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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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方面这种爱也帮助支持了这种共谋。妇女越是追求融汇之爱的伦理，男性情感从属就越难以维持；但是，对许多男人来说也就越难以对付这种伦理所意味的赤裸的道德。仅就阳物实际上变成了荫。经这一点而言，男性性征便易于在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武断的性主导与有关性能力的持续焦虑之间被撕得粉碎（这些焦虑最常见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性行为已经无法与各种情感区别开来）。参见迈克尔·罗斯：《已婚的同性恋男人》，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3。
　　男性性焦虑大多是隐而不见的，只要上述起保护作用的各种社会条件仍然存在的话。如果妇女表达性的能力和需要直到20世纪还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的话，那么，同时发生的男性心理创伤也同样被隐蔽起来了。莱斯利·霍尔分析了许多男人写给玛丽·斯托普斯的信，阐明了这种性质的性骚动和绝望——决不是那种无所顾忌的淫欲或鲁莽放荡不羁的性欲。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阳痿、梦遗、早泄、对荫。经大小和功用的担忧——这些以及其他焦虑在信中反复提及。与斯托普斯通讯的许多男人谨慎地指出，他们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壮”，“体格超过一般”，“结实，强壮，身体非常健康”，等等。
　　由于缺乏性知识而引起的焦虑是一个恒定主题，正如长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样。不能引起对方的性反馈是常见的一种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样如此。一个人曾这样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感到最紧密拥抱时的那种满足，本能和理性告诉我情况应该如此。”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第12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数信访者所产生的性忧虑或是集中在性交失败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担忧上。缺乏“阳刚之气”威胁到男女之间的宝贵关系，而不是抽象问题。
　　尽管我不想详尽讨论这些问题，但前面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大众涩情文学的一些特征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涩情文学可以视作性的商品化，但这种观点是非常偏激的。当下涩情读物的大爆炸基本上是指向男人的，大部分只供男人消费，而在形式上则与低调情感和高密度性活动的流行做法相并行。异性涩情文学表明了对标准化场面和姿势的偏执式关注，其中，在实际的社会世界上本质上被消解了的妇女的共谋又得以明确的重申。安迪·摩耶：《涩情文学》，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软涩情杂志里妇女的形象——通过插入正统的广告、非涩情故事和新闻而被标准化了的形象——都成为欲望的对象，但从来不是爱的对象。她们使人激动，激发性欲，但从本质上说是偶发的。
　　女性的共谋都被风格化了，因此，妇女通常都受到这种风格化的描写。软涩情文学的“体面”是其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向人们暗示妇女是性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涩情杂志的视觉内容把女性性征中性化了，对？密关系的威胁被消解了。通常情况下，妇女的目光凝视着读者；在此，荫。经再次成为阳物，这是男人能够向女人施加的无上权力。有些涩情杂志开辟专栏供读者商讨性问题。但这种期刊登载的大部分信件迥异于斯托普斯收集的信件。与以问题为指向的信件相对照，这些信件主要记叙勇敢的性行为；但也同样是分散的偶发的插曲。
　　在这些偶发插曲中有一个流行主题，即性快感，实际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现的。这些故事讲述性交中进入极乐境界的女人，但她们总是受阳物的摆布。女人抽泣、喘气、颤抖，但男人则沉默无声，精心安排着即将过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达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远远超过对男性经验的描写。女人的销魂状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理解女性性快感的源泉和性质，或产生移情作用，而恰恰在于驯服和孤立女性性快感。安迪·摩耶：《涩情文学》，第68～69页；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事件是根据女性的反应来描写的，但是，这样就把女性欲望变成与男性欲望一样是偶发的了。于是，男人开始了解女人需要什么，并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应付女性欲望。
　　涩情文学由于其替代性质是很容易使人上瘾的。女人的共谋被肯定，但涩情再现无法阻止男性性征的矛盾因素。女性表现的性快感带有一个价格标签——因为能够为这种疯狂状态提供证据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强行提出必须满足的许多要求的人。失败并不公开表现出来，而作为未予言表的欲望前提潜伏起来；对女人的愤怒、谴责和敬畏无疑与这些故事表露的忠诚融为一体。软涩情文学的标准化效果也许说明了它之所以受大众欢迎的原因，而非这样一个事实，即更明显的涩情读物在市场上并非唾手可得。至少就其某些表达方式而言，硬涩情文学可能更具威胁性，尽管其公开性似乎更迎合男性的“渴求”。在此，权力不再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女人共谋的凝视——而似乎更加开放、直接和武力施行。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然而，硬涩情文学也在阳物性征的外围运作，在另一端揭示可塑性性征危险的放荡不羁。


男性性暴力　
　　武力和暴力是所有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在正统的政治领域，问题在于权力达到了何种程度的霸权地步，这样，当合法秩序垮台时就只能诉诸于暴力，或从另一个角度看，暴力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本性。在有关涩情文学和性暴力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硬涩情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暴力得到直接再现的地方，描写了作为整体的男性性征的内在真实。安德列·德沃金：《涩情文学：占有女人的男人》，妇女出版社，伦敦，1981。人们进而指出，对女人施加的暴力，尤其是弓虽。女干，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主要工具。苏珊·戈里芬：《弓虽。女干，泛美罪行》，载《堡垒》，卷10，1973；苏珊·布朗米勒：《与我们的意愿相悖》，企鹅丛书，伦敦，1977。弓虽。女干展现了阳物统治的现实。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而非明显的断裂。弓虽。女干、殴打甚至谋杀妇女与非暴力的异性遭遇、即对性客体的压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里兹·凯利：《残存的性暴力》，政体出版社，剑桥，1988。那么，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涩情文学是理论而弓虽。女干是实践呢？回答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确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长期压迫女性的组成部分，或是否与本书探讨的变化相关。
　　如前面关于男性性征的探讨所示，压制和侮辱女人的冲动也许是男性心理学的发生学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尽管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在前现代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不依赖暴力实践。这种控制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的。妇女常常被男性施与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场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在公共角逐场上受到保护，而男人却要相互施与暴力。在前现代的欧洲，弓虽。女干之所以“主要发生在边境、边疆、殖民地、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在烧杀劫掠的入侵军队中”罗伊·波特：《弓虽。女干具有历史意义吗？》，载希尔瓦纳·托马塞利和罗伊·波特编《弓虽。女干》，第235页，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名单长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暴力极少是施与妇女的：在这些“边界”地区，暴力公开发生，而弓虽。女干不过是其他残酷和屠杀活动之中的一种，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从事毁灭和被毁灭的男人。这种边界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不介入男性领域，男人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
　　在现代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妇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无名的工作场所，从本质上解除了过去把两性隔绝开来的“分离和不平等”的划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经成为性控制的基础，这在现时代要比以前更有意义。换言之，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缘自天衣无缝的连续的父权统治。暴力是对女性共谋的衰弱的一种破坏性反映。
　　除了战争状况外，今天，男人对待女人也许比男人相互间的对待更粗暴。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有许多种，但是，至少有些产生了前述的影响：暴力使性征成为偶发的了。这也许是主要的——尽管当然不是惟一的——把这种暴力与涩情文学联系起来的特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不言而喻，涩情文学，或大部分涩情文学，就是霸权统治的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为二极支持而非作为阳物权力的例子。
　　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仅仅是男人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场合常常向男人施与身体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恋关系中也并非不寻常，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国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恋的弓虽。女干现象、身体的殴打和用枪、刀和其他致命武器进行的攻击。卡雷·罗贝尔：《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图，1986。与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数男人都是为了增进女方的性满足而要求解决性问题的。有规律地嫖娼的许多男人都希望充当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角色，不管这是否涉及实际的性受虐实践。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被动从属的状态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许多人也能交换角色。他们比大多数异性恋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别力，将其局限于性欲区。一位男同性恋者说道：“有些幻想束缚我们，有些幻想释放我们。……性幻想一旦自觉地应用就能创造一种抵抗秩序，一种破坏，和我们无法逃脱的一个微小空间，尤其是当它们把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统治和被统治之间鲜明而压抑性的区别搅混在一起的时候。”转引自林·塞加尔：《缓慢行动》，第262页，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原则，即每一种性别都是另一种性别所不是的东西，那么，在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之间就将有一种简单的协调。事物并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为所有儿童在性心理发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从今天的视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他都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现象的人。女孩也有类似于男孩的性史——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原因在于她们的早期性征“表现出彻底的男性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性的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当两性都发现小女孩缺少什么东西时，差异便介入进来；每一种性别都认为她被阉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心理学上说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尽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视——一直到产生阉割的幻想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缺少的是阳物，因此想要拥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女孩的经历并非与男孩的经历直接构成互补。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时发生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女孩脱离母？，责怪她缺乏阳物，尽管她同样无法与父？认同，或把攻击移植到父？身上。
　　在对弗洛伊德的“逆转”中，肖多罗等作家从类似的观点出发，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来假设的更大的一种互补性。据他们所说，女孩保持着男孩已经经历过的性心理发展的那些特征；男孩形成一些特征，形成对世界等事物的一种工具性态度，而女孩却不具备，或只有细微的表现。从一开始，母？与男孩的关系就不同于她与女孩的关系。她认为男孩相当不同于女孩，并以较“自恋”的方式去爱女孩。乔治，斯坦伯连：《男性幻想/男同性恋的现实》，第159～160页，海马出版社，纽约，1984。每一种性别都有所得，每一种又都有所失，尽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较强烈的性别认同，但自治和个性感却较弱；男孩有能力从事独立活动，尽管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题，姑且修改并历史地追溯这种解释，试图表明何以应该避免对互补性的过分强调。母？身份的发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里是无上的权力和无上的爱，在前几代人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种权力和爱也相关于儿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们对儿童自治性的重视也强似以前的典型强调（尽管有许多经验性例子证明这种重视大多受到了阻碍）。
　　男孩与母？的决裂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他对妇女的依赖被掩盖起来了，并在一种无意识和往往是自觉的层面上受到否认；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把性征融入自我的反映性叙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于压抑的不是爱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这对保持？密关系极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自治性，这与其说取决于表达情感的禀性，毋宁说取决于交流。这种交流能力应该视作与男性易于发展的那种“工具性能力”一样重要。
　　在？密关系方面男人对女人的依赖不仅仅表现在性领域里，而且也可以体现为友谊。俱乐部或体育队等组织由于其全部男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发展和巩固兄弟情谊的环境。然而，从纯粹关系特点的角度看，兄弟情谊——来自共同而且独特的男性经验的纽带——与友谊并不是一回事。对美国200名男女的一次深度研究表明，2/3被采访的男人都说不出一个？密朋友来。而即便有的话，那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在被采访的妇女中，3/4都可以随口说出一个或更多的？密朋友，对她们来说，朋友实际上永远是女性的。已婚或单身女性都可以举出作为？密朋友的其他女性。莉莲·卢宾：《？密的陌生人》，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纽约，1983。见司徒雅特·米勒：《男人与友谊》，盖特维出版社，伦敦，1983。
　　承认阳物权力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是一次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发展的能力受到了威胁，即便没有被这一发现完全推翻的话。就男孩的情况看，在性这方面，阳物成了一个能指，表示要控制女人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能力。然而，阳物越是变成荫。经，它就越在集冒险与快感于一身的偶发性遭遇中得到“验证”。这里所说的环境并不是什么互补性，而是一种相互错置，在男孩和女孩的情况中还涉及一些矛盾因素。女孩要与父？认同的愿望受到严重挫折，尽管不必像男孩那样把个性分隔开来。不难看出，在女孩的心目中对男人的理想化何以与交替出现的对男人的绝望如此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父？象征着分离和对世界的“影响”，然而，他也是远不可及的。女孩爱的能力与压倒一切的被爱和被照顾的欲望融合在一起。
　　说顺从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独特特点，就仿佛脸谱一样，这有道理吗？我认为没有道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顺从和控制的冲动都是相互关联的，被控制的愿望是对母？早年影响的压抑性意识的强大残余。男性和女性都发展了照顾别人的能力，尽管这种照顾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男孩在婴儿期间或之后如果不是彻底地在心理上疏远母？的话，他就能保留照顾对方的能力和愿望；但是，这种照顾正常情况下具有“工具”性质。在情感支持的意义上，哺育与女孩在婴儿期间发展的各种能力是相对应的。然而，甚至在这里，由于两种性别矛盾地发展而假定一种性别的能力仅仅是对另一种性别的能力的补充，也将是错误的。
　　“缺席的父？”，在儿童成长的早期仅仅作为一个影子存在的父？，对女孩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可能由于距离遥远而被理想化，但他也似乎是个危险人物——他造成的恐怖气氛往往是他魅力的一部分。由于不像母？那样成为儿童生活的中心，父？也不太可能具备母？的交流技巧。必须“改变”、征服父？，而父？又远不可及，似乎在无意识的层面上高不可攀。若要获得自治性，就必须制服父？的倔强的性格；其悖论在于，如果要完全征服他，女孩就会认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因为他不是作为对母？的性占有者而赢得女孩的尊敬的，而是因为他保持的“距离”。
　　愤怒和爱的欲望点燃了男人偶发的欲火；这往往是性受虐和顺从欲望的基础，与耻辱相关的一种综合征。然而，愤怒和耻辱也构成女性哺育的特点。女孩爱母？，但也恨母？：在通过与父？认同而疏远母？的过程中，她把愤怒转到父？身上。尽管父？已经被理想化，但他弥补了她为了征服他而不得不牺牲的一切。他的远不可及，比之儿童喜欢的母？的临近性，进一步增进了这种矛盾情感。男人不值得信任；他们总是让你失望。
　　要更充分地理解耻辱与性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阐释，在他的阐释中，女性与自恋密切相关。据弗洛伊德言，女人体内含有大多数男人都缺乏的一种自恋因素，这是女孩对其“阉割”事实反应的结果。女孩戒掉手淫，不再对荫睇感兴趣，因为手淫显然并不足够。她的爱欲开始发散，而非集中在基本的快感部位。她仅仅从男性欲望的反射中看到自身。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女人的需要并不“在于爱的给予”，而更在于“被爱”；“符合这一条件的男人便受到青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标准版，第14卷，第89页。妇女不需要别人的羡慕，但需要欣赏和敬重。她们在早年就被剥夺了自恋的证据，此后只能在爱她的他者提供的爱的镜像中寻找安全感。不必说，男人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并不能满足女性的爱欲。因此，妇女常常抱怨其男性搭档笨拙，并不真正知道何以给她们带来满足等等。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女性性征》，第76～83页，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0。
　　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固然有其正确的地方，但用以得出的结论的论点却不然。这些论点提出了两个不相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女性性征与身体的爱欲化，另一方面是希望肯定被给予爱。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性别在与母？决裂后实际上都需要有仍然被爱的信心。然而，男孩对爱的需要，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比女孩的需要更大、更迫切，这主要因为这种需要易于掩埋得更深。男孩的信心来自阳物规则（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在性行为领域，则来自偶发性欲。这种性欲否认点燃这股欲火的情感依赖性。
　　弗洛伊德对女性性征的阐释给后来的精神分析文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妇女的性征从本质上被视作被动的，这是强化了当下各种原型的一种观点。仅就当下性行为的变化而言，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甚至这样一种描写也是与现实相符合的，这是社会对妇女限制的结果，而非其永久的性心理特征。当然，性贪婪的女性始终与被动的女性相共存；弗洛伊德的描述强调了一方而牺牲了另一方。
　　弗洛伊德谈到的这种发散的爱欲应该被正确地视作对“损失”的状况具有潜在的颠覆力量，而非是否定的反动。荫睇在功能上并不等同于荫。经，由失败所限定的女性性快感也不能满足男性制定的标准。可以假定，两种性别在婴儿时期大都有从身体获得性快感的能力。男孩放弃了这种能力而热衷于集中于阳物的部位，这是俄狄浦斯过渡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女孩则更倾向于保留这种能力，因此更能够把特定的生殖器快感与其他经验和联系统一起来——事实上，她们往往认为缺乏这些广泛联系的性活动是不值得的。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性别、亲密关系和关怀　
　　姑且总结一下上述讨论的含义。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心理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普遍特征是可能的，甚至是非常可能的，但我还是把那个问题搁置一旁。近代的社会化的一个独特特征，标志着现代社会大多数阶层的一个特点的特征，始终是母？在照顾婴幼儿方面的重要作用。母婴关系受到“母？身份的发明”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其他变化，这些变化把现代与前现代制度区别开来。母？的主导作用对两种性别都发生深远的心理影响，是今天性别差异各个最流行的方面的根源。
　　男人有？密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治疗文献中以及在别处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这一断言。但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建议的分析是合理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妇女比大多数男人更容易产生同情心。用一句俗语说，我们也不能认为妇女以不同于男人的方式表达情感。？密关系归根结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在人际间平等的语境中与别人、与自己交流情感。妇女在革新现代情感交流这方面已经奠定了扩大？密关系领域的基础。有些心理禀性就是这一过程的条件和结果，正如一些物质变化使得妇女要求平等一样。在心理层面上，男性在？密关系方面的困难主要由于两件事：一是对妇女采取的一种分裂式观点，这可以溯至对母？的潜意识敬仰；另一件是被淹没的自我的情感叙述。在妇女不再与阳物角色共谋的社会环境中，男性的心理创伤便更加清晰可见了。
　　就个人的情况看，一切心理动力机制都是复杂的，男性和女性心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互补性。因此，对作为整体的“男人”或“女人”加以概括化，甚至不顾前现代或非现代文化的多样性，都必须加以限制。如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当我无条件地谈到“妇女”或“男人”时，总是有一个隐蔽的括弧，意思是说“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如前面所强调的，偶发性性征不仅仅限于男人；它是一种权力机制，其防御性属性对妇女也是有用的。“男人不能爱”的思想显然是虚假的，据前述的理由，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男性的？密关系障碍。大多数男性性欲都是由受到挫折的求爱激发的，而爱既是欲求的对象，又是恐惧的对象。在？密状态下，许多男人不能把别人作为同等人来爱，但却能够为能力低下的人（妇女、儿童）或与他们享有某种未言明的关系的人（朋友、兄弟会成员）提供爱和关怀。
　　？密关系障碍也不仅限于男人。妇女与男权的关系是矛盾的。要求平等在心理上与寻找在情感上疏远和权威的男性人物相左。因此，基于对方的平等和独立能力而发展的尊敬同时为两种性别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无疑也渗透到同性恋关系之中。此外，情感的交流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密关系。仅就交流与自恋紧密相关这一点而言，交流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非为发展融汇之爱提供条件。
　　失败的男性：这一主题与父权统治持续的现实相一致吗？性劳动分工在本质上仍然完好无损。无论是在家里，在工作单位，还是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环境中，男人都不愿意放掉手中的权力。权力有利于利益，显然。纯粹的物质考虑有助于解释这种情况。然而，仅就男权是以妇女的共谋、以妇女提供的经济和情感服务为基础这一点而言，男权并不稳固。
纯粹关系中的诸种矛盾　
　　尤其是就前章所论的心理特征基本上或部分地被定位在无意识之中这一点而言，它们构成了新出现的纯粹关系世界内部的基本张力。为追根溯源，我将集中探讨同性邂逅——尤其是女同性恋者中纯粹关系的诸方面。把这一探讨放在对男女性征的心理特征的阐释之后，这个策略看起来有点儿怪。但是，为了看一看把男女分离开来的心理分化会在何种程度上颠覆纯粹关系，思考一下其内在动力还是值得的——而在某些方面，当排除异性因素后，这些研究就会顺利进行了。
　　姑且不论这份资料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将严重依赖那些绝妙的反思性文献的某些部分，这就是海特报告。海特调查的目的在于“绘制意识形态革命的进程的图表”，但也转达了这样一种意识，即所分析的文献直接促进了那个进程。海特的第一篇“调查文章”于1972～1976年间发行，继后发表了基于在美国对3500名妇女所作调查的第一部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和续后各份报告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强调了对性征的研究不能仅仅通过“专家”——如金赛、马斯特斯、约翰逊之流——的思考，而应依据平民百姓的叙述。用海特的话说，这一项研究的目的是“让妇女定义自己的性征”，让她们“说出关于性的感受，她们如何界定自己的性征，性征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海特在研究中发现（卷3），只有11％的妇女与其他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还有7％偶尔有过这种性关系。这些数字并不具有特殊的统计学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4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生平第一次陷入与女人的性关系。实际上她们以前都处于异性婚姻关系之中。80％以上的女同性恋者在研究的当时都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性关系。
　　大部分女同性恋者都可能保持长期的性关系，但是，她们很难获得一种安全感。一位妇女评论道：
　　一种没有规则的反常关系是很难维持的。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如果传统教育所塑造的角色碰巧适合两个个体，那么，那种安排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在同性恋关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规则，真的，所以，你得在相处过程中制定自己的规则。你每时每刻都得努力弄清楚如何维持下去。
　　然而，由于“传统”婚姻正在消失，在这方面充当先锋的正是同性恋者——那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实验者。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经历的恰恰是异性夫妇越来越普通的经验。
纯粹关系：破裂与建立
　　在早期的异性婚姻中，配偶双方通常把以前的性接触“载入史册”而使其对未来无关紧要。妇女通常带着完好无损的“贞洁”走进婚姻，而男人的不检点则被归属于偶发性性征的范畴而被接受。然而，今天的关系既要与以前的关系区别开来，又要与个人可能卷入的其他关系（不管是性关系与否）区别开来。以前配偶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继续留在一方或双方的记忆里；即便以前的情感纽带已经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