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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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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什么人，却大体上是清楚的。庄子名周，字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这“漆园吏”是什么意思？是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吏，还是看管漆树园的小吏，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庄子一生都很穷，长期住在“穷闾厄巷”，也就是贫民区。他也经常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庄子大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就去向监河侯借米。这位“监河侯”，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说法，就是魏文侯。魏文侯说：可以。寡人正好要收税。税金收上来以后，借给你三百金（很多钱），行吗？庄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庄子说，鄙人来的路上，有一条鱼困在车辙里，向我求救。鱼说，我是东海一名小官（东海之波臣），现在困在陆地上，快要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斗升之水）来让我活下去？鄙人说：可以。鄙人正好要去游说吴越之王，我让他们把西江引过来救你，行吗？鱼听了鄙人这话，冷笑一声说：那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
这个故事，见于《庄子·外物》。《外物》是《庄子》的杂篇之一，而杂篇又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其中不少是寓言。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打算处处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但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并不荣华富贵，则可以肯定。其实庄子要想富贵，也有机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他曾经拒绝楚威王的拜相。这事《庄子》的《秋水》（外篇之一）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秋水》说，当时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转达楚威王的意思，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愿以境内累矣）！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请庄子当楚国的国相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死为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生而曳尾涂中）呢？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后面那种。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从杨朱到老庄（2）
类似的说法，杂篇中的《列御寇》里也有。《庄子·列御寇》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对使者说：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它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孤犊），还能够吗？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庄子的这种想法。这故事也记录在《庄子》的《秋水篇》，说的是庄子和惠子的事情。惠子就是惠施，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公元前310年，宋国人，与庄子同时，两人还是好朋友，也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庄子是道家，惠子是名家；庄子不做官，惠子做大官。惠子曾经当过魏国（也就是梁国）的国相，还随同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庄子·秋水》说，惠子当了魏国的国相，庄子去看他。这时，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大为恐慌，派人在全国境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惠子。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音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就对着鹓鶵一声“吓”。现在，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其实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更不客气的话记录在《列御寇》。《列御寇》说，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回来的时候，因为得到秦王的赏识，车子增加到上百辆。这人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对庄子说：住在贫民区（穷闾厄巷），编着草鞋子（困窘织屦），饿得面黄肌瘦（槁项黄馘），这是鄙人比不上先生的。但是，与万乘之主只不过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上百辆车子，这是鄙人的一点点长处。庄子说，是啊是啊，鄙人知道秦王的规矩。秦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痈呀疖子呀弄破治好的，赏车一辆。如果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能得到五辆。可见，事情越下作，赏赐就越多。先生究竟为秦王做什么了，居然得到这么多车子？
显然，在庄子看来，再高的官位，也不过一只死老鼠；靠投机取巧巴结上司而升官发财，则等于舔痔疮。即便是堂堂正正地被聘做官，也等于是死得只剩下骨头，还不如像乌龟那样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或者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这是什么人的观点？隐士的观点。前面说过，所谓隐士，就是“有本事”却“不做事”，或者说“不做官”。庄子有本事，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肯做官，也是肯定的。所以，庄子至少在思想上属于隐士这一类人。
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鸡摸狗？你能横征暴敛，我就不能多吃多占？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庄子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庄子·胠箧》说，人们为了防贼，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柜子、箱子、袋子用绳索捆得紧紧的，锁扣锁得牢牢的。这也顶多就能防范那些小偷小摸。要是来个江洋大盗，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统治者也一样。他们筑城墙，建军队，设政区，立法度，讲道德，怎么知道就不是为那些“窃国大盗”准备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会，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是看不见的。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写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说是远古，也有人说是最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最古的时代。不知有之，就是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下知有之，则是民众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领导人而已，并不发生什么关系，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这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这叫“侮之”（《老子·第十七章》）。事情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老庄所处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乱的原因，在老庄看来，则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瞎折腾。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个天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频繁的战争和奢靡的生活固然是折腾，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建设，甚至包括科技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也都是瞎折腾。只有把这些统统废除、抛弃，人类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那个最美好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老庄的主张：无为。
那么，他们的“无为”又有什么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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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为之谜（1）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前面说过，在老庄看来，社会###的原因是瞎折腾。为什么会瞎折腾呢？因为多欲望。欲望也无非两条，一是名，二是利。庄子说，过去一些名臣被杀，就因为好名；小国被灭，就因为好利（《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承担重任，充当智囊，追求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技巧越好，怪事越多（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总之，“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事情就越多，麻烦也就越大。
所以，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君临天下，那么，最正确的态度“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展开来说，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什么叫“为无为”？为，就是追求。为无为，就是“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什么叫“事无事”？事，就是动作。事无事，就是“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什么叫“味无味”？一般都解释为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喝白开水，但我认为可以把“味”理解为“成就感”。这样，才能与“为无为，事无事”连成一气。先有追求，这就是“为”；然后有动作，这就是“事”；最后有成就感，这就是“味”。味无味，就是“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这也就是虚、静、淡。“为无为”就是虚，“事无事”就是静，“味无味”就是淡。淡就没感觉，静就不折腾，虚就不存欲望。相反，有欲望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动作，有动作就会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又会更有追求。因此，不但不能有追求，不能有动作，也不能有成就感。
这一招很厉害！一般人主张“无为”，顶多也就想到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动作。然而老子却直捣黄龙，将人类“有为”的深层原因连根拔起。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要做事，并不都为生存所迫，也并不都为名和利，也有不为这个的。那他为什么？为成就感。就算为名为利，也希望同时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是人最大的“欲”，也是人最难以克服的“欲”。只有把这根儿都拔了，才能真正做到“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
问题是人不可能没有追求，没有动作，没有成就感。因此，老子使用他“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来了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告诉我们不妨“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结果还是有追求、有动作、有成就感。而且，按照他“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没有追求的追求，就是最高的追求；没有动作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没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又还有什么遗憾？
三 无为之谜（2）
这就是所谓“消极”了。不要以为消极就不好，消极并不是贬义词。实际上，消极与积极，要看人和事。有些人要积极，有些人要消极；有些事要积极，有些事要消极。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比方说，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这就是“消极规划”。为什么是“消极”呢？因为好像什么都没规划。但这种“什么都没规划”的规划，才是最重要的规划。
同样，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也是消极一点好。至少，决策要谨慎。最要不得的就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最后沾沾自喜。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们多欲而有为。宏伟蓝图就是“为有为”，大动干戈就是“事有事”，沾沾自喜就是“味有味”。纠正的办法，则是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消极治国。比如西汉初年，一方面因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统治者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另方面也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以道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便无欲以静，与民休息。结果是什么呢？是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所以，不要轻易否定“消极”二字。要知道，就连治病，也有“保守疗法”么！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积极是科学的，就积极；消极是科学的，就消极。比如某件事情可能有负面影响或者不良后果，就消极一点；某件事情能促进科学发展，就积极一点。总之，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当然，老子他们的“消极无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知道“科学发展观”。道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者“积极有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为”的背后往往是“多欲”。老子说，欲望这东西，是很害人的。比方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是变成瞎子；鼓乐齐鸣让人双耳失聪，最后是变成聋子；山珍海味让人口味败坏，最后是变成呆子；骑马打猎让人心花怒放，最后是变成疯子；奇珍异宝让人蠢蠢欲动，最后是变成贼子。欲望这东西，是不是很坏？更何况，上多欲则下多贼。所有人都欲壑难填，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天下非乱不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呢？
也只有两个字：寡欲。
首先是统治者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会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会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自己“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百姓就不会浮躁，不会###，不会多欲。这就叫“无为而治”。
为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三不原则”，即不要选贤任能，不要器重宝物，不要展示欲望，原文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因为一旦推崇，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争着做这样的人。这就有了欲望，也有了竞争。为了寡欲，为了不争，就只好连“德才兼备”这样公认的贤良之士，也不推崇。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因为你宝贝它们，别人就会想着来偷。如果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谁又会盗窃呢？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那些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这里的“见”，读如“现”，意思也是显示、显现、表现。看来，老子也很清楚，欲望这东西，其实是人人都有的。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千万别去提醒贼。谁会提醒呢？说到底多半还是自己。自己有了好东西，生怕人家不知道，到处炫耀，可不就把贼引来了？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不去勾引诱惑，老百姓就不会蠢蠢欲动。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总之，作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只要统治者自己清心寡欲，不瞎折腾，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就叫“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 。。
三 无为之谜（3）
问题是欲望这东西，也就顶多能克制，不能消灭，也未必应该消灭。比方说你可以不要物欲、权欲，总不能不要求知欲吧？但是，如果保留某些欲望，那就什么欲望也都消灭不了。因此，为了消灭某些欲望，只好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消灭，包括求知欲。
于是，寡欲的结果必然是愚民，愚民的结果也必然是反智。
愚民，是道家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就在前面说过的“三不原则”后面，老子紧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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