实拼出了一幅指向真相的地图，其效果远远胜过了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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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3）
为了编写本书，我们从马克·费尔特那里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他1979年写的回忆录，他和他儿子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整理的手稿，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他的生活往事记录，以及从2002年初至2005年末，他的家人、保姆和我同他做的访谈录。由于年老体衰，马克已经丧失了大部分记忆，但他偶尔（有时是在我们用他的回忆录提醒他的情况下）也会联想或回忆起旧时往事，我们就会抓住机会尽可能地把他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对于马克对自己的受审经历的评述（完成于他的回忆录出版后，换个角度也是对水门事件的观察录），我只做了一些补充，主体仍是他自己的分析，都取自他写下的东西。我写的这篇序言，只是给他的故事提供一个背景，并将他的家人、朋友和以前的同事所了解的内容拼接在一起，填补一些他回忆的空白。
马克在回忆录《在联邦调查局的金字塔里》，向我们讲述了他从一名敢于冒险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成长为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得力助手的历程。这部回忆录是马克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低谷时写的。当时他正遭受不公正的审判，罪名是授权对一个国内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进行非法的入室搜查。他痛斥指控者，否认自己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泄露水门事件的秘密（但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曾是伍德沃德的消息提供者）。
在马克澄清了自己的真名后写的回忆录手稿中，他回忆了自己从事反间谍和打击犯罪活动的时光（有一些是他已出版的书中没有的故事）。那是他在联邦调查局比较开心的日子，心情较为轻松，也更为接近当年的“深喉”。他说出了自己引导伍德沃德（他强调不是泄露伍德沃德所不知道的信息）寻求水门事件真相的根本原因。在那些压力重重的紧张时刻，马克感到自己似乎被白宫、司法部甚至联邦调查局的新领导层围困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孤身一人在为联邦调查局的清白战斗。他写道：“当时的糟糕情形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得有一个‘独行侠’绕过层层阻碍直刺白宫心脏。”这很符合他的公众形象。在人们心中，马克就是藏在停车场黑暗角落中的一个人影，引导着一个年轻的记者去追寻正义。马克把自己看成一个蒙面执法者，独自为正义而战。
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马克·费尔特仍然思维敏捷，善于表达。尽管双手颤抖得厉害，他依然有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和让客人宾至如归的领袖风范。他对自己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仍然记忆犹新：他已故的妻子奥德丽、他严厉的上司埃德加·胡佛，当然，还有鲍勃·伍德沃德以及其他人，尽管马克已经逐渐淡忘自己作为“深喉”的那段经历——秘密会见伍德沃德，决定如何引导他发现事实，掩藏自己的行踪防止暴露身份等等——可现有的记录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世上最著名的线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搜集和整理了马克的大量手稿，排列出造就了“深喉”这一神秘人物的事件和因素，包括最初他追踪纳粹和苏联间谍，打击堪萨斯城犯罪团伙和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里胡佛理念的捍卫者等等。本书将使我们所知的马克·费尔特其人其事变得更加丰富清晰，并带我们深入了解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了“深喉”。
二
马克曾经也风度翩翩。他身高六英尺，通过经常锻炼保持了好身材和健康，还是个不错的运动员。他那异常浓密的黄棕色头发在20世纪60年代时变成了漂亮的银白色，配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十分协调。他的嘴唇总是略微向左翘起，使得他的下颚线条显得更为刚劲，并给人一种沉思的感觉，还能稍作改变就扮出一副怒容或是动人的微笑。
他戴一副黑色角质框架的眼镜，喜欢穿带有明亮蓝色或灰色条纹的西服； 配以笔挺的白衬衫和意大利风格的领带，做工非常精细。他站如松、坐如钟，形象气质令人起敬。
马克善于倾听，总是通过别人说的话观察、感受和捉摸对方的心理活动，自己不轻易开口，而且他所用的语言始终简洁明了。这种少说多听的特点使他能在不同的对象面前展现不同的个性。在一线探员面前，他作为监察处高层官员总是一副威严、铁面无私和喜欢寻根问底的执法者形象；而在其他联邦探员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位友善、细心和有魅力的绅士；在白宫里的对手们看来，他是个难以捉摸的同僚，办事审慎高明；在他的上司印象里，他是个刻板却勤勉的下属。一名1970年退休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卡撒·“德科”·德洛克曾经说：“马克令我想起一位安静的基督教浸礼会牧师，看上去不像一个领导人，而是一个恪尽职守的职员。”
序言（4）
马克是用心培养出这种改变形象的本领的。在20世纪60年代身体语言还是个新概念的时候，马克就开始留心学习这种技巧。马克有一个老朋友、老邻居比伊·里德·伯克，是一名营销顾问。他说马克对销售心理学很有兴趣，常常向她讨论这方面的知识及措辞和表达的技巧。马克的聪明给伯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马克的洞察力异常敏锐，谁也休想骗过他。”
正是这些特点使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传奇人物胡佛的得力下属。善于倾听的马克懂得让热衷于发言的胡佛觉得每个决定都是他的主意。毫无疑问，马克深谙与胡佛打交道的方法，他对自己的本事很满意。另一方面，胡佛也同样让马克折服。这令马克传承了胡佛在水门事件前就树立起的联邦调查局的光辉形象：一个追求美国最崇高的价值理念，拥有世界上最优秀、最高尚的情报人员、廉洁奉公的执法机构。
马克肩负起了捍卫联邦调查局形象的重任。在他心中，联邦调查局是保卫美国的法治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生力军，而在腐败的政局中维护联邦调查局的正直就是保卫国家。在水门事件发生前，马克就表露了这个信念。1972年初，专揭丑闻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公开了一个名叫迪塔·比尔德的游说者写的备忘录，其中内容显示尼克松政府司法部准备撤消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反垄断诉讼以换取该公司提供的四十万美元政治献金。白宫要求联邦调查局宣布那本备忘录是伪造的，而马克依据局里实验室做出的结论坚持说那本备忘录很可能是真实的。
马克还曾一度努力清除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问题成员以维护联邦调查局的纯洁。他和负责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的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较量了多年。与温和、整洁的马克决然不同，沙利文是个粗暴、邋遢的家伙，他凭借###产主义调查活动（精明的胡佛利用这个来抬升联邦调查局的地位，向国会争取更多的预算经费）爬到联邦调查局权力高层。作为反情报官员，沙利文的地位主要在电子侦察等秘密行动领域，很少涉及局里的在编人员。而马克则以他在一线探员和监察员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以及主管全局的纪律检查工作而在监察部被委以重任。
两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差异如此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沙利文对所谓“休斯顿计划”的支持（也可能是匿名参与炮制该计划）使两人的争执白热化。那项计划实质上就是一场大范围的侵权行动。白宫发起的这项计划动员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手段包括电子侦察、电话监听、截留邮件和无证入室搜查等，其目的不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是尼克松总统的政治前途。
这项非法计划最终被马克粉碎，迫使尼克松因为再也无法利用政府情报机构办事而招集了一个非法的特务组织，即所谓的“水管工处”来继续他的阴谋。马克在这场战役中大获全胜。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沙利文并最终迫使他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可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尼克松的阵营之中。成为尼克松的帮凶后，沙利文不仅协助白宫打击《华盛顿邮报》，还很可能在后来的水门事件调查中很早就指出邮报的关键信息来源是马克·费尔特。
1972年5月2日，胡佛突然病逝。在那之前，费尔特就已经成了白宫雷达屏幕上的可疑目标。为了让联邦调查局顺从于白宫，本该顺理成章继任为局长的费尔特被尼克松弃而不用，反而任命了一个平庸而听话的官员取而代之，此人名叫L。帕特里克·格雷。许多分析家认为正是这件事激起了费尔特的不满情绪，并使他扮演起“深喉”的角色，开始对抗尼克松政府。费尔特也承认自己当时很失望，但他还是努力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格雷上任后保留了费尔特作为二号人物的副局长职位，并将大部分事务交给这位长期在局里工作的专家决定，而他自己则很少去总部办公室上班，因此被人称为“三天格雷”。费尔特心满意足地担负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水门事件之前，他掌管着联邦调查局所有的重要案件和重大决策，在他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成了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同时，费尔特还捍卫了联邦调查局的廉正，顶回了那个有道德问题的政府发出的一连串指令。“独行侠”掌控着当时的局势。
序言（5）
费尔特深谙如何在工作中发挥媒体的作用； 这一点在他成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后很快就被展现了出来。胡佛死后不到一个月，联邦调查局就接手了一件大案——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在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遭遇暗杀，并因中弹受伤而瘫痪在床。费尔特预感到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到时政坛的左右两派都会指责对方为争取竞选优势而策划了这场暗杀，以除去这个保守的民主党对手。于是他将联邦调查局奋力调查出的结果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随后一个长篇报道出炉了，证明刺杀未遂的亚瑟·布雷默是个无组织的狂热分子。两派的互相猜疑被攻破了，费尔特平息了一次潜在的风暴，保卫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
水门事件发生数年后，费尔特仍在保卫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水门事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喉”）引发的对政府权力滥用的大范围整顿活动已经波及到了联邦调查局自身。对于费尔特而言，那场运动的顶点是在1976年8月，他独自出庭为自己的探员作证的时刻。事件起因于联邦调查局对“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查处，那是一个恐怖组织，在五十个政府机构大楼制造过爆炸，其成员还在美国的敌对国北越和古巴接受过训练。然而许多联邦调查局的一线探员被指控在1972和1973年调查该组织成员的亲属和朋友的过程中无证入室搜查。费尔特在华盛顿大陪审团和全国性媒体面前承担了下令入室搜查的责任，把检察官的目标转向自己，从而让那些一线探员免遭指控。结果费尔特被起诉定罪，他承担了一切后果是因为他坚信联邦调查局与外国势力支持的恐怖组织的斗争是正义的。
费尔特在被审判前的几年里一直遭受着政府的折磨，在作证的过程中饱受压力。水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被宣泄到了“地下气象员”一案上，那几年费尔特随时可能从一名证人变成此案被告。坚强的费尔特依然沉着而坚决地为联邦调查局和自己的行为辩护，否认联邦调查局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他毫不让步，决不为得到从轻处罚而将责任推向格雷和其他联邦探员，甚至在当局私下提出给他定不入狱的轻罪以了结这个困扰他的案子时，他都一口回绝。在尼克松以证人的身份为他辩护时，费尔特冷眼相对，因为他知道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曾在一个看不起他的城市陪审团面前攻击过被告。
费尔特曾期望退休后与他美丽的妻子奥德丽·费尔特一起过平静的生活。可由于在丈夫遭受的调查和指控中承受了过大的压力，奥德丽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在1981年费尔特获得了里根总统的赦免，最终摆脱了缠身多年的官司后也没有好转。1984年在费尔特出差的时候，她在华盛顿附近的公寓客用浴室里，用费尔特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自杀了，子弹穿过她的太阳穴。费尔特回到家中才发现了她的尸体。可除了他们的儿子小马克得知后从附近的住所赶来安慰父亲外，费尔特好多年都没有将妻子自杀的事告诉别人，包括他们的女儿琼。费尔特只告诉琼，她母亲死于心脏病。就像为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自己承担政治责任，费尔特又为了家人和朋友少一些不必要的悲伤而独自承受了人生的痛苦。
三
2002年4月底，我在加州一座中等城市圣罗莎第一次见到了费尔特，他与女儿琼一起生活。琼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 她在大学里教西班牙语，为生计奔波。在她的家里，我看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可依然面带友好的微笑，和善地看着他的客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改造成公寓的车库里度过的，这样可以免于上下楼梯，更方便他到院子里。费尔特借助助行器，在一个温和的斐济护士的看护下行走。
很早之前我就觉得马克·费尔特是“深喉”。1970年夏季，我在司法部当实习生，1974到1979年我在旧金山任助理联邦律师，在那期间我主要和联邦调查局探员们一起工作。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了司法部里案件信息的传递过程。根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畅销书披露的信息和我对联邦调查局执法程序的了解，我推测只有费尔特有成为“深喉”的动机、手段和机会。
序言（6）
20世纪70年代末，正当我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繁忙的法律事务和家庭生活使我无暇去证实自己的猜想。
正如我在《名利场》上发表的文章里所写，到2002年初时，对“深喉”的猜想变成了我无法摆脱的一个念头。一个春季的夜晚，我和妻子简用意大利面和烤鸡招待我们的女儿克里斯蒂和她在斯坦福大学的七个朋友。这些年轻人有的刚从南美度假回来，大家在我们马林县的家里互相讲述着自己的探险经历，那里能俯瞰到圣拉斐尔山，宁静宜人。我跟这些年轻人说起了自己父亲的故事，他是一名律师，在二战期间被联邦调查局派到里约热内卢执行秘密任务。克里斯蒂的朋友尼克·琼斯听到后说，他的祖父也是一名律师，与我父亲是同一时期进入联邦调查局的，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后来在联邦调查局成就了一番事业。
我问他：“你祖父叫什么名字？”
尼克说：“你可能听说过他，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级别很高……叫马克·费尔特。”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已经认识尼克三年了，他是一个聪明、勤奋有前途的青年。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年轻时的我。我甚至鼓励他像我一样去学习法律。而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告诉我他祖父就是我认定的伍德沃德的秘密情报内线，联邦调查局曾经的头号人物。
“马克·费尔特！”我禁不住喊了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祖父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深喉’，你知道吗？”
尼克平静地说：“约翰大叔，我很早就听说了。最近我们开始觉得有可能就是他。”
我又和尼克谈了一会他祖父不愿公开自己身份的原因……也许是担心他以前的同事对他会见伍德沃德有看法。我提议说，我当过检察官，理解他的心情，也许我能打消他的顾虑。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就放下了这个话题继续与其他人聊。没想到几天后，尼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母亲想请我去与马克谈谈。我同意了，表示将在那个周日开车去圣罗莎拜访费尔特一家。
我如约前往，见到了马克和他女儿琼·费尔特。琼是个有魅力的女性，当过演员，后来改行做了教师，辛勤地在两个教学岗位上同时任教。马克当时已年近九旬，依然随和友好。据我所知，马克从未向他的家人透露过他的秘密身份。我开门见山地谈起了“深喉”的历史贡献，希望借此引起他的某种反应。我说到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检察官十分钦佩“深喉”捍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系统荣誉的行为时，注意到他的眼神变得欣慰了，似乎是得到了我的赦免。尽管如此，他仍然紧守自己的秘密。他最后说：“我会考虑你的话，请等我想好后再告诉你。”
大约十天后，尼克又打电话给我，请我再一次造访。他说这一次他祖父有可能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我看出了费尔特家人如此急切弄清真相的原因。一家小报《环球报》的记者唐纳·考夫曼曾给琼打电话问她父亲是否就是透露水门事件真相的人。琼对他提到伍德沃德曾在三年前未提前打招呼就到家里来看望她父亲。考夫曼随即写了一篇名为“深喉浮出水面了！”的文章。琼又提起一个名叫蔡司·丘尔曼贝克曼的年轻人说的话。他说1988年他参加一个夏令营时遇到了一个朋友雅各布·伯恩斯坦，他是卡尔·伯恩斯坦和作家诺拉·埃夫罗的儿子。雅各布说他父亲曾告诉他“深喉”是一个叫马克·费尔特的人。可伯恩斯坦和他的前妻埃夫罗（两人在1999年已离婚）都否认他泄露了“深喉”的身份，称他们儿子是在重复埃夫罗以前的猜测。
2002年4月底，就在《环球报》那篇文章登出不久，琼接到伊薇特·拉·加德打来的一个电话。加德在琼的母亲死后就成为费尔特的亲密朋友。她问琼：“他为什么会现在说出来呢？我以为他至死都不会透露呢。”
琼问她：“说出什么？”
加德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费尔特曾告诉她自己就是伍德沃德的线人，并让她发誓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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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7）
琼立即告诉了她父亲和加德通话的事，她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你就是‘深喉’。”
马克的回答是：“既然是这样，那我承认我就是。”
于是琼劝他父亲尽快公开这个秘密，以了结一桩心事，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费尔特同意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但在1987和1988年，伊薇特·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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