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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自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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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自述
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①
① ９84年３月２５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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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1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同时又是军政界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小地主。①
我的家庭经济地位是一个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是进步党的党员，民国三年我的父亲曾任四川广安县警卫总办，所以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谓丰满已极，其后进步党的势力在四川大失败，于是我的父亲亦随之下台，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因之，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处在逐渐破产的命运，不过现时中国军
阀的势力还存在，小官僚还有依附军阀剥地皮的可能，所以，我的家庭在现在的生活可算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家庭除了我的父亲去捧军阀剥地皮得来的臭钞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本来，这样的收入，如果过很俭约的生活，是很够了的，不过我的父亲每每总要闹官派，以致家庭的经济往往发生困难。不过我两个兄弟的学费是不发生问题的。至于我对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庭对于我的情感也可以说一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其后，我到了法国，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念头，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原来我在一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为得要想早日养得孙儿，为要实行“孔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所以在我不知不觉中就给我定了一位地主唐家的女儿。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怒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也不提及退婚的事了。最近几月简直没有通信了。至于我以后呢，也不写信回家去正式脱离关系，不过以后我对于家庭，实际上可说是已经脱离了关系了。①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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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1）
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亩地。四十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父亲长期在重庆不回来，家里很困难，经常欠债。父亲过去在成都念书，也担任过县联防团长、乡联保主任等地方小官。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这个家
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大姐，叫邓先烈，老二就是*，在男孩子中排行老大，我们都称他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二姐，*走后不久她就死了。再下来就是我，一九一一年出生，行称老二。再下来是我三弟，叫邓蜀屏，解放后到重庆上革大，后到贵州地方工作，“*”中被逼死了。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孩子，同时要承担全家里里外外的繁重事务，得了痨病，吐血，一九二四年左右就去世了。父亲找了继母，生了老四，叫邓先清，在成都工作。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原来丈夫姓陈，陈死后再嫁我父亲，她带来一个女孩，就是邓先芙，现在成都工作。夏到我家又生了两个女孩：一个死了，一个是邓先群。
夏伯根，劳动家庭出身，很能干，身体也很好，她跟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她任劳任怨，大哥家的几个孩子她都带过，后来又到江西待了三年。她会做四川泡菜，大哥喜欢吃。大哥家十几口人吃饭，四世同堂，每天吃饭要开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哥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她对邓家是有功的，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单传，到我们这一代才发展起来。常到*家的是邓先芙、邓先群两姐妹，因为她们的母亲夏伯根还在，经常去看母亲。①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①《话说*》，中央文献出版社２004年８月出版，第3—５页。
2。
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主义。
（我）受过中等教育。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的痛苦，于是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入党——在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一九二三年六月入团——在法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在法国，曾人过团，在党中曾任过组书记（旅欧支部之下）即支部候补委员。在青年团中亦曾作过相当的工作。①
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附：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2）
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九二○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主义。②
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国受过教育，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①
我一九二三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后，我曾在Ｂogon（现译为巴耶）支部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了团体的命令与传烈同志为华工会办理工人旬报。一九二三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人作事，我遂向工厂请假，一月到书记部工作。
一九二四年八月，旅欧区第五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书记局担任财政及行政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初第六届代表大会后，我又到里昂作工，后任宣传部副主任，并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是年四月我又由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争取入党，并任党的里昂小组组书记。六月初，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多被驱逐，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曾来急份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同时又继续进行行动委员会的反帝国主义工作，我又被团体指定为行动委员会中方书记。
一九二五年八月第七届大会我又被选为区执行委员，同时又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一切工作，这也是团体指定的。
一九二五年底第八届大会后我便设法来此了。
以上便是我对团体服务的经过。①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汪泽楷两人。
……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①
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②
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①
我们那时候（指在法国——编著）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
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①
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多，一九二五年底离开。五十年后再去，感到法国变样了。我问了警察，我原来在巴黎住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是在意大利广场。我看到法国的农村也变了，我喜欢你们过去的农村，很漂亮。②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③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８２页。
②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４日*会见欧文？比伯率领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威廉？温皮辛格率领的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时的谈话。
①１９８５年８月３１日*会见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罗朗？迪马时的谈话。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11页。
②１９８０年２月５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二月三日稿的意见。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18、119页。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38、139页。
②1987年５月５日*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让…贝尔纳？雷蒙时的谈话。
③1993年１月３日*给孙辈们的信
附：邓垦谈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都很困难。当时吴玉章几个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很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家里还有一场争论，他就跟母亲又讲道理，又争论。最后还是说服了母亲，同意了，母亲是很勉强同意的。我那时只有几岁嘛，但是他走的那个情景，我知道。家里都集中啊，欢送他嘛，然后他就很简单地走了。行李，那个时候，四川农村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我们家离重庆还有二百多里，要经过一个合川县。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有三人，一个*本人，一个叫邓绍圣，是我们的堂叔，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胡明德）。这几个人既是同县（广安县）人，又是同乡（协兴乡）人，又是有些亲戚关系的，家里人还比较放心些。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十六岁。我记得走前，他由重庆回到家里看了看。
我当时还很小，只有*岁。他走时家里借了一笔钱。
我清楚地记得，他去法国两年后，家中突然收到他从法国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说他参加革命了，参加了什么革命组织，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不能回家了。从事革命活动就不能回家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很着急，很伤心的。我的母亲非常爱*。她是那个旧社会的妇女嘛。*是长子，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就盼望他回家来。旧社会嘛，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子不能回家了。
他在信中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当时四川农村很兴娃娃亲，他很小就跟一个姓唐的家庭订了娃娃亲。他来信提出这两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母亲急得要死，急出病来了。大儿子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了，从此一直发病，过了大约两年多就吐血死了。唐家也很着急，后来慢慢说通了，那个姓唐的女孩子，我见
过，很老实，在我家呆过一年多，她后来也同意出嫁。她出嫁，由我们邓家办全嫁妆，是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的。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赵世炎、周恩来指导下办过一份杂志叫《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参加革命，我的思想是受他的影响，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念小学，什么都不懂，只看到封面有光身子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当时政府也不懂，也不管，我就存放在家里。到我念初中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
政府、剥削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
一九二九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一九三○年我到成都，一九三一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最初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①
① 《话说*》，第５—7页。
3。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我们那时在法国是一批一批去莫斯科的，我算是 第一批。当时我们在法国的党员
有三百多人，大体上有二百多人到莫斯科中大。①
我没有访问过你们那里，但是我去过你们那里。那是一九二五年，从巴黎经过柏林，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
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我们两党、两国工人阶级、两国人民声息相通，历史很久。我们要相互关心，发扬
那个时代的友谊。①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终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方知，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①
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1986年10月23日*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时的谈话。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②1926年1月19日至2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
第二章 投身国内革命
1
。当时，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人。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
在中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学——编注）呆了一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回国了，说是冯玉祥要人。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①
这个学校（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编注）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一九二八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①
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冯玉祥的夫人——编注）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弗能（冯玉祥的大女儿——编注）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57页。
②1982年９月14日*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的谈话。
2。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当时政局变化很大，决定一部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
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
3。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
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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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谈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找邓小平时的情景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的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了地下交通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着长衫，戴着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十三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岁，还
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求学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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