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诸神:现代尤的奇怪崛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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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反对这种见解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张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占据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6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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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2）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7（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8，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910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3）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11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的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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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12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之一。
　　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13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14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2）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15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People’s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当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16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题目《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其灵感来源于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印度的优势在于尚未稳固的民主，它在印度存活了下来，并且牢牢扎根于印度文化之中，人们对它有着复杂的期望。这种期望也存在于印度多元化的传统中，由于它的多元化，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时不会自动转向暴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被一分为二，随后的各种暴动造成许多流血死亡，但是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比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残忍。印度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它们最终将推动这个国家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述，印度的崛起是神奇、或者说不同寻常的。它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印度社会却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按照许多国家的标准判断，这的确与众不同。同样，在众多大国中，印度尚未拥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大量有文化的选民，就已完全实行民主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独一无二。
　　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经济引擎的主要动力在于有较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而非来源于众多工厂、制造业或者劳动力密集行业。这种情况正逐渐得到纠正，印度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它与一些拥有更发达、成熟的经济体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了更多相同点。
　　印度崛起的独具一格还在于它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政治体系。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而那时政府正在睡觉。”不过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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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3）
最后，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推波助澜。面对日益提升和壮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忧虑，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并且它们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这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邻国。对于这种既定的角色，印度时常感到恼怒。然而无论它喜欢与否（或只是表面不喜欢），印度的确享受了这种关注，它作为中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是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印度最为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许就是其不断增长的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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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1）
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我曾请求采访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Kalam），向他了解连接印度各大河流的巨型工程。这个项目的反对者们（在我写作该书时反对活动仍然在继续）将它称为“法老的幻想”，支持者则说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旱涝灾害。
　　作为总统，卡拉姆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印度议会体系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我非常渴望听到他的见解，然而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总统阁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不接受采访，”在我感到万分沮丧并想挂断电话时，他接着说道：“但是总统非常乐意邀请您喝茶闲聊。”
　　卡拉姆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印度被誉为“核导弹之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主持印度的导弹发展项目。1998年，印度首次公开试验核弹头时，他还是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负责人。17在一些人（但不是多数）的忐忑不安中，西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沙漠地下进行的核试爆取得了成功，卡拉姆兴奋地写道：“我听到土地在我们脚下轰鸣，然后沙尘猛烈地升腾到我们上空。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在印度，人们纷纷在街上载歌载舞，分发糖果欢庆这三次试爆的成功，而华盛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深感不安。不久，巴基斯坦紧随其后，那里的人们以更盛大的场面庆祝。此后，尽管印巴双方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试图解决双方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问题，但印度次大陆仍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闪点”——克林顿总统最先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开始执政后，美国才开始修改并最终改变了对印度核地位的评价。
　　尽管这个地区仍存在误解或意外的风险，但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核战争的爆发依然难以想象。这并非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由军人统治并且将其核武器视为真正的军事工具；而是因为印度，它仅将其核威慑力看做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标志，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认可。“噢，我们不谈论核武器，”他说，这位七十多岁的总统梳着他标志性的拖把头，“想要点饼干吗？”总统毫无新意地谈论着那些河流，我很快就感到谈话的无聊，可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紧要。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把谈话转向一些稍微敏感的话题，就是玩忽职守了。但我的努力并不成功。
　　我第二次见到总统是在印度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上，当时距他较远。1930年1月26日，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第一次公开展示了印度的三色国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挑衅。75年后，我看到阿卜杜尔？卡拉姆坐在总统席位上，和来访的许多高级官员一起检阅游行。在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那条宽阔长道上，呈现出一幅壮丽宏大的景象：坦克、飞机、各种大炮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威严地行进，同时，坦诺伊扩音系统中传出一个柔软的声音——这种声音或许用在选美游行中更恰当——“这是阿格尼Ⅱ系列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我无法看到总统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快乐的。
　　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并将之发展为这个新兴国家的标志。此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迅速。甘地当然不会乐意看到印度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它的导弹以古老的印度教神灵命名，比如，阿格尼就是吠陀神中的火神。但尽管如此，今天的印度依然保留了甘地、安培多迦尔和尼赫鲁时期的一些印记。
　　尽管本书并不想轻率地预言未来，有一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印度许多人将继续为他们的核地位感到骄傲，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多少外界帮助和鼓励下完成科技的壮举。相反，巴基斯坦的大多数核技术直接来自比邻的某个国家。这种核地位也使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员，虽然这也许是一种错位的虚荣，但至少是一种威慑。与周边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印度已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寻求或是侵占新的领土。正如外交家所说的，印度是一个“现实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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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2）
进一步说，未来印度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体，会更有利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增加动荡。我承认，这似乎有些预言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安德烈、圣母米拉及其他人才会那样说。印度依然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本书将关注其中的重点，然而领土的扩张几乎可以从这张清单上剔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扩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1）
几乎和圈子中的每个人一样，20世纪80年代阿洛克？科日瓦尔（AlokKejriwal）在孟买一所英语学校上学。尼赫鲁曾尽最大努力使印度远离英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是在费边主义出现之前），但是由于有了他称之为“印度的胶水”的英语，这个他在独立后仍将其规定为政府和法庭的主要用语的语言，他与英国的恋爱便维持了一生。20世纪80年代，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阿洛克就接触过《发现印度》（TheDiscoveryofIndia）、《自传》（Autobiography）和《世界历史一瞥》（GlimpsesofHistory）这些用英文写成的书，大部分是尼赫鲁在英国的监狱中完成的。尼赫鲁的一些散文写得非常优美。
　　但是这位伟大的印度政治家一定会对阿洛克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活跃在今天印度的年轻人感到困惑。36岁的阿洛克已经成为百万美元身家的富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母语是印度的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印度的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使印度在服务行业相对于中国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个行业中，能否用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交流对结果有天渊之别。
　　尼赫鲁拥护英语也在无意之中给印度留下了另一笔遗产：他的政府创建了5所著名的工程技术大学，其中包括印度理工学院（IITs），这所大学的许多毕业生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成了领军人物。印度正期望着通过这些有雄心大志的工程师们建立重工业，带领印度走向经济自立。在硅谷有好几千印度的百万富翁，其中许多曾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
　　阿洛克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制袜商，他没有进过印度理工学院，但是他发现经营制袜业以及和那些有组织的工人们打交道没什么意思，于是在他父亲的担心和怀疑之中，他决定另起炉灶自己干。阿洛克公司办公室的墙壁用原色粉刷，上面装饰着早期的宝莱坞电影海报，这些生动活泼的墙壁折射着今天印度的新经济。阿洛克的公司位于孟买市中心区，这个区以前曾集中了大量的纺织工厂，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破产。阿洛克的办公室让我想起伦敦的克勒肯维尔区或者旧金山的嬉皮区。这种装饰的风格被有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我和阿洛克谈了很久，也和他的（意思是为胜利竞争）公司的60名员工中的许多人进行了交谈，他的公司服务范围横跨因特网、手机、交互电视以及其他新兴技术。
　　阿洛克的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迫切地在印度新兴的消费人群中寻找皈依者。阿洛克说，印度的消费者已经厌倦于粗糙的电视广告和其他传统的营销策略，他们希望自己的市场变得灵活而有个性。阿洛克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话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可口可乐并不走运地回归印度时（它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踢出印度），美国人大声宣告“我们回来了！”印度人耸耸肩，然后继续喝他们的印度可乐（Thumsup）——可口可乐在印度的模仿者，一直是最受印度人欢迎的饮料。
　　阿洛克的启动资金来自花旗银行和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本身就是一个他的市场策略的典范。法国化妆品公司卡尼尔想要在印度引入头发护理服务，而这只是一小部分经常旅行的上层人物的习惯。于是阿洛克为卡尼尔的印度网站策划了一个竞赛，赢得该项比赛的人可以免费享用一年欧莱雅的产品。这项竞赛是一种交互式的游戏，参赛者要沿着神话故事中被关在一个塔里的长发公主拉佩泽的头发爬上去，如果她的头发太干或者太油，你都不能成功。
　　C2W为著名的内衣品牌约克（Jockey）开发的另一个游戏，是脱去模特身上穿的短裤，成功完成后即可以听到从电脑里传出的一阵电子笑声。第三个游戏是为雅马哈摩托设计的，要求参加游戏的人在一条窄道上急转弯，然后接女朋友上车，当你成功地使动画制作的女朋友坐上车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一行黑体字“小心曲线”。在印度这样一个到现在仍然信奉甘地信条的国家，上述的做法多少有些冒险。但它们同样是空前的商业成功，极大地拓展了印度的市场。斯坦福大学甚至已经对C2W的一项手机营销策略进行了案例研究。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2）
我问阿洛克，他是否在刻意违背父辈们所信奉的甘地主义信条。“事实上我并不在意甘地——甘地已经过时了。”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边喝咖啡边告诉我，“那些反对超短裙和外国影响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中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的私立学校，当他们需要进行手术时，他们会尽量选择到国外，这些人是倒退的。”阿洛克谈话时有些激动，似乎他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客户，他使用了诸如“生态系统”、“最末英里”、“知识成果共享”以及“最优化空间”等经常用到的术语。当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时，他指向一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