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诸神:现代尤的奇怪崛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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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英里”、“知识成果共享”以及“最优化空间”等经常用到的术语。当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时，他指向一扇上面用网址的方式写着“绅士请进”（）的门。当我问他，对他而言这是不是一份在智力上足够有挑战性的工作时，他回答道：“哇，这是个可怕的问题。”事实上他一直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阿洛克相对有优势的部分——因特网、信息技术、软件维护和呼叫中心、后勤办公室处理单位、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中心等——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非常严肃的。印度的IT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大批来自海外的美国和欧洲企业的交易，这种成功的影响波及班加罗尔、海德巴拉、德里、孟买甚至其他地方。它让印度所有的怀疑主义者认识到，自己的企业也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赢得利润。而由于受尼赫鲁抵制英国货的哲学的影响，这些人曾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中。IT企业的成功，对印度的制造业、以及与IT或服务业无关的行业都有着越来越明显的示范效应。
　　印度软件业的威力同样使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在1991年，印度不足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而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已经攀升到1400亿美元。这赋予了许多印度人新的信心。2003年，印度的软件业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就在那一年，软件业的收入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为石油买单是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噩梦。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的入侵，伊拉克的局势不断恶化，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从2004年到2005年印度的石油账单也达到新高。但是这次，它对印度的贸易支付状况的影响不大。
　　20世纪90年代末，当西方人为千年虫问题焦虑万分时，尽管印度的IT以及与IT相关的行业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却获利匪浅，为印度软件行业的起飞铺平了道路。IT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兴盛甚至改变了印度城市经济的面貌。这些企业雇用了几十万年轻的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英语专业毕业生，他们的薪金标准通常超过接近退休年龄的父母，于是产生了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对老板要礼貌，好好工作争取荣华富贵，不要花的比挣的多等等。
　　阿洛克说，他的绝大多数员工穿得和他们在旧金山的同行一样，谈起钱从不用现金这样的字眼。他们都用按月分期付款（EMI）衡量自己的收入，即每月银行都会从你的账户扣除一部分的钱，一直延续数年，用这种方式让你在还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时就能购买轿车、摩托车、微波炉、冰箱、空调以及公寓。你甚至可以拥有一个分期付款的假期，许多人去泰国或者马尔代夫。广告是这样说的：“现在度假，以后付款”。你拥有的分期付款数取决于你的收入以及你想提前购买的物品。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之前，阿洛克还提供了股票期权
　　作为一种防止员工流失的激励方式，这在每个人都忙着跳槽的今天是非常有效的，频繁更换工作在印度也是一个新现象，以前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人们梦寐以求、终身不放的。但是，股票期权对那些将大量收入投入到更现实的按月分期付款中的员工（阿洛克公司的员工中近一半是女性）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储蓄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事情，”阿洛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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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3）
阿洛克的员工以及印度大都市中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迅速富裕起来，使印度很快成为一个西方及亚洲出口商不容忽视的市场，因此不论在刚进入印度市场时要忍受多少官僚政治的折磨，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刚到印度时读到过一篇某家英语日报的文章，抱怨说印度移动电话市场的规模太小。2000年印度仅有300万移动电话使用者，这个数目是与它邻近的中国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数量。而到了2005年底，印度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就达到400万，全国共有超过1亿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像这样突然兴盛的销售案例并不多见。
　　我和阿洛克谈得很愉快，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专一的野心。他所想做的一切就是赚更多的钱。“我的目标就是使C2W成为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企业，”阿洛克说，“我是贪婪的，我一点也不掩饰。”我和他回到他在孟买最时尚的社区毕打路的公寓。公寓的墙壁由现代印度艺术作品装饰，阿洛克的妻子琪哈薇对现代艺术有一种长久的热情，琪哈薇每天上午在C2W上班。“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阿洛克说，“琪哈薇没有重要的负责事务。”他们的两个可爱的女儿正在起居室玩耍，其中一个穿着一件T裇，上面写着“MissBehave”。
　　我想，阿洛克在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就是向印度人出售全球化，也许可以按他的方式简写为G2I。“人们的饮食起居都离不开品牌，如果你了解这些品牌，并且知道人们需要什么，那么你就站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他说，“在当今世界，品牌是一种新的宗教。”我告诉他说：“我曾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现在你让我别无选择，只能是个无神论者。”他笑道：“你知道，37岁已经在我们的目标年龄群体（17~35岁）之外了”。20年前，阿洛克对金钱明目张胆的追求，以及毫不掩饰的承认，即使是在孟买，这样一个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是印度商业中心的、至今仍然是亚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城市，都会使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低级趣味或者不正常的人。但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变得非常激进。“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最南部的邦），那里的人们在你谈起钱时仍然会皱眉头，”阿洛克说，“但是他们到今天已经成了特殊人群。”我告诉阿洛克说，现在是“采访结束时间”（），他笑了，但这次是礼貌的笑，因为我重复了他刚才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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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1）
德弗东德里是位于拉贾斯坦邦干旱的西部的一个小村庄。拉贾斯坦邦是印度29个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邦，人口却相对较少，为5200万，其中绝大多数依靠每年变幻无常的季风栽种庄稼。这个邦靠近新德里的东部地区拥有很好的灌溉系统，但是在德弗东德里附近的区域，即西部地区，土地却干燥贫瘠。那里有美丽的阿拉瓦利山（AravalliRanges），却三年中才有一年有丰沛的降雨。政府未试图弥合东西部差距，在灌溉方面投资甚少。2005年7月，在我走访这个地区时，当地饱受干旱之苦的村民正在祈雨。他们的祈祷只得到了部分应验。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去访问印度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ArunaRoy）。20世纪80年代末，她定居在德弗东德里。尽管她来自母语是英语的上层种姓家庭，并且曾于1969年进入印度行政局工作，但是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和广大民众生活在一起。罗伊女士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她的纱丽几乎都是土布的；她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她像苦行僧似的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她有时也会使用绝食斗争的方法，通常是长坐绝食或者静坐抗议，以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这两个策略都是甘地为反对英国殖民者最先使用的。而且，尽管她承认在农村脱离种姓身份要远比在城市困难，但是她仍然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
　　我来自新德里的一个有空调的住所，这与阿茹娜所处的环境差别太大了。她的家是几间矮小的土屋，在几个月之前还是用自己烧制的瓦片作屋顶，现在已经用机器制成的瓦片替换了。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是因为晚上眼镜蛇在屋顶捕食老鼠，有时会掉到地面上来。但是在季风来临前的时期，屋子里奇热难耐，我们都一排地睡在屋外的地上或者印度的轻便床上——这是一种传统的用黄麻编织的线捆起来的木床，印度农民喜欢在上面午睡，我的出现是对这里的蚊子的重大奖赏。每顿饭都是营养的速食搭配：米饭、印度面包、小扁豆，有时会换成土豆、茄子、黄秋荚，和一杯白脱牛奶。摆好食物后，我们会在很小的水流下洗手和餐具，由于这个地区经常缺水，用水都是严格节约的。然后我们开始盘着腿坐在地上用手吃饭。
　　阿茹娜的助手是尼克希尔？德，这是一个四十出头的聪明且通情达理的男人，自从阿茹娜搬到德弗东德里以来，他就一直跟随着她。他也来自城市中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是印度空军的副总指挥。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却又无限扩展的家庭。阿茹娜的追随者们见面相互问好时，会抱紧拳头然后说“万岁”，而不是用印度人更传统的问候方式，行印度教的“合十礼”或穆斯林教的“额手礼”。他们的组织叫做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MKSS），为普通的农民向难以接近的官僚机构争取基本权利。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激发阿茹娜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大概有助于解释她对农村的态度。阿茹娜说：“我曾经和朋友长谈，问他们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相比，谁更腐败？”阿茹娜已经50多岁了，但她的热心和激情绝不亚于一个比她年轻许多的妇女。有时她那严肃的、有些像女校长似的表情会被有感染力的笑声取代。早些时候，她的一位追随者读了一封来自一个小城的学术机构的信，信里充满了阿谀的话语，写信者小心翼翼地请求阿茹娜允许他为她写传记。“这些要命的人，”她说，“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阿茹娜说在她看来，政府公务员更应该因为腐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拥有比政治家更有特权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的原因，”她说，“我无法继续那样的工作，我想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干活，加入到他们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中。”
　　尼克希尔把我带到索罕加尔——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的村庄，和德弗东德里在同一个地区。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对该村的800个村民进行了一项有关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调查，这项调查公正准确地描绘了印度北方农民的生活情况。和许多这样的村庄一样，村庄中心有一块小型的泥地的公共广场，有时圣牛会在上面进行午后漫步。村庄里分布着几个供奉印度教神灵的简朴的神殿。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能用电，但每天最多也只用3～4个小时。大多数村民晚上只能使用马灯。那里水很稀少，因此人们只能每隔几天换洗一次衣服。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成年人擦洗身子时仍穿戴整齐——男人通常穿着白色的束腰上衣，女人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纱丽。平均每家拥有的土地只有半英亩，生产的粮食几乎不能养活家庭，更没有剩余粮食提供给市场。每块田地都会在下一代的几个儿子之间分配，因而日渐缩小。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看到，这样小面积的农田无法给未来日渐增多的村庄人口带来物质上的保障，更无法达到富足。除非人们大量地迁徙向城市，然后自愿出售土地，这样人们拥有的土地就可以合并起来经营。而一代接一代地分配原有的土地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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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2）
村民们常外出打工，挣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常到当地的一个城镇贝阿瓦尔，或者是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或者拉贾斯坦邦以外的大城市，当仆人或做些临时工，挣周薪。人们对印度的传统印象是，那里的农民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其实与此相反，这里的人们都设法逃离村庄，因为土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在200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印度农民家庭要靠非农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18这反映了人们压抑已久的移居到城市的愿望。根据阿茹娜的调查，索罕加尔村去年的总收入是510万卢比（大约12万美元），平均每人150美元。平均每人每天得花费6卢比（大约10美分）购买额外的食物上，其中3卢比用于尼克希尔笑称的非甘地主义的习惯——喝茶和抽印度雪茄，这是一种印度穷人们普遍抽的手卷香烟。
　　尼克希尔召集了一些当地的男人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生活。村里的女人们躲在后面，离我们有一段恰当的距离，好奇地偷听我们的谈话。大多数男人戴着醒目的红色穆斯林头巾，留着翘八字胡，这些都是拉贾斯坦邦农民标志性的打扮。在尼克希尔的要求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通报自己的职业。这是一份标志农业失败的登记表。第一个是个挖井人，他常常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为人们打井。另一个是信诚工业的保安人员，信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总部在德里。第三个是个织布工人，他刚在城里失业。第四个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去参军，但总未成功。接下来的两个在邻邦古吉拉特的艾哈迈达巴德市一家宾馆做仆人。其余人也大体一样，几乎没有人留在村庄里，因为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他们离开后，女人和孩子就留在家里饲养牲畜，耕种田地。但是这些男人中很少有人能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既没有稳定的就业合同，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因此城市里的工作不足以说服他们卖掉自己的土地，移居到城市中。索罕加尔的男人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生活在成百上千的乡村中的人们，仍然坚守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保险。
　　我问尼克希尔，他是否相信索罕加尔或者其他类似的乡村能为村民提供经济出路。和阿茹娜一样，尼克希尔是印度大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分子之一。甘地主义者也许是非暴力主义者，但有些却非常顽固。“这似乎有些可笑，”尼克希尔说，“但是当我还是个少年，住在德里父母的家里，享受着拥有一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奢侈生活时，我就想住在一个农村里，做一些我现在所做的事。我并不觉得搬到农村住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当我回到父母家住时，我会发现很难适应。我不需要空调和电或者其他丰裕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东西。”“但如果农民搬到城市里，他们就会牺牲他们的文化吗？”我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尼克希尔想了一段时间才回答。“这样说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他说，“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冒险失去这些（他指向村庄）。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耕作和做家庭手工业使村庄变得更好。如果人们离开村庄，他们就会失去与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根基以及从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到的力量。”
　　我越与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交谈，就越感觉到尽管他们的确非常关注农民的福利，并且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给农民以勇气，鼓励大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可以变得更加伟大一些。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见解，认为虽然在基层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大部分人还是需要依赖土地。也许“抵制英国运动”最能概括他们的观点：他们希望印度能越过这个普遍的趋势，即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进行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我们是甘地主义者，在其他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尼克希尔说，“但我们希望别人不要给我们贴上任何标签。”但是，很难想象村民会主动放弃电力和像样的消费生活方式提供的其他舒适条件。同样，很难设想一种农村经济模式能为7亿印度农民提供物质保障以及一种社会文明的风气，而这正是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印度人将会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工作，那么迁移的人会更多。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3）
印度的文明同样存在于它的城市之中。100年前，法国也是一个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但法国的文明仍在延续。然而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现在的世界是由那些想要剥削印度人、攫取其资源、得到利润后就离开的跨国公司组成的。本质上，当今世界上的企业是18世纪利用皇家特许权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现代版，这是一个通过欺骗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获取利润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因此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今天许多印度人无论是从索罕加尔还是从其他乡村迁移到城市，他们都不是自愿的，而是被新科学技术和利润动机连根拔起的。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全球形式，通过使用大机器替代人们的技能和传统劳动，迫使人们移居到城市。一旦实现城市化，这些人就会变成全球化大机器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齿轮。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印度能够而且应该抵抗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压力。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1）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只有35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比例。而其余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或者在家饲养牲畜、给牛挤奶，或者加入到季节性变换的临时的农业工人大军中，或者经营小商店和街边的零售摊，或者制作香棒和印度雪茄，或者做人力车夫、仆人、园丁和守夜人，再或者在小城镇的汽车修理厂机械地敲打金属部件。
　　在这3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100万是政府的直接雇员。他们是行政人员、教师、邮政工作人员、制茶工、清道夫、石油部门员工、军人、煤矿工人，以及反应迟缓的印度政府办公网络、火车站、工厂和学校的售票员。
　　剩余大约1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左右的人（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200万人为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
　　理解印度的有组织企业和非组织企业之间的区别是理解印度经济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印度经济在充满自信、欣欣向荣的同时，无法为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按照西方的常识，人们普遍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事实上恰恰相反，这1400万在印度私企或外企中工作的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那一小部分——他们是印度劳动力中的贵族。1983年，当印度抵制外国货的时期步入尾声时，在有组织的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非组织性企业员工的6倍。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倍。19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与此类似。这是一个充满差别的世界，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良好的教育、熟练的技能以及足够的运气。而这并不会经常发生。
　　如果印度要在新旧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就必须加大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为它的没有技能或者只有少量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规模上说，印度的制造业远逊于中国。2005年，在印度的正式制造业中就业的工人仅有700万，而中国是1亿。如果考虑到尼赫鲁对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给予工业的诸多优先发展权，许多人会为60年后印度的制造业雇用如此少的人而迷惑不解。这是因为尼赫鲁的策略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目的在于开发印度的科技实力，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相对疲软或缺乏竞争力。如果按照质量而不是数量衡量，印度本土的私人制造业要比它们的中国同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站的位置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高。只是它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最底层。
　　这种印度式的矛盾几乎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的干净整洁、企业云集的詹谢普尔市，它位于印度内陆与喜玛拉雅山区的尼泊尔接壤的边界上。詹谢普尔是印度工业史的一座博物馆，记录了从20世纪初（远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之前）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到21世纪初的印度工业历史，电镀的钢铁从这里出口到中国，而汽车部件则出口到美国和日本。钢铁厂是由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吉姆舍提？塔塔创建的。在市中心保持得干净美丽的公园里，人们可以看到在吉姆舍提？塔塔先生有胡须的威严的塑像下面，四五代的塔塔员工都会去放上鲜花、稻米或者做朝拜，仿佛他仍然会感知到一样。20这种景象让人联想起鲁迪亚德？吉普林笔下那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彼此路边的神殿里不偏不倚地”做祷告。但是这些人是值得这样做的：对于穷人来说，塔塔集团的工作最值得拥有。有了这份工作，你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司医疗保健，拥有干净的、可饮用自来水的房屋以及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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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2）
和印度许多大型制造企业一样，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工业许可体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以来，塔塔的经营业绩已经跃升到今天的世界水平，而它的薪水册上的名单却不断减少。1991年，这个詹谢普尔的大型钢铁厂一年仅生产出100万吨钢铁，却雇用了万名工人。但到了2005年，它一年的钢产量是500万吨，工人数量却减少为万。同一时期，它的销售额从8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塔塔的一名执行经理说：“我们很可能将劳动力降到2万人，并把生产量提高到1000万吨。”
　　塔塔钢铁的传奇——1991年以前，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成本钢铁，而今天，它为日本最先进的汽车企业生产世界级的汽车钢材——和许多其他成功的印度制造业一样。1991年以前，塔塔尽可能在国内生产它所能生产的一切，因为在印度“进口替代”的政策下，进口备件或新的机器要历经曲折磨难。自然，这样会分散企业许多精力而不能专注于它所做的事，同时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塔塔不得不雇用一些说客和“活动者”去贿赂各部部长。像塔塔这样的企业要做出增加投资（哪怕数额很小）的决定，都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告诉它应该生产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生产。
　　尼赫鲁要建立的仁爱社会的设想留下了一项颇具争议的遗产就是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使印度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经常旷工。尼赫鲁模式中的某些部分，如奥伦威尔式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部分，如这严厉得近乎荒谬的劳工法（1976年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变得更加严厉），却保持到现在。它意味着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这样会导致企业破产，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愿意尽可能地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那些小型的、无须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劳工法，这些法律在印度迷宫似的非正式经济中是没有强制效应的。尼赫鲁的另外一些遗产也有待废除，如“检查制度”，持续的检查使印度的企业苦不堪言。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Das）曾这样写道：“在我三十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将它摧毁的力量。”21
　　尼赫鲁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是，将大量资金投入为中产阶级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也收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人物，不是在硅谷或马萨诸塞州工作，就是为像塔塔和信诚工业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22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领先于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设立的基础教育上。印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或者欧洲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不足10万人。然而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而中国的几乎达到90％。23“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科毕业生为我们服务，”在参观完塔塔先进的生产线后，它的一位执行经理告诉我，“而且他们比日本的工程师要廉价得多。”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GokaldasExports）的首席执行官迪内希？兴都喇（DineshHinduja）的财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经济的矛盾。在印度和中国，像兴都喇这样的商人使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两个相邻的亚洲经济巨人的苏醒感到畏惧。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经济发展迅速的首府城市班加罗尔，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MarksandSpencer）、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盖普（GAP）、皮尔？卡丹（PierreCardin）以及阿贝克隆比（Abercrombie）等。甚至在这些衣服运离印度之前，其条形码和价格标签就已经被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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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3）
兴都喇训练有素的员工能生产出900种不同风格的衣服，他们能随着西方流行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制衣的技巧。他们为老一代人缝衣服时会在特制的织布上绣花、镶边，而做年轻人的牛仔裤时又会在上面猛烈拍打、再撕几道口子。看着这些工人带着一脸的困惑在粗斜纹布上跳来跳去，使它们变得不堪入目，我的这次工厂之行变得颇为有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做好一条牛仔裤后又必须将它扯成不像样子，”兴都喇说。他拿起一件精致的棉质衬衣，上面已经粘好了85美元的价格标签和玛莎百货的商标，“如果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缝制，它的成本至少是300～400英镑，”他说，“今天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生产外包给印度或者中国，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追随他们而去，否则你就会破产。”
　　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标准来看，兴都喇的工厂可以称为“复杂制造业”。印度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