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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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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语大师自居,绝少把话说在明处,隐约其辞让人去猜,还特别喜欢卖弄学问,做出什么指示,往往夹藏典故,而且是很偏僻的典故。虽然士大夫俱是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却多数应付不了嘉靖,对其旨意的解读时有偏失。严嵩本来脑子就好使,又仗着在钤山苦读十年的积累,领会旨意的能力强过同僚,这是他得到嘉靖信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嘉靖“道行”加深,竟连严嵩也渐渐觉得学问不够用了。于是,严世蕃成了他的秘密武器。史载:
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88}
“一览了然”是聪明博学,“答语无不中”是效果神奇。确实厉害。三番五次如是,严嵩根本就离不开这宝贝儿子,以后遇到下属呈上对皇上交代之事的处理意见,一律说:“先拿去问问东楼【东楼,世蕃别号】。”可是这位东楼成天花天酒地,常醉眠不醒;老严嵩纵然急得抓耳挠腮,也得等着他酒醒之后给出意见。严嵩的许多恶名,收受贿赂、侵夺人田等,实系世蕃所为,邹应龙攻倒严嵩,首先也是从世蕃这里下手。有子若此,对严嵩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人云严嵩“溺爱世蕃”,可能,独子嘛。但实际上,他们之间,除骨肉父子,还是政治父子。严嵩应付嘉靖,少不了世蕃;世蕃也仗着这一点,有恃无恐地胡来,严嵩拿他没办法。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严嵩连严世蕃醉酒误事都管不了,遑论其他?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万万不可忘记那个躲在西内,用打哑谜的方式与朝臣捉迷藏、施其掌政驭人的心理战的嘉靖皇帝,万万不可忘记将皇帝每一句话都变成至高无上真理的君主极权制度;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世上本无严嵩,更不会有严世蕃。
关于严嵩的垮台:再精明的人也有软肋,嘉靖做皇帝是个高手,一辈子深得“南面为君”之诀窍,他唯一犯糊涂的地方,是对道教的迷信。对于道教他陷得很深,是真迷信,不是假迷信,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在这件事上。对于道士,他言听计从,很少怀疑,包括有人拿黄白术骗他,也不疑。晚年,他信赖一个名叫兰道行的道士。有一天,这道士趁扶乩之机,假充神祇对嘉靖抱怨说,现在朝政不好,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嘉靖再问,究竟谁贤,谁不肖?“神仙”(兰道士)答道:“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如嵩。”{89}这一幕疑点很多。虽然史无明据,但玩味个中细节,我总觉得这是精心构思的计策,很可能出自徐阶。兰道士真有忧国之心,朝政不好,他可以批评的地方实在太多,哪一条也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要紧,他却这样直奔主题,使徐阶成为他的批评的直接受益人。其次,最最关键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机会,离间嘉靖与严嵩的关系,是用心极深、针对性极强的一招,甚至借围棋术语说“只此一手”———嘉靖谁都不信,谁的话都不听,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听从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动”,有意摈弃严嵩。事有凑巧,不久,御史邹应龙因为避雨歇脚某宦官家,闲聊之际,宦官把那日情形当做故事讲给邹应龙听。这邹应龙乃杨继盛侄婿,对严嵩怀恨已久,听说此事,立即研读出严嵩宠衰、可以对其下手的信息,草疏弹劾,以严世蕃不法事为由头,清算严嵩。这次,“不倒翁”终于倒地。嘉靖的批示是这样的:
嘉靖:万岁,陛下(38)
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特加优眷,乃纵逆丑负朕。其令致仕予传去,岁给禄百石,下世蕃等锦衣狱。{90}
从这份“关于严嵩问题的处理决定”来看,嘉靖在政治上对严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说他“爱国”。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是严世蕃,严嵩的责任是“纵容逆子”。为此,给予他勒令退休的处分。也就是说,严嵩垮台时,没有“奸臣”的罪名;他没有被革职,没有下狱,没有充军,没有杀头,而只是退休———这是极普通的一种处分,在明代历朝重臣中,司空见惯,多如牛毛。
可以说,严嵩垮台既有些偶然,嘉靖的处置也比较寻常,丝毫没有“一举粉碎”的重大色彩。不过,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又有许多必然性。由下面一个时间表,约可看出端倪: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免夏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三月,夏言下狱。十月,夏言被杀。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进徐阶为礼部尚书。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这个时间表,极典型地将嘉靖对政局的操盘手法表现了出来。利好、利空,买进、卖出,垃圾股、绩优股、潜力股……一目了然。该抛盘时,毫不留情;该拉升时,手法凌厉;看涨时已为将来出货做好准备,并预先选下替代品种。夏言刚被杀,严嵩刚失去对手并坐稳了首辅的位子,嘉靖马上着手为严嵩培养对立面,甚至提拔轨迹都如出一辙———第二年,徐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四年从礼部尚书过渡到内阁,完全是当年夏言、严嵩升迁路线的再版。毫无疑问,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徐阶的出现,就意味着嘉靖已经为严嵩安排好了后事。
唯一的意外是,包括嘉靖本人在内,都不曾预见到严嵩这只“强势股”坚挺了如此之久。他太会炒作自己,不断对嘉靖构成新的“题材发现”,不断制造新的利好,以至于让嘉靖这样一位喜新厌旧、酷爱“短线作战”的玩家,始终难以割舍。直到严嵩罢相后,嘉靖犹意惹情牵,下令群臣有关严嵩的事情到此为止,不准再起波澜。{91}嘉靖之于严嵩,一直不能摆脱特殊的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严嵩的恭顺、称职,无人可比,对此,嘉靖发自内心地喜爱。但另一面,禀性、嗅觉和对权力本质的独到解读,则使他实在不能放松警觉,即便对严嵩一百个称心,他也还是会去挖其墙脚、掺其沙子,找人作梗,培植销蚀严嵩影响的力量———徐阶的价值即在于此。他一面做出“浸厌”严嵩、“渐亲徐阶”的姿态,鼓励后者对严嵩发起挑战,一面又在徐阶指使同党频频攻击严嵩的情形下,对严嵩表示宽容,“不问”、“慰留”。嘉靖希望在这鹬与蚌之争中间,独自得利。
嘉靖机关算尽,却未能使势态尽如己愿。因为任何事情总有惯性,到一定时候,必然无法控制。徐阶由挑战严嵩的鼓励中所形成的野心,最后实际上超出了嘉靖想要的分寸,变作一种独立的能量。谈迁说:“【徐阶】阴计挠嵩权者久矣。”{92}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能达到目的,则不择手段。嘉靖四十年,嘉靖日常起居之地永寿宫毁于火,他打算再建新宫。严嵩作为当家人,了解财政状况难以支持这样的工程(嘉靖多年来在这方面已花费太多),但他一时糊涂,竟提议嘉靖迁往曾经幽禁过英宗的南城斋宫,嘉靖很生气。徐阶抓住这个机会,支持修建新宫,大获嘉靖欢心。在这件事上,严嵩没有愧对职守,徐阶的表现才更像一个奸臣。从此,嘉靖的天平严重倾向徐阶一边,要事基本不问严嵩。积聚在徐阶心中必欲取严嵩而代之的欲望,最后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我们都还记得前面提到过严嵩发现渐渐失势时,宴请徐阶,命家人罗拜于前乞怜的举动。徐阶是怎么做的呢?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从流放途中逃脱的严世蕃,潜回老家后重新被捉。徐阶及其党羽决心不再纵虎归山,他们精心草拟起诉书,一定要置严世蕃于死地。但是,当徐阶接到诉状时,却怪声问道:“诸位莫非想救世蕃?”大家都摇头,徐阶指着诉状说:“沈、杨之案,严嵩都是依旨而办,你们把重点放在这里,是暴露圣上的过失,结果不是救世蕃一命是什么?”一边说,一边“为手削其草”———亲自动手改写诉状,删去有关沈杨之案的内容,着重叙述严世蕃收受倭寇首领汪直贿赂、听信所谓南昌有“王气”之说而建宅于兹等谋反情状。嘉靖看了诉状,震怒,“遂斩【严世蕃及其朋友】于市,籍其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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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9)
严嵩与夏言之间,徐阶与严嵩之间,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们,同属于被嘉靖驱赶到权力这座角斗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表演的角斗士。为了生存,杀死对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无所不用其极。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置对方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94}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95}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96}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虚报应当抄没的数额】,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通“搜”】远取,所籍之物强丰出于无辜之民【因为要凑数,人为和强行地增加抄没所得,而损害了许多无辜之人】。{97}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造。赵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严党,恰恰相反,当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来疏劾严嵩的官员之一。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反对严嵩,而认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当事实证明徐阶替严嵩编造的巨额财产纯属子虚乌有之后,赵锦替严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贵州就任途中,经过分宜,“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拜托地方官加以保护】”{98}。他牢记住这教训,当张居正垮台同样遭人倾陷时,他站了出来,抗议。这样,神宗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赵锦,鉴证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朝以后,这种人格日益稀少。
严嵩的故事,无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剧。从男一号严嵩,到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夏言、徐阶、严世蕃……遵循剧作家兼导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讲述和演绎了自嘉靖年间始大明士大夫阶层冠冕荡然、名节沦丧的主题。在这台波澜壮阔的大戏之外,尚出演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同主题短剧、活报剧、小品———就像嘉靖年间作家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描述的那个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权者之门”的小知识分子官吏。虽然对于那样一个制度、那样一个社会,这一点点的堕落,就其本质无伤大“雅”,谈不上把一个好制度变成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会。但毕竟,帝制中国的相对的正义性,确实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持的,也确实把相当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砺名节的操守基础之上,如果这仅有的保障不复存在,这社会就真的连一丁点的理性也泯灭了。
严嵩从“小人物”(出身于所谓清寒之士即穷读书人家庭)始,以“小人物”终(贬为平民和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99})。不单其命运和遭际,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从来是小人物,天晓得世人怎会认为这样一个人配称一世奸雄。读其史传,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提心吊胆、担惊受怕、随时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一生。
他不过是嘉靖掌中被他兴致盎然地戏弄来戏弄去的一只耗子。
我记得嘉靖有一只最心爱的“狮猫”,它的死,让嘉靖很伤心,当袁炜以“化狮为龙”的创意来纪念它的死时,嘉靖顿时欣慰异常———他一定很欣赏这只“狮猫”戏耍猎物的本性和本领,因此而引为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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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0)
死得其所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对于大明臣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是年,严嵩以八旬之龄在老家死于贫病。奇怪的是,他一死,二十年来一直以在幕后操纵他为乐事的“木偶艺术大师”嘉靖皇帝,也赶在年底厮跟着去了,似乎不能承受自己最听话、最顺手、最出色的一只玩偶的消失,而倍感寂寥,了无生趣。
也是这一年,赶在嘉靖驾崩之前,突然冒出来一个数十年不遇的“胆大狂徒”,递上一份火暴异常的奏疏,指名道姓把奄奄一息的嘉靖痛骂一番,作为对他即将远行的赠别。
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仁兄,就是海刚峰海瑞。
朝中士风奸猾日久,只闻歌功颂德之音,就算人格尚存者,至多也是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行使其“不说话的自由”。怎么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生猛的“另类”从天而降?
话得从头说起。
这海瑞,乃当时的琼州、今之海南省人氏。琼州于中原,遥远之极,属“天涯海角”。古时交通信息又极不便捷,数千里的空间距离,足让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海瑞既生偏僻之地,又出于老派知识分子之家,“不识时务”实乃必然。此外还有一点,海瑞只有半截科举功名。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乡试中了后,会试落第,此后就放弃了进士考试,“学位”只及举人。“学力”不高,只能从地方和政界基层干起,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在北京的精英们眼中,他无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对“新思想”、“新动向”懵然无知,不懂“规矩”,不了解时兴什么,对首都的人情世故更是两眼一抹黑。这的确是事实。除了那年会试海瑞短暂到过一趟京城,随后就在浙闽赣一带小县城游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因为一个意外机遇,他被提拔为户部主事,这才把脚踏进北京城。至今,北京人仍喜欢称外地人“傻帽儿”,初来乍到而出生偏远、履历始终不超县城范围的海瑞,想必就属于一个“傻帽儿”。到北京方才一年出头,他既不静观默察,也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只凭个人信念和一腔激情,冲动上书,惹下杀身之祸。让政界的京油子们看来,这大抵也算一种“无知者无畏”。《明史》这样交代海瑞上疏的背景: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100}
文中明确指出自杨最、杨爵后,“无敢言时政者”。杨最,太仆卿,他起来反对嘉靖崇信道教,是在嘉靖十九年,被廷杖,当廷殴毙。杨爵,御史,嘉靖二十年上疏力陈崇道之非,被下狱严刑重惩,打得血肉横飞,全无人样。那时,嘉靖刚刚显示出沉溺斋醮之事的迹象。换言之,自从杨最、杨爵被镇压后,举朝上下,全都“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口不谈皇帝陛下的这点“私人爱好”。足足二十五年后,才出来海瑞这么一个“傻帽儿”,“独上疏曰……”———一个“独”字,写尽京城官场气象,和士大夫中间流行的“潜规则”。由是观之,海瑞不是“无知者无畏”,是什么?
无畏海瑞,大骂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经他描述,嘉靖统治下的大明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从朝中到乡野,一团漆黑,无一是处。如此“发飙”已足令人大惊失色,尤有甚者,海瑞更把矛头指向嘉靖头顶上那块“癞疤痢”———最说不得、不容人说的崇道之事。他毫不留情地概括道:“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因为斋醮,“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皇帝不“讲求天下利害”,而有“数十年之积误”;也因这缘故,诸臣共蒙“数十年阿君之耻”,“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101}
嘉靖:万岁,陛下(41)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
疏入,嘉靖览之大怒。史书描写他的情形是:“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把海瑞的奏章摔在地上,对身边人大叫:赶紧给我把这人抓起来,别让这小子跑了!据他想象,写这东西的家伙,肯定于递上来的同时,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因为几十年了,他未曾见过一个不怕死的官员。可是,宦官黄锦却告诉他:此人素有“痴名”(“傻帽儿”的书面语),上疏之时,已买好一口棺材,跟妻、子诀别,让僮仆四散逃命,自己却在朝门之外安静地等死。嘉靖一听这话,反而如泄气的皮球,不知所措。很意外地,他只吩咐把海瑞送入诏狱审问,再移送刑部判决,刑部揣摩情形,自然判了死刑,但嘉靖却把这判决“留中”数月,不予执行。
海瑞究竟怎样捡了条命,以必死之罪而不死?说起来,纯属运气太好。这奏疏的出笼,哪怕略早上个二三年,十个海瑞也小命玩完。
《治安疏》之上,距嘉靖翘辫子只十个月。其时,嘉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长期服食丹药的恶果显露无遗,这些东西由金石铅汞等物制成,实际就是毒品,经年累月沉积体内,致使嘉靖最后慢性中毒而死。死前数月,他虽嘴硬,内心却隐然有悟,情知病症系由服食丹药而来。因此,海瑞的猛烈抨击,他尽管在心理和面子上接受不了,理智上却颇有触动。史载,他不止一次悄悄拿出《治安疏》来读,“日再三”,而且“为感动太【叹】息”,对近侍说:“此人【海瑞】可方【比之于】比干【商纣王著名的批评者】,第【只是】朕非纣耳。”他召见首辅徐阶,明确承认在崇道上误入歧途,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海瑞】诟詈耶?”{102}一副无可奈何的口吻。
这样,海瑞捡了条命,嘉靖则用不杀来婉转地表示对海瑞敢于“讲真话”的赞赏。可笑的是,他非把自己搞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肯面对真话,否则就坚定不移地拒绝真话、索取假话。这倒也是古来独裁者的共通之处。
明代皇帝,大半缺心眼,智商水平不高。而嘉靖这人,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享国四十五年,在位时间仅次于万历,国家虽然一如海瑞抨击的那样腐败黑暗,从他个人的统治权威来看,却不曾出过什么大乱子。{103}无论是他的前任或后任,好些皇帝,在位不过数年或十几年,却焦头烂额,甚至陷自己于严重危机之中。嘉靖则显示了出色的统治技巧,对局面的掌控滴水不漏、游刃有余。以他的精明,倘若用在正道上,肯做一个有为之君,原是可以寄予期待的。可实际不是这样,他把他的精明,尽数用在权术上,只对高层###感兴趣,对国与民则未利分毫。
往往,一个绝顶高手无人可以击倒时,人们就可以等候他自己把自己击倒。嘉靖似乎就是这样。我们看他的为君之术,门户甚严,无懈可击,永立不败之地,没人钻得了他的空子。然而任其武功再高,也不免有某个致命的命门。嘉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严于防人,疏于防己。当他把所有人都整得没脾气时,他唯独忘记了防范来自自己的进攻,而那恰恰是他毕生最热爱、视为理想的崇道事业。他的一生,除此可以说没有别的追求,偏偏是这唯一的追求,将他最后彻底毁掉。
他的道教信仰,据说由父亲兴献王启蒙,“根红苗正”,与半途自己发展起来的兴趣很不同。从心理学可以知道,男孩的人格成长,来自父亲的影响最重要,根深蒂固———“像父亲那样!”男孩的基本行为和意识,大多以父亲为戏仿对象而培养起来。当年,朱祐杭与道士过从甚密的情形,必然早早地在小嘉靖心中引起模仿的愿望,而且,这愿望将伴之终生。
登基为帝以后,他的兴趣时有显露,也曾引起辅臣们的关切。但头十年光景,尚未完全沉湎其中,因为立足未稳,大局待定,###仍很激烈,容不得他专心致志地奉道求仙;同时,也因为他对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继往开来,兴致正浓,极欲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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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2)
及至统治期的第二个十年,“大礼议”及改正祀典等战役大获全胜,将反对派一扫而空,士大夫们被收拾得服服帖帖,闲暇渐多,从此他开始大弄。而嘉靖十八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先后遭遇的两难,尤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母后蒋氏病逝。嘉靖决定“奉慈宫南诣”,与父亲同葬一穴。翌年二月,从北京动身。这是嘉靖一生唯一一次离京出巡。行至卫辉府(今河南汲县),“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古时相信被旋风绕身是不吉利的,于是嘉靖请随行的道士陶仲文解释此事,陶告诉他说,这股旋风是即将发生的一场火灾的预兆。嘉靖命令陶仲文用法术阻止火灾到来,后者却回答说:“火终不免,可谨护圣躬耳。”避免不可以,不过皇帝的安全不成问题。夜间,行宫果然燃起大火,“死者无算”,嘉靖也身陷烈焰之中,然而,警卫团官员(锦衣卫指挥)陆炳却及时赶到,“排闼入,负帝出”。{104}
对这件事,任何理性主义者都会本能地怀疑并非巧合,是陶仲文和陆炳串通起来,做了手脚。而且,这样的骗局,几乎没有难度。在当代“大气功师”们手中,比这复杂、巧妙、隐蔽百倍的骗局,照样成功。
效果一目了然:当年九月,陶仲文被封“真人”,领道教事、总各宫观住持,成为全国道教最高领袖。陆炳亦由此发迹,终掌锦衣卫(警察头子),与严嵩并为两大实权人物。而嘉靖本人所受的影响更深,他完全被道教的“神奇”所折服,以至于回到北京后就对辅臣们宣布,打算“命东宫监国,朕静摄一二年,然后亲政”。{105}太仆卿杨最,正是在闻悉这个谕旨后,表示反对,而被当廷杖毙。
“监国之议”和杖毙杨最,是嘉靖试图一意修玄的重要信号,但让他终于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另外一个事件,两年后的一次针对他本人的宫廷谋杀案。
案发时间: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至天亮之间。案发地点:乾清宫后暖阁嘉靖皇帝卧处。案犯:以杨金英为首,共十六名宫女。作案工具: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作案手段:大家一齐动手,趁嘉靖熟睡之际勒死他。作案动机:不明。
此案的记述,《实录》及民间史详略不一。我们加以综合,复原如下:
准确的案发时刻无从确定,总之是在嘉靖沉睡之中,因此应该发生在深夜至黎明之间这段时间。据说,当晚嘉靖是由他所宠爱的端妃曹氏侍奉入眠。等他睡熟之后,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结伙进入寝室。女孩们手拿绳索和抹布,把绳索套在嘉靖喉颈处,将抹布塞入他口内(防止出声过大),有人负责拉紧绳索,另外几个人跳到嘉靖身上,压住他,阻止他挣扎。绳索勒紧时,嘉靖喉管里发出咯咯之声,“已垂绝矣”。但是,这些柔弱的小女子,手中气力实在有限;同时,或者因为慌乱,或者因为“不谙绾结之法”,她们套在嘉靖脖中的绳索,竟然是死结,拽了很长时间,仍未令嘉靖殒命。恐惧中,有人经不住考验,动摇。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悄悄逃脱,敲开方皇后宫门告密。方后带人火速赶到,将谋杀团全体佳丽当场捉拿。随后,展开急救。工程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兼皇家医院(太医院)院长许绅主持专家抢救小组,决定以桃仁、红花、大黄诸药配伍,制成“下血药”,于辰时(上午八时至九时)灌服。嘉靖一直昏迷,灌药后继续昏迷。直到未时(下午二时至三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又过一个时辰,“能言”,终于说话了。
由方皇后亲督、抢救的同时,对案件的查究也在进行。当场捉住的凶手里面,名分最高的是被封为“宁嫔”的王氏。但是,端妃曹氏虽然不在现场,也被认定参与谋逆。观察家认为,方皇后于嘉靖“未省人事”之时,“趁机滥入”,“其中不无【方后】平日所憎”;换言之,方皇后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摔了一回醋瓶子———实际上,她是用另一形式,也参加到对嘉靖的宣泄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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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3)
在后来刑部奉旨法办的案犯名单中,没有端妃曹氏。这并不表示她被放过,相反,观察家认为,方皇后做得更绝,早在移送刑部之前,曹氏已然“正法禁中矣”。最后公布的全部宫婢人犯是以下十六位:
杨金英 杨莲香 苏川药 姚淑翠 邢翠莲 刘妙莲 关梅香 黄秀莲 黄玉莲 尹翠香 王槐香 张金莲 徐秋花 张春景 刘金香 陈菊花
那个临阵动摇、通风报信的张金莲未得宽宥,也在其中,理由是:“先同谋,事露始告耳。”嘉靖决定给女孩们如下处置:先凌迟处死,再加以肢解(“剉尸”),再割下头颅(“枭首”)示众。“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她们的家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充为奴。
一群宫女,为何以必死的决心,起来谋害嘉靖?这已成永远的秘密。审讯是在紫禁城内完成的,真相只有嘉靖本人、方皇后和极少数内监知道。《实录》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诸婢为谋已久”{106},就这么六个字。透过“已久”二字,我们隐约猜见事情非起自于一朝一夕,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总之,这些姑娘们于夜色中走近嘉靖卧榻时,明白地采取了荆轲式的一去不复返的姿态;成也罢,败也罢,等候她们的好歹都是一“死”。她们是决计抛别自己的性命了,唯一目的仅仅是让嘉靖去死。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宫中寂寞、青春无望?不可能。古来多少宫女遭受同样命运,却从来没有人为此去拼命。这更不是争风吃醋,十几名女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肩并着肩,迈向睡梦中的嘉靖———这是暴动,是复仇,是索命,是“血债还要血来还”。我们无法说出,但我们知道,她们必定经历了非人的对待,而且是长期的、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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