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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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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是得利受惠的。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无论在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朱元璋如此严厉地打压官吏，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肃清吏治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疯狂的阶级报复”？因为在他的做法里头，许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夹杂着强烈个人情绪，是恨，以及伴着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宽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当忆及父母双亡、无地可葬的凄惨时刻时，他亲笔描画了使他深受伤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这记忆，有没有暗中左右着朱皇帝的心神，又如何影响了他为政？
揪出与打倒
细玩朱元璋的暴力驭吏，深感此人乃是一位天生的权术大师，他通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不可告人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惩治污吏或不法之臣只是由头，被朱元璋借题发挥，搞扩大化，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朱元璋集团”，其中，胡惟庸、蓝玉两案分别都连引至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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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3）
整个明代只有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胡案后，朱元璋废相，古老的相制就此终结（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而仅有的这四位丞相，除徐达外，另三位居然全在胡案中被一网打尽，可知此案之巨，亘古未有。
胡惟庸得罪朱元璋的直接缘由，据说是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属越南）使者来贡，胡惟庸自行接见而未奏闻，然而，占城贡使却被一个太监遇见了，朱元璋由是知此事，大怒，敕责，胡惟庸等惶恐之下将责任推诿于礼部，说是他们处理不当，礼部岂能甘做冤大头，反过来坚诉与己无关。推来推去，惹朱元璋益怒，一股脑儿将中书省、礼部诸臣统统下狱，审讯谁是主使。很快，首先将汪广洋（时汪为右丞相，胡为左丞相）赐死。汪死之时，其妾陈氏自愿从死。朱元璋听说此事，命查陈氏来历，得报告说陈氏乃是某罪臣之女，其父没官后充汪妾，朱元璋再次发作，说：“没官之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竟以这个理由判胡惟庸及部臣等“咸当坐罪”。恰在此时，有两个与胡惟庸过从甚密的官员告发胡阴结武臣谋反，胡当然被诛。
然而，胡案奇就奇在，事情并不因胡惟庸死而结束，从洪武十三年诛胡，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案就像一座储量巨大的富矿，一再被深掘潜采，猛料迭爆，不断有“新发现”。先后查出胡惟庸与东瀛倭国和逃到沙漠的旧元君臣相交通，是个“里通外国”的汉奸、特务、卖国贼。洪武十八年，胡案再挖出一条“毒蛇”———李善长之弟李存义，这李存义与胡惟庸是亲家，其子李佑娶胡女为妻，举报者说李存义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计划，奇怪的是，李存义不仅没有被处死，而且得到的只是流放崇明岛这样简直应该说很轻的处罚。这种反常的处置似乎意味着什么，果不其然，又过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最后、最关键、最大的首要分子被揪出来了，那就是位列开国元勋头把交椅的李善长。李善长的揪出，真正宣告了胡惟庸“反皇叛国集团”彻底覆灭：李家“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同时有九位侯爵被打成共谋不轨的“逆党”。至此，胡案迁延十载，最终以李善长倒台及三万余人被杀而落下帷幕。
李善长，定远人，朱元璋初起时他在滁县加入朱军，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头号智囊，“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明建国，李善长更是国家体制、法律、礼仪的主要制定者。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一共只封了六人为公爵，李善长是文臣中唯一被封者，且排第一，位居徐达、常遇春等赫赫名将之前，朱元璋在所颁制词里将李直接比做汉相萧何。后为示恩宠，又将临安公主许配善长之子李祺，一时间，李善长荣耀达到顶峰，史书上说“光宠赫奕，时人艳之”｛26｝。
然而，这位“明代萧何”终于在他七十七岁、没几天活头的时候，被朱元璋以意欲辅佐胡惟庸谋取皇位为由除掉。李被杀的第二年，一个低级官员王国用上书朱元璋，就此事提出质疑，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如果说李本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事情还另当别论，“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27｝这个推理十分有力，没有犯罪动机，何来犯罪行为？这是朱元璋无法回答的。极为蹊跷的是，狠狠将了朱元璋一军的王国用居然平安无事，朱元璋给他来了个既不作答也不加罪———莫非朱元璋有意以此方式默认某种事实？回顾胡案十年，我们发现整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巧为布置的痕迹，几乎每一次重大关节、演化，都由微细琐事而逐渐被放大，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由头，生拉硬扯，顺藤摸瓜，株连蔓引，直至搞到李善长那里方才罢休。也许存在胡惟庸试图谋反的事实，但这案情绝对被朱元璋利用了，可能胡案事发之日，朱元璋便意识到此乃剪除李善长及其势力的良机；他以惊人的耐心，不慌不忙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件钝刀杀人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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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4）
李善长被杀后三年，另一大案爆发，主人公是蓝玉。两个接踵而至的大案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一个是“老一辈政治家代表人物”，一个是“晚生代军方精英领袖”；一个被前后花了十年功夫慢慢扳倒，一个却被速战速决、突然发力瞬间击倒……朱元璋对李蓝二人所用手法，真的是无不妙到巅毫。
蓝玉崭露头角是在明建国后。洪武四年、五年，他先后作为老元戎傅友德、徐达的副手，征定西南、北漠，迅速显示其军事奇才。洪武十一年，他和另一位新生代领军人物沐英联袂出击西北，“拓地数千里”，班师封侯。洪武十四年，他以征南左副将军从傅友德出师云南，“滇地悉平，玉功为多”。此后声誉鹊起，洪武二十年，终于取代老一辈的冯胜“拜为大将军”，总领军事。蓝玉虽非开国元勋，但对明建国后武力扩张和靖宁四远居功至伟，从南到北，川滇、陕甘、塞北……明帝国最后版图的确立，与蓝玉有直接关系。《明史》说其“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徐达、常遇春之后，军方头号人物无疑就是蓝玉。
取代冯胜为大将军后到洪武二十六年被处死，是蓝玉军旅生涯最辉煌的五年，其间他率十数万大军，于捕鱼儿海大败元军，捕获元主次子、公主、诸王、平章及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讨平施南、忠建宣抚司、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等部（今贵州一带）叛乱；坐镇西部，略西番、罕东之地（今甘肃、新疆一带），击退土酋，降服其众。
就像任何能征惯战的军人一样，雄心万丈的蓝玉有些收不住手。但他没有料到，当他奏请“籍民为兵”、计划扩充军力，前去征讨朵甘、百夷（今青藏、滇西北一带）时，朱元璋却下达命令：班师回朝！蓝玉闷闷不乐地回到京师。朱元璋似乎有意在刺激他，两年前原拟晋封蓝玉梁国公，却临时改封凉国公，有一种降格的意味；西征还京后，蓝玉自忖按功他可加为太子太师，但朱元璋只给了他次一等的太子太傅衔；在朝奏事，他的意见也几乎不被采纳。这边血气方刚，正怏怏不快，那边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撩其情绪，骄傲的将军终于被弄得举止浮躁，这时，专事侦探大臣言行的锦衣卫恰到好处地向皇帝提出蓝玉有谋反企图的指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迅速结案：蓝玉灭族，“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案涉“一公、十三侯、二伯”，一万五千人被杀，《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政治集团”，洪武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军事集团”———此距朱元璋辞世仅仅五年，相信这会使他阖上双目时比较踏实。蓝玉一案的内幕究竟怎样，无人得知，他要谋反的说法来源于朱元璋的御用特务机构，定罪过程也处在封闭、秘密的刑讯状态之中，但后人显然存有疑问，例如由清代官方修订的《明史》便只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没有把蓝玉列在其中，从而以这种方式表达了看法。
我曾在明中叶王锜所撰笔记《寓圃杂记》中，读到对蓝玉其人的间接描述，似乎在婉转地为蓝玉鸣冤。
作者回忆他祖上在洪武年间认识的一个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当时，他决心去京城（南京）闯荡，有友人因“时太祖造邦【建国初期】，法制严峻”而“坚阻之”，“【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后他以教书为业，住处与蓝府相邻，所收学生中因此就有蓝府仆人的子弟。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对他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见这位老师。当朝大将军、贵为公爵的蓝玉，肯结交一个教书先生，这令王行非常吃惊。见面后两人纵论韬略，神飞兴逸，十分过瘾。蓝玉敬重王行的才具，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将王请入府中居住，以师礼事之。不久，蓝玉事发被捕，有人就劝王行速逃，免受牵连，王断然答道：“临难无苟免。”留下来等死。在狱中，面对审问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竟故作愤世语，以请死姿态来抗议蓝玉蒙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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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5）
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绘两人展现出的正派形象，曲笔潜意，昭然若揭。从王行，我们可间接地想象与之引为知己的蓝玉的个性，也必是骄傲而磊落。以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势所难免。但祸根绝不在于蓝玉的个性，即使他善于抑己顺从又能怎样？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蓝玉在军中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是他长年征战带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统兵体系；朱元璋势必要在死前除此隐患，以保子孙皇位不受威胁。
冤魂缥缈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
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的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沐英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明史·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被法办】，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做人做到这地步，才保了平安。实际上，低调做人只是汤和“独享寿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朱元璋曾召见之，“与叙里辍鞠锩拧⒗锩牛腹世铩抗示杉氨思枘咽隆保啊咎馈亢筒荒芏浴敬鸹啊浚锥选薄说搅苏獾夭剑岸疾换崴担换徇低罚匀灰簿涂梢匀盟约豪纤溃槐爻羲恕�
其他的人，则不能不是另一种命运。
徐达不仅是明初最伟大的将军，且公忠持谨，为人无私、识大体，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功勋盖世，但从不居功自傲，堪称古往今来职业军人的典范。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但朱元璋绝不会因此释疑。洪武十七年徐达患病，开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样子，朱元璋表现得很积极，几次亲往探疾，积极调集医生治疗。治了很久，徐达居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在此时，朱元璋忽然派使者来赐膳，徐达一见，当即泪如雨下，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待内使走后，徐达密令给他治疗的医生赶快各自逃命。果然，不久徐达就死去，年仅五十四岁。朱元璋闻徐达已死，“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下令抓捕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全部杀掉。｛28｝此不载于正史，然细节精彩、情理皆然：从朱元璋起初得知徐达染沉疴而暗喜，到表演对“布衣兄弟”情深义重的伪善一幕，到徐达病情好转令他始料不及，到痛下杀手、毒飨徐达，再到假装悲恸、以惩处庸医为由卸责灭口，笔笔入木三分，画活了朱元璋，我宁肯采信于它。
值得采信的根据，亦因投毒这事朱元璋至少还干过一回。李文忠，位列“功臣榜”第四的大将、曹国公，他是朱元璋姐姐之子，也是除朱元璋后代外朱家的唯一骨血，但他并非仗着这层亲戚关系登上高位。史载李文忠作战异常勇敢，“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屡建奇功；更兼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思想，以儒将鸣于当世。然而，恐怕就是有思想这一点害了他。建国后他被释去兵权，居家与高士儒者交，忧国忧民，屡屡将所讨论的意见谏达上聪，如劝朱元璋“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一来二去，朱元璋早就不爽。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病，朱元璋也是亲往探视，也专门派人护其医药，翌年三月，正当英年的李文忠不治而故。这次，朱元璋主动指出李文忠是被毒死的，负责治疗的“诸医并妻子皆斩”。滑稽的是，医生们与李文忠素无仇隙，他们为何要冒死毒害一个身为皇戚的大人物呢？———总之，证据消失了。
还有一位也是被毒死的，那便是被誉为“张良再世”的传奇人物、明初智慧和良知的象征刘基（伯温）。刘辅佐朱元璋得天下之事，人尽知之，按下不表。但民间传说过度渲染刘基神机妙算、人不可测的一面，致其形象近仙，这既不真实，也遮蔽了他的某些主要品质。归根到底，刘基首先是一个大儒，足智多谋也罢，料事如神也罢，只表明他才智上的超群禀赋，而其为人和所持信念、价值观，根本就来自儒家。不讲清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刘基的命运。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绝不长久，天下未定之际辅之可也，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与其贡献极不相称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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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6）
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既基于对朱元璋的深刻认识，也是刘基保持其操守的坚定表现。建国后刘基的不合作态度，朱元璋完全清楚，尤其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为己效力时，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背离了自己所受教育】，诛其身而没其教。（《大诰三编》）”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刘基意在明哲保身，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格，他也会像任何“聪明人”一样趋利避害。但正如史传所说，刘“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不会得罪朱元璋的其他借口，而是原原本本、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自己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远离政治，不为国效力】，不洁其名”。
刘基执意退休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人，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其为相，朱不听。现在，胡正好寻隙报复，而且他揣摩过这一定会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因为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亲笔致信刘基，“历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祸，及君臣相待之义，词甚详；末言念卿功，姑夺其禄而存其爵”。｛29｝这是严重的警告。刘基得书，照例诣阙“谢恩”，“乃留京，不敢归”。留京期间，像是对胡惟庸的鼓励和奖赏，又像是专做给刘基看，朱元璋将胡惟庸“转正”———升为右丞相。刘基闻知此讯，“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他对朱元璋力阻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疾作”，就此病倒。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明史》中惊人的一笔：刘病重，朱元璋偏偏派刘基最反感———反过来同样也对刘基心怀怨恨的胡惟庸为代表，来探望刘基（“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正是在这次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探视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让刘基服用。刘用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随后，朱元璋放刘基还乡，至家“居一月而卒”。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他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假人手行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胡惟庸能说什么？他能辩称自己其实是潜揣上意、替君除忧吗？
胡惟庸的下场，是有“前车之鉴”的，可他未能记取。作为朱元璋的前水军司令，德庆侯廖永忠立有两项大功：一是鄱阳湖朱陈大战时，廖在最紧急关头，击退张定边｛30｝，救了朱元璋一命；二是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他迎韩林儿｛31｝归应天，途中制造翻船事故，淹死韩林儿，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这两项功绩，对朱元璋皆同再造。但廖永忠“做掉”韩林儿后，朱元璋却声明此事与己无关，是廖自作主张。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再次作秀，将廖“止封侯而不公”，并指责廖“做掉”韩林儿是“窥朕意、徼封爵”。廖永忠于是永远背上了这口黑锅。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以某种借口将廖永忠“赐死”。这也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投机求荣的必然下场，而胡惟庸从某个方面看起来也更像是“廖永忠第二”。
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那个与朱元璋“少相得”的小伙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二十七年，汤和病殁。加上十年前被毒死的徐达，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同里弟兄”全部死光。
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赐死。二十六年蓝玉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
草莽之雄朱元璋（17）
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集权？极权？
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模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朱元璋当然有所创造！
这创造体现于，是他第一个提供了这样的认识：极权是一种体制。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不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继续觊觎、挑战帝权。
中国的帝权，终于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认识高度，也终于在朱元璋时代完成了极权主义样式和体系。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他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就是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丽，在这里当依附、依存讲】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对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曩往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相当不确切。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杀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以同日而语者。
草莽之雄朱元璋（18）
文字狱背后的心态
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很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朱元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拥兵一方的节度使们】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座】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腾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掖下搀起】，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刻毒狠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在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剿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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