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利害攸关的事:貂蝉艳美形象背后的隐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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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献帝传》和《华阳国志》等记有同一内容：“（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室宋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国，关羽屡请于太祖（曹操），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3）但此处说的是关羽乞娶的是秦宜禄之妻，显然不是传说中所说的吕布之妻，更不可能是貂蝉。

　　然而，此处记载，即为正史，则无疑为许多野史戏曲及传说，提供了依据。首先就是传说关羽纳貂蝉为妾之说。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关羽欲占他人之妻的行为，实在有悖于人伦常理，并且，武圣人脸上贴的金，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当然，也有后来者试图掩饰这一瑕疵，并引证《三国演义》中“曹丕乘乱纳甄氏”的故事。

　　甄氏原是袁绍二儿子袁熙妻室，曹操攻破邺城，曹丕随军开入，先跑到袁家，将甄氏据为已有，此事正史《三国志·文昭甄氏皇后传》斐注转引《魏书》中即有记载，甄氏死后被追封为皇后。此外，还有刘备平定益州后也娶了同室刘瑁的寡妇吴氏，以及孙权不仅仅娶了陆尚的寡妻徐天人，而且论亲缘关子，这徐夫人还是他的表侄女。

　　以此可知，这种娶人妇为妻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忌讳。但是，并不忌讳实不能等同于被认可，甚至等同于被推崇的行为，虽然自宋以后，关羽名声才日渐显赫，而且这一时代有名的，以至影响后世的宋明理学，“遏人欲而存天理”，有关“一女不侍二夫”的伦理道德观，对此是不能接受的。

　　明郑以伟有《舟中读〈华阳国志〉》诗曰：“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此怨及陈寿和常璩存有私怨偏见。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三国志》之《蜀志》开卷，有清乾隆皇帝的一道上渝，亦是相同观点：“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隘，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有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由此而有元、明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以及清代戏剧舞台上流行的《斩貂》。

　　这种情况也许是事实。东汉未年的三国时代至上而下（？）娶他人之妻的做法，以风气而论，似乎隐略可见原始社会群婚或母系社会一妻多夫之制之遗痕。后世对关羽被认为不光彩的行为的可能，而去责怪《三国志》之作者存有私怨偏见，都不能有很充分的说服力。

　　且不论“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易传·象下》）“忠臣不事二群，贞女不更二夫。”（《史记·田卓列传》）的贞节观念，于先秦时代已有，并因此而体现出严格的父系社会婚姻制度，虽然反过来，让男子从一而终，会导致凶事，但因此所强调的是夫权的绝对地位。

　　至西汉，先有董仲仲舒的“三纲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后有《*通义》，将乾坤哲学作为夫妇关系的理论基础。其中应该注意阳者惟一的父子礼会观念的潜在。而且，从实行情况来看，如汉宣帝曾下诏，规定对不贞不节之妇，死后儿女可以不服丧，而表奖励贞节妇已成为常例。

　　“妇人不养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绝也。故圣人不为制服，明子无出母之义。”（5）

　　“无初六年二月，诏顺员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阁，旌显厥行。”（6）

　　在民间，有后汉书所记载的，有一叫荀采的女子，17岁嫁给了阴氏。19岁替阴氏产下一儿，后阴氏不久死去。但“采时尚年少，常虑为家逼，自防御甚固。”后同乡郭姓丧妻，其父苟爽要将她嫁给郭姓，其不为所动，胸前揣把利刀，苟爽派人抢其刀，将荀采掠至郭家，荀采觉父命难逃，在即将成婚之时，“既入室而掩护，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7）

　　当然，如上述故事中，荀采之父似并无“一女不更二夫”之贞节观，如前面所说中，有关曹丕将袁绍之子的夫人甄氏报为己有，刘备娶亲侄女刘瑁的寡妇吴氏，孙权娶陆尚的寡妻徐夫人，官家百姓似视此并不以为耻，但仔细分析，会很明显地发现有关对贞节的推崇，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乃是在于正统的儒字之道德观，要求人们遵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道德现范，有所谓“好”和“一般”的评价使然。

　　也就是说，自董仲舒“三纲”之说提出后，“罢黜百家，独遵儒术”成为国家所确立的政治和社会行为规范，但自上而下的贯彻，以及广大基层社会群体与之天然的距离，所反映的自上而下的观念的渐趋淡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女不更二夫”的贞节操守，并没有被做为“一般”的社会伦理行为现范而被遵从。

　　子　　　似乎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武圣关羽是那个“好”的道德典型，而貂蝉的行为，并没有与社会实行被遵行的“一般”的伦理规范发生明显的对抗，（即社会实际生活中，一女嫁二夫的事，也是常有发生的，且其以身侍奉董卓这样的恶人，又再嫁吕布这样的小人，其行为上的“污点”，因出自于救国于难的大义，而被宽容并被掩饰，但以此，似难与武圣关羽相提并论。

　　然而，关羽也有不光彩的过去，其竟然曾经“乞娶”他人之妻，这并不是指关羽身为男人，不能再娶第二个女人（父亲社会一夫多妻制，有其历史的延续过程），而是指有关于“他人之妻”如娶之，会导致对“一女不侍二夫”的伦理规范的破坏。

　　【戏曲中，关羽为何又要斩貂蝉】

　　这段历史上的污点，虽为后世道学家甚至皇帝诏书明确为史家出于私怨偏见之所为；不足为信；但我们发现；也许正因为关羽有这段带有污点的历史；与貂蝉手段并非合乎于道德；但其目的终为大义之举；形成了一种在道德观念的地位平等。

　　既然如此，为何后世戏曲中，关羽又要斩貂蝉呢？或者是，关羽将其送回原藉老家，让其独自守节面终老一生等。以关羽与貂蝉并没有结成夫妻为多数的戏曲结局，就即便是关于关羽纳貂蝉为妾的某种少数的说法，也没有再去演衍这

　　二人有关相亲相爱的故事。

　　显然，这样的“爱情戏”如果有的话，恐难为观众所接受，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来自于人们对某一典型人物的感性认识，以“概念的外化”的完成，必然导致的终结。即有关关羽或貂蝉的形象，在其被体现为伦理道德中的“义”和“勇”的概念时，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为艺术化的创造　，或为相当程度上的的历史事实，它们对这个道德概念的形象化体现，都将因概念之外化的完成而终结。

　　因此，我们不可能在此之外，留有可能的空间，去继续这种对已经完善了的东西弥补，如这样做，无异于那个古老的但极其说法，成为“画蛇添足”之人。

　　在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难道是被艺术化了的道德概念，也就是这个有关“义”或“勇”的道德概念，被外化于感性事物，完成了对貂蝉之美的最终描绘，以至于我们难以在此之外，对这种达到最高境界之美，再难添上任何多余的一笔？如果是这样的话，上面我们所引述的后世人们所创作　　

　　的戏曲故事，口口传传的传说，都可以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事实正是这样。例如维纳斯的断臂，不断地会有人去尝试修补，但都不能被接受，而越是不被接收，反而促使更多的人去偿试。也就是说，维纳斯的那只断臂所留下的想象空间，其实是假的，虽然它在我们的视觉里是真的。

　　正如有关于关羽和貂蝉，他们的形象在道德概念上污点的存在，其实是假的，尽管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中证明，这样的“污点”，确定存在，且相对于那个时代的道德完善而言，这样的污点存在，已明显造成了一种断臂似的“残缺”，但恰恰正因为如此，貂蝉形象才体现了美。

　　【道德上的残缺，证明了其个性化的完整】

　　这是一个很值得奇怪的结论。

　　对此，我们可以引用一下有关美学上的某些理论。如黑格尔说：“形式的美一般说来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理想，因为理想还要有内容（意蕴）方面的个性，因而也就还要有形式方面的个性。”，“例如在形式上是一副完全均匀的美的面孔，而在实行上却是可以很干燥无味，没有表现力。”（8）

　　当然，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些更为具体细致，建立在一定科学试验基础上的美学理论，如将格式塔心理学应用干视觉艺术的阿恩海姆之说（格式塔译为“完形”。而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形，是经由知觉活动组成的经验中的整体。）“物体的外部与其内部是互为暗示，相互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使知觉超出了物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形象，使人的意识不再局限于物体的表面。它们或是被看成他种事物的容器或外壳，或是透过它看到其内部，使内部看上去似乎是外部的继续。”（9）

　　这些理论也许比较费解，但其中的意见是明白的：即有关于“美”，做为可被感知的外在客观存在，必然包括它的“外部”和“内部”，那种“完全均匀的美的面孔”（也许翻译有些问题，这里或许可解为“不动的”，匀称的美的面孔），显然只是外壳（外部），它可以是一张是标准尺寸的画，或是一张毫无生气的照片，但它是不能构成美的。因为它还必须有内部，也就是它要“活”起来，而任何“活”的东西，却是个别的。

　　我们的审美，必须完成这种通过外部或内部的认识过程，才能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那些可能促使这种外部和内部的统一所提成的物的存在的“暗示”，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些理论与我们在这里要说的貂蝉之美，在感觉上或许会有生硬之感，干扰了我们在一个单纯的历史空间去为理想而有的静思，但是，科学是应该相通的，道理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因此而有所启发的是，前面有关于貂蝉之美的结论，即应当是道德概念因为其个性化的存在，表现为概念的外化，才使“美”被证明是完善的，也就是说，貂暗之美，正因为其道德上的残缺（于贞节观念而有的“污点”），证明了其个性化的完整，即内角部的存在使其是有了生命力。

　　而这种证明，就是我们前面所引述的种种试图对其形象进行“弥补”的可能性的失去，即那些戏曲、故事和传说，均难以在《三国演义》的故事终结后，再为这个形象添加任何超越其上的“弥补”，正因为如此，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形象的描绘，是不容改动的，而这种不可改动本身，即表明她是最美的。

　　【如果没有这个“画蛇添足”的故事】

　　对此，我们需要反过来看，或许会更清楚一点：如果没有我们上面所说的，直至今天还在演衍的种种戏曲故事，传说，还有专家考证等，貂蝉在历史上是不真有其人？

　　甚至新闻道：成都郊区发现了貂蝉墓；如此等等；似乎有些人惊奇不断，又似乎有些让人感到荒唐，最重要的是，于“美感”而言，貂蝉与关羽故意的“画蛇添足”之说等说法，所表现出的粗浅、流俗和难以接受，如果都不存在，我们仍然会觉得貂蝉是“古代第一艳女”吗？（10）

　　这也许会被解释为“舆论”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人说，古代美女貂蝉也早就被*了。而这种情况，会让我们想到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舆论”呢？从古至今，也许还会有人说，貂蝉为救国难而从大义，值得“舆论”，但仔细研究这些“舆论”的内容，会发现会发现矛盾、错漏、编造等等，而将关羽与貂蝉相关联，则在不经意间，也就是我们没有去留意的时位，透露了其中的缘故：

　　没有这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并不会认为貂蝉是“古代第一艳女”。

　　对此，我们再引一段美学理论：“现在包含着过去”。知

　　觉会对被掩盖着的，或者是残缺的部分，进行“补足”，如“被遂道断成两裁的火车，是被看成是一个运动中连续的整体，完全是由知觉自身的本领造成的。”（11）

　　【貂蝉之美存在的“内部”】

　　事情正是这样。有关貂蝉下落的多种“版本”，是人们于想象中对历史的“补足”，然而这种“补足”，如前所述，对于貂蝉之美而言，则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多余，但也正是这种多余，让我们发现了貂蝉之美存在的“内部”，并因此而与如前引的若干对其美的“外部”形象描绘相联系，从而构成其存在的统一性。

　　但这个“内部”存在显示的貂蝉之美，并非她自身的艳美胜过其他女人，而仅仅是道德概念的外化。

　　是因为她的是在个性化的存在，其献身于拯救国难的义举，但在道德概念上所留有的“污点”，这个对“内部”存在的暗示，让我们找到了对此进行认知的途径。也就是关羽斩貂蝉之所以难以被接受和认可，恰恰证明了貂蝉之美的形象塑造，已近完善。

　　正是这位的娇小而艳美绝伦的女子，其“丁香舌”吐出的莺啼燕的悦耳之声，却原来是一柄锐利的锋芒无比的纲剑；她犹如在风中袅娜而动的新花一枝般的身姿，带来一缕异香，让那个在当时充满诡谲气氛的半明半暗的画堂，刹时竟有如看天般明媚温暖（“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春暖不胜春。”），但仔细再往下看，却会于惊心动魄中发现，这竟然是一部刀光剑影不交错，锵铿之声刺耳的血腥之戏的荒诞意味十足的开幕——

　　其惊人之处是在于，貂蝉之美竟与如此重大的利害攸关之事相关，其中即有欲示张扬又似被遮掩中暧昧的*，又有在瞬间可能发生的骤变前可怖的宁静，这其中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集中于一点：

　　一个绝*子惊世骇俗之举的内心世界，被某些我们不可能看见的细节，在后来的描述中所留下的残缺，开通了缺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看见紧张、复杂而又充满诱惑力的美，在以个性而被体现时的概念外化，是多么生动、丰盈和完善。

第三节心灵中理想的美：貂蝉形象的象征性。
【在战乱和天灾中颤粟的时代】

　　一个在战乱和天灾中颤粟的时代，大瘟疫的流行，饥饿和*，还有连续不断下的大雨，树叶都落光了……

　　属火的赤德之汉朝，有黄巾军大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是钜鹿人张角提出的口号。

　　“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干。”“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而“二时俱起”，“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自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夏，四月，旱”；公元183年，“夏，大旱”（《资治通鉴》卷五十八）也就是在这一年，张角率三十六方之众（数十万人）起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十月，张角病死后，“皇甫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大破之，斩梁，获三万，赴河死者五万许。”（《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张角被剖棺戳尸，张宝也随即兵败于曲阳而阵亡，十余万黄巾军士兵被杀，真可谓血雨腥风。

　　而公元204年至公元219年，长江以北出现大瘟疫（流行性出血热），死亡人数约两千万，这在当时，全国人囗约五、六千万的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是岁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饿馁遍野，人相啖食，白骨堆积，可见情形之恐怖。如曹操那首著名的《菩里行》中所描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外戚宦官专权】

　　此外，东汉政权外戚宦官专权的情况十分严重，导致的多次宫廷政变中的相互残杀。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即位，其为新君时尚年幼，母后窦皇后临朝。永元三年（公91年），窦皇后之兄窦宪征匈奴，大胜还朝，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宪《后汉书·宦官列传·郑众传》：“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众首谋诛之。”窦宪死亡，郑众以功迁大长秋，自是常参与政事。宦官弄权，至此开始。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顺帝崩。其在位时，以皇后兄梁冀为大将军辅政。皇后与梁冀立两岁皇子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冲帝崩，而如此之事情发生，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皇太后梁氏与大将军梁冀又立八岁建平候刘缵为帝，是为质帝。因其年幼，囗无遮拦，在一次上朝时说梁冀：“此为跛扈将军也。”于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另立十五岁的蠡吾候刘志为帝，是为恒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恒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谋，诛梁冀。而这五个宦官因此而被封候，人称“五候”，“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单超封候后不久死去，百姓对所余四人称之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可见其权倾一时。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正月，解亭候刘宏被立为帝，是为灵帝，年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与太傅陈蕃，共辅朝政，并欲铲除宦官集团。但事有意外，建宁元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沼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并诛其族，皇太后窦氏被幽禁于南宫。于是宦官继续专权。

　　曹节死亡后，灵帝又以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专政。“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候。”就连皇帝本人对此情况，不以为耻，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事，当然，也许是无可奈何，竟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年十七岁，是为少帝。灵帝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辅朝政。何进欲灭宦官集团，却被骗入宫中杀掉。何进被　杀，袁绍与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面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收·何进传》）。

　　【董卓之乱】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董卓之乱。董卓是何进欲铲除宦官集团而召进京的，但“卓未至，进败。”董卓入洛阳，“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奸乱公主，一如既往略宫人，虐刊滥罚，睚眦必死，群傣内外莫能自固。”（《后汉书·董卓传》）

　　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陆墓，取宝物。”其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数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以上情况并非能让我们对东汉末年礼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里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这些门阀大族，是朝廷的贵族，又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

　　《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当时“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中的邓氏，也是如此。

　　《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渴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宫”。

　　中常侍候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瑾，家在济阳，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后汉书·宦者列传·候览传》）候览“贪侈奢纵，前后诸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顷。”（同前）。

　　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皆为中常侍，封候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汉代经济的发展】

　　当然，话说回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体制。其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而形成了专业的官僚阶层，因此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的发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和铁犁畜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陕北东汉画像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养禽畜，以农舍做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通过而市集交换集散，所构成的经济交换体系，以及相应的道路网络，形成庞大的市场网。（12）

　　东汉时期，因庄园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膨胀，东汉政权不得不与豪强势力相妥协。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伍》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固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东汉前期，实行“柔道”方针，在施政中，“务用安静，解王葬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经过光、明、章三代四十余年的粗安岁月，由于精兵简政，减轻赋役，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

　　【东汉末期，根株朽栏】

　　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除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

　　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

　　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

　　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

　　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

　　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