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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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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刘瑾（2）
刘瑾自进入司礼监后，窥测时机，总是乘皇帝寻欢作乐时才上奏本，惹得武宗厌烦地撵他走，说：“我用你干什么，这样来缠我。”于是刘瑾便以遵旨行事为名，利用武宗的宠信和手中的权力，自作主张，左右朝政日甚一日。他借故撤了韩文的职；杖责请求留用刘健、谢迁的给事中吕、刘和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把负责守卫南京，曾经帮助吕、刘递奏疏的武靖伯赵承庆的俸禄削减一半；迫应天府府尹陆珩、南京兵部尚书林瀚退职还乡。对敢于营救戴铣等人的大臣，如南京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主事王守仁等，亦分别给予降职、杖责的处分。
刘瑾的势力越来越大，他吹毛求疵地指责官员们微小的过失，派出特务到处侦察，使人防不胜防，不敢谈及他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独揽大权，他派遣自己的党羽宦官分别镇守各边防要地，以官职收买人心。武宗即位时，鞑靼小王子部入侵宣府，武宗命保国公朱晖和监军太监苗逵、右都御史史琳率兵前往。小王子部转掠大同，被参将陈雄在顺圣川击斩八十余人，夺还被掠去的两千七百多人。朱晖等以此奏捷，列有功将士达两万余人，其中大量是虚报的，但因为苗逵的原故，武宗全部都给予奖赏。刘瑾掌权后，朱晖又再次请赏，兵部力争，无效，于是朱晖被加太保，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校得到提升，从此边赏日滥。刘瑾又传旨把锦衣卫的官职授给数百人。但李东阳等在孝宗时奉旨编纂的《历代通鉴纂要》编成时，刘瑾却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得不恭谨，统统给予谴责，而命令在文华殿负责书写的张骏等重新抄写，然后越级提升他们。张骏由光禄卿提升为礼部尚书，其他几人如周惠畴、高岱等等，均被任命为京城的大官。连装潢这本书的工匠窦瑁等七人，也都升了文思院副使。
刘瑾对官吏施以戴枷的刑罚，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纬，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分别因曾上疏揭发刘瑾、两广总镇太监潘忠，或其他一些小过失，被枷得奄奄一息，才发放去充军。其余被枷死及被逮捕的人无数。
刘瑾恨锦衣佥事牟斌对在狱的戴铣、刘宽大，所写的狱词中直写“权奄”二字，且不肯涂改，便假传圣旨廷杖他，然后关到狱里。顺天府丞周玺以及五官监候杨源，亦被廷杖致死。为了对付称病不出的官员，刘瑾通告：凡生病缺勤三年者，免官为民，逼迫这些人出来为他效力。御史薛凤捕盗无功，徒善骑射，被降为徐州射手［41］。
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面，听他宣读“奸党”的姓名，其中包括在言行中反对过他或其他宦官的官员，如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等，各部司官李梦阳、王守仁等一共五十多人，这些官员都是以正直、忠心知名的，这时都被革职或勒令辞职回乡。他又下令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官员大清早便要上班，很晚才准回家，使他们得不到休息，以事折磨。又限制给文官封诰，狠狠整饬文官小吏。对空出来的职位，则迅速安插上自己的党羽。
宁王朱宸濠阴谋篡夺帝位，请求恢复在先朝被革职的护卫，遭到兵部反对。后来朱宸濠以重金贿赂刘瑾，便得以达到目的。有了这武装力量为基础，朱宸濠大肆活动，篡位的阴谋遂得以变成行动。
武宗上朝时，刘瑾站在他的右方。群臣拜完君王，都得向东北作一揖，故人均称武宗为“坐的皇帝”，刘瑾为“立的皇帝”［42］。随着权力的日渐膨胀，刘瑾把武宗视为傀儡，公然把奏章带回家中。他本身不通文墨，每次批示奏疏都先和妹夫、礼部司务孙聪，松江县秀才出身的棍徒张文冕商议、起草，然后交给焦芳润色。对这样炮制出来的批示，李东阳只能点头赞同，不敢有任何非议。遇有重大问题要处理而刘瑾又刚巧不在时，李东阳还得派人把奏疏送到河下刘瑾住处，征求刘瑾意见，才敢下笔批答［43］。于是刘瑾更加恣意作威作福：有个罪人溺水死了，他硬判定这是御史匡翼之的过失；对学士吴俨索贿不遂，又听信都御史刘宇的谗言，憎恨御史杨南金，便在考核地方官吏时借故罢了这两人的官；任命播州土司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任命家奴的女婿闾洁督察山东学政。
九、刘瑾（3）
刘瑾的权势这样大，以致公侯勋贵、皇亲国戚都没有人敢和他平起平坐，私下见他时，一个个都向他叩头、作揖。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一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一人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同官时，邵二泉竟惊到双腿发软，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44］。
当时给皇帝上奏折，先要用红色帖子送给刘瑾，称为“红本”，然后再上报通政司，称为“白本”。奏疏中对刘瑾只准称“刘太监”，不准写他的名字。都察院一次审判重罪犯，在定罪的奏疏中不小心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到后恼羞成怒，狠狠地申斥他们，直到都御史屠带领下属跪下道歉，让刘瑾痛骂一顿，才算了事。因此谒见刘瑾时，拜帖一般都写“官某顿首拜禀见”；还有的竟称他为“顶上”，或自称“门下小厮”。
刘瑾又常派人外出查盘。正德二年（1507）三月，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45］；十一月，遣科道官查盘天下粮储［46］。三年（1508）五月，命科道官查核各边年例银［47］；七月，差科道官查盘两淮运司革支盐引［48］。四年（1509）三月，命直隶巡按罗查盘万全、大宁二都司及所属卫所军器［49］。十二月，命科道官查盘两直隶及各省钱粮［50］。同月，命工部员外郎王查盘遵化冶铁厂岁办铁料、夫匠、柴炭等，并规定今后工部管厂官交待之日，必查核明白方许离任［51］。这些查盘在当时都起了极大的影响。如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户部原只准备查核军马见存及故物若干［52］，而刘瑾却要对几年来年例银的开支作总清查。与此同时，又禁豪强兜揽各边粮草，由殷实之家报纳；惩治由于失职致造成边库粮草大量损坏的官员［53］。于是都御史周南等五人，布政以下孙禄等十人，都被连同以前已经被赦免的罪一起论处，关进监狱，追逼补缴边防的军粮，以致刘宪死于狱中。
又如宦官韦核广东库藏，奏应解诸物多霉烂；梧州贮盐利军赏银六十余万两没有及时解送。于是逮捕原总督两广的右都御史潘蕃及前总督刘大夏，前左布政使沈锐等八百九十九人，全部被罚运米到边库。其实这些受罚的官员中，许多人所以受罚主要在于曾开罪刘瑾，而不是由于失职造成的大小过错的本身，所以受到的责罚特别重。如刘大夏，他曾根据孝宗遗诏，上奏罢免宦官六百八十三人，又曾揭发刘宇的罪状，所以被乘机抄家，七十多岁还充军。又如张鼐，曾反对刘瑾因受贿而曲法宽贷贪官和杀人犯，冒政没有按照刘瑾的暗示送去贿赂，马中锡反对刘瑾的走狗朱瀛等几百人冒认边功，等等。
刘瑾还令天下军民府库要将存留全部解送京师，使郡县积储为之一空。后来杨一清对此情况加以揭发，说这些解京财富一半落到了刘瑾腰包里。
刘瑾还插手盐法。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他上疏奏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禁空文虚引；禁私贩夹带［54］。太监杨镇携长芦盐八千引往南京易银买丝织造时，自己又买了私盐混在一起装载，并沿途向地方官民要挟贿赂的情况，就是被内行厂告发的。查核盐税时，又杖打了巡盐御史王润，逮捕了前盐运使宁举、杨奇等。杨奇死后，连孙女也被卖掉。但是，刘瑾本人却曾以海鲜为名，夹带私盐，被长芦巡盐御史涂祯拒绝。刘瑾索涂祯赂，涂祯却空着手去见他。刘瑾大怒，矫旨杖三十，戍肃州［55］。
查核宫内掌贮银朱、乌梅、黄丹、百药煎之类的甲字库时，刘瑾把尚书王佐以下一百七十三人分别降职或流放。但都给事中许天锡清查内库时，查出刘瑾多次贪污，却不敢揭发，只好揣着奏疏自杀尸谏。也有人说是刘瑾知道许天锡要揭发他，抢先把他缢死的。
刘瑾又提出罚米法，曾开罪他的官员都被罚把米运到边疆的仓库，以充军粮。过去的尚书雍泰，都御史杨一清等数十人，全都因此倾家荡产。对已死者，则逮捕他的妻子儿女。
刘瑾这一系列措施，激起了官员们强烈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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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刘瑾（4）
正德三年（1508）夏天，在宫内的大道上发现了匿名信，信中揭发、抨击了刘瑾的所作所为。刘瑾便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站在门的东面责问他们。傍晚，又把五品以下的官全部关到监狱里。当时，京城百姓汹汹罢市。各官被解送锦衣狱途中，卖饭的百姓纷纷把饭免费送给他们。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为被捕的官员申诉，设法营救，刘瑾听到一点风声，才说这封信是宦官中的人干的，释放了这些官员。但主事何钱，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经中暑死了。
这天天气酷热，太监李荣把冰镇的瓜分给官员们吃，刘瑾很恨他。太监黄伟愤慨地对官员们说：“匿名信里所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写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虽然死了也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无辜连累他人。”刘瑾知道后大怒，当天就强迫李荣离职，把黄伟放逐到南京。
刘瑾又改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即京师所称之内行厂，由他自己直接指挥，权力在东、西厂之上，不仅侦察、镇压反对他的一切官民，而且东西二厂也要受他监视。两厂为了争得刘瑾的青睐，保住自己的地位，各自纷纷派出特务四处活动，以至穷乡僻壤的老百姓见到骑着高头骏马，衣饰华丽，操京师口音的人，就吓得四散躲避；地方官员一得到这风声，就赶快去献贿赂，谁也不敢打听这些人的来历和任务。于是一些流氓乘机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弄得天下纷扰，百姓连大气也不敢喘。
内行厂侦缉用刑，也比东西厂更残酷，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充军边境，或给戴上重一百五十斤的枷发配。官民即使犯很小的过失，也难逃他的惩罚，以致非法枉死者达到数千人，大臣也有被他们抄家的。锦衣卫使石文义又是刘瑾的死党，于是厂卫相助为虐，厂卫之称遂由此始。
刘瑾还命令把在京师谋生的外地佣工全部轰走；寡妇一律要嫁人；未葬的尸体都要火化。以致京师骚动，外地到京的佣工如酒保、磨工、卖水者等一千多人，相聚于城外东郊，公开抢劫，声言拼死也要刺杀刘瑾。刘瑾害怕出大乱子，只得虚张声势地杀了为首的一个人，便草草收场。
刘瑾贪财无厌，纳贿其门者谓万为“方”，千为“干”［56］。原在焦芳手下的西安人韩范，就是专门帮刘瑾收受贿赂、讨价还价的爪牙中最著名的一个［57］。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分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然后回到地方上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给事中周钥出差归来，因借不到钱送礼，急得在途中自杀。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不仅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而且对他说：“现在人们送给您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东西，往往是在京借了钱，然后回去用公款偿还的。您何必因此结怨，留下后患。”刘瑾认为讲得有道理，刚好御史欧阳云等十几个人又按惯例送来贿赂，刘瑾于是把他们都判了罪。
刘瑾派给事中张衿等，御史房瀛等十四人分头到各地查盘。各地方各部门为此加紧搜刮，以充实库金。刘瑾派出的人为了讨好他，专门充当打手，弹劾了尚书顾佐、侣钟、韩文和他们以下的几十个人。给事中安奎等，御史张等因为没有重大的问题可弹劾，也被关到监狱里。安奎、张受枷刑濒死，李东阳上疏营救，才被释放，削职为民。其余的人分别受到杖打、申斥。官员即使对刘瑾稍有不满，也要遭到申斥、降职、流放等处分。
刘瑾还假造圣旨，抄了已去世的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的家。凡刘瑾逮捕的人，一家犯法，邻里均受牵连。在河边住的居民犯法，甚至株连到河对岸。刘瑾屡次制造大案，使冤号遍道。《孝宗实录》编成，参加编纂的翰林都应该得到提升，刘瑾却恨翰林们从来不来巴结自己，把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全部调到南京的六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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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刘瑾（5）
这时内阁的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都是刘瑾的心腹。刘宇首先献万金，开重贿刘瑾的先例。曹元对将校的升降任免，全部听从刘瑾的意旨。杨玉在考选军职时擅自决定去留，滥派旗校侦缉，成了刘瑾得力的帮凶。石文义是太监石岩的养子，负责北镇抚司事，被捕官员凡纳贿数量未能满足刘瑾要求的，他都不予审理。
刘瑾这一伙人还改变关于官吏考选、升迁的制度，打破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一次的制度，准许吏部不定期考核。有司粮未完时，升迁或调动者不能离任。在举人、监生选官时，增试时务策及行移告事［58］。因为满剌加国使臣亚刘原系江西人，曾企图谋反，便裁减江西乡试五十个名额，又增加陕西乡试一百个名额，河南乡试九十五个名额，以拉拢他自己和焦芳的同乡士人。对翰林的考核，则除翰林院本院的考核外，还要会同吏部考察［59］。
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刘瑾假传圣旨，令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员，先要到刘瑾处议论通过，才准上奏本。于是官员公开进行贿赂，有些今日升职，因谢礼太薄，明日又革职或强迫退休的；也有因送了贿赂而起用或滥加提升的。如都督神英因重贿刘瑾，自己上报边功，得以提封为阳伯，给予诰券，俸禄增至八百石。武状元安国应任用为指挥使，赴陕西三边立功，但因为他与同年六十人均无钱行贿，刘瑾便将他们编入行伍戍卒中。平江伯陈雄不送贿赂，被刘瑾诬为贪污，不仅夺了先朝赐给的免死诰券，而且削爵抄家，全家被押送到海南充军。边境的将官违法，只要送来厚礼，便不予追究，甚至反而被提升。又令全国各地巡抚均要到北京来接受敕封，以便勒索他们。延绥巡抚刘宇拒绝进京，被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到迟了，几乎获罪，赶快送厚礼给刘瑾，才让他作为试用人员上任。
二年（1507）三月，刘瑾又下令裁革各衙门官员数百人。但各处镇守太监、总兵、巡抚、副参、游击等官，只要是由他门下出身的，不论贪污、年老、有病，一概保留。都指挥以下一级官员，只要刘瑾写个“委任××为×官”的纸条，兵部就立即照办，不敢再奏。因为谢迁是浙江余姚人，因而不准余姚人担任京官；因为焦芳讨厌江西人彭华，亦不准江西人担任京官。
在刘瑾权势极度膨胀时，他连皇帝宣布的大赦都不予理会，严刑峻法如故。刑部尚书刘无所弹劾，遭到刘瑾痛骂，只得赶快弹劾自己下属王尚宾等三人。给事中郗夔查核榆林战功，刘瑾托他徇私，被他严词拒绝了。次日，刘瑾又派使者在途中威胁他，遭到郗夔的痛斥，使者立即出示逮捕令，以致郗夔气得自杀。许多官员因此更加奉承、讨好刘瑾。兵科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曾先后请求将刘瑾处理各种事情的文件，按六部的顺序编集成书，作为法令，在全国颁布。王云凤被刘瑾斥为“何物祭酒，一口猪毛”后，不仅惶恐谢罪，而且请刘瑾到太学视察。刘瑾之兄，后军同督府同知刘景祥死时，不仅武宗赐祭葬加等，公卿百官更是争先恐后前往吊唁，至第宅前车马拥塞，道不通行。将要下葬时，百官们又往设祭，重致钱帛，称为“辞灵”，以讨好刘瑾。
刘瑾还派党羽清丈土地，尤其注意清丈各边的屯田。从正德元年（1506）十月至四年（1509）二月，对庄田、屯田等分别进行了九次局部的清丈。四年（1509）八月更大规模地遣官四出丈量屯田，涉及的地区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蓟州、沧州。大规模的清丈屯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屯田的控制，查出了一些被官豪势要侵吞的土地，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有关人员溢额邀功和敛银送给刘瑾，任意劾治官员等问题，甚至拷打边军的妻子。给事中高在沧州丈量，劾治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了他的父亲高铨。以致不仅蒙受损失的官豪势要反应强烈，屯军亦发生骚动。辽东锦州、义州的屯军焚烧官署，殴打官员，而宁夏武官则参与安化王的变乱。因而宁夏变乱发生几天后，只好把丈量的官员撤回来。
九、刘瑾（6）
明代宦官都十分迷信，刘瑾亦不例外。为了炫耀富贵，表示孝顺，祈求长生，刘瑾在陕西原籍大兴土木，为父母兴建了有碑亭石器的祠堂、坟茔；建义勇永安王庙，请得武宗赐额“忠义”，令地方官每年祭拜，并颁敕加以保护，立石碑刻上祭器、房屋的数字，以防止被侵占偷盗。又于京师朝阳门外霸占了几百顷地，用数十万银子盖玄明宫，供奉玄天上帝。玄明宫规模极为宏大壮丽，时人记为：“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这里“九仞为台十仞池”，“两观悬朱日，三梁架彩虹。蛟螭蟠楝赤，琥珀挂帘红。凿水规溟渤，为山象泰嵩。千门迷紫雾，十阁概玄穹。丘垅围丹竹，祠堂列锦枫。深林游鹿豕，仙域守罴熊”。这浩大的工程耗去无数人力物力，起盖时“千人举杵万人和”，“千人力尽万牛死”；“南国樟尽，西峰土石穷”［60］。盖好后，武宗又赐给祠额。以后，又奏请朝阳门外猫竹厂地以供香火。所谓猫竹厂地，原系堆放猫竹木料的五十多顷空地，后陆续有官民在那里居住、营生、庐墓。为了取得这地，刘瑾拆毁了官民房屋一千九百余间，发掘了民坟两千五百余冢。居民虽已他迁，但力能徙葬骸骨者无几，以致白骨垒垒暴露于野，冤号之声沸于郭外。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以诛刘瑾为名，起兵造反，在文告中宣布了刘瑾的种种罪状。地方官员由于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把这事上报，刘瑾自己则赶快把文告藏了起来，只奏报朱造反，并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前往###。当刘瑾独揽大权时，“八虎”中内部矛盾重重，其他人对他有什么请求，他都不太愿意答应，所以马永成、谷大用等都怨恨他。张永势力较大，对刘瑾又不大恭敬，于是刘瑾伺机调张永到南京，通知要立即起行，不准再进宫门。张永大怒，冲到武宗前与刘瑾争辩，并挥拳殴打刘瑾，被谷大用等劝住，才免了外调，所以深恨刘瑾，张永的这种情绪在征讨朱的过程中，时时在杨一清面前流露出来。杨一清乘机煽起张永的勇气，给他出了点子，张永遂决心除掉刘瑾。
平定朱后，张永在报捷的奏疏中，提出在八月十五日向皇帝献俘，刘瑾要他推迟一些。当时京师风传刘瑾要在八月十五前后造反。张永恐怕会发生事变，便提前入宫。举行献俘仪式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刘瑾等都在身旁侍候。晚上，刘瑾先回归自己的宅第，张永拿出朱的文告给武宗看，同时把刘瑾犯法的十七件事告诉武宗。皇帝这时已有醉意，低着头说：“刘瑾辜负了我”，张永说这是大事，不可拖拉。于是在马永成等的支持下，连夜逮捕了刘瑾，把他关在菜厂，并派官吏、校尉查封了他在宫内外的住宅。次日晚朝后，武宗把张永的奏疏出示内阁，并下令把刘瑾降职为奉御，发放到凤阳。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以至满城官民惊骇，衙门街巷喧嚣如沸，好几天才得平静下来。
刘瑾被捕后，仍窥测武宗心意，力图挽回败局。他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给武宗上白帖，哀诉自己赤身被绑，无一衣，乞给予一两件敝衣盖体。武宗心软了，立刻下令给刘瑾故衣百件。张永得悉此事，大惊［61］，他恐怕武宗会饶恕刘瑾，便极力怂恿武宗亲自去抄他的家。在刘瑾家里，武宗亲眼见到搜出私刻的皇帝印一颗，穿宫牌五百个，以及盔甲、弓箭、皇帝穿戴的龙袍、玉带等各种违禁品，还发现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武宗勃然大怒，说：“刘瑾这奴才果然要造反！”立刻下令把刘瑾关到监狱，由法司、锦衣卫押他到午门外，会同众多官员审讯。当审讯时，刑部尚书刘惊到不能作声，旁列的众公卿亦害怕刘瑾，不敢上前。刘瑾则受棍刑后仍神态自若，大言不惭地要大臣们不要忘记他提拔的恩德。只有驸马蔡震上前厉声斥责他，命令官校打刘瑾嘴巴，拷打讯问。审判结束后，武宗下令把刘瑾千刀万剐，凌迟三日，然后砍下头颅示众；将刘瑾的招供和判决书、处死他的图形在全国各处张贴；并处死他的族人和同党。按例，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日先剐357刀，剐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刘瑾受刑那天，过去有人被刘瑾杀害的人家，多以一钱买下从刘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生刘瑾的肉以泄愤的［62］。
九、刘瑾（7）
刘瑾处死后，张彩死在狱中，尸体被乱刀斫得粉碎。内阁大臣焦芳、刘宇、曹元以下，尚书毕亨、朱恩等一共六十多人，分别被降职或流放。不久，武宗又按朝臣建议，下令把刘瑾所变更的法制：吏部二十四项，户部三十余项，兵部十八项，工部十三项全部按原来的规定改正过来。
抄没刘瑾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这些财产全部被送到豹房。正德六年（1511），新进士柴奇上书，请以抄没刘瑾的家财修理白茆塘、瓦浦之水利，被朝议通过［63］。
十、孙洪
孙洪（1459—1523），御马监太监。河北涿州人。其家世代务农。成化十三年（1477）被选入宫，先后做长随、监工。又曾到裕陵（英宗陵墓）司香。
弘治时，选侍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武宗）。一年后升奉御。弘治十八年（1505），升御马监左监丞，在乾清宫侍候。不久，升太监。
正德初，调茂陵（宪宗陵墓）神宫监，后转调南京司设监。正德七年（1512），诏取回京，代理上林苑监事。十二年（1517），再任御马监太监，监督京师仓场。十四年（1519），升为总督仓场。监督仓场这是个肥缺，历来为宦官所垂涎，但孙洪在任期间，能清廉奉公，所以得到户部官员的好评。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嘉靖帝即位，革除旧弊，实行新政，认为宣府是京师的藩屏，一定要由老成稳重的人镇守，于是派孙洪前往。先是正德年间，武宗曾几次巡幸宣府，扈从人伍大肆扰民，边境官吏疲于奔命，镇守难于奉承，加上连年大旱，农业歉收甚至无收，以致公私俱困，流民处处。孙洪上任后，为政简净，注意抚恤百姓，戒谕隶役仆从虽一菜不得取之民，还减自己的俸禄，用来救济饥民。有人把前几任镇守如何搜刮自肥的事例告诉他，他说：“我是内臣，无内顾，无外交，一个人的生活用不了多少钱，祸害百姓来供奉自己，这是损阴德的事，我决不会那样做。”听见的人都很敬佩。
一年多以后，孙洪患病，请求返回京师。提督军务刑部右侍郎臧凤、巡抚右佥都御史李铎分别上疏，推荐孙洪办事公平，不骚扰地方，百姓得以过比较安稳的生活。于是嘉靖帝下诏，谕：“孙洪廉静不扰，方膺委任。既有疾，写敕取回。”但孙洪未等到圣旨，已先病逝。
孙洪去世时没有遗下什么财产，丧事都是他的名下、内官监左监丞马玉出资承办的。
人“性相近，习相远”，历代宦官久居宫中，耳濡目染奢侈腐败的生活，很少有不追财逐利的，而孙洪始终自我约束，过俭朴的生活，实在难得。
注释：本传资料源于李时：《明故御马监太监孙公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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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毕真（1）
毕真（1461—1521），尚膳监太监。进宫前曾娶妻周氏，并生有儿子毕鉴。后来与商忠、许满、刘、刘、杜裕、卢明、赵秀、秦用一起，各自私自净身后，被收入宫中。以后各人分别被陆续提升为少监或太监。
正德二年（1507），毕真与刘瑾勾结，由刘瑾传批圣旨，派他往山东担任镇守太监。毕真在任期间，越权擅自受理诉讼案件，并借此敲诈勒索军民财物；又听刘瑾的指使，索取海货，侵夺商人的利益，“侵牟巨万”。［64］
明代，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是由镇巡官和三司官管理的。正德初年，市舶太监熊宣力图参与满剌加等各国商船的抽分，并奏请兼理。礼部认为市舶司的职责是只管进贡方物，不应越权，从而否决了他的请求。正德四年（1509），暹罗国船遇风飘至广东，熊宣奏请征其税。“旨以熊宣妄揽事权，令回南京管事”，而派内官监太监毕真接任［65］。毕真又提出要兼理各国商船抽分等事，刘瑾便支持他，谎称这是旧例，竟然得到了武宗的批准［66］。
正德十二年（1517），毕真被调为江西镇守太监。上任时，他带着宝石、玉带、各色绫丝纱罗及马、羊、酒等礼物，进送给宁王朱宸濠，以拉拢关系，从此和朱宸濠勾结在一起。
十三年（1518），御史范辂到江西清军，当时宁王令政府各部门官员穿朝服拜见自己，范辂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范辂把情况上奏，宁王亦上表力争，武宗把这事交付廷议，结果是肯定了范辂的意见，宁王非常不满。范辂又劾奏了毕真15项贪酷肆虐的事，武宗把他的奏疏压下，不予处理。于是毕真与朱宸濠合谋，诬控上奏范辂罪名。范辂竟因此被逮到诏狱，直至十四年（1519）四月，才被放出，但仍谪降为龙州宣抚司经历［67］。
与此同时，朱宸濠为了取得虚名以取信朝廷，又和党羽致仕都御史李士实、王春等合谋，由他们捏造孝行上奏。毕真便让他们写成呈文，并胁迫南昌府、县学的教官、生员，里老人等联合上来，呈递给三司官签署后，封呈镇守太监、巡抚会奏。这样，毕真便和巡按御史正式会本上奏了宁王的“孝行”，为他谋反作了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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