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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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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动人物喜剧化，让曾经的魔头突然变成人人得而嘲讽的对象，的确是摆脱和走出历史梦魇的好方法。但同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迅速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最为沉重、严肃和不容回避的话题。倘若我们是勇敢的，应该承认几乎所有历史上著名的丑类，都得到了社会的哺育甚至拥戴。这些丑类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只是执行着一个任务：将本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社会已糜烂至此，蛆虫方才有狂欢的机会；人类历史每一出大闹剧，皆缘自理性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沦亡。
所幸，历史终将由名叫“理性”的作者来书写；于是，丑类们最后也纷纷回归于丑类。我们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台，可谓纯属偶然。假使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会年纪轻轻地死掉，我们丝毫看不见魏忠贤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虽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贤不犯糊涂、关键时刻由于“小人物”根性而掉链子，他也不会垮台———至少不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检继位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当皇帝，立个傀儡总不难，这是唐朝前辈们玩滥的把戏，有一堆的成功经验。而且客魏并非无此打算。抄家时，在客氏府中发现怀孕宫妆女子八名，“盖将效吕不韦所为”｛102｝，把有娠之女塞进宫去，安排机会让她们被宠幸，将来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载正史，如属实，说明客魏不仅有培植傀儡的计划，且已进入实施阶段，只因朱由校过早逝世而被打断。《明史》还记载，朱由校死的当天，众目睽睽之下魏忠贤不顾一切，疯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崔呈秀时任兵部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103｝
《玉镜新谭》引《丙丁纪略》云其细节：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要谈的乃是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应该大家一起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没有主张，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几句，就选择了实不难预见到的束手就擒的结局。这再次证明，魏忠贤作为坏蛋，也是个窝囊、没本事的坏蛋。遇事不能识，或识而不能断。他所以爬上权力巅峰，并不是由于他是摆弄权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这个女人，特别是天启年间本身已经朽烂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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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5）
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后两次亲自下手，去实行对自己的严重戕害———头一次将自己阉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杀掉。
我对此印象更为深刻。
党祸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的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07｝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108｝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暗】。”｛109｝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110｝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这情形，我在叙述嘉靖故事的时候，曾细表过；我并且强调，那种争斗并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严、徐等人主观上有此强烈意愿，而尽出于嘉靖皇帝的驭人之术，是他一手挑拨和掌控的结果。嘉靖时代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意味，于兹再次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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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6）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然彼时之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他们自己内部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眼中，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词相赠。
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111｝，用今天的话来讲，属于比较“各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不包藏祸心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晋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于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朝廷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燝（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112｝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账，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的，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的来龙去脉略作交代。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这是语词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比较有趣的一例。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他的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于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他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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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7）
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有原则、很执著、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视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借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以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私”字发挥作用之际，朱由校自然而然与客、魏之流穿上一条裤子，而与扶其坐上龙床的东林党人愈行愈远，直至视之为仇雠。
东林党人，也因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协，同样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这宿命，直接地讲，就是“梃击”、“红丸”、“移宫”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历史积怨。欲明天启党祸的由来，三大案实为一个关键。
万历以来，东林党人不弃原则，一直与众宵小为敌，结下很多“梁子”。三大案中，他们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监、宠妃、朝臣中的投机分子等等。这些人个个怀恨在心，但有机会，即思报复。魏忠贤本人在“移宫”之际押宝李选侍，又力主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东林党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杨涟即疏劾魏忠贤，欲绳之以法。虽然在王安保护之下，使用调包之计，混淆视听，将李选侍身边另一个名叫李进忠、也犯有过错的太监（前面说过，当时魏忠贤还未改名，也叫“李进忠”）推出抵罪，但这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大心病。后来对杨涟、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实在也是被这恐惧所激发———从清洗东林党后推出《三朝要典》来看，魏忠贤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东林党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正确路线代表”。既然老大一马当先，带头迫害东林党，三案以来与东林党人有各种“不解之怨”的众宵小，能不欢欣踊跃、奋勇向前？
此为党祸发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狱兴起，第一位受害人却并非东林党，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话说天启四年，魏忠贤权力已达极盛期，阉党亦成气候，“正人”与“小人”之间，已到决战时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折子，指控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招权纳贿，而其后台正是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奏折递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圣旨”“下文言镇抚司【狱】”｛113｝，反应出奇地快，恐怕是预先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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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8）
这个姓汪的，算是当时北京政坛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安徽歙县人，并非正途出身，过去在县里当一员小吏。有苏秦、张仪之才，聪明之至，脑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而且颇具任侠之风。因为这些禀赋，万历年间，他被当地一位地方官看中，为他捐了监生（国立大学学生）的名分，派到北京“卧底”———在官场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结交京城上层社会，所到之处，其为人和才干都教人刮目相看。靠某种机缘，他与当时的东宫伴读王安相识；据说，他经过观察，发现王安“贤而知书”，于是“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风雅之间，彼此相得。后又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很快成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红人，或者说，中国明代的“院外活动家”。他以这样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史》记有两条：一是“用计破齐、楚、浙三党”，详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二是光、熹之际，也就是“移宫案”过程中，“外廷倚刘一燝，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114｝———朝廷事靠刘一燝，宫廷里面靠王安，而刘、王之间的沟通，则靠汪文言，最后成功粉碎李选侍的听政企图。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个民间政治家，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这种作用，也真称得上古今一人。东林党人一直很器重他，叶向高任首辅后，破格简任他为内阁中书舍人。官职虽然顶小，但对一个没有“文凭”、“学位”，亦即本无资格做官的人来说，毕竟算是把脚踏入了官场。
正为此，尤其汪氏在“移宫案”中扮演了那样的角色，他早已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魏忠贤绝不以整汪文言为满足，汪下狱，只是由头，以便挖出“后台老板”，揪出更大的牛鬼蛇神。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负责办这案子的镇抚司首脑刘侨，并非阉党。东林党人、御史黄遵素去见他，说：“文言无足惜，不可使缙绅祸由此起。”｛115｝以避嫌的语气，婉转指出有人想借汪文言案生事，把国家搞乱。刘侨果然秉公办案，不搞逼供信，“狱辞无所连”，对汪文言只做出褫职加打板子的处理。然而，数月后此案复发并在整个党祸中居极重要的位置———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汪案暂告段落，但所有人，东林党也罢，魏忠贤也罢，都晓得事情绝不至此为止。向汪文言发难，只是“冷空气前锋”带来的乌云，急风暴雨还在后头，大清洗已不可避免。
对此情势，东林党几个核心人物展开激烈争论：到底要不要跟魏忠贤及其阉党摊牌？杨涟认为退无可退，坚决主张反击。左光斗、魏大中均抱同感，黄遵素、缪昌期则担心“击而不中”，局面不可收拾。
其实，黄、缪的担心极有道理，只是杨涟所见更为透彻。当时形势，无论东林党人反击与否，魏忠贤决心已定，必然下手。不管东林党有无把握，他们都已没了退路。
虽然意见并不统一，杨涟仍于六月初一，单独上疏，矛头直指魏忠贤。列其二十四项大罪，有些是拿来充数的，但大多数是事实，罪名相当严重：擅权乱政，口衔天宪，培植亲信，虐害妃嫔，堕杀皇子，倾陷大臣……
如果朱由校亲自阅读这份奏疏，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实际的情形是，奏疏首先落在魏忠贤手里，他倒不敢不呈给朱由校，但据刘若愚说，魏忠贤安排王体乾念给朱由校听，后者“心感客氏培植掌印【他的掌印太监职位，是客氏帮着搞到的】，遂将如许参本不肯字字念全，而多方曲庇之”｛116｝。有称，朱由校所以不亲自读本章，系因几乎不识字。这说法很可以让人快意一笑，不过料非事实———朱由校做皇帝以后，已经请了教师的，就算不刻苦，文盲的帽子应该已经摘掉。
王体乾掐头去尾朗读的效果相当理想，而且一旁还有客氏巧舌如簧，“弥缝其罪戾，而遮饰其回里”。故而朱由校听罢，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描淡写地对魏忠贤说了如下几个字：“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辨，更见小心。”｛117｝听上去倒像表扬。又正式传布一道上谕（出自阉党魏广微之手），着重否认杨疏所提出的“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这项最严厉的指控，斥责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然后故作宽宏大量，表示“姑置不问”；末了，未忘记警告和恫吓群臣：“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俱】在，决不姑息。”｛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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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9）
随着上谕下达，风潮表面上慢慢平息，双方的较量暂时转入幕后。东林党人努力说服首辅叶向高出面，领导倒魏运动。魏忠贤一伙则在琢磨用什么办法反击。
这边，叶向高还在犹豫不决，那头阉党已经想好对策。阉党中，有个叫冯铨的翰林，他对魏忠贤建议说，这些士大夫们你不真正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们是不会住嘴的；本朝的廷杖，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大臣，如今再有捣乱的，就用廷杖———说来也怪，朱由校登基四年多，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廷杖———当年嘉靖皇帝不就是用廷杖把士大夫打老实了吗？
魏忠贤略一回味，就发现这是个好主意。廷杖比之诏狱，就有如无声手枪之于大炮。有的时候，大炮不如无声手枪好使；大炮火力是很威猛，但块头太大，搬弄起来颇费事，手续很多。一旦把人投入诏狱，必须整出口供，整不出来不能结案，前一阵子，汪文言案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而廷杖，只须万岁爷一句话，打八十，打一百，打二百，就只管拖下去打，不想弄死他就放条活路，倘若取之性命，那也是下手轻重的事，人不知鬼不觉，很好操作。魏忠贤大喜。
看来，整知识分子，还是要靠知识分子自己出主意、想办法。
魏忠贤笃笃定定坐在家中，看哪个倒霉蛋儿首先送上门来。
六月十六日，倒霉蛋儿出现了，名叫万燝，官拜工部郎中。当时，万燝正负责光宗陵墓工程，缺铜，到处找不到，听人说宫里有大量废铜，就发文征集。可自魏忠贤看来，宫中一切，“我的地盘我做主”，一个郎中级别的小外官，磕头来求还则罢了，居然跟我公事公办，发文索要。不给！万燝虽然官卑职小，骨头可丝毫不软。索性动本参魏，所论远远超出废铜烂铁之事，想必也是受到不久前杨涟上疏的激发，破口大骂：
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对喜欢的人，使之成为羽翼】，所恶成疮痏。荫子弟，则一世再世；赉【赐予，赠送】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毙百余人【指残害普通士民】；威加缙绅，空十数署【指迫害朝臣】。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措置】念。臣尝屡请铜，靳【吝惜】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119｝
比之杨涟措辞，更无顾忌，痛哉快哉。尤其“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可胜诛哉”这几句，极其严厉。
魏忠贤顿时恶向胆边生，“遂矫旨【假传圣旨】午门前行杖一百棍”，密令行刑者照死里打，“杖后，于御道前倒拖横曳者三匝，甫出而气绝矣”｛120｝。
好像万燝并非东林党，但后来史家还是把他算做死于党祸之第一人：“此奸逆纵杀立威第一人也。”｛121｝意思是，魏忠贤是从这里大开杀戒，向东林党发起总攻的。
从这天起，血腥的帷幕缓缓拉开。阉党已然决意全面清算所有敢于向其权威挑战者。但谁也不会想到，下一个目标，竟直指内阁首辅叶向高。在阉党看来，叶向高是东林党人的总后台，虽然叶为人老成持重，甚至私下并不赞同杨涟激化事态的做法，但阉党仍然认为“必去叶向高而后可”｛122｝，不扳倒叶向高，而欲给予东林党以毁灭性打击，是不可能的。他们像苍蝇趴在鸡蛋上那样，仔细寻找着任何微小的缝隙。
终于，他们找到了。
当时负责纠察京城政纪的御史，名叫林汝翥，据说是叶向高的外甥。不久前，有两个太监虐害市民，治安当局不敢处置，事情传到“纪检书记”林汝翥耳中，他大怒：岂有此理！遂绑了来，各处鞭刑五十下。受罢刑，两个太监找主子王体乾哭诉了，王听说林御史乃叶向高外甥，如获至宝，遂与客、魏一起，奏于朱由校，把事情说成林汝翥滥作威福，污辱内臣。朱由校这个傻帽儿，立即相信，命如万燝例，也杖一百，削职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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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0）
得了旨意，宦官们即扑向林宅。可是那林汝翥事先闻知此事，脚底抹油，不知去向。林汝翥一溜，众宦官正中下怀，当即奔叶向高府邸而来，以林汝翥乃叶氏外甥为由，“群珰数十围叶寓，直入内宣，喧哗搜捉”，直到叶向高紧急上奏，朱由校亲自下令，众宦官这才停止冲击首相私邸，撤围回宫。｛123｝
林汝翥出于畏惧逃脱，行为怯懦，有失宪臣风范，他自知可耻，不久就现身投案，被打一百棍，几乎死掉。
但这件事情根本是冲叶向高来的。“中官围阁臣第，二百年来所无。”｛124｝这是巨大的羞辱，发生这种事态，出于荣誉感和抗议，为全体士大夫的尊严计，叶向高必须主动请辞。于是，递上一份又一份辞呈，朱由校照例不允、挽留。但他如果确有诚意，应该处分冲击叶府的宦官，但他却并无表示。叶向高见状，坚持辞职。虚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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