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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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著《女训》，打算在全国发行。当时内阁首辅为张璁，次辅桂萼。张璁接到《女训》，“赞美，请上御制跋语于后”，请嘉靖亲自撰写一篇跋附于书后了事。这应对，尚属得体，不太过分。嘉靖本已同意照张璁意见办理，不料桂萼不肯省油，跳出来大献其谀：
　　《女训》一书，臣拜观详味。知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胚胎于此矣。
　　这话说得非常非常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译成现代汉语，恐读者有未尽解其作呕之处，试译如下：
　　《女训》这本书，微臣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反复认真学习，加以体会。由此才明白了大明朝所以承蒙天恩所赐，迎来伟大复兴，以及圣贤出世的局面，实在是始于并决定于那神圣的孕育过程啊。
　　“胚胎于此”之语，厚颜已极，不仅颂扬了《女训》这本书，暗中还美化了那次“神圣的受孕”。这并非我强加于桂萼的解读，他的的确确有神化嘉靖和蒋氏的意图，因为上述话语之后，他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让人眼珠子滚落一地的建议：今后，应该在所有怀孕的母亲中间开展“胎教”———原文如此，这是迄今为止鄙人所知最早出现的“胎教”字眼———而教材就是《女训》！桂萼以“将马屁进行到底”和“把蛋糕做大”的精神，深入展开论证。他建议：一、除《女训》之外，还应配备辅导教材，可将有关妇德的古诗搜集成篇，并且附上导读；二、从历代“哲妇”里选取十余人，运用她们的事迹，作为蒋太后思想的陪衬；三、再编一本图册，取材于皇宫后妃居处的绘画，以“花鸟寓目之物”形象地传达后妃之德，供学习者体会和感受。谈完“软件”，他转而对“硬件”建设出谋划策。此时，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构思———他要求政府投资，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普遍创办宣传蒋氏妇德思想、接受《女训》教育的女子专科学校：
　　

嘉靖：万岁，陛下（26）
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女性杰出历史人物】之神【牌位】。傍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课堂】。选行义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开学，十二月止。其教矇瞽【比喻尚未启蒙】之人以《女训》一书，教令讲解背诵，量与俸给【适当发工资，以为奖励】。提学官【教育督导者】岁考阅之。又欲选大家有家法之人为媒氏【官方媒人】，凡女七岁以上入学，习《女训》者，书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国有大嘉礼【遴选后妃】，按籍而取之。则太子必得圣女，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
　　不知这是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份开建“国立女校”的建议书？谁说我们传统上无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可是明代一位总理级人物亲自提出的构想。假如撇开拍马屁的性质不论，平心而言，桂萼在这份建议书中还真展示了他头脑新锐、能够开拓进取的素质。开设妇女学校，借助教育手段培养掌握太后思想的专门人材———这样的思路，在现代也许毫不稀奇，可如果它出现在16世纪，你就很难不表示惊讶和佩服了。不但如此，建议书甚至连学校的规制、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毕业生”去向，全部一一考虑停当，看上去完全可行。只可惜，桂萼把这副脑筋用在了歪门邪道上，倘若施之于正经事，其才良可用也。
　　嘉靖原只想替母亲出一本书，却触发了这么辉煌宏大的马屁变奏曲。桂萼所拍的这个马屁，是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具创意的马屁；其他常见的马屁，写颂诗颂文也好，立生祠搞偶像崇拜也好，刻碑勒石记载丰功伟绩也好……都不如这个有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桂萼不够负责任。真要将这马屁实施，需要国库掏一大笔钱。在他，双唇上下一碰，哇里哇啦一通宏论，不费吹灰之力，嘉靖却拿不出这笔钱来。或因此，“蒋太后思想女子专科学校”终于并未办起来。
　　可能，这才是桂萼极其无耻之处。他明知吹牛不上税，而放胆把马屁往极致处拍，只赚不赔。时人谓之：“欲谀悦而迂诞不经，令人齿冷。”又道：“古人云：人之所死，其言也善。验之此公，殆不其然。”｛54｝拍这马屁是桂萼去世前一年的事，人们诧异于已然没几天好活的人了，他为何不能释意宠辱，还干这种丑事。
　　对此，笔者倒有一解。嘉靖年间歌功颂德的风气，有一些属于投其所好、希图进用，另一些则别有原因。后种情形，尤其发生于官居高位、功成名就者身上。这些人其实无利可图，如果一定要探究他们图什么，我以为也只是图身家性命可保而已。他们太了解皇帝陛下的禀性，对他的顺从、歌颂和崇拜是无止境的，必须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这是他们在嘉靖时代混碗饭吃的宿命。否则，不能“爱君”，恐“不能有其身”｛55｝。
　　桂萼的马屁拍得是很过分，但显而易见，主要含意都是用心揣摩过嘉靖本人的内心，从中提炼出来的，譬如“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这句话，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嘉靖的自我评价。有件事明确证明了这一点。蒋太后死后，追其谥号时，嘉靖授意定为“安天诞圣献皇后”。“诞圣”云云，特指蒋氏生产了他这么一个“真龙天子”。耐人寻味的是，嘉靖同时将朱元璋高皇后的谥号也改掉，从“承天顺圣”改作“成天育圣”，这个“育圣”是指高皇后生下了成祖朱棣———这究竟何意？普遍的看法是：“盖其时，世宗自谓应运中兴，功同文皇之靖难。”｛56｝高皇后“育圣”，他母亲蒋氏“诞圣”，他是以此自比为“再定天下”的朱棣。
　　所以，桂萼的马屁并非乱拍，那正是嘉靖屁股的痒痒处。当他下颁《女训》于阁臣，明智如桂萼者，一眼瞧出嘉靖此举之“痒”痒在何处，就挠了个他舒舒服服，如此而已。其实大家都这么干。即以改高皇后谥号一事论，原来的谥号，着重表述的是高皇后对朱元璋开国立业的“助赞”之功，嘉靖一改，重点却放到诞育朱棣的层面，其间为私忘公之弊非常明显，假使大臣仍有责任感，无论如何要据理抗争，但当时政府中的几位显要，李时、夏言、严嵩，都不曾道半个“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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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7）
可是倘若不这样，就要冒屁股被打烂的危险。嘉靖是很喜欢打人家屁股的。“廷杖”这折辱士大夫的刑罚，明代历朝都用，但只有嘉靖年间才是家常便饭，而且严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烂。我们固然能从“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严嵩们，那是他们品行不够高大完美，但这并不足以令我们把他们看成坏蛋。假如皇帝本来不恶，臣子却把他教唆恶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坏在前头，臣子只是没有胆量阻止他的坏，那么，责任显然不应该由臣子来负的。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两条腿”方针：歌功颂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动辄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国榷》作者谈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家。他在论述嘉靖统治的历史影响时指出：“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57｝作为对全部明史做过大量而透彻研究的学者———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58｝。———谈迁的意见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论，清楚点出：世风大坏自嘉靖年始；“狡伪成风”而“不以为非”，且自上而下，从士林一直影响到民间，在明朝二百七十八年历史（截至崇祯自缢）中是个转折点，对此，嘉靖可以记头功。
　　自从左顺门事件成功压制知识分子声音之后，朝廷内外基本上处处歌舞升平，没有批评，没有敢于或愿意说“不”的人。这样，到了嘉靖末年，突然冒出来一个“骂皇帝”的海瑞，让人稀罕，成为一个事件，乃至五百年后还被演成戏剧。其实在正常情形下，海瑞那道“骂皇帝”的本章，算不了什么，单说明朝，先前就不知有多少，而且火力也不知强多少。海瑞所为之构成一个事件，应该说是拜嘉靖之所赐，是他将“犯颜直谏”这历来的寻常之举，变做弥足珍贵的现象。
　　在收拾臣子、令他们敬畏服顺的方面，嘉靖乃不世出的高手，不单明代诸帝没有手腕可以比得了他的，在两千年整个帝制史上也鲜有堪相颉颃者。南面为君之术，到得他手中，才炉火纯青。他的这一特长，历来人们认识得很不够，强调得也很不够。可以说，从高超的“政治艺术”角度讲，嘉靖是权术史上一个被埋没了的大人物。
　　对于士大夫，只来硬的，效果其实不理想，尤其里面一班“刺儿头”、倔脾气，自以为气节铮铮，你越跟他动硬的，他就益发来劲。过去，曹操很厉害，说杀人就杀人，但碰到弥衡这把硬骨头，也就没有好办法，不过曹孟德还算聪明，知道杀之无益，把弥衡推给刘表，让刘表去承担杀士之名。本朝皇帝数朱元璋、朱棣最有能耐，但在对付士大夫上，手段却也平平，无非是狠与杀，两人在位，都杀了不少，可是士大夫的气节好像并没有因此磨损多少，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些大儒，内心仍是不屈的。
　　朱厚熜并不拒绝狠硬的手段（我们说过他对打屁股的热衷，超过前代），但这只是他收拾士大夫的“外家功”。他内外兼修，全套功夫远非止此一端，耍得铁砂掌、通臂拳，也擅长葵花宝典、九阴真经之类。他死后，隆庆年间的一位进士李维桢讲了几句很有味道的话：
　　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烂焉兴举，斋居数十年，图迥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59｝
　　“图”，谋划；“迥”，在这里作遥远、辽阔讲，不是一般理解的“差别很大”那个意思。合起来，“图迥天下于掌上”，是说天下虽大，却尽在他掌握之中。“中外俨然如临”，更具体地针对着“斋居数十年”，意谓“休看世宗皇帝几十年匿而不出，可大家却觉得没有哪一天他不曾亲自临朝”。“礼乐文章烂焉兴举”则讲他重视、狠抓意识形态，成功控制文化领导权。分析了嘉靖的皇帝经之后，李维桢由衷赞叹了一句：了不起啊！
　　的确了不起。嘉靖不单享国长久“本朝无两”（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超过他的万历皇帝），他的统治术，同样“本朝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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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8）
过去历史上，以及明朝本身，都不乏因为荒嬉或沉溺于私趣而“不理朝政”的皇帝，正德、天启两位皇帝就很典型。朱厚熜的行径，乍看跟他们很像，他在统治晚期埋首求道，藏在西内基本不露面，许多臣子甚至二十年不曾睹“天颜”一次。如果就此以为，他也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则大错特错矣。
　　《世宗实录》论及此，道：“晚年留意于玄道，筑斋宫于西内”，但“宸衷惕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60｝什么叫威柄不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印把子嘉靖始终攥得牢牢的，根本不曾松手。他虽然深居简出，但对一切都保持高度警惕（“惕然”），从来对外面发生的事放心不下，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的耳朵；不仅如此，他虽然不公开露面，省去所有公务活动，却不曾放弃对文件的批阅，重大决策都由他本人亲自做出，经常召见少数重臣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直接过问每件事情。
　　《实录》所述，表面看像是对嘉靖的吹捧，其实倒是真正的“实录”。这里有一个佐证。当时有人在徐阶（嘉靖年间最后一任内阁首辅）家中，亲眼见过嘉靖的手谕和所批阅过的奏章。他说道：
　　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虽全当帝心，亦为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揽朝纲如帝者，几何人哉！｛61｝
　　徐阶代拟的所有旨意，嘉靖不仅亲自审阅，而且“一一”作过改动———注意，是“一一”，全部如此，无一例外———即便拟得很称他心意，也仍会更动几个字，其认真如此。然而，这不止是认真而已，更主要的，是作为权力归属的标志，作为对大臣的无声的警示和提醒：我是皇帝，权柄在我。这就叫“威柄不移”。本朝太祖、成祖二位皇帝，对权柄都抓得很牢，但那是宵旰忧劳、起早贪黑换来的，何如嘉靖躲在幕后，足不出户，神龙见首不见尾，照旧一切尽在掌握中。难怪上述这位嘉靖手迹的目击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而将朝纲尽揽怀中的皇帝，能有几个啊！
　　嘉靖做皇帝，做得聪明，做得心机深刻。作为高明的权术家，他参透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权力稳固与否，与是否勤政爱民根本无关，关键在于控制力。控制力强，哪怕躲到九霄宫静养，照样操纵一切；控制力弱，就算废寝忘食、没日没夜扑在工作上，该不济还是不济，白搭。论到这一层，正好有现成的例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便是后一类皇帝的典型：他做皇帝十几年中，累死累活，不可谓不勤恳，可内内外外，事情一团糟，尤其不知用人，不该用的偏重用，该用的不用，或用而没有章法，明明是自己控制力太弱，临死犹未省悟，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
　　什么是控制力？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用人———抑或说得更黑心一些———驭人。
　　与民主政体将权力以制度和法律“程序化”、“客体化”不同，专制时代，权力的本质是人，是掌握及分享权力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专制时代的权力弹性十足，可大可小，可强可弱，可聚可散；同一个位子，由不同的人来坐，分量可有天壤之别。汉献帝是皇帝，曹孟德是他的丞相，但谁都知道那个坐在丞相位子上的人，能做得了皇帝的主。这就是专制时代权力的特征，关键在于控制力；其实专制政体的权力法则跟黑社会很相似，控制力强，能驾驭别人的人，就是老大，反之则受制于人。
　　别看嘉靖没根没柢，以一个外藩兼十四五岁孩子身份入主紫禁城，多年来的实践却证明，他是个控制力奇强的厚黑天才。初期，他巧妙而充分地运用皇帝身份赋予自己的条件，辅以坚忍和泼辣的精神，硬是将一度占据主流位置的反对派驱逐干净。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终于自己说了算之后，他迅速总结经验，悄然从前台匿身幕后，专事操纵、驭人。这一招最高明。在西内修道的他，就像一位木偶戏大师，十指提着细细的线绳，不时这儿抖动一下，那儿抖动一下，让那些前台的傀儡接受掌声或倒彩。该谁下台了，他毫不留情地松开线绳，想让谁粉墨登场，他就轻轻提起线绳，那玩偶马上活蹦乱跳地开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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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9）
杨廷和走后，整个嘉靖朝的政界重要人物，没有一个不在他如此的掌控之中。回眸望去，四十年犹如一出构撰精密、机关巧妙、峰回路转、满宫满调的戏剧杰作。先是把张璁等特调来京，打倒杨廷和，却不急于重用他们，仍让自己所衔恨的蒋冕等掌管内阁。此后，宁肯招来退休的正德老臣杨一清接替首辅，也不用在“大礼议”中立下大功的张璁等。此之谓欲扬先抑，特意地冷一冷张璁等的心，好教他们不敢得意忘形。直到嘉靖六年十月，张璁才首次入阁，又过一年多，命桂萼入阁。但仅隔六个月，嘉靖八年八月，嘉靖找了个由头，忽然责令张璁归乡省改，命桂萼致仕。可是，张璁离京不久，九月，马上又接到宣召他重新入阁的旨意；十一月，桂萼也同样被召再次入阁。此后，单单张璁就被这样又重复折腾过两次，分别是嘉靖十年七月罢免、十一月复召，嘉靖十一年八月致仕、嘉靖十二年正月复召，末了，嘉靖十四年四月终于让他彻底退休，不再折腾。前后算起来，从嘉靖六年到十四年，张璁（他后来被赐名张孚敬，我们只需知道张璁张孚敬是同一个人，这里不另加区分）总共三起四落。嘉靖驭人手段之厉害，可见一斑。他明显是刻意的，以猫戏鼠的手法，擒而复纵，纵而复擒，“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张璁自己就曾深有体会地说：
　　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勿，作禁止讲，密勿之地犹言禁地】，易生嫌疑；代言【拟旨】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62｝
　　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是共同的。
　　除了最后一任首辅徐阶，嘉靖还来不及收拾，其余所有人，几乎都是他亲手扶起来，然后再亲手打倒。罢官、致仕已是上佳结局，死于非命也并不新鲜。“大礼议”后，正德老臣杨一清重新出山稳定大局，仅三年，在内阁首辅位上被罢归，翌年更遭夺职，老年受辱，杨大恨，疽发背卒。张璁之后，夏言成为第一红人，备受信用，但嘉靖对其再施猫戏鼠之故伎，使之两起两落，终于嘉靖二十七年先罢官，再逮其下狱，斩首。因夏言被打倒而崛起的严嵩，老奸巨猾，赔着小心媚事嘉靖十几年，烜赫一时，最后解职、抄家、儿子被处决，自己则死于孤独和贫困。
　　严格讲起来，不是“鲜有能善终者”，而是根本没有善终者。嘉靖这么做，不是简单的性情之喜怒无常，而是保持对权力控制的一种高级手法———垂青于某人，扶上台，不久将其打倒，再重新挑选一位，不久再用人取而代之。不断走马换将，以这办法，既防止任何柄政太久、尾大不掉的情形出现，也随时宣示着他的威权。
　　他所精通的又一技巧，是运用自己态度亲疏远近的细微变化，挑起大臣间的矛盾，制造不和，使他们彼此牵制、损害与消耗，然后在最后时刻，由他从中选择一个对象，水到渠成地将其除掉。
　　张璁在“大礼议”立了首功，自然很想当首辅，嘉靖偏不让他如愿，把退休闲居多年的杨一清找了回来。之所以起用杨一清，也很见心计。杨在正德十年后即离开政坛，与北京没有什么瓜葛，资格又很老，颇著声望，搞这么个人来出任首辅，第一无害，第二很说得过去，第三正好借他压一压张璁等人的骄娇二气。杨到任后，自以为也领会了圣上的用意，在一些问题上与张作梗。张璁便很恼火，他本来就不把杨一清放在眼里，而这是有道理的———杨一清所不知道的是，嘉靖一面让他当首辅，一面背地里经常撇开他，跟张璁说“体己话儿”，例如有一回，嘉靖就这么悄悄对张说：“朕有密谕，卿勿令他人测知，以泄事机。”｛63｝不啻于暗示张璁，虽然首辅是别人，可我真正信任的是你。这很歹毒，张璁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能不趾高气扬、根本不把老杨头放在眼里吗？在嘉靖的忽悠下，张璁果然按捺不住，公然地指责杨一清，嘲笑他“闲废之年，仍求起用”，控诉他搞一言堂，排挤不同意见。嘉靖的反应极阴险，他既不阻止张璁的攻击，也不怪罪杨一清，而是和稀泥，说一些“同寅协恭，以期和衷”｛64｝的不痛不痒的话，用意明显是鼓励双方继续争斗。杨一清果然上当，跟着上疏，反过来揭张璁的短，说他“志骄气横”，一贯“颐指气使”；一些科道官也闻风而动，起来弹劾张璁、桂萼（对张桂等的骤贵，许多人心里本来就不平衡）。嘉靖见状，心里笑开了花，马上顺水推舟勒令张璁“以本职令回家深加省改”｛65｝，桂萼致仕。谁都想不到，张前脚刚走，后脚马上接到让他回京重新入阁的圣旨。何故？盖因嘉靖的举动，纯属借端挫一挫张、桂的锐气，好让他们放聪明些，更乖更听话，绝非真想撵他们走。现在，嘉靖目的已经达到，杨一清的作用也宣告完结，所以张、桂回来不久，杨就失势，退休，一年后遭革职，死在家中。
　　

嘉靖：万岁，陛下（30）
眼下，张璁变成了当初的杨一清，于是嘉靖马上也给他找来一块绊脚石，就像当初他本人是杨一清的绊脚石一样。此人即夏言，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他在一年内，由给事中升为侍读学士，再升礼部尚书，升迁路线俨然张、桂翻版，速度却更快，人评曰“前此未有也”。如此重用的效果，让夏言也像当初的张璁一样，自我感觉极好，不可一世。张璁自然要反击。这两个人斗来斗去，其间张璁几起几落，渐渐，将原先的心气销蚀殆尽，最后可以说死于嘉靖的折腾。
　　但是，张璁掌阁时代，嘉靖尚未将他拉一个打一个、令其自相掣肘、隔岸观火、隔山打牛、借刀杀人这套组合拳，使到极致。在退居西苑之后，他才亮出压箱子底的真功夫，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三代内阁在他的匠心独运之下，斗得天昏地暗，精彩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非亡即败，再能翻筋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当中，嘉靖运用之妙、拿捏之准、思虑之细，都让人叹为观止。
　　以下就以严嵩为主角，加以描述。
　　严嵩的悲喜剧
　　由于受旧小说旧戏影响，大家都把严嵩当做大奸臣，他在这个行列中的身价属于最高级别，跟赵高、李林甫、秦桧齐名。很多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是从旧小说旧戏里来的，我曾经也是。有一套《京剧汇编》，记得有三十多册，里面有成套的列国戏、三国戏、唐宋戏等，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全部读下来，还不止一遍，基本上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就从这里起步。以后再去读史书本身，发现不单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旧戏的历史观更成问题，是非褒贬很值得推敲。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有以籍贯代称其人的习惯，所以很多书上都叫他严分宜）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小说戏剧感染力强、传播快而广，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他就想当然地相信《打严嵩》里塑造的那样一个人，不再费心去细读各种史料。
　　以史书方式确定严嵩为“奸臣”的结论，是满清统治者做出的。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终把严嵩列在《奸臣传》里，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李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66｝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之于明史馆“单挑”群僚，却并非感情用事。一则个性使然，不随同流合，更因他“记闻最博”，对史事了解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一事与大家舌战时，“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然而，当杨椿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却突然缄口不言，就此放弃立场。
　　为什么？杨椿究竟说了什么而令李绂默然？
　　关键就在杨椿提到的杨继盛事。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他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于嘉靖三十四年处死。嘉靖晚年，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67｝。———此即杨椿“后来议恤议谥”一语所指。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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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1）
本来，这段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的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68｝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69｝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３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70｝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了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死心眼，还需要别人的开导。
　　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或者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