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为什么看中王传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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嵋晕�这是一个比亚迪技术工程师的办公室。　同时，王传福为人低调，他并不像很多企业家那样爱作秀，喜欢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他说他宁愿用这些时间研究技术，或者与员工呆在一起。他经常在设计部门员工的办公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同他们一起讨论技术难题。当王传福带领比亚迪进入汽车行业时，很多人都以近乎鄙视的语气问王传福：“你懂汽车吗？”面对这样的挑衅，王传福则沉静地回答说：“我喜欢车，我看了上百本书。”而这些书都是王传福利用坐飞机、坐车的时间看完的。　当王传福努力学习相关汽车技术时，发现汽车并不具备什么高科技。“因为我们过度重视技术，反而觉得技术是很容易的事。我一上飞机就开始看汽车的书。看多了，我就知道汽车说白了就是一个做了100多年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一个低科技产业，手机里面的零部件才是高科技，LPC、摄像头、LCD、精密塑胶，那个比汽车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都可以叱咤风云，别的也可以。我的骨子里就是觉得中国人就是能干，中国人又不笨又不老，只要给中国人机会，绝对是全球一流的公司，什么都能做成一流的。”　靠着这份坚持与决心，很快，比亚迪就积累起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比如在日本企业中，锂电池是在纯干燥室中生产出来的。但是因为没有钱以及日本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比亚迪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建干燥室。于是，王传福就带领技术专家另辟蹊径，从干燥剂配方入手，在干燥剂中加入一种能够吸水的药剂，这样在普通厂房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可以把水吸收掉，从而达到干燥的目的。　再比如，一般的锂电池都是盒装的，但是，比亚迪生产的电池却是圆柱状的，因为盒装的电池需要专门的自动化叠片机操作完成，但是柱状电池则直接使用人工就可以卷起来，这样就没必要购买昂贵的叠片机了。只要在形状上加以改进，就可以完全用人工完成。　对于这样的技术钻研过程，王传福曾经有一个有趣的比喻：“比如像电池里的配方，就像炒菜的菜单一样，让厨师慢慢炒菜，反正都用锅，大厨他用锅，小厨也是用锅，锅的成本又不大。我们还是力所能及地把配方提高。你让我搞一个亿的生产线，那门儿也没有，想都不要想的。我们就花大力气搞一些配方，研究这些技术，通过很好的产品设置规避制造过程中的变量。”　类似的突破性技术在比亚迪还有很多。　渐渐地，当比亚迪的工程师们一项一项攻破技术难题时，他们也像王传福那样不再恐惧技术，甚至在比亚迪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每当遇到技术困难，大家都主动请缨上阵，惟恐把自己落下，而不是像很多中国企业一样，每当遇到技术困难，大家都像躲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对此，孙一藻曾说：“我们从不对核心技术感到害怕。别人做，我敢做，别人没有，我敢想。到今天为止，我们整个集团，所有技术部门、产业部门不会用一个‘怕’字对待技术。比亚迪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要有一种舍我其谁、一定能赢的勇气。每当一个单位遇到问题，我们都会说，你解决不了，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缺少勇气。”在这样的氛围下，比亚迪内部员工自然会克服心理障碍，努力尝试解决问题。　到2006年，比亚迪申请的专利已经达到1200个——华为申请大概3000多个，比亚迪申请的专利是它们的三分之一，在全国的专利排名中名列第七。此后，比亚迪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都超过1000个。比亚迪每年在专利保护方面的投入多达5000万元，对于专利发明人的奖励平均达到1万每人次。到2009年，比亚迪已成为继华为和中兴之后，深圳市第三大专利申请大户。　通过占有专利拥有核心技术后，比亚迪不仅成功地突破技术封锁，成为全球电池市场上的领军者，同时，它也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比亚迪在发展过程中，因为牢牢掌控着电池的核心——电芯的生产技术，所以它能从镍镉电池生产领域突围到锂离子电池生产领域。尽管对汽车一无所知，比亚迪却可以做新能源车上的电池，而电池一向被人们看成是新能源车的心脏。这种垂直发展的战略，也是因为比亚迪占有着技术。如果没有电池生产的核心技术，比亚迪也不可能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黑马”。　同样，在手机代工领域，比亚迪也完成了这样的突围之路。一开始，比亚迪只为手机制造商代工手机电池。但是，随着手机电池的利润越来越微薄，王传福带领比亚迪进入手机其他零件和组装领域。在这个突围的过程中，王传福也牢牢控制着手机模具研发、生产领域，而不是从国外购买模具。　　当年，王传福到日本模具工厂参观，惊讶地发现，真正精细的模具都是人工打磨出来的，而不是用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王传福曾经算过一笔账，一吨模具如果由日本工人设计生产要八万元，而在中国仅需要两万元。当发现这一点后，王传福在进入手机组件生产领域时，曾胸有成竹地说：“如果做模具全靠人工，中国不知要比日本的便宜多少。”于是，在进入手机代工领域后，比亚迪采取的战略是自己生产模具。　后来，当比亚迪进入汽车行业后，王传福认为汽车模具和手机模具有相通的地方，汽车与手机一样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组装行业，但和手机零部件模具相比，汽车模具对这个产品成本的影响力要多上数十倍。　于是，在比亚迪收购完秦川汽车几个月后，王传福就迅速收购了北京吉驰模具厂，组建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而后，通过这个模具厂，为自己生产的汽车设计模具。当然，无论是王传福控制的手机模具厂还是北京吉驰模具厂，都可以做进一步的业务延伸，为其他厂商研发、设计模具。现在，克莱斯勒、通用、丰田等汽车制造巨头相当一部分的模具都是由比亚迪模具公司提供的。　　另外，在手机代工领域，王传福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代工环节。就像他所分析的，如果把手机的生产分成三个部分，最顶端是设计，中间是组装，最下端是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制造。中国代工企业一般都处在中间或者下端，但是，王传福却带领比亚迪进入到设计领域，只要客户提出需求，比亚迪就可以设计出相关方案。　　巴菲特看中王传福　之　垂直整合，占领整条产业链　其实，比亚迪的突围之路，就是一条垂直整合之路，通过这样的垂直整合，进而占领整条产业链。在王传福看来，这样的能力才是制造企业的命门。而在整个垂直整合战略中，最核心的是研发和设计技术，“一个产品的质量分为两部分，就像人一样，一部分是先天的基因，一部分是后天的培养。如果先天设计不好，怎么造也是造不好的。制造工艺弥补不了设计缺陷。实际上产品70％仭�80％来源于他的设计，20％仭�30％来源于他的制造，设计得好，70％仭�80％的品质就保证了，制造上也要把它造好。”　　而王传福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占有设计、研发技术。有了这些技术支撑，即便比亚迪想进入其他领域，也同样具有先发优势。而比亚迪的下一步就是要进入手机软件领域。现在诺基亚在手机软件领域的采购额已经超过数十亿美元，而凭借苹果iPhone一夜成名的软件制造商们更是让王传福蠢蠢欲动。当然，因为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及研发经验，比亚迪会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现在，它需要的仅仅是时间。
　　

在模仿中创新，比亚迪成为了“正在潜行的大鳄”
王传福不仅对技术没有恐惧，对于专利也没有任何畏惧，他在千方百计地规避着别人的专利。当别人质疑他这种抄近路的做法时，他反而会理直气壮地说：“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不过只有5％左右。”　　比亚迪的飞速发展令人震惊。王传福用了八年时间让比亚迪成为全球电池大王，和三洋、索尼等全球电池巨头同台竞争；用了五年时间，让比亚迪在手机代工领域成为世界代工大王富士康的头号敌人，连视其为眼中钉的敌人也不得不感慨“一夜醒来，突然发现比亚迪从一只猫变成了老虎！”在进入汽车领域后，仅用了六年时间，比亚迪就占领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制高点，俨然已经扛起了“内燃机”掘墓者的大旗。　人们在探讨比亚迪飞速发展的原因时，都不得不提到它的“山寨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王传福的不耻模仿，才飞速造就了今天的巨无霸比亚迪。　比亚迪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模仿者身份现身。锂电池生产工艺模仿日本，从富士康挖人过来，模仿富士康建立自己的手机代工制造生产线，这让郭台铭恼羞成怒，不仅把比亚迪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双方更是开始了无休止的口水战。当得知巴菲特巨额投资比亚迪后，郭台铭甚至写了一封公开信，亲自质问巴菲特“为何投资窃取商业机密的公司？敢不敢开比亚迪汽车上下班？用何种专业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在进入汽车领域后，比亚迪的模仿更为彻底与凶猛。在很多人看来，销售量已经突破30万的F3是对丰田花冠彻头彻尾的模仿，不论从外观还是从内饰，都完全模仿，甚至比亚迪F3上的零部件都可以在丰田花冠上使用。　而且，比亚迪F3的销售人员，在销售F3时也从不避讳F3是模仿花冠的。销售人员为了促销总是在刻意宣传这两款车之间的相似性。甚至有一些销售点推出了这样的服务：用户在买了F3后，只要再加几百元钱，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帮助车主换上丰田的标志。　事实上，从F3开始，比亚迪推出的每款车都在模仿别人。随后推出的F0与丰田AYGO的外形很相似，F6酷似丰田凯美瑞，F8被爆出模仿奔驰C级的消息，但是，与这些知名品牌相比，比亚迪产系列汽车却可以便宜一半甚至更多的价格。　曾几何时，很多业内人士都很不耻比亚迪的所作所为，纷纷认为比亚迪在粗劣地抄袭，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在很多场合都指责比亚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模仿者、抄袭者、跟进者”，尽管他的创始人王传福口中满是“创新与核心技术”。但是，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当比亚迪从奇瑞手中夺过单月销售冠军时，或许很多竞争对手都在一夜之间发现比亚迪成为了正在潜行的大鳄。　可以说，比亚迪无论是在电池、电子产品代工还是在汽车制造领域，走的都是一条“逆向开发”的道路。以汽车研发为例，比亚迪在进入汽车领域的时候，王传福并没有急着研发自己的汽车，而是时常到世界各地转悠，花数千万钞票买回那里最畅销的汽车，然后让比亚迪的技术工程师们将它们拆下来，研究里面的技术。根据他们掌握的各项优质技术，组建起比亚迪的汽车。对此，王传福曾经说：“汽车也就是四个轮子一个外壳，任何一部车都难免和别人有一些相似的元素。我不会从头开始去创造一部车，我要站在世界比较领先的平台上去做。”　在模仿的过程中，比亚迪为了避免专利引来的官司，组建了一个100多人的知识产权部，专门监督各个事业部，提醒他们用的哪些专利需要规避。曾有竞争对手指责说，这个部门说得难听一点，实际上就是“专利规避的团队”。对于这种指责，比亚迪高层也从不避讳，就像比亚迪的首席设计师廉玉波所说的：“我们每年要拆很多车。如果想用一种技术，先看有没有专利，有就调整，没有就拿来用。我们甚至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而且100％不会让对手赢。”　王传福也曾坦言：“我们的车没有任何专利问题，我们把其中涉及的专利全部改完了，一条条地改。我们的确大量使用了别人的非专利技术，但非专利技术的组合集成就是我们的创新。知识产权要尊重，但可以规避。”比如“一辆汽车的外观专利有五幅图片：前面、后面、侧面、正上方和斜上方。这五个方面都很相似，你就可能侵权，但只要其中有一幅照片风格完全不一样，就算其余的完全一样也不侵权。我们把头一换、尾一换就没有谁的专利了。”　王传福不仅对技术没有恐惧，对于专利也没有任何畏惧，他在千方百计地规避着别人的专利。当别人质疑他这种抄近路的做法时，他反而会理直气壮地说：“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不过只有5％左右。”　王传福这种无所畏惧的“山寨功夫”曾让很多人头疼，他们甚至不愿意做比亚迪的生意，这其中就包括比亚迪的供货商。位于江苏张家港的国泰华荣新材料化工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锂电池电解质生产企业，也曾是比亚迪最大的电解质供货商。电解质是生产锂电池的核心原料之一，一般占到锂电池原材料总成本的五分之一左右。　　还在2005年的时候，王传福曾像当年带领比亚迪员工到富士康台湾总部参观一样，也带着技术人员到国泰华荣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比亚迪技术人员格外用心，不仅记下了生产设备的名字，还仔细询问各种技术参数和不懂的问题。在参观完成后，国泰华荣得到了比亚迪一个50多吨的订单，这大约相当于当年国泰华荣年产量的一半。　当国泰华荣的高管们为得到这么一个大客户满心欢喜的时候，王传福却在悄悄地建立着自己的电解质生产基地。结果，在从国泰华荣购买了一两次电解质原材料之后，比亚迪就开始自己制造电解质。不光是电解质，很多其他材料、组件等原料供应商，都曾遭遇过比亚迪的“抛弃”。所以，他们对和比亚迪做生意都是又爱又恨，那种心情或许就像一位母亲在等待自己女儿出嫁时的心情，既充满期待又很担心。　　凭着这样“明目张胆”的模仿，比亚迪在看似毫不相关的三个领域都快速取得了优秀业绩。那么，相较于现在泛滥的山寨工厂，比亚迪究竟有什么优势？为什么比亚迪凭借简单粗暴的模仿做法可以赢得市场？　在专业人士看来，比亚迪之所以能够凭借模仿突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比亚迪模仿得更为彻底与集中。它只选择市面上卖得好的产品，然后就盯住这个产品，做出最精细的仿制品。这就是比亚迪靠模仿成功的主要原因。　而且，在王传福看来，模仿并不是比亚迪的最终出路：“我们不以模仿产品为目的，而以最终掌握开发平台为目标。”模仿是为了得到开发平台，是为了超越，是为了研发出比模仿的产品更优秀的产品。在这条道路上，比亚迪已经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当初，比亚迪做手机业务是从模仿富士康开始的，但是到现在，王传福已经有足够信心认为比亚迪的技术实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富士康。“我们现在在整个技术上比他强，因为我的技术领域比他多得多。他仅仅是一个模具加一个EMS，我们有电池，有汽车，汽车里面有多少个技术，从大型模具大发动机技术，到压缩技术，空调技术都有，这些他全都没有，包括一些表面装饰的技术、喷漆技术他都没有。这两个产业实际上是互通的，这种技术拿过来以后，就是你的优势。实际说1＋1不止大于2，有的时候做得好能大于20。无限的创新就是从整合当中创新。”　当通过模仿有了一个更好的开发平台后，王传福下一步要做的或许就是在整合中发现无限的创新机会。
　　

从被告到告人：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
尽管现在比亚迪还在遭遇着富士康的围攻，尽管在各大车展上，比亚迪的展台前都会吸引很多汽车公司的人参观拍照，记录数据，业内人士都在说，这是这些汽车巨头尤其是丰田汽车正在“调查取证”。　但是，面对这样的境况，王传福却依然毫不畏惧。就像他所说的，学打专利战是一个技术型企业成长的必修课，丰田、索尼、三星等公司也都是从模仿起步，进而通过不懈努力，成为技术领先者的。　　比亚迪凭借模仿的方式，从代工企业成长为一家高科技企业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比亚迪靠模仿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模仿也使比亚迪陷入了另一个陷阱，“模仿既让它迅速获得成功，也面临着专利官司的隐忧。”可以说，比亚迪正是在被告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当比亚迪冲破日本电池生产巨头在锂电池领域的封锁，迅速凭借低价抢占他们的市场时，日本电池巨头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当王传福喊出“三年之内取代三洋，成为全球电池产业的老大”时，日本电池厂商更感觉到了来自比亚迪的威胁。　于是，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阻击比亚迪，而他们通常用的方法就是和比亚迪大打“专利战”。　2002年9月，三洋公司将比亚迪告上美国圣地亚哥法院，控告比亚迪侵害了该公司的专利，侵犯的专利包括“锂二次电池”及“确保保护性电路可靠性的电芯”两项技术。诉讼要求比亚迪禁止向美国出口及在美国销售锂离子充电电池，并提出了巨额索赔要求。　比亚迪在接到三洋公司的诉讼书后，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积极迎战，不仅在美国聘请了知名律师，而且做出了积极的抗辩准备。　比亚迪发现三洋公司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申请的这两项专利，而实际上这两个专利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大范围使用。三洋的专利应该属于公开技术。通过努力，比亚迪找到了三洋专利上的弱点。而且，比亚迪并没有明显抄袭三洋的痕迹。　另外，比亚迪在电池领域也迅速积累起了自己的专利技术，这都让比亚迪有充分的信心赢得这场官司。所以，2002年12月，比亚迪在美国提出未侵犯专利的抗辩和反索赔。　就在比亚迪积极应战三洋的挑战时，2003年7月，索尼也以侵犯专利为由，将比亚迪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禁止进口其生产的锂离子充电电池，停止在日本销售及转让有关该产品的任何展示。　当时的比亚迪在镍镉、镍氢电池领域的全球排名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当其进入锂离子电池市场时，也排到了全球第三的位置，直接威胁到三洋和索尼日本这两大电池生产巨头的利益。所以，为了商业上的利益，他们不得不通过起诉的方式，试图阻止比亚迪的进一步“入侵”。　可是，这种策略并没有把比亚迪吓倒。尽管中国制造企业在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官司上屡屡失败，但是，比亚迪却毫不畏惧。就像比亚迪知识产权及法律部经理黄章辉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去应诉，日本公司就会认为中国公司好欺侮。　最近中国企业被告的越来越多，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以前不应诉。比亚迪要给世界树立这样一个印象：中国公司会认真应对诉讼，并不软弱可欺！”　于是，在当年十月，比亚迪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答辩书及相关证据38份以及其他重要资料，否认侵犯索尼的专利权。而且，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比亚迪又提出了索尼专利已经无效的申请。　　对于索尼控告比亚迪的专利案，比亚迪内部十分重视，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比亚迪有利的证据。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比亚迪相关人员发现，索尼是在1997年5月9日申请他们此次控告的专利的。　其实，索尼的专利和三洋的专利存在相同的缺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市场上大规模应用之后才申请专利的。　沿着这个路径，比亚迪只要找到任何一个电池生产公司在索尼申请专利日期之前已经使用过该专利，就可以证明比亚迪不是在剽窃索尼的专利了。于是，比亚迪相关人员开始在全球寻找这方面的证据。一旦听说哪里有线索或者资料，比亚迪相关人员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004年的某一天，他们听说香港一家公司曾经在八年前购买过一批电池，那批电池已经使用过索尼的专利了。　于是，比亚迪赶紧派人到香港这家公司调查。结果，在购买电池的发票中，果真写着有使用过索尼专利的字样，而发票的日期为1997年1月5日，早于索尼申请专利的日期。也就是说，索尼申请设计的专利，在申请日之前已经在市场上公开使用了。　而且，比亚迪员工和律师团成员也想方设法在资料上寻找到能够证明索尼专利无效的证据。　当时，比亚迪相关员工和律师团在中国专利局的专利文献馆里一呆就是半个月，他们从相关的600多项专利文献中寻找有利于比亚迪的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找到了6篇足以证明该技术在索尼申请专利之前已经广泛使用的资料文献。所以，比亚迪认为索尼的专利应该属于公开专利，已经失去约束作用。　　面对索尼、三洋的夹击，比亚迪之所以能够沉着应战，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比亚迪有打胜专利战的信心，因为在王传福看来，比亚迪并不存在侵犯别人专利的问题。　早在2000年，比亚迪打算成为摩托罗拉的锂电池供应商时，摩托罗拉就对比亚迪进行了专利认证。　摩托罗拉的相关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论证比亚迪的锂电池是否存在侵权问题，最终摩托罗拉得出结论：比亚迪没有侵犯别人的专利，比亚迪用的全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正因如此，摩托罗拉才选择了比亚迪作为自己的锂电池供应商。　而且，比亚迪很会规避别人的专利，比如索尼的专利是要求锂离子电池的电池液容量在毫升之上，比亚迪就通过技术改进，将电池液容量控制在毫升以内，而且使电池的应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经过这样的改进，比亚迪自然不会担心自己会输掉专利官司。　对此，比亚迪内部一位高层曾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不会侵犯别人的专利。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去依靠日本人的。比亚迪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和日本厂商完全不同，所有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并拥有自己的专利。”　比亚迪通过寻找三洋和索尼专利中的漏洞，员工做了充分而有力的应辩准备。结果，在圣地亚哥法院的辩诉中，比亚迪提供的证据推翻了三洋的指控。　三洋在法庭上看到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被逼得要“反索赔”，于是，在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于2005年3月底与比亚迪签署了正式和解协议。和解消息传出后，比亚迪在香港股市的股价上涨3％。显然，比亚迪成为了这场官司的赢家。　针对索尼控告比亚迪的专利案，2005年1月，日本地方法院裁定索尼诉讼比亚迪的相关专利无效。索尼不服，再度上诉，结果是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就这样，比亚迪在日本东京战胜了索尼的起诉。　比亚迪最终与三洋公司握手言和，在东京战胜了索尼，为中国制造企业争了一口气，突破了外国巨头的专利封锁。　其实，在王传福看来，战胜索尼、逼和三洋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他认为，很多外国企业提出的对中国的专利战都是虚张声势，企图吓跑中国企业，其实他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中国公司大可不必因为害怕输官司而任其摆布，一定要在商业竞争中，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他曾说：“比亚迪与索尼战斗到底的行为更加重要，其意义甚至超越了胜利本身。我希望比亚迪的胜利可以给中国制造企业一些启示，要有战斗到底的勇气和信心。我们眼中没有所谓业界巨头，更没有畏惧，我们要用实力去保护属于自己的东西，谁也别打歪主意。”　与索尼、三洋的专利官司相比，比亚迪与富士康的官司似乎更为复杂与扑朔迷离。　2006年5月，富士康的相关部门检测到富士康一些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系统文件。而且，富士康方面认为，在2005年，富士康曾有大批员工跳槽到比亚迪，泄露了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富士康以此为由，在2006年6月，向香港高等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比亚迪，并要求索赔500万元。　一年后，眼看比亚迪要分拆电子代工部门在香港上市，富士康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比亚迪及富士康两名离职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并向离职员工索赔7000万。　富士康方面披露，比亚迪每次飞跃式发展的时间都与富士康的人员流失时间相吻合，至今为止，跳槽人数已经达到400多人，他们泄露了富士康的商业机密，致使富士康损失了价值亿元的生意。　富士康还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相关证据：包括富士康查获的移动硬盘中100多份属于富士康的文件，其中超过55％带有非公知信息。比亚迪在这次知识产权的官司中显得很被动。　2008年3月4日，富士康又发布消息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发现，这起案件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加刑事责任。因此，富士康撤销此前对其前员工及比亚迪涉及侵犯商业机密的民事诉讼，同时在深圳法院申请刑事诉讼。　3月20日，比亚迪公司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接着，两名涉案人员柳相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司少青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　到这里为止，似乎“富比之战”已经有了胜负，郭台铭似乎笑到了最后。　但是，时隔不到九个月之后，比亚迪发布了一则公告，披露了富比案的最新进展。就是这则毫不起眼的公告，使有中国“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第一案”之称的富比之战有了惊天逆转的机会。　比亚迪的公告分为三个方面：　一，公安机关已经撤销了对比亚迪的刑事调查。为案件进行司法调查的鉴定中心负责人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已经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二，原比亚迪员工张朝正，涉嫌非法接受富士康贿赂，为富士康窃取本公司保密文件，目前其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由检察机关控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三，公安机关已经终止了对夏佐全的所有调查。　毫无疑问，比亚迪披露的此条公告，绝对称得上是比亚迪的绝地反击。比亚迪凭此脱离了险境，摆脱了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给富士康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下马威”，再次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富比大战进入到了扑朔迷离的阶段。　　“富比战”案件回放　2006年6月，富士康旗下两家子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商业机密，并要求索赔500万元。　2007年7月，富士康再次以侵犯商业机密为由起诉比亚迪。　2007年11月，法院委托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案进行司法鉴定。　2007年12月，富士康表示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的第一批官方鉴定书已经出炉，鉴定结果表明，比亚迪确实存在侵犯富士康商业机密的事实。　2008年2月，比亚迪发表公告称，送交鉴定机构的关于比亚迪侵权的资料有被篡改可能，它或将无法作为证据被使用。　2008年3月，富士康撤销此前对比亚迪及富士康前员工涉及侵犯商业机密的民事诉讼，同时在深圳法院申请刑事诉讼。　200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