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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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是继承了犹太人的秉性。据说原先在福州市内有个张家祠堂，里面供奉的列祖列宗中就有这位犹太老太太。直到现在，据说那支犹太人后裔仍在福州居住，当然是早已汉化了的犹太人了。2
　　虽说张家有经商的传统，世代都在做生意，但是在张颂贤的曾祖父张振先、祖父张秀升时代，他们还只是以弹棉花为生的小手工业者。到了张颂贤的父亲张维岳时代，才开始做些小本经营，但也只是开个小糕团店、小酱盐店之类。或许在这期间，张颂贤凭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协助其父从事经营了，逐渐积累了经商的经验，这为他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降临到南浔的时候，张颂贤及时地展现了他的才干，开始了大手笔的运作。他一生频繁地往返于南浔、上海、杭州之间，从事生丝和食盐的贸易。商海风波，瞬息万变，但靠他大智大勇，稳健地进退，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到他1892年辞世时，已经神话般地聚敛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成为南浔的一头“大象”。3
　　南浔人有南浔人的幽默，把发了财的富户依家财多少，分别唤做“大象”、“牛”和“小黄狗”。依南浔之富，镇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家财一百万两银，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称百万富翁，而在南浔，却只能屈居“小黄狗”。而要当“大象”，就得赚上一千万两银！
　　一千万两银，这在当时是个何其了得的数字！要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时，大清帝国全年的税收也只有八千万两银。而区区一个南浔小镇，仅“四象”的家产，就能抵得上庚子年全国一半的税收，这是何等的富有！
　　张家的奇迹还在于，张颂贤的先辈，数代人都是土生土长、小本经营、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而到了张颂贤手里，骤然“一个跟斗翻到青云里”，彻底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这就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主要是指上海开埠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给张颂贤等天才商人带来的机遇。
　　那是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空前大发展的时代，打破了过去只有广州的十三行（俗称牙行，是十三家官方特许的从事外贸的商行）才能做外贸生意的垄断，从上海可以直接进行出口贸易了，从而大大节约了从江南把货物运到广州的人力、物力，也就大大地节省了出口成本。这样一来，从南浔到上海，水路运输一下子繁忙起来，到了蚕丝交货的时候，远远望去，苏州河里全是装载着丝包的帆船。后来一位有影响的洋大人，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秘书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鸦片战争后“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要的全部”，这足以说明上海开埠对于生丝出口贸易的至关重要的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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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2）
这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谁抓住了谁就会赢得市场，赢得成功。
　　上海开埠那年张颂贤26岁，正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做大事的年龄，他及时地接住了时代抛给他的这个绣球，聘请了得力的“丝通事”（联络生意的掮客），在镇上丝行林立的丝行埭开设了恒和丝行，全力经营辑里丝。
　　当时的普通做法是，低价从乡下蚕农家里把蚕丝收购上来，加价后卖给前来南浔收丝的洋行买办，从中赚取差价。后来他自己打进上海滩，在上海洋泾浜桥一带附设了自家的丝行，直接把蚕丝运到上海自己组织销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中间费用。于是张家就有了从南浔到上海的一条龙生意线。尤其是后来与洋行里的买办合作，上下联手做生意，就更加消息灵通、进退裕如了。由于经营得当，不出多少年，张家跃为镇上巨富。
　　所谓“地利”，则是上苍恩赐给南浔以及太湖周边地区的特殊恩惠——让这个地方气候温湿；让这个地方水域广阔，而且水质优良；让这个地方的桑叶长得特别茂盛，特别有利于蚕宝宝的生长；让这个地方劳动力充足，足以应付市场的需要。于是这块地方就神奇了，孕育出了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成的一种优质蚕丝——辑里丝。5
　　用辑里丝制成的衣服，柔软、亮泽、耐用，在历史上，当地除了要供应历代朝廷之需，它还是英国、法国贵族妇女的最爱，是她们日思夜想的上等奢侈品。因为这种丝织品不仅色泽鲜亮，而且拉力好，弹性足，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洋商是无孔不入的，开埠的政策，海外的需求，廉价的商品，丰厚的利润……令上海洋行里的大班、买办、跑街和掮客们空前地忙碌起来，纷纷把眼光瞄准了太湖南岸。他们平均每年要从这里买走六七万担生丝（一担100斤），这就更加助长了南浔的人气。6
　　南浔历来是鱼米之乡，家家户户世代植桑养蚕，所产辑里丝在明朝初年就已“名甲天下”，到清代初期，已经出现了世代从事蚕丝贸易的丝业世家。后来南浔镇上的居民，大半都围着丝业转了。这种“地利”到了上海开埠以后，就必然吸引并诞生一批丝业巨商。
　　现在人们若来到南浔，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进行蚕丝贸易的集中地——丝行埭，丝行埭前面是一条小河，小河通向大运河、太湖、苏州河，苏州河又连着黄浦江，黄浦江通向太平洋。生意谈成后，重如大米包一样的生丝包就被一包包地扛上了船。那时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外国轮船，货舱里不是茶叶就是蚕丝。
　　至于“人和”，那是一门更大的综合性学问了，除了商场的种种技巧，还包括了传统的豪门联姻和借助官力，这是只有张颂贤个人才明白的超级智慧，是他对“天时”、“地利”的清醒把握和综合利用。关于这一点，后人在他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明白些。
　　有了这三条，“小黄狗”就长成了“大象”。
　　现在从上海西区驱车向西，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到达那个诱人的小镇——南浔。这个地方方圆不过百里，老城区依旧粉墙黛瓦，河道纵横。镇上现在也只不过四万人，解放初只有一万二千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张颂贤时代，恐怕固定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人。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因为有了小小的、白白的蚕宝宝而变得不同凡响，每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中国最好的生丝。
　　这在南浔而言，使小镇成了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这对上海来说，使上海在当时通商的五口当中，成为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城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是中国近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
　　　　％半个江南都吃张家盐公堂的盐
　　关于张家老太爷张颂贤，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在1896年写的《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说他：“公仪度广颡丰颐，声若巨钟，饮食兴止有常节，独居危坐，竟日无怠容。言行守慈俭，践然诺，应事敏而无机心，亦诙啁而不触人之隐”。几句话，把一个神完气定、仪表堂堂、举措有方的智者形象勾勒出来了。还说：“浙人尤喜道公纲纪斡盐之善。”说明他在浙江办盐的成果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的。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3）
张颂贤三十来岁的时候，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横扫浙江，各地官府一片混乱，“小乱住城，大乱居乡”，大家望风而逃，作为历代官府所依为赋税重课的盐官，也逃得无影无踪。
　　这下可解放了盐民，私盐得以产运销旺盛，也不用交税了，而原先拥有官府特许专利的、有营业执照的盐商就失去了黄金饭碗，拿着“盐票”（经营盐数量的凭证）也没用了。于是，杭州城内小粉墙一带的大盐商朱恒源，就急于将手中的10万“盐票”脱手。当时路人皆视“盐票”为废纸，以为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将来就是太平军的天下了。恰恰张颂贤独具慧眼，他认为食盐乃生民之日常必需品，历来是国家专营而私民不可为，眼前的混乱是暂时的，即使是太平军坐了天下，也要将私盐收为公办的，“盐票”目前不值钱，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于是把朱家的10万盐票全部“吃进”，使张家于丝业之外，又诞生了一个张恒源盐号。10
　　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后从事运输和销售。盐票是官府掌握下发的，假如盐民私卖和私自运输食盐，那就是私盐贩，手握盐票的盐商就有权力缉私捉拿。
　　如同做丝的生意一样，张家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食盐的生产，而是低价从沿海的盐户那里一家家地收购上来，集中之后运到指定的地方，再转运到各地销售。那时无论是运盐还是卖盐，没有不发财的。张恒源盐号的总号（俗称张家盐公堂）最初设在杭州，后来迁到上海。
　　没过几年（1864年）太平天国果真失败，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了，“盐票”的价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两银，大票值1000两银，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之为“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所以，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求其与之沟通，孙宝琦在信中称张静江“其家世代饶于资”，即是指此。11
　　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张謇为其撰写的《墓碣》（即《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还说：“同治初年，寇乱甫平，改引额为票运，继又规复旧章，而私贩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巡抚召商集议，令愿弃引者听，弃则悉畀公。”12这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的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浙江巡抚大人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其一。不仅如此，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来参加整顿盐务，并在会上动员各位：凡对大清“盐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将“盐票”让给张颂贤好了！如此一来，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更加大胆地收“盐票”了，先后共得20万引（一引为380斤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至于巡抚大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张颂贤，为什么动员大家把“盐票”让给张颂贤，为什么甘做他的后盾，回答这个问题，用得着张静江对他儿子张乃昌讲的一句话：“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13
　　至于张家祖先究竟为朝廷立了什么功，朝廷具体给了张家多少权限，为什么他居然能调动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知府沈平章，来先后为他“总其事”14，如今已经难以详加考证了。总之张家确实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是在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来从事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的。如何获得官府的保护伞，这是张颂贤留给后人的又一个谜。
　　然而光有“盐票”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有了营业执照，想要真正生利，并能如数交纳盐税，就必须有效地遏止私盐泛滥。于是，他“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并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分缉内地、外洋之私，并常、镇、苏、淞之廒为一，设帑引三万四千道，均于诸盐商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溢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可知此张老太爷，还以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称雄，居然成功地“怀柔”了诸商，加强了缉私，把常州、镇江、苏州、松江等地的盐仓统一管理（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民国年间的苏五属盐商公会的雏形），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各地盐民、盐商获利。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4）
当然，他成了这一垄断性的行业中最大的得益者，营销的范围从浙江发展到江苏和安徽，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又称“张恒源老账房”）外，还在芜湖、宣城、太仓、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宜兴、溧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亦称“盐公堂”（因不仅有专营盐业的各种特权，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故名），就使张家的家业，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缉私盐（盐枭）之事，历来极为危险，历代朝廷都是要真刀真枪地镇压的。扬州的盐枭徐宝山，曾拥有上万人的武装，与官府抗衡多年，直到民国后才被招抚。招抚后还不老实，最后被张静江设计炸死15。浙江沿海产盐区一向也是“事故多发地段”，想必不动用枪杆子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张颂贤一个商人，何来枪杆子去对付盐枭横行呢？这真叫老天乐成人之美也，此事是他的亲家庞云钅曾帮了大忙。
　　张颂贤的亲家庞氏即他的二儿媳（张宝善之妻，张静江之母）的娘家，是南浔另一“大象”庞云钅曾。而庞云钅曾恰恰是商业兼营军火的特殊商人。庞云钅曾（1833~1889）字芸臬，15岁时即去当学徒，在镇上后来成为“八牛”之一的陈熙元的陈裕昌丝行干活儿，满师后已通晓经营蚕丝的经营之道，遂以小本贩运谋利开始，逐渐积累资本，也是一位从“辑里丝”起步发家的传奇式人物。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民国史上很有名气的庞莱臣（虚斋）和庞青城。庞云钅曾在上海经营蚕丝的过程中，结识了杭州的“红顶商人”、胡庆余堂国药号老板胡雪岩，成为莫逆之交。胡雪岩帮庞云钅曾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号，与胡庆余堂挂钩，设药栈和制药工场；而庞云钅曾则帮胡雪岩在上海做蚕丝生意，他们互相合作，互补长短，极为相投。胡雪岩有官方支持，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胆子比庞家大得多。
　　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之后，曾受左宗棠之托，向洋商购买军火，以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出征新疆。胡就转托庞云钅曾在沪与洋人联系，从洋行进口军火。庞云钅曾做成了这笔生意，从中谋得暴利，遂又开辟了一项新的财源。在其亲家张颂贤也需要军火来缉私盐时，于他来说，就更是一个顺水推舟、多多益善之事了。后来张家、庞家这两头南浔之“象”的后代中，竟出了两位横枪跃马打天下的人物，即张静江和庞青城，不知是否与当初家族生意中的火药味有关。
　　据张宝善的孙子，如今已经102岁了的张乃凤先生说，张家的缉私船上是有货真价实的洋炮的，非常神气，那是一艘炮艇，专事巡逻缉私。每年炮艇上的管带在过年时都要来张家汇报业绩，张家自然会给些赏钱。16
　　张颂贤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宝庆（字质甫），国子监生，以后又捐得花翎候选郎中，可惜长年患病，二十来岁就得忆忡病，“沈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竟先于其父五年而逝（1887年），未能继承和掌管家业，仅有一个儿子即张石铭（钧衡），成为“承重”家业的长房长孙。老大多病，老二自然就肩挑重担了，所以张家第二代当家人就只能是张颂贤的次子张宝善（定甫），即张静江的父亲了。
　　张宝善（1856~1926）成年后即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他于举业上很不得志，仅由附贡生资格，取得一个户部贵州司郎中的头衔。而实际上一天官也未当过，就在家乡和上海料理家业。其父张颂贤1892去世之后，他又独立操办了10年，至1903年，才与其兄之子张石铭分家。分家后，张宝善仍居祖传老屋，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扩建，又在祖宅东北部辟园为东园（又称绿绕山庄），与其亲家庞云钅曾的宜园（今仍有遗址在，只是已荒废）相比邻。
　　张宝善把张家的盐业大举向纵深扩展时，还积极发展与盐有关的加工业，接连开办了张恒泰、张恒昌、张元泰、张启泰、老裕泰等系列酱园，并在外地大开分号，制作和经营面酱、酱油、辣酱、酱菜、腐乳等南方人喜欢的小碟佳味，几乎垄断了南浔周围方圆50里内的酱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销售。据说仅张家的张启泰酱园就拥有200多只大酱缸，整体规模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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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5）
有了这样的生意，张家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可以作更大的投资了。后来张家在上海开银行，设典当，办绸厂、绸庄，投资房地产，财源滚滚，豪气冲天，已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了。
　　

2。懿德堂的两位传奇女人（1）
　　“江南第一宅”
　　张家老太爷张颂贤经商发家之后，跟所有老派的乡间富绅一样，首先在家乡买房子买地，把自己的“老窝”安顿好。随着南浔“四象八牛”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些“老窝”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奢华程度不断提高，不仅有漂亮、高敞、气宇轩昂的房舍，还多配以幽静的花园，以至于南浔镇除了有“鱼米之乡”的美名之外，还有着“园林之乡”的盛誉。
　　现在位于南浔东大街上的张静江故居，其基础就是张颂贤的故居。张颂贤逝世十年后，张家两房析产，此处归东号，即张颂贤的二儿子张宝善，取堂号为尊德堂。此时张颂贤的长子张宝庆已经去世，张宝庆的夫人桂太夫人和她的儿子张石铭住在南西街，是张家的启泰酱盐店河对岸的一处更大的大宅院，即有着“江南第一宅”之誉的懿德堂。
　　懿德堂正门坐西朝东，南墙外一溪之隔是刘家的小莲庄，溪边有小路可通，沿小路一直可走到懿德堂的后门，即缀在高墙西南角上的一个小门。从小门折向北，又是一条河叉。过桥继续向西，就可以走到南浔刘家小莲庄的大门；不过桥而向北，就是懿德堂沿河的西墙。
　　如此格局可知，懿德堂是个三面绿水环绕的地方，这在风水先生看来，可谓一方风水宝地。因为他们认为“水”是“流通”的，“活水”可以“通财”，屋外流水不断，就会得到财源滚滚的好运了。
　　跟所有的江南豪宅一样，懿德堂也是一处外朴内秀的重重深院。它的门楼虽有两丈高，但外表上并不过于奢华，看上去是一色的乡间粉墙黛瓦，在幽静恬淡的水边，划了一道黑白相映的倒影。所有的“财气”和建筑的精华部分，都包藏在高墙深院之内。
　　凡是到过懿德堂的人，几乎无不为之惊叹。倒不完全是因为它规模大，雕琢精美，用料考究，主要是因为它那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海派气韵，以及儒商治家的儒雅风范，使人领悟到这个家族在西风东渐这一历史大潮中的镇定和果敢。
　　这处宅子占地约8亩，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纵的方面看，大体有五进院落，可是在“中轴线”的两侧，还不规则地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耳院和跨院。如果算天井的话，大概总共有十多个天井。至于房间，当年不知有多少，反正历经百年沧桑后，到目前还存有244间。无论是规模还是奢华程度，都远胜过他们在上海石路的大宅院。
　　第一进是轿厅，就是来人下轿的地方。这里的通道上有通透的遮檐，遮檐上安着玻璃窗。通道两侧小天井的院墙上有石雕的图案，雕着福禄寿三星和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图像。就连下水道的盖头也是雕花的，雕着象征吉祥的石榴花。轿厅两侧因为有了小天井，就解决了传统豪宅中令人头疼的采光问题，这样不仅轿厅，就连正厅（大堂）的门口都“沾了光”。大门的内侧门楼与院子里面的所有门楼一样，是垂花门，饰有精美的砖雕造型。在四个篆书大字“世德作求”的周围，雕刻了仙鹤、牡丹花、祥云、如意、寿字、松树和古装人物。这四个篆字是张石铭的好友吴昌硕的手笔。传说吴昌硕早年曾在张家当过画师，走出张家之后在杭州创办西泠印社时，张石铭对其有过多次捐助，这些捐助如今都被记录在西泠印社的史册里。西泠印社在2003年已经庆祝过百年社庆了。
　　第二进是高敞而威严的大厅，面阔三间，是家庭举行重要的喜丧典礼和商议重大事情的地方。大厅的上方高悬着清末状元实业家、与张家有过多次实业上合作的老朋友张謇的手书匾额“懿德堂”三个楷书大字；底下抱柱上雕刻着当时名流们撰写的对联；堂上正中也是名家画的巨幅中堂和题写的对联。中堂下面的红木案桌上，放着两个古瓷花瓶，花瓶两侧又放着两个落地的、镶在红木镜框中的镜子。花瓶和镜子象征着主人的期望，期望日子过得平平静静。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张石铭的生活态度，他一生不做官，不攀附权贵，也不亲自打理生意上的事务，只是埋头于自己的收藏和学问，日子的确过得闲适而平静。
　　

2。懿德堂的两位传奇女人（2）
在大厅的右侧，有一条又窄又长又高的备弄，那是通向第三进和第四进的过道。这样的备弄大院中一共有五条，长短不一，基本都是这样的模式。
　　抗战胜利以后有一年，张石铭的继配夫人徐清卿带着大儿乃熊（张芹伯）夫妇、老九乃骙（张瞿庵）夫妇、十一乃骃（景裴）夫妇，以及孙子张葱玉夫妇回乡扫墓（那时老七张叔驯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美国，没能参加这次家族集体活动），曾经在这处老宅中住过几天。据如今仍健在的、年已90高龄的张葱玉夫人顾湄女士回忆，这处宅院中的那些备弄非常阴森灰暗，不知有多长，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似的。备弄的旁边不知什么地方还会突然生出一个小院，或是几间房间。那些小院和房间之间有的相通，有的不通，走进去，简直就像是进了一座迷宫，若没有账房先生和佣人陪同，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无论如何是走不出来的。
　　大厅的左侧，有一个独立的套院，那是张石铭的书房和小会客室。在辛亥革命之前，这里是他主要的藏书之所，另有一部分藏书存在适园的六宜阁，辛亥革命时，他把其中最珍贵的版本转移到了上海。
　　从二进大厅的备弄往西走，就是木刻雕花最为讲究的第三进了，这是主人和家眷们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二层楼，格局上呈三间两厢式样，天井并不大，底层是落地长窗。但是从上到下，所有的门窗、栋梁、走廊及楼梯，都被雕刻上极其精美的古代戏文故事，好像是《西厢记》里的剧情。就连屋角檐头的漏斗，也堪称砖雕艺术品，人物的举止情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辛亥革命以后张家人常住上海，这里空闲的时间多，日子长了，木构件便有些松动。但是一旦又有人来住了，房间里增加了些“人气”，湿气增加了，原先松动的木构件就会稍有复原，因而会发出一些声响。这是过去许多老房子都会出现的现象。但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就容易说成“豪宅闹鬼”，讲出去都被吓得毛骨悚然。
　　抗战胜利后张氏家族回乡集体扫墓，这里又有人住了，到了晚上，大家都在大厅里打牌和闲聊，人多了就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只有张葱玉肚子有些不适，先自一个人回房间睡下了。可是不晓得他听见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吓得用被子把头和身体紧紧裹上。等他夫人顾湄进屋，他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知后来别人有没有听见那种怪声。
　　更特别的是楼上朝天井的一圈玻璃窗，镶嵌的是一组多少年也不会积灰的法国刻花兰晶玻璃。现在的导游小姐总是自豪地告诉游客，这些玻璃从来也用不着擦洗的，多少年来总是干干净净的，是一组非常奇特的玻璃。的确，那些玻璃上的图案是菱形的四时花卉鲜果，蓝白相间，晶莹剔透，叶瓣舒卷别致，非常讨人喜欢。这样的图案和色彩出现在卧室里，的确令人感到无限的温馨和舒适，再焦躁的心境也会随之变得恬淡起来。至于为什么那玻璃总是不积灰，总是清洁，这一点谁也讲不清楚。
　　再往西走，就是张家从顾家买下的那些西式院落了，除了芭蕉厅，还以两栋高大的西洋楼和两株150年树龄的广玉兰而著名。所谓芭蕉厅，其实是一处在栏杆、门框和漏窗上都雕刻了优美的芭蕉叶图案的典雅庭院，其雕刻手法完全是西洋式的，叶瓣宽大而舒卷，夸张得恰到好处，而且一律采用了碧绿的色彩。现在人们来到这些芭蕉叶前，可以看到那些芭蕉叶上有一个个的小圆眼，据说这些小圆眼里当时都镶嵌了透明的玉石，用以表现芭蕉叶上的露珠。
　　这个院子中竖立着一块高约一米的“振翅待飞”的石头，号称“鹰石”，是一块天然的活像一只飞翔中的老鹰的太湖石。它是南浔三大名石之一，另外两块是啸石和美女照镜石。可惜这只“鹰”的头部和翅膀的一部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现在只剩下半只鹰仍蹲在张家的院子里。啸石现存嘉业堂藏书楼的园林中，上面有清代乾隆年间云贵总督阮元的题字。美女照镜石原存张石铭的适园中，据说解放时还在，现在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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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懿德堂的两位传奇女人（3）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组院落西部的两栋西洋楼。它们简直就像整个儿地从法国平移过来似的，从房子的式样、内部陈设，到装潢用料、装潢风格，无不充满了法兰西气息，连地上铺的地砖也是法国进口的。楼下是一个非常阔气的舞厅，舞厅内有化妆间、衣帽间、大壁炉、乐池，天花板上有精美的吊灯。走出舞厅来到南边的小院，则可以看到另外一番风韵——门口有几根石柱，柱头上有西式雕花，柱子脚下是半圆形的石阶，柱头顶着一个半园形的阳台，上面用铸铜的雕花围了一圈栏杆。这栋楼的楼顶上额部分，还镶嵌了一块圆形的镜子，在广玉兰老枝新叶的摩挲下，映照着远处的白云……
　　这个小院的对面，是一栋安装着百叶窗户的西式楼房，门楼上方是用红砖雕刻的法国图卢兹式的古典传统花纹……
　　难怪来到这里的游客总是在感叹，这哪里是太湖边上的小镇呀，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花园！
　　隔壁一进仍是西洋楼，仍有雕着法国图卢兹式的古典花纹的门楼。有趣的是，这座楼的底层是账房间，外面是会客室。账房间的一面墙内藏有一间密室，那是一个金库，而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为什么把账房间安排在舞厅的隔壁呢？难道进账与跳舞有什么关系吗？看来是大有关系的。请洋人来南浔旅游和跳舞仅仅是手段，而做生意才是真实的目的。大概舞酣耳热跟酒醉饭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