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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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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杀来。皇帝位子还没坐热的桓玄听说刘裕起兵,吓得六神无主。左右安慰他说:“刘裕等人不过是乌合之众,兵力又弱,不可能成功,不值得忧虑。”桓玄可不这么认为,他说:“刘裕乃是当世英雄,刘毅家里没啥钱,赌博的时候却敢一掷百万,何无忌又酷似其舅刘牢之,这哥仨凑在一起,怎能说他们不可能成功呢?(总算还有点头脑,可惜醒得太晚咯)”他捕杀了刘裕在建康城中布下的卧底,听从桓谦的建议,派遣骁将吴甫之和皇甫敷前往抵抗。
  

三 六个月的皇帝梦(2)
刘裕在此时,已得了不少新助手,文有才比萧何的刘穆之,武有智勇双全的朱龄石,加上北府旧将的一干人等,都是将来辅佐他建立宋国的得力干将。正如桓玄所料,刘裕兵力虽少,战斗力却极强。刘裕又祭出对付孙恩的呼叫战法,部下兵士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所向披靡,阵斩吴甫之。皇甫敷不甘示弱,亲率数千人迎战。战事激烈,刘裕部将檀凭之战死,刘裕本人被皇甫敷重重包围,被逼到大树前,再无退路。皇甫敷笑道:“刘裕啊刘裕,你想怎么个死法?”说着拔戟就刺,刘裕大吼一声,皇甫敷竟被惊得没刺中!(刘裕几次在不利的战事中凭借吼声转危为安,可见其“狮吼功”练得不是一般的强)两人正相持间,刘裕的部下赶到,一箭射倒了皇甫敷,刘裕又补上一刀,砍死了皇甫敷。刘裕乘胜进军,攻到建康城外的覆舟山下。
  建康城中,桓玄听闻自己两员大将战死沙场,心生恐惧。于是他与吏部郎曹靖之之间有了那么一段颇富深意的对话。
  桓玄问大臣们:“朕难道败了么?”曹靖之答道:“民怨神怒,微臣怕是真要败了。”桓玄不解:“民怨也就罢了,神却为什么会怒呢?”曹靖之说:“陛下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使其流离失所,而自家的宗庙呢,又不祭祖辈(桓玄的宗庙,只祭到其父桓温,因此不合礼法),这些神灵都会怒的。”桓玄生气:“既如此,爱卿为何不早说?”曹靖之说:“辇车上的帝王都以尧舜自居,微臣哪里还敢说话?”一句话点中了帝王们得意时的心态,透彻之极。桓玄无言,只好让桓谦、卞范之等人带着两万兵马出城御敌碰碰运气。
  那头刘裕则有心决战,军中士兵饱餐一顿后,他把剩下的军粮全部丢弃,又让老弱士兵登上覆舟山,升起旗帜以为疑兵,各路并进,呼声振天。桓玄的军队不知敌军虚实,虽在实际人数上占优却不敢作战,更何况桓谦的士卒多是北府兵出身,知道刘裕的厉害,还没怎么打呢,士气就矮了半截。刘裕借着风势,放火助攻,桓谦等人的军队便不再抵抗,顷刻间四散溃逃。
  早就无心恋战的桓玄一接到战报,便带着儿子和侄子狼狈出逃,一路上失魂落魄,几天吃不到一点像样的饭菜。然而一到寻阳,他就故态重现,自认为天不助他,将来必能卷土重来。他挟持司马德宗,继续西行,回到了老巢江陵。他下令迁都江陵,重置百官,增设刑罚,毫无吸取教训之意。
  这样一个“皇帝”,纵有再多的兵将,也是枉然。他留手下将领何澹之把守寻阳上游的湓口,又让庾稚祖、桓道恭等人共同防御一路尾追上来的刘裕、何无忌的军队。何澹之的上万水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却完全顶不住何无忌、刘道规几千水军的急攻,失了寻阳。
  桓玄不甘失败,又组织起两万多人的荆州兵,亲自率军顺江而下。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则率领了不满一万人的军队从寻阳西上,两军在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将士们有些害怕,想要暂时退保寻阳。刘道规则说:“现在不可以退,敌众我寡,如果现在因畏惧而退却,即使到了寻阳也难以守住。桓玄虽然出身豪门,内心其实胆怯得很,何况现在已经连败几战,手下的士兵并无获胜的信心。两军相遇勇者胜,兵多有什么用!”说着就率领本部兵士冲锋在前,刘毅、何无忌也迅速跟进。
  桓玄的性情脾气,被刘道规完全言中。他在指挥水军作战时,又在自己的大船旁边停靠小船以备逃跑,这样的统帅,怎么可能服众?刘毅等人乘着顺风,放起火来,把桓玄大军杀得全无斗志,丢盔卸甲,四散溃逃。桓玄乘着小船,拖着司马德宗,又一次逃回到江陵。
  江陵城里也已人心大乱,号令不行,实在呆不下去了。桓玄乘着夜色,带上心腹部下继续西逃(这一次终于不顾那位白痴皇帝了),想去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却在江陵城西的枚回洲碰到毛璩的部下,难逃活路。穷途末路的桓玄,面对挥刀向前的益州督护冯迁,还想着恩威并施,他从头上摘下一枚玉导送给冯迁,又问:“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天子?”冯迁不以为然地冷笑:“我不过是杀天子之贼罢了!”
  桓玄的皇帝梦,就这么结束了,从登基算起,前前后后不过六个月。古往今来,做皇帝梦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却很少有人想过,通向皇帝宝座的陛阶,也可能是一去不返的黄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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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强国之本(1)
桓玄死后,桓谦以及桓玄之侄桓振等人重新攻下江陵,拥立司马德宗复位,企图与刘裕的势力继续对抗,但毕竟抵不住刘毅、刘道规等人率领的北府精兵的骁勇,很快就又丢失了江陵,把白痴皇帝也拱手让了出来。
  内乱刚定,刘裕被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轮到刘裕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然而他终究是一介武夫出身,又是寒门,比不上桓玄那样的名门大族,因此他虽在倒桓大业中立下头功,却还做不到“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桓玄称帝作乱,东晋的“半壁江山”也几近分崩离析。毛璩###桓玄,本想顺流而下攻打江陵,益州一带的兵将不愿远征,发生了兵变,杀死了毛璩一家,推举安西府参军谯纵为成都王。不久,谯纵又向后秦称藩,并与西逃的桓谦联手,与东晋方面抗衡,偏远的巴蜀地区继成汉之后再次出现了割据政权。一直在东海各郡骚扰官兵的卢循也乘机南下,攻占了番禺(今广东广州),又派部将徐道覆北上攻占了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胸无大志的卢循企图割据岭南,遣使向东晋朝廷称臣纳贡。刘裕等人无暇南顾,便暂且做个“顺水人情”,委任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
  益州和广州事实上的独立,使得刘裕等人只能勉强控制住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等地,桓氏余党阴魂不散,零星的反叛令刘裕头疼不已。他花了几年工夫把桓氏势力彻底清除,然后将目光投向了北方。与“纸上谈兵”的桓玄不同,久经沙场的刘裕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北伐成果来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此时的北方,也已经历了几场大规模的动荡。北魏的拓跋氏几乎消灭了淝水之战后在关东盛极一时的后燕,并将都城从塞外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燕的残余势力分裂为两个国家,即十六国里的北燕和南燕,北燕号称继承的是后燕正统,皇帝却一个不如一个,政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入汉人冯跋手中,南燕呢,只保有青州一州之地,其管辖面积不及今天的山东省大,苟延残喘而已;关中的大国后秦在败于北魏后也已衰落,境内狼烟四起,不但对付不了新兴“流氓国家”赫连夏国,面对臣服多年的凉州诸小国,也有些应接不暇;穷兵黩武的赫连勃勃、秃发傉檀等人,做得最多的是烧杀抢掠,在关中陇西一带征战不息,其破坏力远大于建设力。十六国末期的北方形势,大致如此,我在《纵横十六国》已有详述,这里只重点说说终结十六国###的北魏。
  北魏在其立国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之处,充其量也不过被人看做拓跋代国的复兴,整个国家的规模不比凉州各蕞尔小国大多少。前秦由极盛转为极衰,这个成分极其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瞬间支离破碎,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成为北方各部族开展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的十五年。僻处塞北的拓跋鲜卑部追随时代大潮,在今天内蒙古锡拉木林河畔的牛川,召开部族大会,推举已故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为新的代王。“代”这个名字,本是东周时的诸侯国名,秦朝时设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地跨长城南北,素来是防御北方匈奴的要冲,后来人们习惯以“代”指代幽州的北部。拓跋猗卢的骑兵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在永嘉大乱时被晋朝皇帝封为代王,而事实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氏,其统治中心主要还是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代国复兴三个月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完全独立性,拓跋珪把国号改成了“魏”。
  (关于代和魏这两个国号的问题,北魏内部曾经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有过一次讨论。群臣的意见是国号应取发源之地的名字为宜,而拓跋珪本人则以平定中原,慑服海内为己任,最终坚持以中原旧国的国名“魏”作为国号。历史上已经存在过曹丕的魏国和冉闵的魏国,所以这个魏曾被称为“后魏”,以别旧朝。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称其为“北魏”,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拓跋氏的魏国(或称魏朝)是两百年的北朝中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而北朝的所有朝代,除分裂的东魏和西魏外,都被后人加上了“北”字,以区别于南朝(尤其是北齐和南齐需要特别的区分);另一点呢,是北魏享祚很久,如若加上分裂的东西魏,有一百七十多年,在分裂时期中是时间最长的,加“后”来区分其他魏国,不甚合适。北魏之后,就不再有以“魏”为国号的朝代了。)
  他们在当时的首要敌人,还不是内迁塞内的各胡所建立的政权,而是同样地处塞外漠北的周边各部族。对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和与己为敌的部族作战,就等同于生存之战。拓跋北魏成为北方强国,打赢这一场场生存之战乃是必要条件。这些漠北的部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与拓跋部为敌的漠北鲜卑部族,比如鲜卑贺兰部;二是分布在拓跋部以东的奚,也称库莫奚,他们其实也是鲜卑的一种,但属辽东鲜卑,为宇文部被慕容部消灭后散落在北方的后人,与后来建立大辽的契丹同族异部;三是高车各部,主要分布在北魏的西部和北部,但也常进入北魏统治地区(高车在南北朝时期多是北朝人所用的称呼,以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同时代的南朝人则用“丁零”称之,十六国时期曾建立短暂政权的翟氏,就是丁零人,或者说是迁徙到黄河流域的高车人,高车的别名还有敕勒、狄历、铁勒等等,从源流上考究,高车与漠北其他各族区别最大,其内部分歧也多,主要是因为漠北其他各族基本上都源于胡(即匈奴)或东胡(鲜卑、乌桓等),高车则不然,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近于后来在漠北盛极一时的突厥,而异于东胡各族(一般认为东胡各族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四是被北朝人蔑称为“蠕蠕”的柔然,这也是漠北的鲜卑与匈奴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大支系(柔然在时间跨度上几乎与北魏共始终,日后统一时将是北魏最头疼的北方强敌)。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珪所击败的叱突邻、纥突邻、纥奚、叱奴、黜弗、素古延、侯吕邻等部,都是柔然或高车的部族。
  

四 强国之本(2)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组织框架又非常松散,想要通过一两场战争来消灭掉是很困难的。拓跋部族自己就是游牧民族,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北魏对付这些邻居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武力征服,吞并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
  领兵征战是拓跋珪的强项,但他治理内政也绝对不赖。既然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万千牛羊、辽阔牧场,而是整个“天下”,那么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就相当重要了。拓跋珪及其辅臣的学习对象,可能是邻近的汉化较早的其他政权,比如前后秦,比如慕容燕。
  拓跋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推行的措施具有相当的渐进性和计划性,按部就班,做得十分扎实(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措施能被后继的君主们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下去)。他称王之时,便有意引导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击败后燕、夺取中山城后,他向关东地区迁徙大量人口与耕牛,并实行屯田,解决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天兴年间,他又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规定各种礼仪与音乐,并统一颁布度量衡,设立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他参照儒家经典设置博士,开设太学,招收数千学员;鉴于游牧民族家族为单位构建行政组织,他亲自考核官员,根据各自的能力任用官职,并加强保举制度,没有能力的部族子弟,就不任用官职,而以爵位代替。
  拓跋珪的这些措施,在汉人看来极其平常,对于原本粗枝大叶的漠北鲜卑人来说,却是巨大的革新。所谓“强国之本”,并不是一时战功的显赫,而是经受了考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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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拓跋珪功过(1)
通过制定一系列汉化与封建化的制度,拓跋珪的北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游牧与农耕并存。这就使他能够稳定地控制住新近从后燕手中夺取的并州、冀州、幽州等地,进而谋取天下。短短十几年间,北魏便在拓跋珪的领导下成为乱世中最夺人眼目的希望之国。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在平城即皇帝位,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也就是魏道武帝。
  制度之后,便是文化。拓跋珪虽然武功盖世,却也不得不佩服中原地区有不少聪明之士,于是他问一位叫李先的博士:“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提高人的聪明才智呢?”(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了)
  李先是个读书人,当然不假思索地答道:“莫过于书籍了。”
  拓跋珪又问:“那什么书最好呢?”
  李先说:“那就得数经书了,这种书不仅可以教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还会讲授做人的准则。”
  拓跋珪的兴趣来了,继续问道:“天下有多少书籍呢?朕若想收集,如何才能收全呢?”
  李先笑道:“自从有了早期的书契(也就是指刻在器皿、龟甲、竹片等等上面的文字),每朝每代都会增加许多书籍,算到今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如若主公有兴趣,可以命各州郡县下去搜索,只要有心,收集起来却也不是难事。”
  拓跋珪大喜,就下一道命令,让各地官员在民间大规模地搜书,并全部送往国都平城。(这次收集并不算十分成功,连年战事,即便有人有心藏书,也很难保证这些书不遭受战火的侵害。但不管怎么说,拓跋珪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典籍,他对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保护与整理工作还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的。)
  “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拓跋珪性多猜忌(多数胡人君主共同的性格缺陷),终于酿成了多起悲剧,而拓跋珪本人也因此不得善终。
  北魏攻打后燕国都中山时,曾一度缺粮,老百姓都不愿意缴粮租,拓跋珪向群臣问计。汉人谋士崔逞说:“收取桑椹也可以充作粮食呀,古时候飞鸮(即猫头鹰,其叫声很难听)食椹而改音,《诗经》里是有明确记载的。”(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见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意是赞颂鲁侯伯禽的美德,这里当然是被崔逞曲解了。崔逞也是清河大族崔氏的一支,在中原以德才著称。对于北魏军在战争中的暴行,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又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向拓跋珪指出,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谏言,既帮助拓跋珪解决问题,又不伤体肤地提个醒儿。)
  拓跋珪没读过《诗经》,不懂这一套,军中既然需要食粮,也只好让老百姓以桑椹作租,心中则十分痛恨崔逞用猫头鹰来侮辱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崔逞担心魏军劳民动众,又说:“可以让当兵的乘着时节自己去林子里采摘桑椹,过时就落光了。”拓跋珪很怒,说:“仗还没打赢,就让士兵解甲入林,采摘桑椹,成何体统?你这是什么话嘛!”于是对崔逞怀恨在心。
  几年后,姚兴攻打东晋的襄阳,东晋守将郗恢向北魏将领、拓跋珪的堂弟拓跋遵求救,信中说:“贤兄(指拓跋珪)虎步中原。”拓跋珪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东晋将领轻视他的表现,命令崔逞和另一名谋士张衮回信,指明了要在信中使用贬损东晋皇帝的称呼。信写完一看,崔逞、张衮把东晋皇帝叫做“贵主”,拓跋珪那个气呀,说:“让你们这些人在信里把晋人贬一顿,你们竟敢称呼‘贵主’,哼哼,和那个‘贤兄’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这次事件大大毁坏了拓跋珪在汉人中间的形象,可谓遗祸无穷。后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因桓玄之乱打算投奔北魏,由于听说了崔逞被杀之事,十分害怕,最终决定改换门庭,去了后秦和南燕。拓跋珪知道真相后十分后悔,这以后才对犯错的北方士人格外宽容。
  多年战事使拓跋珪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就服用一种叫做“寒食散”的药物。这是当时流行于汉族士人中的药物,主要用于排解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可见是有闲阶级的喜好之物,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呢,哪里有工夫吃这种药)。这种药本来是东汉名医张仲景首创用来治疗伤寒的,可经过改造却成了一种古代毒品,吃了之后容易上瘾,而且容易发作。发作起来是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就和狂躁症的症状差不多:全身发热、躁动不安、狂奔暴走,等等。拓跋珪服药一多,药性的发作自然就越来越频繁,他常常几日不醒,或者几日不食,甚至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言自语,脾气更是暴躁不安,喜怒无常。渐渐地,他的疑心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靠近他的人有时会无故被他当场刺死(这一点很像晚年的曹操,滥杀无辜,心狂意乱,作为一代君主,这些特性都逃不过后人的诟病。顺带说一句,拓跋珪与曹操在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大臣们因为不经意的一句错话,就可能被他处死,就连他的亲人功臣也不例外。拓跋遵因为酒后失礼,就被拓跋珪赐死;司空庾岳由于服饰艳丽、举止傲慢,也被拓跋珪处死;拓跋珪的另一名堂弟,曾在征燕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卫王拓跋仪见拓跋珪诛杀大臣,心中自疑,就带着家人想逃出国去,却被拓跋珪派人追回赐死。
  

五 拓跋珪功过(2)
北魏民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内又不断出现天灾,拓跋珪了解到这些情况,虽有认错之意,却十分消极,没有什么补救的手段,他唯一的顾虑是皇位的继承权问题。他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后,因担心将来出现母后专权的现象,决定参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旧例,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杀死,这就是北魏后世一直承袭的“子贵母死”的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客观上对于后来北魏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拓跋嗣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在宫中日夜啼哭,拓跋珪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令拓跋嗣立即进宫。拓跋嗣的手下都说:“皇上现在脾气不好,又发着火,进宫必有不测,不如先找个地方暂且躲起来,等皇上怒气消了再进宫。”拓跋嗣觉得有理,就悄悄出宫,隐匿在外。
  太子失踪,拓跋珪更是受了刺激。他的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是个典型的游街串巷的无赖公子,其母贺氏是拓跋珪母后的妹妹,也就是拓跋珪的亲姨母。拓跋珪年轻时在贺兰氏的部落中见她长得十分漂亮,也不顾及她已是有夫之妇,便要把她娶来,贺太后反对,劝他说:“绝对不可以,她长得过于漂亮了,而且已经有了丈夫,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拓跋珪不听,派人暗杀了姨母的丈夫,把她强行娶来,生下这个“逆子”。
  拓跋绍整日里打劫行人,以此为乐。拓跋珪听说后很气愤,把他倒吊起来扔到井里,即将断气时才捞出来。为了这个儿子,拓跋珪与贺氏夫人常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终于有一天,实在不耐烦了,索性将她囚禁起来,准备处死。
  贺夫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她秘密托人捎信给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于是带着自己的手下与宫人宦官组成的“杂牌军”,连夜翻墙入宫,一直冲到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末年的暴躁情绪已经造成了宫中的恐怖气氛,守卫们人人自危,竟不敢阻拦,只有人大声叫道:“贼人来啦!”拓跋珪从梦中惊醒,见势不妙,到处寻找防卫的武器而不可得,这位三十九岁的开国皇帝就这样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中。
  (拓跋珪一生,年轻时是武功,初步奠定了北魏的生存空间;中年后有一定的文治,开始积累一个朝代的文化底蕴;可惜末年还是逃不过性格的宿命,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前期的成果。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新帝国,已经足够子孙后代经营开发一段时间。拓跋氏所面临的次一课题,是如何将拓跋珪的基业发扬光大。)
  

六 拓跋嗣平内攘外(1)
清河王拓跋绍残忍地杀死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未免有些忙乱。按照鲜卑人的传统习俗,一个部落的首领是通过“兄终弟及”的方式来传承的,但是拓跋珪更中意于汉人的继位制度,这才安排了长子拓跋嗣做自己的太子(据说拓跋珪立拓跋嗣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拓跋嗣的长子、日后成为魏太武帝的拓跋焘,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成就魏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当时朝中###重臣有多少人会支持自己,人心向背到底如何,拓跋绍的内心是毫无把握的。他与左右随从一商量,决定冒险做一次试探。
  第二天,皇宫的大门直到中午还没有打开。拓跋绍假传圣旨,命文武百官在宫殿外的端门前集合,朝北而立。拓跋绍隔着宫门,忐忑地对百官问道:“我有叔父,也有兄长,各位公卿想要拥护谁呢?”
  外头的王公大臣们一听这话,不禁愕然,半晌没人敢说一句话。南平公长孙嵩反应稍快,回答道:“我等愿意拥护王爷殿下。”
  大家这才如梦初醒,明白皇上已经驾崩了,但又不明详情,一个个站在底下装哑巴。只有拓跋仪的弟弟、阴平公拓跋烈痛哭着离去。消息传出平城,太子又生死未卜,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各怀异志,贺兰部的肥如侯贺护在安阳城北举起烽火,本部人马都前往集结,北魏其他各部也各自屯兵,眼看着一场内乱就要爆发。
  拓跋绍听说人情不安,心中害怕,便搬出大量的布帛赏赐给王公大臣们,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民间隐姓埋名多时的拓跋嗣得知宫中有变,悄悄从外面赶了回来,暗中观察宫内宫外的动静。
  拓跋嗣不敢轻易暴露身份,他白天隐匿在山中,晚上就住到贴身侍卫王洛儿的家里。王洛儿有个邻居,名叫李道,暗中也帮助王洛儿服侍拓跋嗣,到了早上就把他送回山中。李道是个热心人,保密的意识却很不够。过了那么一段时间,附近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知道拓跋嗣没死,都高兴地奔走相告,消息不慎传到了拓跋绍耳中。拓跋绍自作乱以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兄长回来跟他算总账,当即派人收捕李道,并斩首;然后又在民间征募知情人,寻觅拓跋嗣下落,一旦找到,就要将他杀死。
  拓跋绍掌控了朝中的大权,却不能左右人心向背,拥太子派终究占了上风。王洛儿为拓跋嗣跑腿,潜入平城,暗中向大臣们通报情况,并与安远将军安同等人联络,秘密做好了安排。一切就绪,拓跋嗣带着随从向平城进发,刚来到城西,便有快马来报:拓跋绍已被身边的卫士拿下,听候处理。拓跋嗣此人虽说温和仁厚,对付自己的政敌可是毫不含糊,何况是弑杀父皇的首恶。他下一道命令,将拓跋绍、其母贺氏以及十来名随从幕僚一并处死。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拓跋嗣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永兴,重整朝纲,任用贤能,是为魏明元帝。他是北魏前期的三位君主中承上启下的一位,父亲拓跋珪是创业,儿子拓跋焘是图霸,他本人呢,就是两者之间的守成之君,光芒或许被其他两位盖过,但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新登基的拓跋嗣继续执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复与发展久经破坏的中原地区,遇到的阻力却恰与其深远的意义成正比。当时的官员不会去体谅老百姓对于故土的依恋之情,更不懂得组织“居委会”去做思想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感。部分流氓无赖乘机煽动情绪,许多年轻人逃亡集结在外,不少郡县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
  拓跋嗣面对民患十分头疼,又不想大动干戈地镇压,就与公卿们商量:“朕本来是要为民除害,可惜让那些官员坏了事儿,以至于乱事频起。如今违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元城人侯屈说:“民众逃亡做强盗,这是大罪,如今不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赦免,乃是‘为上者反求于下’(即本末倒置,不是执行政策的人的行为),恐怕不妥。依臣所见,不如诛杀首恶,赦免余党,此举足可安定天下。”
  清河人崔宏(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后来鼎鼎有名的北魏汉臣崔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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