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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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
　　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后不久，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
　　明（3）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敬礼！
　　周恩来　　　　　　　　　二月二日　　　　　　　　周恩来的这封信，目的是想把国务院碰头会和文革碰头会分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他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与党和政府的业务工作分开；以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生产业务工作的干扰和冲击。
　　另一方面，鉴于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与中央文革一伙闹翻脸的态势，也有尽量减少他们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正面接触，以避免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没有同意。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来有预感似的。几天之后，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
　　虽然周恩来不希望副总理和老帅们采取这种拍案而起、阳刚硬抗的斗争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也就不好当着中央文革一伙的面来责备这些老同志，只能暗中支持这些老同志。
　　

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7）
“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可钦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是为“大闹怀仁堂”的这些老同志捏着一把汗的。
　　周恩来的担心是，中央文革一伙肯定会到毛泽东那里去告黑状。
　　以往每次开完碰头会，周恩来都要向毛泽东汇报，或到毛泽东处当面口头汇报，或写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但这一次会后，周恩来既没有到毛泽东处当面汇报，也没有书面报告。对此，谷牧同志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讲，怎么这次不来。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他又不敢说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过去。”
　　然而，事情还是没能拖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周恩来被迫检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当然，他们知道毛泽东最不爱听、最忌讳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毛泽东。哪些该详细说，哪些该简略，都有一番谋划。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被激怒了。
　　张春桥继续说：“总理对《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
　　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经常委审查！”
　　……
　　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作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8）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
　　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了肝火。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事先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把话说绝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摆着，如果这时硬要起来论个我是你非，党就要分裂，军队就要分裂，国家和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中。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当时的历史空间留给周恩来的唯一选择。
　　这时，必须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以缓和毛泽东的气头，使毛泽东平静下来。
　　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缓冲作用？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感性的实例。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大意是：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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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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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9）
李富春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里讨论问题，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被诬为“俱乐部”的“联络员”。
　　这样一说，周恩来不就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吗？
　　这正是中央文革一伙的险恶用心，由此逼周恩来作检讨。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
　　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要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周恩来所选择的斗争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漩涡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痛苦之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连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与前途，他不能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原本可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军、文革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失去了发言权，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原由周恩来主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还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但成员多是江青一伙。周恩来势单力薄。
　　江青一伙公开逼周恩来交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张春桥几次公然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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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指示》（1）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军队怎么办？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刘志坚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支持刘志坚的建议，坚持在十五条以外加上一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
　　篡国必先篡军。
　　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说：“要学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笔杆子还行，缺的就是“枪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着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因此，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命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
　　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
　　……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冲国防部大院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把国防部列为重点警卫部门，加强警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同时，周恩来还两次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团”代表，对他们冲击国防部大院、揪斗路扬提出严厉批评，说：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来劝阻学生不要冲国防部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
　　“军队的将军们不敢到你们中间来，不敢来这里，他们怕群众。我就不怕，到你们这里来了。”陈伯达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还振振有词。他还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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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指示》（2）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
　　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1月8日凌晨，发生了更大规模地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600多名学生冲入国防部办公楼，要揪总参的两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电讯工程学院讲了一次话，对学院党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当时，遵照周恩来加强国防部警卫力量的指示，警卫国防部的战士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里里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墙，挡住不让学生往里冲，但战士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这“四不”规定的约束下也已是无可奈何。这些学生打伤警卫战士、击碎门窗玻璃，找来一块块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
　　周恩来是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得知学生冲入国防部大楼的消息的。他当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开会，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也派人参加，研究如何处理。但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对周恩来的通知置若罔闻。
　　周恩来同叶剑英等开会议出了5条处理意见。大意是重申国防部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允许冲击的；所有冲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应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协商解决；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陈伯达、张春桥等又耍了一个花招。就在周恩来正召###议时，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就撤出了国防部大院。对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诉周恩来一声。
　　3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6次接见红卫兵。刘志坚不满地对张春桥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派戚本禹去叫学生撤出了，对总理也不告诉一声。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晚饭都没有吃。”
　　张春桥回去就向江青告状。
　　揪出陈毅、叶剑英鉴于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京串联人数越积越多，而他们又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见不走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建议，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一下，讲讲话。这一来是为了让这些学生早点回到原单位去，二是强调一下军队不能乱，讲一讲政策。周恩来表示同意并答应出席接见。
　　11月13日，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10万余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率几位老帅和各总部的负责人绕场一周同广大师生见面后，提前退场去忙别的事去了。
　　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
　　陈毅说：今天来体育场，是要泼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似乎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我奉劝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不容有丝毫的松懈。
　　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去斗，还不让人家休息。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紧急指示》（3）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及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再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的师生。周恩来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后提前退场。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又一次对搞乱军队的种种极左的做法进行尖锐的抨击。
　　陈毅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
　　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听了更是觉得解气，但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关锋也狂妄地指责陈毅、叶剑英等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
　　周恩来先是耐心细致地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并说：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也是学习。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说，要善于做红卫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一对立，什么都谈不拢。他还常说：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4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坚持原则，不能什么都让。
　　然后，周恩来转入正题，说：谁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看是陈毅、叶剑英，但从全党、全国的斗争来看，他们不是。必须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两人的讲话中有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性质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把他们作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十六条》讲了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不一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周恩来又说：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会不宜开，因为对全军不利，矛头攻击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要开。你们要开，我们中央、军队负责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出去了，现在要通知停止召开来不及了。
　　周恩来说：来得及。去年###月间，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完全来得及。
　　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伙见打倒陈毅、叶剑英不成，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就在周恩来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会上，当周恩来说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叶二人是指错了时，康生气势汹汹的插话说：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指造反派），责任是刘志坚，刘志坚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紧急指示》（4）
经康生这么一煽动，造反派当场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要求刘志坚停职反省。
　　周恩来说：一个人的反动路线错误，还是先批判，不要过早停职反省。
　　然而，尽管周恩来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刘志坚停职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还是把刘志坚打倒了。
　　《中央军委命令》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4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