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二　学而优则仕（3）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他们招聘我，难道是白招吗（夫招我者，而岂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么个不白招呢？讲条件。怎样讲条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张。依了孔子的主张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如果他们真的用我，我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回到东周，正是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做出的设计。可惜，这个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去实施。现在机会来了，能不抓住吗？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一个原因：实施政治蓝图。
　　然而孔子的这个说法，好像并没有说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质疑更加激烈，简直等于指责孔子言行不一。孔子这回也急眼了。他说：不错，我是说过“君子不入”这样的话（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意思也很清楚：我这回是到坏人那里去。但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好人，难道就会跟着变坏了吗？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不错，真正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
　　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二　学而优则仕（4）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　。。

二　学而优则仕（5）
不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孔子虽然很想从政，准备从政，急于从政，却并非见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就是必须“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说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就是官员的俸禄。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薪水。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薪水，就可耻。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见）；不太平，就当隐士（隐）。国家政治清明，你还穷兮兮、赖兮兮的，没有财富（贫）也没有地位（贱），可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更可耻！
　　这样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出不出来做官，要看政治状况。为什么要看政治状况？因为政治状况不好，理想不能实现，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里，做官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孔子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赚钱，再想富贵，也必须“取之有道”，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论语·里仁》，孔子说，发财和做官（富与贵），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要（不处也）。贫穷和卑贱（贫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躲（不去也）。这里的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点问题，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这个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贵也好，躲避贫贱也好，都必须采取正当手段。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强调“道”，却也不回避“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这可真是既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可谓“真君子”！可惜后世许多人，却只承认后半截，不承认前半截；或者只强调后半截，不强调前半截。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读书做官，富贵荣华。身处乱世，隐居民间，安贫乐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士之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为士？既然做了事，则富也好贵也罢，又有什么不能要的？至于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只能怪运气。想，还是可以想的。当然，不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当真不想的，是“真隐士”。最怕的是心里特想，嘴上又不承认。这是什么？是“伪君子”。
　　伪君子是孔子不喜欢、不赞成的，我们也不喜欢、不赞成。
　　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为什么想做官了。一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二是为了实践学术主张，三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才有他所谓的“读书做官论”。问题是，做官并不容易，得会才行。不会，也白说。
　　那么，孔子他会做吗？
　　

三　君子固穷（1）
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君子固穷（2）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的国家不呆。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他是“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宁武子就糊涂。他的聪明，我们或许比得上。他的糊涂，我们就比不上了。一个聪明人，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很简单，装糊涂呗！事实上，“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只不过意思变了。
　　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史鱼（史鰌，字子鱼）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赏。史鱼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蘧伯玉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状态如何，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如矢）。蘧伯玉呢？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卷而怀之）。这两种态度，孔子也都赞成。为什么赞成史鱼呢？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因为孔子的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来，人家逼你出来做官，可怎么办？
　　孔子欣赏的人，还有他的学生南容，也就是南宫适（适音括，也写作括）。南宫适是鲁国人，生卒不详。他的情况，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国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丧家狗》）。这样的人，孔子也喜欢，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
　　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应付权贵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也叫阳虎）把持。什么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务，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大夫的任务，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治国）。国，是国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现在，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这就是礼坏乐崩，君臣错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双重的胡作非为了。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君子固穷（3）
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并由不得自己。孔子对于阳货，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据《论语·阳货》，阳货执政时（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应该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应该上门道谢。这下孔子难办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时，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说，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遇诸涂），被阳货数落了一通。阳货说：你过来，听我跟你说（来！予与尔言）！国家混乱不堪，却揣着明白装糊涂，能够算作“仁”吗（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不吭气。阳货便自己说：不能！又问：明明喜欢做官，却一再错过机会，能够算作“智”吗（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又不吭气。阳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阳货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龄不饶人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孔子没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诺，吾将仕矣）。当然，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
　　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操，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听说后，就批评冉有了。孔子说：阿求，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无乃尔是过与）？颛臾，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为什么要去攻打（何以伐为）？冉有说，这是老板的意思（夫子欲之），我们两个都不同意（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一听，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讥说，老板要犯大错误了，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冉有只好又说：颛臾的势力不小了，离老板的封邑又近（固而近于费）。现在不拿下，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明明是自己有想法，还要找托词。你们说忧患，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依我看，你们老板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人臣见人君，看见它便肃然起敬，因此叫“萧墙”（肃墙）。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季孙氏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颛臾，而是国君。“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三　君子固穷（4）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