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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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熘萑紊吓烟樱�而且这话是李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那家伙抵赖！”
　　李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1）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
　　

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2）
不过这次骚扰并不成功，大约还是出于对北魏的畏惧，予成的十几万骑兵在长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军了，没有起到任何夹攻甚至牵制的作用。
　　北魏进攻南齐的军队名义上以刘昶为统帅，实际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进攻淮阴，陇西公拓跋琛进攻广陵，河东公薛虎子进攻寿阳。
　　太和四年（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军首先发难，攻下了南齐的马头戍（今安徽寿县西北），继而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退到寿阳北面。
　　北魏军队重新集结，由拓跋嘉与刘昶共同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直取寿阳。一百年前苻坚八十万大军在这里栽了跟头，现在魏军并不信邪，还要再试一回。刘昶临战动员，场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声泪俱下地号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为我报仇雪耻！”
　　魏军还没杀到，寿阳城中的齐军已为魏军的气势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员虽多却缺少对策。垣崇祖见众人一筹莫展，开口道：“敌众我寡，需得以奇制胜。当年苻坚大败于淝水北岸，我看咱们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将士们现在就开始整修外城，并在淝水上修筑堰堤，加强防御，你们意下如何？”
　　众人都不理解，说：“拓跋焘攻打寿阳的时候，南平王刘铄兵多将广，士气高涨，兵力超过我们十倍，尚且认为外城太大，难以防守，而退入内城自保。自从有淝水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在上面修筑过堰堤，就是因为地形并不利于修堰，这能有用吗，怕是浪费时间吧。”
　　垣崇祖摇头道：“你们这些人啊，光知道拿以前的那些旧例来说事。假若我军放弃外城，毫无疑问索虏就会占领，并且在外面修建楼台，在里头筑起长墙，我们的军队可不就坐以待毙了嘛！说定了，守卫外城，修筑堰堤，你们都不用再劝我了！”
　　垣崇祖下令，乘魏军还在进军途中，派人在寿阳城西北火速修筑起堰堤，拦截上游的淝水，并在堤北修筑小城，四面挖好沟堑，在城中布置了数千守兵。工事完毕，垣崇祖对众人说：“索虏贪得无厌，见此城狭小，以为可以一举攻克，必然会全力攻打。到时候我们决堰放水，不费一兵一卒，定教他们有来无回，全都变成浮尸。这难道不是事半功倍么！”
　　北魏大军来到小城之下，果然如垣崇祖所说，集中兵力来攻城。垣崇祖在城头看得真切，指挥若定，命城中守兵吸引住围城的魏兵。与此同时，一支特工队已经悄悄跑到堰堤之上，准备就绪。
　　黄昏时分，魏兵的攻城没有多少进展，只好先休战吃饭。还未开饭，上游的齐兵就决开了堰堤，大水奔泻而下，魏兵全部被冲进了沟堑，小城之外顿成汪洋一片。对于垣崇祖的这支“奇兵”，魏军完全没有防备，淹死的人马数以千计，侥幸逃生的，也是仓皇北窜。信誓旦旦的刘昶也傻了眼，只得以时值春夏之交、雨水量增多为理由退兵。齐魏之间的第一场攻防大战——寿阳之战，以垣崇祖的大胜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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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除弊革新（1）
北魏的军事行动在寿阳挫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太和四年和五年（公元480年至481年），他们又改换进攻路线，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城战。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锦屏山）攻防战中，拓跋嘉试图通过攻下这一海上的据点，从东面包抄建康。然而朐山的守军十分顽强，大破魏军。南齐水军又经由淮水从海路增援，魏军无奈，只得退兵。
　　在淮阳争夺战中，魏军同样没能在淮水流域的战场上捞到任何便宜，伤亡士兵有上万之多。垣崇祖率军渡过淮水，突击魏军，又杀了几千士兵。魏军在退兵途中攻灭了徐州一带拥兵起义的桓标之等人，掳掠了淮北的三万多百姓回到平城，才算勉强交差。（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作为南北朝之间的缓冲区，淮北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北魏在行政上对淮北四州进行管辖，但由于这一地区传统上与南方更加密切的联系与纽带，以及多年战乱使这一地区基本成为荒芜之地，北魏的统治是十分松散、缺乏实际效果的。掳掠百姓以补充统治中心人口的不足，是北魏前期取得新的土地后所常用的一种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淮北四州的军民，如此“打一枪就跑”的心态，正好印证了在他们心目中还没有实实在在把这些地区当做自己的国土；而淮北地区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多次叛乱与起义，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淮北人民对于北魏这个新主人毫无认同可言。这样一种严重的隔阂，才是导致南北朝继续分裂对抗的根本原因，需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就要求北魏在某些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迁都，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客观现实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做出改变自我的决策。对于北魏政权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一位汉人太后来指引他们改变的步伐；对于鲜卑人而言，他们又是不幸的，改变自我，同时也意味着丧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摆上台面的改革令就是“俸禄制”。从前的小恩小惠，小赏小罚，都只是短期性的，没能革除北魏官员贪污受贿的风气。冯太后出面主持，颁布诏令，将班俸禄彻底制度化。具体举措是：“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新制度说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用这部分收入来作为官员的俸禄。有了俸禄保底，你官员要是再被发现用各种名目收受赃款，就要严惩不贷。换句话说，以往官员利用职权对百姓三番两次征收的钱财，由政府一次性征收的赋税所取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级官员无端盘剥搜刮，他们自然是以接受为主。然而对于官员情况就不同了，俸禄制一颁布，一个月中，赃款受到查处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担任秦、益两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内的四十多名官员，由于贪污数目超过了限额，被下令自裁或处死。
　　这下子那些贪婪成性的鲜卑官员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简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断了大伙的财路啊，怎么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说还是恢复旧体制为好。冯太后明白拓跋佗背后的这股力量来势汹汹，专门召集群臣讨论。
　　中书监高闾上表驳道：“发放俸禄对于官员是最佳的保护措施，廉洁的官员会更加清白，而贪污的官员也有机会改过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废止，那么贪官污吏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清官廉吏却连自身维持生计都做不到。请太后想一下，淮南王这样的建议，岂不荒谬？”
　　高闾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见地的汉族官员，北魏军队###南齐时，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预言战争必然徒劳无功，冯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事后也很后悔。关于俸禄制的这番言论又是颇具远见，冯太后对之表示赞许，下诏新制不变，继续大力推行。
　　随着俸禄制步入正轨，冯太后的下一项改革措施也很快跟进。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又颁布了“均田制”。
　　均田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北魏政府将境内的无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农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于战乱的影响，众多流民纷纷依附豪强大族，成为佃户。这些佃户虽然不用交纳赋税，但豪强对他们的强征暴敛丝毫都不比国家的赋税要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很多地无人去种，同时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面。
　　均田制大致分为五条。第一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亩农田，女子则可获得二十亩，奴婢与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拥有一头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亩农田，但是有上限，超过四头后就不再补给。各地配给的田地会有差别，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则贫瘠，怎么办呢？诏令规定，如果是两年才能耕种一次的田地，那么要多给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种一次的，则要多给两倍。以保证理论上的公平性。
　　第二条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方式：只要达到纳税的年龄，就可以配给田地；年老或去世后，田地则自动归还国家；并且根据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发生变化，政府相应地配给或收回田地。
　　第三条是鼓励种植桑田：对于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亩田，要求必须种植五十棵桑树。这类田地可以被后代继承，死后不用上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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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除弊革新（2）
第四条是对于现有土地者的管理办法：根据户口标准，土地盈余的农民，既不配给新田，也不令他交还旧田；土地不足的农民，依照规定补齐；有盈余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条针对地方官员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据级别配给一份公田，卸任时要把该田转交给接任的官员；严禁买卖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大量佃户重新获得土地，国家控制了充足的税收资源，社会也趋向于稳定。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对象不仅仅针对汉人，胡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获得土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北魏社会的农耕化。这一制度在北朝的齐、周、隋等朝被沿袭采用，并不断改进，直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才被废除。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决策者冯太后名垂史册。
　　一年后的太和十年，第三项制度也出台了。这一次是由冯太后的宠臣、内秘书令李冲发起的改革地方组织的“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指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选择能力强、德行高的乡人担任长官，称为邻长、里长、党长。各长负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检查户口、征收赋役。这实际上是脱胎于汉人政权的乡党制度。我们在《纵横十六国》里也提过，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豪强聚众自守，设立“坞壁”这类独特的社会单位（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坞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简单化，直接任命坞主为宗主，建立“宗主都护制”。结果呢，人们都在宗主的庇护下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严重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户里头有三五十家的情况，这个户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有了三长制，北魏的基层组织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与俸禄制一样，三长制的颁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冲上奏后，冯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满朝文武可就炸开锅了。
　　秘书令高祐、中书令郑羲的观点是三长制看起来很有用，其实难以推行。郑羲补充说：“如若不信，不妨试行；失败之后，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1）
北魏颁布三长制的当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以正式礼服上朝接见众臣。这算是一个标志，冯太后此后虽仍继续临朝听政，但大权已转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冯太后两次临朝期间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叙过两点：拓展疆域与改革制度。前者先因刘宋自身的混乱而得手，其后又因为形势判断的失误而止步淮水；后者的三大制度则均由她本人亲自决策和推动。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鲜卑人的魏国胡气越来越淡，而汉风则越来越盛。
　　冯太后的另两点贡献，是兴办学校与尊崇儒礼，这两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教育和礼仪上对北魏进行全盘儒化，或者说是全盘汉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个道理，想让鲜卑人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齐整人伦，而是需要从内部对上层贵族着力改造，这种改造或许是表面的、肤浅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肤浅，却可以引发日后的连锁反应，最终实现真正的汉化。
　　所以冯太后着力培养的对象远不只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时被封王，冯太后就乘此机会，在平城设立皇家学馆，选拔最有学问的老师，组织他们学习儒家文化。这个措施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拓跋鲜卑人是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们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骑马、射箭这类硬功夫，以及通过实战积累的指挥经验。对于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机会认真汲取和领略，所以拓跋珪才会问出“天下书籍有几许”这样的准弱智问题。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在贵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冯太后深谙“文化熏陶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这些亲王将来是北魏的栋梁，那么把他们熏陶成“鲜卑皮汉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这一代人成为北魏皇族中承前启后、推行彻底改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学馆中已经表现得聪明好学、出类拔萃，文章写得一级棒，拓跋宏也特别喜欢这个弟弟，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拓跋宏本人，冯太后则更是着力培养，为他编了一本专门的教材，叫做《劝戒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像后世的《三字经》、《子弟规》，每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既容易记，又有助于学习道理。冯太后一共编了三百多章，称得上是儿童教材编写的勇于实践者，大约也是古往今来教材编写者中实权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写了十八篇《皇诰》，在宴请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诏书的形式颁布，作为皇帝学习的指南、为人的准则以及施政的纲领。
　　尊崇儒礼方面的举措，则基本是与三大制度的颁布同步进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诏全面禁止卜筮和谶纬，一旦发现，统统焚毁，私藏不报者一概处死。谶纬这个东西，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也专门介绍过，兴盛于汉代，一度成为统治者维护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响至北魏前期已经小了许多。对于乱世迭兴的政权，谶纬学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北魏太武帝之后长期治世的局面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风头正劲、玄学日益兴起，谶纬已退居二线。北魏在这个时候又来这一招，自然是把谶纬推入了万丈深渊。
　　太和十年，北魏规定官员公服的等级。公服按照品位级别的不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从高到低分别是朱、紫、绯、绿、青。这种等级颜色化的创意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已经很难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鉴魏晋时期的旧制。无论如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文献记载以颜色来区分品位。这一制度演变到唐宋，官服逐渐减为紫、绯、绿、青四种，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显贵的代名词，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太和十一年，北魏又严格审核、统一规定典礼乐章，不属于雅乐的全部摈弃不用。这显然又是继承了儒家思想极其重视音乐文化的特点，到了孝文帝统治中后期，北魏的宫廷文化已经与传统汉族王朝非常接近了。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故于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岁。从小接受冯太后谆谆教导的孝文帝悲痛欲绝，整整五天滴水不喝，大臣们极力进谏，他才勉强喝了一碗粥。冯太后崇尚节俭，遗言中强调要丧事从简，不必设置各种陪葬器具。但孝文帝不顾高闾、游明根等人的反对，执意将陵墓拓宽六十步，以达到皇陵的规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文明皇太后并没有与他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合葬，而是于生前自行在方山（今山西平阳北）选择了一处墓地。
　　传统史家多将太和年间北魏的兴盛发达归功于孝文帝一人，直到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太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史学界才逐渐将更多目光投向这位“巾帼女杰”。宠信“面首”与太监是冯太后最为后人诟病之处，不过安置面首的做法虽可商榷，冯太后并没有因此影响政令的实施。相反，她的两大面首王叡和李冲并不是所谓的“绣花枕头”，而是很有能力。尤其是中书令李冲，在冯太后去世后依然参与朝政规划，尽忠尽责，深受孝文帝的重用。
　　

十一　北魏重教崇礼（2）
冯太后给北魏帝国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孝文帝本人。从太和十四年起，北魏正式进入了太和盛世的后半期——孝文帝时代。
　　在介绍孝文帝的事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两位南齐皇帝：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与世祖武皇帝萧赜。
　　萧道成在称帝并顶住了北魏的几轮进攻之后，进入了统治的平和期。可惜好日子不长久，他只做了不到四年的皇帝，就于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去世了。
　　萧道成一生目睹刘宋政权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意识到刘宋后期诸帝以下奢靡腐败的危害性。他即位后就以身作则，号召天下人移风易俗，勤俭朴素。宋孝武帝刘骏以来皇帝的礼服日益精美华丽，上面还佩有光彩照人的玉导，萧道成下令将玉导打碎，类似的装饰物也参照此例废止不用。宫中凡是用铜制作的器物栏杆，全部改为铁质，宫殿里不得铺张浪费，能省则省，能替则替。他常爱对身边的人说一句话：“假使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将使得黄金与土同价。”可以说是位典型的视黄金如粪土的主儿。可惜，仅仅做一些作秀式的表率，而没有有效的措施与合理的手段，民间奢靡腐败之风又怎么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经济方面，萧道成也没有太多建树。对于士族阶层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他试图从皇室入手，进行控制，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类似均田制的数字化管理，南朝的社会阶层又远较北朝复杂，简单的政令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更糟糕的是，自从刘宋初年推行土断以来，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加入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的“黄籍”（与要服役的“白籍”相对），千方百计地投机取巧、伪造业绩、贿赂官员，到了刘宋末年已经是积弊重重，虚假户籍比比皆是，国家财政收入蒙受了巨大损失。萧道成于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接受虞玩之的建议，以元嘉二十七年的板籍为标准，重新登记户籍，这就是南齐初年的“检籍”。在检籍中，政府在各地专门设立官员进行审查，对于弄虚作假者严惩不贷，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要查出几个作弊户籍。这可就是瞎搞了，有些地方的官员实在找不出非法的，就硬从合法的黄籍户口里挖出好欺负的，拿来充数，而那些会打官场交道，善于逢迎贿赂的人，又再次逃脱了惩罚。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