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风云二十年(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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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夏天，一群30岁出头、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女处长李青原的家里热烈地讨论，李家在北京城西的灵镜胡同，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大家常常在树下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细节。据记载，当时高西庆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建起来了，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的那棵树在曼哈顿，1792年，纽约24个股票经纪人聚在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5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中国拜访了*。*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1988年7月9日，北京万寿宾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王波明、高西庆参与，历时近1个月，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主要内容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朦胧出世，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周小川是这个整体框架的设计者之一，是《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
　　1988年11月9日，王波明、周小川等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内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关于新中国股市的建议终于进入了中南海。
　　

20年前的讨论
此次汇报会上，高手云集，这些20年前说的话，到现在思量都很有意思，而中国股市很多基因性的东西，在此次会议中也初现端倪，比如交易秩序、企业质量等。
　　在此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谈的问题很有前瞻性，他谈到了中国情况特殊，规范化的市场应该是好的企业上市，但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在设计、创立之初，“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股市似乎就被贴上了“血型不吻合”的标签。
　　在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对股市的监管机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周小川当时表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作为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则疑问：以哪个交易所为中心？如北京。要不要成立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项怀诚则表示：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这种关于监管机制的讨论，实际上牵扯到市场监管、企业发行、上市、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对股市方向具有真正的决定性。
　　讨论归讨论，汇报归汇报，此次汇报会最终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
　　“联办”成立之后没多久，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工作实际陷入暂停。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联办”工作的暂停，并没有阻碍中国股市的孕育、分娩，上海起锚了。
　　

上海起锚
1989年2月，“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基在会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
　　也就是在1989年年底，北京“联办”正在和计划经济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共同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最终“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大力量正式会合。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筹建股市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三人小组成员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回忆，朱基曾对他说过：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时任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1990年春，朱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中国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基说道：“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1990年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的四五月间。但1990年2月28日，朱基对此的批示是：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两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时行市长朱基现场致辞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二，它是我们把中央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三，它表明，我们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过程中，把发展金融事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利用证券筹措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股市的三重意义，值得股民细细玩味啊。
　　

深圳悄然起步
在上海人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人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9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成立，禹国刚、王健被任命为负责人。1983年，中国就曾选派了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禹国刚位列其中，在那个年月，国内受过系统证券知识培训的人屈指可数。但专业人士对交易所什么时候能成立没谱啊，其中牵扯的不光是专业问题。
　　禹国刚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弄成，因为，我说过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事情，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谁都明白股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我们不知道这个事能否做成，更不可能去估计它什么时候能够开业，但是有一条，翻译这些东西，移植借鉴写成我们的法规，不断地讨论，这些都是我们夜以继日拼命在干的。”
　　不但开业的时间、工作的进程确定不了，交易所的名号也定不下来。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给你批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就可以批给你，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做成了，你可以更名啊。”
　　筹备组听从了金司长的建议，更名了，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王健、禹国刚先后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禹国刚曾经回忆道：“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问我，上海说自己是第一家，你说深圳是第一家，到底谁是第一家，我先给你讲一个1分钟的故事，中国生小孩先要有计划生育的出生证，如果拿这个比喻，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它，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但是我比它晚拿了几天，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深圳是1990年12月1日，上海是1990年12月19日，我比它早18天，要给我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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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和先烈
交易所是1990年开张的，但资本江湖却在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渐渐汇流成河了，在交易所还没有成形之前，中国股市的第一代暴富神话就已经诞生并开始流传了。在两大交易所成立之前，上海、深圳的股票黑市已经风云跌宕了。
　　改革开放前，咱们讲的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证券这个东西少见得很。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这才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证券行业才有了自己的场子。
　　正如前文所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家公司相继开始发行股票，成都工展、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股票相继出现，证券行业的场子有所扩展。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有了在社会上流通的股票，那自然就需要交易场所了，上海、深圳交易所那是后来的大手笔，早年间，老少爷们想玩股票，得去黑市，好似投机倒把的黑户商贩。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尽管场地不大，在以后股市火暴的时候，经常挤得密不透风，但老少爷们好歹有了地盘了，这可以算是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根据地。
　　1987年我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不过这个“第一券商”以后的发展历程可颇不顺利啊，算是行内的先烈了。
　　其后，上海陆续成立了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其中申银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操办，万国是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由交通银行操办。全国各地证券公司也相继成立，但大多依托在银行门下。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证券行业相继脱离了银行系统，但两个行业中早年间的这种血脉、人脉，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户与大鳄
大江大湖里出大鳄，小江小河里照样有凶猛动物，早年间虽然交易所还没成立，但依托着几个小小的交易门面，沪深两地的股市照样是风生水起，群鳄纷争，多空大决战、政策、技术照样拼死搏杀，手法更彪悍。
　　只可惜这第一代的老江湖，到现在没留下几个了，20年股海生涯，不死者几稀？算下来众所周知的只有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从那时候一直奋斗到现在，一个散户—中国第一散户杨百万杨怀定，一个大鳄—阚治东。
　　杨百万历经几轮牛熊，虽然还进出股海，但现如今已经被人评为“靠讲课、卖书、卖软件赚钱，做的股票尽赔钱”；阚治东则历经申银、南方证券，在1996年炒作“陆家嘴”等“两桥一嘴”概念时名动天下、风头无二，最终却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哈药”折戟沉沙。留下的尚如此，那些被大浪淘沙淘走的，就更可想而知了。这都是后话，现在暂且不提。
　　杨怀定的故事，中国散户几近耳熟能详了。1950年生人，一直在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工资先是每月36元，后来涨到了每月53元。1988年春节，杨怀定38岁，厂里仓库丢了1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的原料是铜材，弄得杨怀定一下子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后来虽然小偷被抓住了，冤情被洗刷了，但杨怀定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988年3月，他辞职了。
　　辞职后，杨怀定便投身到了买卖国库券的生意中。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站在交易所门口的杨怀定，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今天带来了2万元，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
　　3　000元利息。而存在银行的利率是，全年利息1　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　000元，远远超出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果断地把带去的2万元都买了国库券。
　　杨怀定以后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于是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万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万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尝到了甜头。之后，杨怀定来回穿梭于山西、福建、河南等地，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一年就赚了100万元，在20世纪8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杨怀定发了，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名动天下。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无独有偶，杨百万在国库券市场里打鱼捞虾的时候，阚治东也看中了这个市场，一出手就是纵横捭阖。看，这些人都能注意到国库券里面的商机，聪明人的眼光往往有相通之处。当时阚治东还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当副总经理。1988年，国库券开始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工行系统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周发电报到上海，报出国库券的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在当时已经是先进、高效的交易网络了。比杨百万雇人全国打听行情的方式先进多了。
　　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它们库里还压着
　　1　000多万元的国库券。该公司就联系到阚治东，希望把这些国库券变现。
　　报价后，阚治东觉得很合算，1　000万元国库券全数拿下。这
　　1　000多万元国库券，一次就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一笔生意利润百万元，再对比一下杨百万，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但杨百万赚的钱归自己，阚治东赚的钱归集体，可如果没有阚治东呢？集体能赚到这笔钱吗？当然没有组织的资金，阚治东和组织同样也赚不到这笔钱，功劳想不明白，最后的利益分配就难以进行，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是差别巨大的，责、权、利三者的平衡问题，这一点到现在也还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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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数艰难起步
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后，业务部的工作人员编制了“静安指数”，诸位，请注意，这可是中国证券历史上的第一个指数。该指数是以静安证券业务部、虹口证券业务部挂牌交易的上海八只股票为样本，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基数修正法综合计算出来的，这反映了当年上海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指数。静安指数基期为1986年9月26日，也就是静安证券业务部第一批股票挂牌交易日，基期指数值为100点。静安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后，受到了投资者和媒体的关注，当时一些媒体认为，静安股票指数的推出，再创证券市场一个第一，从此A股市场有了一个晴雨表，投资者也用不着为当天股市涨跌而费脑筋，只须看看指数即可。
　　在该指数的编制过程中，阚治东参与其中，在那几年，阚治东还主编了股票知识普及读物《曲线的秘密》一书，介绍各类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以及各种反映股票价格走势曲线图的解读方法，如点线、棒线、蜡烛线和日线、周线、年线等。
　　深圳股票市场也是刚刚起步，股票不好卖啊，原始股没人买啊。想想这种日子都心动啊，朋友们，这可是中国千年历史上少有的暴富机会，稍纵即逝。
　　1988年上半年，深圳证券公司负责发行深发展（000001）股票，市场价21～25元，要知道1988年深发展当年每股盈利是元，每股净资产是59元。1989年，证券公司给深发展挂出了35元的价格，让市场小有振动了一下，但市场价格也比每股净资产低20多元。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刘志强还动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结果刘鸿儒的答复是：“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
　　交易市场冷清，股票更不好卖，等1988年年底万科（000002）发行股票的时候，差点把深圳证券公司坑死。当时万科计划发行
　　2　800万股，其中深圳特区证券包销600万股，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代销600万股，剩下的万科自销。
　　一个月包销期过去了，深圳特区证券包销的600万股只卖出了3/4，该公司最后咬牙自筹资金，把这150万股股票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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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股票引发的悲喜剧
深圳特区证券咬牙买万科股票，而万科自销的那部分，也是无比艰难。
　　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王石的老朋友刘元生闻讯救急认购360万股。这一认购就是20年，现在刘元生的这笔投资已经价值20亿元左右了。
　　万科对此次资本起航之旅最津津乐道的段子是：
　　有一次，万科的人员通过深圳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万科的人员还没介绍3分钟，下面的个体户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万科的此次个体户开会，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988年，53岁的巢中立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携妻儿南下闯荡。万科首次发行股票时，个体协会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体户买股票，抱着“只当买了国库券”想法的巢中立斗胆买了3　000股，不久，股票就从1元钱一股涨到了28元，他全部卖掉，赚了第一笔轻松钱。尝到甜头的巢中立迅速投身股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万身家。
　　轻易到手的财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后，巢中立离婚、结婚、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和第二个女友分手……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60多岁的巢中立在常德悬梁自尽。
　　同样的机遇，成就了刘元生，却给巢中立打开了不同的一扇门。
　　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把握财富，如何做好自己，诸位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好好感悟一下。
　　附带一句，万科的股东里还是混迹了几位股市大鳄的。
　　1990年，万科召开股东会，一位散户发言说：“我看好万科发展的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一些大股东却在抛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这位散户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第一次牛市来了
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1989年，深发展派息分红，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由此引爆。
　　1989年年初，深发展派息分红，1989年年中，深发展又推出年中分红，两股送一股，股价在除权后，很快就又回到了35元以上。
　　精于计算的人自然会发现，如果在1987年拿400元，以每股20元的价格，买入20股深发展，现在已经拥有了30股，如果以每股35元的价格卖出，即使不算红利，两年时间，最早的400元已经成了1　050元，国库券、银行利率哪能望其项背啊。其后，深发展股票价格开始直线上扬，半年时间已经逼近每股120元的价格。
　　1989年年底，深安达（000004，现在的ST国农）发行，抢购局面开始出现，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　000股，短时间内，500万股深安达股票全部售罄。
　　1990年3月，原野实业（000005，现在的世纪星源）发行1　650万股，引发万人空巷，凌晨1：00证券公司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龙，面对人山人海，主管部门紧急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第二天早上证券公司开门时，人如潮水般涌动，把证券公司的玻璃柜台都挤碎了。一江之隔的香港媒体都为此次抢购所震惊。
　　如此火暴的股票发行场面，自然推升了股价。深发展1990年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每股元，柜台交易数据显示，到1990年4月底已经上涨到了11元，4个月涨幅达到290％。
　　随后股市全面飙升，从4月到6月，两个月时间，深发展已经涨到了24元，相比年初，半年之内涨了900％左右；万科从元涨到了元，上涨了476％；金田从24元涨到了81元，上涨了237％；安达从元涨到了8元，上涨了433％；原野从13元涨到了52元，上涨了300％。
　　巨大的财富效应举国关注，全国股民开始向深圳涌来，按当时的报道称，某村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的钱来深圳炒股；港澳台的一些资金也悄然介入；就连普陀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派僧人来炒股。
　　按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从1990年3月份开始，证券公司门外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都阻断了。股票买卖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深圳市大量企事业人员已无心上班，全面投入股市。
　　面对始料不及的这波狂潮，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并开始出手调控股市。
　　

牛市引发的高层担忧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对此轮牛市在《百年潮》杂志中，曾撰文做过这样的回忆：
　　1990年5月，深圳市股票市场突然出现了“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深圳有3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不过5家企业，其中较大的是深发展。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猛涨，导火索是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深层次原因则是深圳靠近香港，当地人对股市了解、接受得比较快。深圳市场国债买卖向来不够兴旺，股票却很兴旺，也与此相关。
　　当时，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引起了震动，深圳人买，外地人也去买，一下子形成热潮。当时3个窗口网点门外马路边都是人。在炒买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深圳热起来以后，上海也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与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进行了3次调查，然后向国务院做过汇报，也与深圳、上海市研究过一些规范意见。
　　因为股市非常热，这引起社会上不同的议论和反响。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国内有些方面的负责人于是提出来，是不是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继续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股票市场面临关张的可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
　　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领导。有5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做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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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控出手
在人民日报社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之后；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
　　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问题是，对于种种利空，市场毫不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