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自造格局，确实堪为唐代文化的铢两悉称的对手。
写到这里，我们不免会为这样一个疑问而一惊：这朝代，这气象，竟由一个“叫花子”肇端吗？正是如此，千真万确。我们不必抬高朱元璋，把明代隽永的文化气息统统归功于他，但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样一个出身赤贫的田家子，能明了文化的价值、大力弘文崇教，表示足够敬意。
。。
草莽之雄朱元璋（7）
朱元璋在兴起及建国后，多次下求贤书。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23｝
过去历史教科书解释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的原因，有一种“变质说”。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是有些“变质”的，像《求贤诏》里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明显是“变质”。这一点，若跟许多不“变质”而一直保持其“本色”的农民起义首领加以对比，可看得更清楚。
明朝末年，有个工部员外郎叫赵士锦（常熟人，崇祯十年进士），亲历甲申之变。他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被俘，羁系于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把在羁押期间所见所闻写入《甲申纪事》，令人从细节上得以目睹李自成军在北京的作为。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唯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䦆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缎】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的行径，李自成非不知也，但竟无力辖制。赵士锦记述说：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即下《求贤诏》，而李自成军甫入京城则唯以拷掠士大夫为能事。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朱元璋本该和刘宗敏一样“苦大仇深”，但他却搞什么礼贤下士，分明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由此看来，朱元璋之“变质”的确变得厉害。
“变质”，变出了中国唯一的“家庭成分贫雇农”的皇帝。我们当然可以大力批判朱元璋的“变质”，但他也许会反过来质问：骂我“变质”？少来！古往今来但凡造反的主儿，谁不想“变质”？我无非做了别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如果朱元璋这么说，我看他讲的也是事实。秦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群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谁不想“变质”？陈友谅、张士诚想不想变？李自成、洪秀全想不想变？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像朱元璋那样，不单从“贼寇”变成“皇帝”，并稳稳当当享国三十一年，又把江山传了二百多年———这种“变质”的成果，应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非不愿，是不能也。它需要毅力，需要牺牲，也需要洗心革面。这苦功夫，说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也就朱元璋肯下功夫且做到了家———所以也只有他跳出了农民起义军的宿命之外，硬是扭转了某种“历史规律”。
泥腿子皇帝
朱元璋“变质”的话题，并不到此为止。以“流贼”、“草寇”，而破天荒地建立了一代王朝，这是朱元璋的“变质”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此人倒没有怎么“变质”。
野史有一些故事，说朱元璋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诫】”，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草莽之雄朱元璋（8）
平常，他更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时他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将近，差不多】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有多么辛劳了吧？
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此语不简单。能意识到国家财政，皆出之于民。】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非常好的认识，难能可贵。他自己大体上也能遵循这认识执政。可惜其子孙完全不肖。】｛24｝
据说，朱元璋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甚至还恼羞成怒。但从以上看来，朱元璋既没有患上遗忘症，亦不因为做了皇帝便对自己的低微出身讳莫如深。这其实需要很大勇气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见朱元璋没有背叛自己的过去。
朱元璋其人，可用“皇帝＋农民”或“农民＋皇帝”来概括。在这两个天悬地殊的角色当中，跟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皇帝相比，朱元璋的皇帝味儿相对轻一些，农民味儿却最足。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直声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造酒的，于是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他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紃”，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他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他说：“兵食一【完全，全部】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不过，这个“农民皇帝”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了头，不免掉进“小农意识”的泥坑里。譬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这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皇帝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中国其他方面的进化可想而知。
草莽之雄朱元璋（9）
这样一个君主，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朱元璋之头脑与“近代”无缘，然而比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无半点惜民之心的皇帝，此人算是良知未泯了。
一次，朱元璋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说出一句很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不是朱元璋有“平等思想”，而是贫贱的出身使他比较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说出“均为人耳”这样一番话来，一般帝王断不能如此。
又某年隆冬时节，朱元璋视察城壕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的锄头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他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ｃｈóｎｇ】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我一度因朱元璋屡兴大狱、滥刑重典，而在心里将他归在“大暴君”的行列。后从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深受震动。对照历史，这概括确与事实基本相符。以前，光注意到朱元璋杀人甚多，却不曾留心他所杀的主要是些什么人。经心史先生点拨，我对朱氏“暴政”的实质和特点，才知道要从更多的角度看。我以为，这种“暴政”产生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朱元璋为保证帝权不受任何威胁，而有意识有步骤地剪除勋臣权要的势力，这是他深思熟虑所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这一层，我后文详述；其二，他虽然坐在了皇帝的位子上，但幼年至少年得来的“为富不仁”、官贪吏横的深刻印象，仍然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留在其心里，使他本能地渴望打击这些人，甚至极可能形成了刻意报复的非理性心态。
总之，朱元璋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下层皇帝”才有的素质和个性。他的节俭，不是为了做出样子“垂范天下”，实在是习惯了过穷日子。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绝对老土。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或类乎今之所谓大理石）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且不说其精神，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盯不下来的。
所以，当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投降的浙西将士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于逸乐。”说得很实在。
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脑子里的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这也真是千古奇闻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草莽之雄朱元璋（10）
这个“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一些对一个皇帝来说似乎很罕见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在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卖出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这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那一套，但实际做法往往前所未有，是他的独创。
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
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瞽【盲者，此处指乐师，古代乐师多为盲人】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议，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或有争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乎没有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个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我无意据此诱导人们在朱元璋跟所谓“有道明君”的道德符号之间产生联想，而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朱元璋当皇帝确实谈不上什么享福享乐；他干得很累———为了他的个性，为了他的某些理念，当然也为了他的权力欲。
一朝权在手
穷人掌权，惜权如命。我们素日常见到看门人最珍视手中的那点权力，也最善于把那点权力用到极致。我们也屡屡感到，权力越到底层，也就用得越狠，越不容人觊觎、分一杯羹。这其实并不难解。对权力的过度眷恋，是与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所得来和形成的巨大人身恐惧互为因果的；这种恐惧，令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会以近乎病态的方式捍卫之死守之。试想，当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孤苦少年，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时候，能意味着什么？
有关中国古代帝权，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过朱元璋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自会有他们种种理论和逻辑上的条分缕析，拿出种种所谓“必然”的论述来。对此，我这里不置一词。我只想说说朱元璋的个人因素在其间起到的作用。
朱元璋幼年和少年留下的史料非常少，但在有限的史料里却有两个引人注意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分别作了比较生动的铺叙，所以我直接引用在这里。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
草莽之雄朱元璋（11）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作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他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他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
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看出了朱元璋的个性。他从小显然心就很高，胆子大，皇帝、菩萨都不放在眼睛里，有极强的权力欲；但是，家穷、人小、孤独无依，受了不少欺负，这些欺负在一般人往往也算不了什么，朱元璋却绝对忍受不了的，他会想方设法来发泄和报复；而报复的形式又很值得玩味，一是他会表现出暴力倾向，二是他还比较“阴险”，不直接跟活人干（干不过或者还不能那么干），而拿泥菩萨出气，三是他那年少头脑里所想出来最痛快最解气的报复手段，居然是充军、流放这一类刑罚方式。
不夸张地说，这两个小故事，给他后来的统治者生涯，埋下了很深很深的伏笔。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这个“职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凌乎绝顶、无法无天。中国历代帝王，除极个别雄主以外，大多数都只掌握着一种虚拟的或者说名誉上的“绝对权力”。这来自于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诸多复杂性。自从儒家伦理在汉代确立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秩序以来，君权就同时既被抬到与天齐高的位置，然而又被一整套伦理体系所描述、所规定和所限制。“君君臣臣”这个理念，讲的是君要如君、臣要如臣；未有君主之前，先已有了君主的本分，违反这本分，就是“君不君”。所以，一个君主的合法性，不光由他的皇统合法性来确认，还要由他的伦理合法性来确认。成为君主，绝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得削足适履般地使自己适合儒家伦理所给出的君主定义、义务和责任，要接受儒家伦理的诠释者———士大夫群体如影随形的检验、评判和谏诤。除了伦理约束，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结构，亦非帝王“一元化”领导。君权固然至高无上，相权却经常更具实质意义；从三代直至宋元，贤相誉掩君王，或者权相势压君王的例子实不胜数，伊尹、周公、管仲、赵高、曹操、诸葛亮……这些强有力的政府首脑，往往超越君主而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者，后者则相形见绌或状若虚设。而且，不单相权在威胁君权，其他诸多元素———藩镇、外戚、宦官———也作为蛰伏着的力量随时可能分解削弱君权，单看唐代，就有多少皇帝沦为傀儡，甚至丢了性命！
奇怪的是，既然做君主这么不爽，以往历代为何没有出现朱元璋式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说奇怪也不奇怪。我粗粗想了一下，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必须是延续较长的、稳固的大朝代，才有余裕的时间来想这个事儿，短命的朝不保夕的内乱不止的小朝代，恐怕顾不上；第二，非得第一代君主存了此心，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加以变革，否则，中国讲究祖制，不合祖制者，变起来难乎其难；第三，还要看帝王本人的威权、心计、手腕乃至个性如何，柔而寡决者不成，刚而过猛者不成，对局面缺乏绝对控制力、对群臣没有形成和达到极高威望和巨大震慑力，也不成。
综合以上数点，我们可看到，帝权一统中国以来，到朱元璋之前，只有汉、唐、宋、元四代够条件。元代情况特殊，一直未融入中原文化传统，内部权力冲突与典型的“中国特色”不大一样，所以首先排除不论。汉高祖刘邦既有所意识，也有所举动，然而考虑并不周密，看得也不够深远，否则就不会险些让皇权易姓吕氏。唐高祖系酒色之徒，并无雄才大略，且在位仅八年，唐代真正的奠基人是太宗。此人从智力到能力到威望，无疑拥有充当独裁者的一切条件，唯一的问题取决于他想不想这么做，事实是他不想这么做，似乎也无须这么做———他罕见地做到了在不杀戮功臣、信用宰辅的同时，始终保持并完整享有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权，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李世民的错误在于未能预见到他的肯定不会像他一样出色的后代所面临的麻烦，所以唐中晚期以后帝权也是历代最脆弱的，可见一个朝代的奠基人过于优秀、过于自信也并非吉兆（对于帝权而言）。宋太祖既有接近于李世民的条件，也有李世民所不屑一顾的危机感，同时中国历史到了那个年代也积累了更多的“教训”可供赵匡胤记取和借鉴，事实上，帝权正是在他手里迈出走向极权的第一步，他显然是朱元璋的先驱和主要借鉴对象。不过，赵匡胤的思虑却是片面的，他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也就是说，集中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方面。他自己搞“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然后成功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他完全受制于自己的这种成功经验，只对朝廷军事制度做出重大变革———将兵权收归皇帝，保留将领的作战指挥权，其他方面却没有触及。
txt小说上传分享
草莽之雄朱元璋（12）
现在，轮到朱元璋出场了。
让我们睁大眼睛打量这个人：他当天下离乱之际，以弱者身份从群豪中脱颖而出，亲手打造了一个王朝；他驱除胡元遁归沙漠、奠安华夏恢复中国，俨然民族复兴之主；他躬率六军，亲赴矢石，军队是其亲手缔造，骁将皆为两淮子弟；他登基以来，夙夜图治从未怠遑，更兼在位三十一年，积累深固，威仪日重……可以说，无论从经历、建树、威望、地位和实力任何一方面看，朱元璋均是千百年少见的强势君主。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起于最底层，拥有对残酷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由此磨炼出来的心理性格。
每个看过朱元璋画像｛25｝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张脸—— 《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真会说话，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它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上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它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只狠霸的大猩猩。这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盛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莫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传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坎坷下等的出身和遭际，尽管贵为人君，无情岁月的痕迹也许可以从宫廷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
前文我提到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政治的一个评价，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森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在展开下文以前，我重申孟森先生的这个观点，并再次强调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盖所谓暴君者，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得上这称号。不论朱元璋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