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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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怎么样呢？会照你说的做。你损人利己，他也损人利己，而且就杀你，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来杀你。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死定了？
　　墨子的这个推理相当精彩，尤其是前半段，无可批驳。事实上，损人利己的问题也正在于此：你损人利己，别人也损人利己，最后是大家都受损，包括主张和实行损人利己的人自己。所以，损人利己，是绝对不能提倡的。它对社会，对大家，对每个人都不利，都是损害和祸害。但墨子后半段的推理就有问题了。损人利己虽然不对，但也不能因此治人家的死罪呀！你治人家的死罪，算不算损人呢？还有，巫马子之所以可能被杀，是因为他把损人利己的主张说出来了。如果他不说只做呢？你又奈何？要知道，那些真正损人利己的家伙，几乎从来就是只做不说的。说出来的，反倒未必做。你把巫马子杀了，会不会是制造冤案？这些问题，都不知道墨子怎么回答。当然我们不能去问他。我们问，墨子就会把我们看作主张损人利己的人，派他手下的武士（墨者）把我们也杀了。

三　墨子的药方（5）
其实逻辑学家墨子的逻辑问题很不少。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的问题，就出在逻辑上，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墨子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兼”，一个叫“别”。兼，就是人与人之间无差别。别，则是有差别。那么，墨子怎么证明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呢？从正反两面来论证。在《兼爱下》，墨子问：现在天下这么乱，坏事这么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爱别人、帮别人，还是因为他们恨别人、害别人？相信大家都会说，是因为恨，是因为害。再问：这些恨别人、害别人的人，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没有差别（兼）呢，还是看得有差别呢（别）呢？肯定是有差别。由此可见，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别，就会恨。恨别人，就会害别人。害别人，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别（有差别）是错的（别非也）。相反，天下太平的时候，谁都不欺负谁，谁都不伤害谁，谁都不压迫谁，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恨别人、害别人，还是因为他们爱别人、帮别人？相信大家都会说，是因为爱，是因为帮。再问：这些爱别人、帮别人的人，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没有差别（兼）呢，还是看得有差别呢（别）呢？肯定是没有差别。由此可见，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就会爱。爱别人，就会帮别人。帮别人，天下就大治。所以，兼（无差别）是对的（兼是也）。
　　按照墨子的想法，他这样一说，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兼是别非”。可惜，墨子自以为逻辑严密，其实大有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逻辑前提有问题。墨子说，现在天下这么乱，坏事这么多，就因为这些人恨别人、害别人。这话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害人并不一定因为恨。比如小偷去偷东西，是因为恨那些物主吗？未必吧！同样，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也未必因为恨，多半因为利。何况，恨，也未必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恰恰相反，正因为把别人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才会有恨。比方说，你会恨自然、恨动物吗？不会。所以，别则恨，恨则害，不能成立。这个逻辑前提不成立，兼则爱，别则恨，不兼则不爱，也不成立。
　　事实上，爱可以是无差别的，也可以是有差别的。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总归是比爱别人的多一些。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就很不错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常理。研究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不讲人之常情、人之常理，偏讲自己那个尚待证明的逻辑，肯定行不通。这也正是墨子学说必定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再说（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不过巫马子的话，同样暴露出儒家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观点，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叫“爱有差等”。一个人，最爱的应该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和子女，然后依次是祖父母、叔伯父母、堂兄弟姐妹、族人、乡亲、本国人、外国人。所以，儒家之徒，肯定是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乡亲超过爱同胞，爱父母超过爱族人。因此，也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爱自己超过爱父母。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最爱的，是自己的父母。说到底，还不是最爱自己？但是，“爱我身于吾亲”这句话，儒家可从来没有说过，也不会说。因此冯友兰先生表示奇怪，推测“大概是墨家对儒家的夸张之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下引均见此书）。我的看法是：儒家当然不会说这话。如果巫马子是儒家，也不会说。然而墨子却完全可以替儒家推导出来。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是越亲的爱得越深，越疏的爱得越浅。如此说来，最多的爱，岂非应该给自己？凭什么爱父母应该超过爱自己，也超过爱一切人呢？这是没道理的。墨子这一脚，可是踩到了儒家的鸡眼。
　　不过，孟子跳了起来，却并非因为被墨子踩痛了脚，恼羞成怒。他的批墨，其实有许多深刻的原因。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痛批墨子？他的说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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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两位侠士（1）
孟子批墨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同。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也就是说，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八十多岁，墨子比孟子大九十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去世已经上百年。因此，孟子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手把手亲自教育），只能算是“私淑”（敬仰而不得从学）。不过，虽然只是“私淑”，孟子对孔子的崇拜却是无以复加。他和孔门弟子一样，都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所以，孟子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为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不遗余力，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其实认真说来，孔是孔，孟是孟。他们两个，时代不同，个性不同，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就个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孟子和墨子，大约是先秦诸子中最“热”的。血也热，心也热，肠子也热。不像孔子，温的。也不像老子和韩非，冷的。所以，我们要先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然后再来比较孟子和墨子。
　　孔孟的第一点不同，是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
　　孔子的为人，大约是比较谦虚随和的。因为他是礼乐文化的维护者，要讲“礼”。礼之用，和为贵。讲礼，就得谦和。所以孔子对国君，对大夫，不管心里面喜欢不喜欢，面子上总要过得去。比如前面说过，他对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很不以为然，但也只是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孟子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据《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刚才说了，孟子原本是准备去见齐王的。这事换了别人，多半会客客气气地回答：没关系，鄙人正好要朝见大王。然而孟子不。他一听齐王居然“托以疾召”（朱熹注），马上就回敬说：不好意思，碰巧鄙人也感冒了，也不能吹风。第二天，东郭大夫家里有丧事，孟子准备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不合适吧！昨天先生还说生病，今天怎么好去吊丧？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很正常嘛，怎么去不得？结果呢，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了人来慰问，还带了医生来。孟子的族人兼学生孟仲子只好说，先生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去了，但不知走不走得到。同时，孟仲子又派人四处拦截孟子，要他无论如何去上朝。孟子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只好在一个名叫景丑的人家里借宿。
　　这事景丑就看不懂了，因为不合君臣之礼。于是孟子便对景丑解释说，天底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年龄算一个，道德算一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如果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凭着爵位来蔑视年龄和道德。所以，那些“大有为之君”，一定有他不能随便召唤的臣民（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了问题，一定是君王登门求教（欲有谋焉，则就之），哪有随随便便把那些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在《尽心上》，孟子还说，古代的贤王，因为好善，所以往往忘记自己的权势（好善而忘势）。古代的贤士，也因为乐道而忘记对方的权势（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也就是说，道德（善）和真理（道），高于权势和地位。所以，王公大人们如果不恭敬之极（王公不致敬尽礼），就不得“亟见之”。亟，音气，屡次的意思。屡次见面尚且不能，哪里又能把这些贤士当作臣仆（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　两位侠士（2）
孟子甚至还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游说诸侯大夫吗？那你就先得蔑视他，不要把他们高不可攀的权势和地位放在眼里。权势和地位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比不上道德和学问。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是赶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我们又不少什么（《孟子·公孙丑下》）！岂止不少，在孟子看来，士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贵得多。既然如此，则“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这就与孔子不同。孔子是敬畏诸侯大夫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却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岂非不同？
　　这就是傲骨了。这种傲骨，正是士人的气节。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不卑不亢，有傲骨无傲气，才是士人的风骨。可惜这种风骨自孟子以后，就不多了。后世许多读书人，不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就是低三下四媚态十足。其实媚态与傲气，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表面上是傲，骨子里是媚。或者是献媚不成，逆反；或者是献媚有术，做秀。正所谓：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我对秦汉以后的所谓“狂士”，从来就是保持警惕的。相反，孔子的温和，孟子的刚直，都可爱，因为都是真性情。
　　孔孟的第二点不同，是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
　　孔子说话，是比较委婉的，有时候你还得猜。比方说，据《论语·八佾》，鲁国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在祭祀自家祖宗时，唱着《诗经·周颂》里的《雍》撤祭。这是天子之礼。大夫唱，就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了。可是孔子怎么说呢？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批判他们僭越，而是说，《雍》诗说得很清楚呀！诸侯做助理，天子很庄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三家大夫唱这首诗，用它的什么意义呢（奚取于三家之堂）？大家想想，这种批判，是不是很客气，很委婉？
　　孟子就不一样。他说话，常常是直言不讳。就算拐着弯说，也是直通通的。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等他从楚国回来，发现老婆孩子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弃之）！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又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已之）！孟子再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当然明白孟子的意思，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把脑袋别到一边，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
　　其实孟子这次说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更不客气的后面还会说到），就已经让齐宣王受不了。所以孟子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坚持。孟子的观点，是“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下》）。见，读如现，意思也是现。也就是说，不说直话，真理就无法表现。这个观点我赞成。真理，是最朴素的；真理，也是最直白的。只要是真理，就一定能够用最朴素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当然，讲究策略，是另一回事。但讲究策略，决不等于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一定并没有掌握真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四　两位侠士（3）
孔孟的第三点不同，是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
　　实际上孟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仅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与孔子也不同。比如孔子一再表白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孟子就牛得多。他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要想天下太平，这会儿除了我没别人。这真是好大的口气！
　　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包括对学生。孔子，我们知道，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就没那么好说话。他的说法，竟是“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我不屑于教你，那就是教你。这话要是由现在的老师们说，学校里面还不炸了营？哈！孟子才不在乎别人说他像什么，是什么，是不是好学者或者好老师。
　　实际上孟子也比孔子想得开。孔子对自己的境遇，是有些牢骚的，孟子则不。孟子曾经对一个名叫宋句践的人说：你喜欢游说各国君王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那就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理解我们，开心；不理解，也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以道德正义为乐（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所以，一个士人，穷途末路时不失去义（穷不失义），青云直上时不离开道（达不离道）。能够做官，就泽惠于民；不能做官，就表率于民。这就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大约就是孔孟之别了：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读孔如饮清泉，读孟如闻战鼓。孔子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凡马空。
　　这样看，孟子更像墨子。
　　孟子与墨子有什么相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侠义之士。当然，孟子这个“侠”，是“思想上”的，不是“组织上”的。他的身份和立场，还是“儒”。但他和墨子一样，都行侠仗义，反战爱民。细微的差别，则是墨子行侠，孟子仗义；墨子反战，孟子爱民。
　　墨子的“行侠”，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四　两位侠士（4）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那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演示防守（九拒之）。这样九个或若干回合之后（此处的“九”解释为九次或多次都对），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音骨）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进攻。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这实在是侠义！前面说过，墨子并不一定是宋国人。楚国准备伐宋的时候，他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危险之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固然是要实践他“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但那挺身而出、专打不平、救人苦难的气概，岂非“侠气”？也许，正因为是侠义，那公输盘据说也被感动。据《墨子·鲁问》，公输盘对墨子说：鄙人认识先生之前，一心一意只想得到宋国。现在，如果取之不义，给我也不要。墨子说，你这其实就是得到宋国了。只要先生继续行义，墨翟还要把天下都送给先生（翟又将予子天下）。
　　孟子的“仗义”，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事不好处理。杀了这些老百姓吧，杀不完；不杀吧，统治者又咽不下这口气。邹穆公左右为难，就问孟子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咱们邹国闹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荒野，年轻力壮的四处逃难。当时，君上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国库里堆满了财宝。可是君上手下的那些官吏，一个都不来报告灾情。这难道不是见死不救？曾子早就说了，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岂非仗义执言？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墨子》一书，有《非攻》上中下三篇，简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反战宣言》。墨子说，有一个人，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罚得又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因此，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又该多少重罪？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歌颂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从而誉之谓之义），岂非咄咄怪事？

四　两位侠士（5）
同样的话，孟子也说过，而且回答了墨子的问题──侵略者该判什么罪。孟子说，该判最重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杀一无罪之人尚且不仁，何况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杀人，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死刑都不能赎他们的罪（罪不容于死）！所以，好战分子、战争狂人应该判处极刑，这就叫“善战者服上刑”（同上）。大家看看，这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一样反战，他们也一样爱民。墨子的爱民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人民的幸福奔走呼号。孟子其实也一样。在他看来，好的政治绝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人民苦不堪言的，则一定是坏的政治。据《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经问梁惠王：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也没有。孟子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老百姓却是脸上有菜色，田里有尸体（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此率兽而食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大家看看，这又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还都主张任用贤人和能人，只不过孟子的说法叫“尊贤使能”，墨子的说法叫“尚贤事能”，意思都一样。在《公孙丑上》，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让杰出人才都有官位，则普天之下的士人便都欢欣鼓舞，也就都“愿立于其朝矣”。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敌于天下”，是可以为王。
　　相同的话，墨子也说过，而且说得更详细。在《尚贤上》，墨子说，一个国家，贤良之士多，政治基础就牢靠；贤良之士少，政治基础就薄弱。所以，王公大人一旦发现人才，就一定得“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只有这样做，国家的贤良之士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富贵之人就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那些亲近之人也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至于那些贫困、卑贱、疏远的人，则会在私下里商量：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就更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了（然则我不可不为义）。结果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皆竞为义”，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就是“尚贤”。也就是说，墨子尚贤，孟子尊贤。墨子把“尚贤”看作为政之本，孟子把“尊贤”看作王业之基。孟子和墨子，是不是很像？
　　孟子与墨子的相似之处实在不胜枚举。比如孟子的主张，是尊敬自己的长辈，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墨子的主张，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宗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宗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孟子的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兼爱，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请大家看看，这两种说法像不像？实在太像了，简直就如出一辙，让人怀疑仁爱与兼爱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儒墨两家的分歧又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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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大分歧（1）
区别也是明显的。
　　就说前面那个问题。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墨子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当真一样吗？不一样，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在关键词：墨子是“若视”，孟子是“以及”。“若视”和“以及”，又有什么不同？墨子的“若视”，就是把别人看成自己，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爱自己几分，爱别人也几分；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几分，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也几分。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分毫不差。这也就是“兼爱”。孟子的“以及”呢？就是首先爱自己的亲人（老吾老，幼吾幼），然后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父母、兄弟、子女，也应该被爱，这才给他们爱（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但是，爱自己的亲人与爱别人的亲人，是不一样的。爱人，与爱物，也不一样。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因为它们不是人，只需要爱惜，不需要仁德（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对于民众，只需要仁德，不需要亲爱（于民，仁之而弗亲）。亲爱谁？亲人，而且首先是父母，即“双亲”。这就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这里，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越亲近的，爱得越深、越多；越是疏远，则爱得越浅、越少。这就叫“爱有差等”，这也就是“仁爱”。
　　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便正在这里。儒家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家主张无差别的兼爱。那么，是儒家的仁爱好呢，还是墨家的兼爱好？
　　当然是兼爱好。人人平等，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爱，所有人也都同样爱别人。没有矛盾，没有怨恨，没有战争，大家都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亲如兄弟，这不正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吗？从席勒、贝多芬的《欢乐颂》，到我们中国的《让世界充满爱》，这不正是全世界艺术家歌唱了几百年的理想吗？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我们需要墨子这《同一首歌》。
　　但是，事物往往同时有正反两面。正因为墨家的理想太美好了，我们反倒不能不多一个心眼：这么好的事，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孟子·滕文公上》记录了孟子与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