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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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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是想象的那样崇高，在他这位世俗王者的头上，其实另有一位无冕之王———儒家意识形态。后者虽没有强大到使欧洲教会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但在道德上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杨廷和这些人何以会觉得连别人父母是谁，也应该由他们来指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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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0）
过去，有很多这样一类故事：穷人因为不识字，被富人坑了骗了。作家柳青的父亲就是因为此种遭遇，节衣缩食，发誓让儿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来乍到，被一帮“北京知识分子”利用对于经典理论的造诣所压制，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这注定他的“翻身”，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而一定要以树立起自己在经典理论上比“知识分子”更大的权威为代偿。一言以蔽之，当初“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方面、何等意义上欺负他的，他最后就必须在同一方面、同一意义上将对方踩于脚下，令后者转而对他报以仰视。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恩仇录，它展开于君临天下的皇帝与握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官僚之间，其焦点是皇帝尝试通过自己禀持的最高政治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褫夺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领导权。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赌优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绝不仅仅是带来荣誉感的满足；事实上，这本身就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一个普通的皇帝只是通过谕旨去体现他对于臣下的主导作用，而成功地居于精神制高点，这样的皇帝，将进而从思想上指引着百官，也就是说，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蕴涵着真正不可抗拒的权威。其实，孔子有一句话早就点破了这道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礼乐自天子出的实践。
当“大礼议”的现实目标达到后，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发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这样的态势表明他的认识的重大转折，那就是追求一种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成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独特的统治术。
他的皇帝生涯明显地分成“勤政”、“倦政”两大阶段。在统治后期，他潜心于道教，除了个别人，群臣二十余年不能见其一面，自然谈不上有何政绩。因此，他所有的“政绩”基本上都集中于早期的“勤政”阶段。而在这阶段，嘉靖究竟做过些什么呢？即位初年对制度、经济、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实际上系由杨廷和擘画实施，嘉靖不过照准而已。其间，真正由他主动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几乎全在礼制的更新方面。
古来皇帝里，这近乎绝无仅有。大多数皇帝无所作为，只顾玩乐；少数有作为，办了一些实事。嘉靖不属于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他有作为，却对“办实事”不感兴趣，所谓的“作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虚文浮礼的领域。他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过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来，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于想名留青史一类的虚荣，他其实有很实用的考虑，或者说逐渐发现“务虚”而不“务实”，对于驾驭群臣、抬高自己的权威，好处甚大。纵观整个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数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岁上退居西苑，到六十岁死掉，这样漫长的时间，一直不曾亲理朝政，但他居然从来未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从他本人的行迹来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能够钻他的空子，无论内官，还是外廷，都不曾出现奸雄级的人物（包括那个在史家夸大其词下被说成大权奸的严嵩，关于此人，我们后面将专门谈论他）。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驭人的绝招。这是他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统治术。统治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其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术统治法，最典型的表现，是“青词”。“青词”，是道教用于祭神的骈俪体表文｛45｝，以朱笔写在青藤纸上｛46｝。嘉靖躲在西内崇道，经常设醮，让大臣们为他撰写青词。他对这件事的运用，继续贯彻了统治前期在儒家礼仪问题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写得好，称旨，就给予政治信任，否则相反。此时的几个重要大臣，夏言、严嵩、徐阶，都经常为他写青词，其中严嵩提供的青词———不少出于其子严世蕃之手，世蕃人虽不堪，却是少有的语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欢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于此道不通，写不了，或能写却写得不好，竟被削职为民，如驸马邬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是如此下场。反过来，嘉靖自己也经常以青词来代替谕旨，语意晦涩，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他这么做，是故意的，除了借以测验臣下对于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态度，也专门造成一种令人犹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别人的畏惧。
嘉靖：万岁，陛下（21）
嘉靖与明代士风
帝制时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风相当有关系。
一般人对明代士风的印象多不太好，觉得士人当中盛行享乐主义，嫖妓、搞同性恋、拿女人三寸金莲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金瓶梅》出现以后，色情文学在明代甚嚣尘上，可以说是历来所无；虽然这些小说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劝诫世人当心色魔伤身的序文，却遮掩不住作者对纵欲贪欢的欣赏，每个读过这种作品的人，都难免会想象明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当时流行所谓“名士风度”，也很出了一批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从王世贞、屠隆到秦淮河畔的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以及李渔、张岱等，或浅或深，都染上了这种习气。除了行为有失检点、不够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卖身求荣，摇尾乞怜，助纣为虐，无所不至。魏忠贤身边就有一批这样的士大夫，他们的无耻，竟到了甘为阉宦儿子、孙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报刘一丈书》，里面描述了一种朝夕候于权者之门，厚颜巴结显贵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显非少数，凡读过此文者，对明代士风都将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鄙夷之意。
有个具体例子，大书法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礼部尚书），艺术成就更冠绝一时，所创“董体”秀美温柔。倘依着“字如其人”的老话去揣想，谁都无从设想现实中他会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坏上百倍的恶霸。而事实上，董其昌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后在松江乡下，“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劣迹累累，仅因一件小事便纵喝豪奴毒打生员陆某，犹未尽意，复将其妻母掳来府中，“大都剥裤捣阴，四字约而概矣。打后大开重门，祖常【其昌子】南坐，对众呼为榜样【谁再敢……瞧瞧这便是下场】。复将诸妇，舁入坐化庵中，泥涂满面，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为“之”字之误】布。观者摩肩，人人发指，咸谓董氏之恶至此极矣”。民众约齐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将官府打点，于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终于激成大乱，十余万松江百姓聚结董府之外，人山人海，骂声如沸，投砖扔石，最后放起火来，大火彻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诸一炬。乡里人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吾松【松江】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交结奄竖已屡摈于朝绅，纳苞苴复见逐于楚士”，“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嗣；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47｝
单看这些，明代士风之坏，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实，明代士风本不是这样子。我们虽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形容，却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跟过去历朝比，明代士风算最端正的。由于儒家思想权威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历来最正统的，士大夫之间，砥砺名节是普遍的风气，对于刚直不阿、勇于任事、杀身成仁这类品格的追求，相当热诚。加上开国时期朱元璋用极严酷的手法整饬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长一段时间里鲜见贪黩之徒。永乐篡位，大杀忠正之士，对于士风虽然有所斫伤，不过根基尚未动摇。所以，我们才得以看见从方孝孺到于谦，以至于正德年间刘健、嘉靖初年杨廷和这样一代一代绵延不绝的刚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禀持同样精神与原则的同事与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这种败类，也举朝侧目，使其无地自容。例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武宗皇帝那样荒淫，但身边的追随者，那些济恶之人，要么是内竖武夫，要么是伶人番僧，没有一个文臣肯与之为伍。到严嵩之前，明代士大夫中间也不曾出过一位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的大臣，倒不乏韩文那样去职之时行囊空空的例子（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暗相刺探，希能发现不利于韩文的证据拿回问罪，但韩“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刘终无所得）。其实，即便到士风几乎烂透了的天启年间，明代士风的深厚传统也仍有极耀眼的表现，在杨涟、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等许多人身上，硁硁自守、刚劲肃如、忠义自命的风范，较诸方孝孺未尝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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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2）
所以，我对明代士风有三个基本的看法：第一，跟历朝相比，它不仅不算差，总的来说还属于更端正一些的；第二，从它自身来看，的确有变化，从比较端正变得比较丑陋；第三，这种变化由累积而成，但嘉靖朝无疑是一个转折点———由嘉靖朝起，士风转向堕落（虽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复经万历、天启两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随之败亡。
为何说嘉靖年间是转折点？通览一下明朝历代政坛和士林风气，会明显地看到，正自此时起，正气下降厉害，邪气上升严重，形形色色的“小人”开始层出不穷。以往政局之坏，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都坏在宦官、外戚、特务、近幸这样一些人手里，嘉靖朝则很不一样。以“阉祸”为例，宪宗以来直到明季，几乎代代都有为恶甚巨的大宦官出现，独嘉靖朝是个例外。嘉靖年间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这一时期虽也诞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却非汪直、刘瑾、魏忠贤一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严嵩。知识分子严嵩能超越一帮“传统坏蛋”脱颖而出，是有象征意义的，意味着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这个集团，已经开始质变。
然而，主要责任不该由士大夫阶层承担，尤其不该由个人承担（我是指严嵩）。在专制体制下，“一”即为最大数，民众虽广，却兆亿而不能抵其一。这个“一”，就是独坐于权力最顶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体内，他这个“一”至多只是个“一”，与千千万万个“一”相平等；但在专制政体下，却完全颠倒过来，千千万万个“一”加起来，也休想和他这个“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员其实也一样，再高的官儿，在皇帝面前，还不是一颗被随意吹来吹去的尘埃，除非专制统治衰象已现。只要它还稳固，就永远遵循这条法则：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嘉靖与宦官的关系，不像明朝大多数皇帝那样迩密，事出有因。
首先，与他的出身有关。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仅有的两个以外藩而践祚的人（另一个是以武力篡权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长于东宫的袭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无根无柢，没有打小陪伴长大、可寄心腹、离不开少不了的太监。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旧辙的直接原因。
其次，他也用不着。不要忘记，嘉靖的个人权威，是通过与士大夫集团十余年的拉锯战，树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专攻士大夫的命门，瓦解其精神优势，颠覆其文化领导地位，从而取得彻底胜利。当他从思想上击溃士大夫阶层之后，后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缴械投降。因此，驾驭士大夫正是嘉靖最大的成功之处，他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些家伙，根本没必要去依靠另外一些人，利用别的力量来抵消和抗衡士大夫阶层的力量。
他所须做的，只是使自己的驾驭技巧更加纯熟老道，使游戏的玩法更加游刃有余。
他借“大礼议”，向士大夫明确发出信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位支持他的干将，张璁、桂萼、方献夫，都飞黄腾达，三人均位列九卿（尚书），均入阁参与机务。而反对派，辞职的辞职，罢免的罢免。这还不算完，嘉靖七年六月，嘉靖以胜利者姿态发布敕旨，实际相当于一份“奸党榜”，里面开列了主要的反对者名单，数其罪过，并宣布最终处罚。对于“首恶”杨廷和，指责他“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约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凌驾于皇帝之上。嘉靖恶狠狠道，杨廷和之罪，“法当戮市”，但他决定宽大处理，将其革职为民，从统治者阶级中驱逐出去。其他几位大角色毛澄、蒋冕、毛纪等，革职，但保留他们使用原官职冠带的待遇（即所谓“冠带闲住”。毛澄已死，不在此列）。｛48｝
这对鼓励谀顺的确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且马上生效。张璁等人的发迹史，对儒家官僚体系的许多边缘人物，构成重要启示：只要揣摩好皇上的心腹之事，满足他的心理，就可以找到升迁捷径。一时之间，此辈竞起邀功。翻阅史料，会很有趣地发现，迎合嘉靖、积极建言的人，几乎咸系下级官员、地方小吏、退休赋闲人员或曾受过处分的丢官者，如听选监生、致仕训导、革退儒士、府学教谕等。《万历野获编》为使他们的事迹不被埋没，特地在“嘉靖初议大礼”这一条中“略记于后”。被提到的有：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原任给事中陈洸、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致仕县丞欧阳钦、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湖广璧山县听选官黄维臣、广平府教授张时亨等。把这份名单从头看到尾，眼前很难不浮现一幅“小人物狂欢图”（里面甚至有个厨子也赶来凑热闹）。
嘉靖：万岁，陛下（23）
上述诸人，有不少在进言之后官复原职，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唯给希意干进之人打开方便之门，更主要的是，等于明白无误地对全体儒生阶层表示，在“君子”与“小人”之间，选择后者会比较有好处。
后来，这努力终于收获了一个最极端的“先进典型”，此人名叫丰坊。说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礼议”有着极不寻常的渊源。当年左顺门请愿事件中，他的父亲、翰林学士丰熙是骨干分子，“率修撰杨慎等诸词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阙下，撼门长跪，力辩考兴献之非”｛49｝，随后遭受廷杖，“濒死”，捡了条命，下狱，流放。到嘉靖十六年，圣旨特赦当年因抗议而被流放的诸臣，“独丰煕、杨慎等不宥”，同年丰熙死在流放之地。丰煕是这样一个精忠之士，丰坊自己在左顺门事件中，曾随父伏门跪哭，也受了廷杖，事后丢官。衡以士大夫的正统道德，他们父子本属一门两代忠义，实乃莫大光荣。但这个丰坊，居然在嘉靖十七年上书，“请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称宗”，只有实际统治过国家、有自己年号的皇帝才可以，如果兴献皇帝称宗，别的不说，单单大明王朝的历史如何叙述就会造成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这件事，丰坊拍马屁倒在其次，而是这马屁拍得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就连严嵩那样一个惯来俯首帖耳的老滑头，也感到荒诞不经，小心地奏告嘉靖：“称宗则未安。”但嘉靖却不管安不安，“上必欲行【丰】坊言”，而且把同样持反对意见的户部侍郎唐胄关到监狱里去，严嵩见势不妙，赶紧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消息传出，丰坊的行径让所有人震惊不已。他刚刚死了父亲，“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也”；小祥，是三年丁忧期的一个阶段，时间为死者丧后的十三个月。依礼，丁忧之期，即便在职官员，也要去职守孝而不问政治，丰坊却公然献章邀宠，而且所谈是这样一种严重背叛乃父生死以执的政治立场和人格精神的内容，简直等于在亡父脸上狠狠扇了一耳光。为此，沈德符送给他八个字：“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真是诛心之论。
丰坊以最极端的方式，将朱厚熜对士林风气的摧折凸现出来。
封建帝王喜欢臣下顺从，不喜欢他们违拗，乃是常情。不过，由于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对君臣关系的独特约定，合格的君主应该容纳正直的臣子，而臣子也应该以正直的品格来对君主尽忠，所以虽然皇帝骨子里都反感“直臣”，但较“好”的皇帝会装出喜欢的样子，不善伪装者会对“直臣”施以解职、谪贬、夺俸、体罚、治罪直至杀头的惩处，这样的事情很普遍，然而却有一道底线，即：皇帝无论怎样打击“直臣”，他也不可以去鼓励臣子谀上，手中晃动糖果，把他们引上这条路。嘉靖之前，明朝再不堪的皇帝，包括武宗在内，都不曾逾此底线。武宗与大臣之间的冲突，较嘉靖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的应对，除了斥退、罚俸、打屁股，就是敬而远之，采取“不合作主义”，自己躲得远远的，并未试图将大臣统统变成应声虫。
嘉靖的恶劣，不在于廷杖打死若干人，不在于将反对派发配戍边，不在于张贴“奸党榜”，而在于公然表彰阿附。谁站到我这边来，我就赏以官爵，就让他越过一切的常规和考核复职晋职。这种奖励卑微人格的做法，将百余年来明代士林基本保持住的端正风气大为削弱。基本上，杨廷和走后，嘉靖年间的内阁就不再有正人君子，杨一清、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包括严嵩在内，这些人本质上都不算坏人，有的还是能力颇强的政治家，但他们都认清了一条，对皇上必须逢迎，绝不可以再抱着先师孔孟的教诲不放，在认为对的事情上坚持己见。嘉靖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无论发生什么，身边再没有大臣敢于作梗，最终他总是能够如愿以偿。然而，士大夫的灵魂越来越猥琐，心计越来越伪巧，处世越来越油滑。机会主义盛行，厚黑之术发达。这些，他是不在乎的。鼓励阿附，分化瓦解了士大夫。虽然心术不正之人历来就有，但从前在统一的道德准则的强大压力下，那种人是见不得天日的，现在倒好，阿附有功，投机有理，终于“勇于为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嘉靖：万岁，陛下（24）
另一种摧折士大夫的办法，是让他们歌功颂德。
专制政治，必辅以个人崇拜。这是现代人的经验。质诸中国帝权时代，反倒未必。古代的帝王们，虽无一例外都享受着臣下的歌颂赞美，然而那是仪式化的，是一种“概念崇拜”———被崇拜的是君权这概念本身，极少有针对皇帝个人的。作为个人崇拜，历史上几乎看不到，纵然很雄伟的君主也都没有去发动针对他本人的歌功颂德，无论嬴政、刘邦、刘彻、曹操、李世民、赵匡胤或者朱元璋。基本上，帝权时代君主固然至高无上，但个人崇拜并不流行。这一点，很多人存在误会。
但嘉靖年间，却出现了古代少有的个人崇拜高潮。当时的观察家这样评价：“古今献诗文颂圣者，史不胜纪，然惟世宗朝最为繁多。”｛50｝为什么？因为朱厚熜本人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诸臣及礼卿为贺表，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以此称旨，蒙异眷，取卿相。”｛51｝祥瑞，是所谓吉利之物，被人穿凿为并且嘉靖自己也认为是上苍对于国泰民安、形势大好的表彰，是世逢有道明君的佐证。
因此，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累盈御前。仅嘉靖三十七年，据礼部上报，仅仅各地献来的灵芝即达一千八百零四株。更有为投其所好，而不惜制假者。陕西有名唤王金的庠生，从太监手里重金盗买宫中各地所献灵芝一百八十一株，粘成所谓“芝山”献上，得到赏赐；不久，王故伎复施，又将一只乌龟背甲分涂五色（古以五色象征东西南北中，至今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仍存“五色土”），诡称天生“五色龟”，这次效果更佳，嘉靖非但不疑，还下谕礼部称之为“上玄之赐”｛52｝，告太庙，命百官表贺，并超授王金以太医院御医之职。
只要有人进呈祥瑞，嘉靖必命大臣撰写文章，大肆宣扬。越是这样，进呈祥瑞的也越多，不断催生新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事情就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
嘉靖十年，郑王朱厚垸献上两只白鹊，朱厚熜大悦，专门举行仪式，献于太庙，特意送往两位太后宫中观看，又“颁示百官”；一见陛下如此隆重地对待这两只鸟儿，群臣不敢怠慢，马屁赶紧拍上，“鹊颂、鹊赋、鹊论者盈廷”。
这当中，不时有些始料不及的故事发生。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胡宗宪从浙江献一只白鹿，礼部尚书吴山就此及时上了贺表，很称嘉靖的心意，得到“特赏”。但过了不久，这个吴山却被嘉靖勒令“闲住”，原因是最近有一次日食发生，他老先生大约觉得日食不算什么吉祥的事，未上贺表，可皇帝陛下偏偏认为日食也是祥瑞，而吴身为礼卿居然不上贺表，一生气，就让他“闲住”了。
又一次，嘉靖所心爱的一只“狮猫”（不知何样，大约很稀有吧）死掉，“上痛惜之，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一只金棺呢，有志探宝者不妨留意，万寿山即今景山】”，这不算完，又命身边承旨的大臣们都为这畜生写悼文。想那御前诸臣，一律进士出身，个个是文章高手，此番却被一只死猫难倒，“俱以题窘不能发挥”。唯独一个叫袁炜的学士，高屋建瓴，提炼出“化狮为龙”的主题，最惬圣意。结果就因此文，袁某“未几即改少宰【古称，此处指吏部侍郎】，升宗伯【古称，此处指礼部尚书】，加一品入内阁”，不过半年之内，连续跳升几级。
袁某的文章一定很狗屁，不过，好就好在很狗屁，其他大臣搜刮枯肠而写不出，亦因他们没能放下架子去做狗屁文章。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要像吹捧皇帝本人一样，吹捧那只“狮猫”，参透这一点，“化狮为龙”的主题是不难想到的。
写了狗屁文章的袁某，嘉靖不惜重奖，令其数月间骤贵。可见，除了“勇于为恶”外，他也鼓励士大夫们“勇于狗屁”。有没有效果？当然很有效果。狗屁文章一时满天飞。天台县知县潘渊，煞费苦心制成《嘉靖龙飞颂》献上，此文“内外六十四图，凡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织锦回文体是一种文字游戏，顺读逆读皆成文，如“打虎将将虎打”之类，这位潘知县能够以这种文体，搞出五百段、一万二千章，估计头发都掉光了，真够难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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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5）
当时还有一副长联，难度也相当不小，也堪称“杰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3｝
此联对得是异常工整，严丝合缝。然而，内容猥琐无耻之极，无一字不是屁话。国家取士、养士，却让他们的精力和才华都消耗在这种事情上，可悲可叹！
渐渐地，这股风气发展到嘉靖的例行公文乃至随口一句话，都有人赶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吮毫染墨，将它们变成诗词歌赋。
某年正月，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嘉靖对大臣们说：我正想见见大家，老天就下了这么一场好雪（“天赐时玉”）。就冲这句话，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迅即写成《天赐时玉赋》献上，搞得嘉靖“大悦”。
嘉靖二十六年，例行的天下官员朝觐仪式之后，皇帝发表敕谕，这本属官样文章，“旧例套语耳”，却有个叫陈棐的给事中，居然将这篇敕谕“衍作箴诗十章上之”，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嘉靖大怒，认为陈某不自量力，胆敢舞文弄墨，自附圣谕：“欲将此上同天语【等同于皇帝的话】，风示【传播于】在外臣工，甚为狂僭。”指责他侵犯了皇帝的话语权。陈棐得到的处分是“降调外任”。此人“素善逢君”，认定拍皇帝马屁总应万无一失，不意这一次“求荣反辱”，想必他也只好背地里枉叹一声：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不光孔孟门徒行此肉麻之举，神职人员也不甘寂寞。嘉靖十三年，朝天宫道士张某，发愤创作，连篇累牍写了一堆的诗。计有《中兴颂诗》二十一首、组诗《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咏》等。此外，但遇瑞露、白鹊、白兔等事，零零散散，“俱有诗上进”，简直是“颂诗专业户”。但张某不合于献诗之后，伸手讨要一篇官方序文，那意思显然是想把这些马屁诗以官方名义结集出版。嘉靖将此事“下部议”，让有关方面鉴定。“有关方面”的结论是，这些诗和它们的作者“猥鄙陈渎，僭逾狂悖，希图进用”。之如此，我的推测，一则张某创作过于“勤奋”，热情过高，“有关方面”早就不胜其扰，二则不能排除“有关方面”的人士心存嫉妒，不肯让他如愿以偿。结果，嘉靖看到鉴定书，也不耐细问，根据上述意见把张某抓到牢里关起来。
在“聪明人”看来，吟诗作赋并非歌功颂德的唯一方式，只要有心，方式无处不在，甚至更令被歌颂者感到愉快。下面的故事，是一绝佳之例。
嘉靖乃是“孝子”，在他眼中，母亲蒋氏系人间最仁慈、最高尚、最有道德的女性，这本来无可厚非。做皇帝后，他进而想在全国推行这个看法，让天下女子都奉蒋氏为典范———这就不讲道理了，但权力在他手里，别人也没办法。为此，他拿出一部手稿交给辅臣，是蒋太后所著《女训》，打算在全国发行。当时内阁首辅为张璁，次辅桂萼。张璁接到《女训》，“赞美，请上御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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