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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现代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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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晌毡咀钣谢盍Φ慕鹑诨怪弧＠嗨频某晒Π咐ǜ呤⒍院畲笊桃狄小褚校↘ookim Bank）和美国新桥对韩一银行（Korea First Bank）的投资。同样，依照常规的思维，高盛对中国平安保险的投资和对日本住友银行的投资或许被视为一般财务性投资，因为高盛既非保险公司，又非商业银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伴随着资本的投入，高盛还投入了其庞大的专业技术资源，最终证明与其被投资伙伴一起创造了长远的和显著的战略价值。至少迄今为止，国际上还难以找到一家保险公司对另一家保险公司或一家商业银行对另一家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可与这两个案例的成效相比。
大体而论，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理想的国际战略投资伙伴应该是那些有良好声誉、具备核心专业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对中国市场有长期承诺、有显著战略匹配、业务互补和协同效应的金融机构。至于选择具体哪种类型或者哪家外资金融机构以及具体的投资交易结构、具体的业务合作模式等，则应视有关中资银行的自身具体情况（规模大小、业务结构、现有市场地位、未来战略发展目标、最需要国际战略投资者协助支持的领域等）而定，不可一刀切。战略引资工作是否成功，取决于双方在合作期间是否增添和创造了企业价值。目前对于新桥和淡马锡的投资非议甚多，其实许多批评意见并不尽合理。“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双方互相满意，合作愉快，最终能够增添公司价值，又何必对投资人的选择评头品足、横加干涉？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商业合作，外力包办终难有美满结局。所幸的是，交行与汇丰，建行与美洲银行，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浦发行与花旗，深发行与新桥等模式各有其特点，但基本上都符合中国银监会“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的战略引资指导原则。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说，多元化的战略引资和合作模式互为参照、比试竞争，才是一个最有利的格局。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5）
国有银行资产是否贱卖
建行IPO所取得的发行价为每股港元，或相当于2005年净资产的倍，明显高于美洲银行作为建行战略投资者在IPO之前的进入价格（净资产的倍）。这一现象引起一些人批评国际战略投资者付价过低，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但是，简单地把战略引资时的成交价格与IPO时的发行价格或目前公开市场股市价格进行比较，往往得出片面的结论。
第一，战略引资一般都经过了适当的竞争程序。中方机构在广泛认真地接触了国际上许多潜在投资者，仔细比较评估了各自投资意愿、所提条款和价格敏感度的基础上，筛选出最合适的投资者对象，然后通过反复拉锯式的、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才就成交价格达成协议。这样经过谈判博弈形成的投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战略投资”的供需均衡点，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如交行、建行和中行分别在不同的时期与多家不同的国际投资者各自进行秘密谈判，最终的成交价格均落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区间内，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二，战略投资均成交在IPO之前，国际市场上凡对非上市公司的投资相对于同类上市公司价值本来都有适当的风险折价（discount）。而且很重要的是，战略投资本身为银行IPO铺平了道路。交行和建行IPO之所以获得如此庞大的需求，取得如此满意的定价，战略投资者确实功不可没。如前所述，汇丰、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分别帮助了交行和建行（股票发行上的准确定位），大大地提高了市场信心，显著地刺激了股票需求，从而保证了IPO最终定价在估值区间的高端。
第三，交行和建行IPO发行的时机不错，后市交易表现也令人满意，一大原因在于非常有利的亚洲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大环境，使得目前亚洲银行股票板块的交易价格倍数处于近年来的最高位。尤其需要指出，目前中国的银行股价相对估值也处于难得的高位（见表1）。三家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目前平均市净率在2倍以上，远远高于亚洲（倍）和欧洲（倍）的平均水平。我们可以与韩国银行估值作一比较。韩国银行也具备可观的盈利增长前景，其资产负债平衡表质量甚至优于中国的银行，但韩国银行目前的P/B倍数相对于2005年净资产仅在～倍之间，相对于2006年预期净资产则仅在～倍之间。难以置信的是，目前交行和建行的市净率（P/B）甚至高于汇丰银行。
表1 银行市净率历史数据
亚 洲 香 港 亚洲…除香港 欧 洲
最近5年的市净率平均值 9X 9X 4X
最近3年的市净率平均值 4X
目前的市净率 X 5X X
计量经济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市净率倍数与其可持续的股本回报率（ROE）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见表2和图1）。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预计股本回报率还明显低于国际一流银行，根据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它们目前股票的溢价高达25％～35％不等。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在未来几年股价回落校正的概率可能远大于股价继续攀升的概率。鉴于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固有的高波动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目前无论是在绝对水平还是在相对水平皆处于高位的中国的银行股价视为长期的稳定的均衡价格，并以此作为评判战略引资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6）
表2 股本回报率与市净率的对应数据
股本回报率 市 净 率 股本回报率 市 净 率
10％ 13％
11％ 14％
12％ 15％
图1 亚洲银行市净率和股本回报率的比较分析
第四，战略投资者不但帮助中国的银行取得了相当高的IPO定价，带来立即的“溢价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未来能够通过其品牌、专业经验和技术转移、具体业务合作等渠道，在风险控制、产品开发、公司治理等诸多方面帮助增加银行的长期价值，即真正实现已隐含在目前股价之中的较高“价值成长”预期。只有以相对于公开市场较低的价格进入，战略投资者才能够合理分享其帮助增加的价值（见图2）。
第五，与一般公众投资者不同，战略投资者除了投入金融资本，更投入了其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后者在金融服务行业是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应通过合理的投资回报予以补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战略投资者通常有3年以上的锁定期，承担了一般公众投资者所没有的流动性风险。比IPO较低的进入价也包含了对流动性风险的一种“补偿”。
图2 战略投资者将改善中国银行机构的股本回报
总之，国际战略投资者为中国的银行带来了明显的短期利益和中长期的潜在“增值”效应，所以战略投资者通过较低的进入价格以分享部分未来“溢价”，是合情合理的“公平买卖”，并无所谓的国有资产“贱卖”问题。何况，因为较长的投资锁定期，国际战略投资者只是账面上得利而已，并不能立即套现，国际战略投资者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继续承担着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固有的宏观经济周期风险、银行体系的特殊政策风险、中国银行机构的各种经营风险和股票市场高度波动的风险。不能只看到外方可能赚了钱，就产生一种不痛快的不健康心理。如果外方赔了钱，我们才真正有理由担心，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银行改革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让投资者亏了钱，当然亏得最多的还是汇金和财政部这样的政府控股股东。一个不能忘记也非常令人欣慰的事实是，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贡献，国有大股东——汇金和财政部——在交行和建行等机构所持股份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高于原来注资时的投资成本，获得了最大份额的回报。这是一个理想的“双赢”结果，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外资对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关于金融改革的热烈讨论中，有一种非主流但值得关注的声音，认为引进国际战略投资影响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独立，威胁到了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低效率、脆弱的金融体系，直接妨碍一个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从而对该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一个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系统性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的信心，从而危及一国经济稳定，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并触发全面的政治危机。苏哈托政权铁腕统治印尼三十余载，但却在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下瓦解了。从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1999—2000年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危机，历史一再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其金融体系不稳健，就难以享受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
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几大问题（7）
因此，从金融体系稳健的角度，从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角度，来关注所谓的“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不能以“金融安全”为名，对中国银行改革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一基本取向加以排斥和抵制。那种以为只要继续强化对银行的国有控股、抑制外资参与就能解决中国银行体系根深蒂固的问题与风险，就能保障“金融安全”的意见纯系自欺欺人。如果这种没有实证支撑的观点一旦变成了政策，则将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不但保障不了所谓的“金融安全”，而且会降低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系数”。
近年来，大量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机理和传播机制的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健性与其开放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造成或加剧了一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事实恰好相反。世界上一些最发达和最富有效率的金融 体系是一些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而一些经济上最封闭的国家金融体系也最落后，其效率也最 低、风险管理最薄弱、不良资产率最高，从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就最高。
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外资参与度无论按持股比例还是市场份额来衡量都非常之低。但是危机后这些国家痛定思痛，为了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恢复市场信心，才不得不下定决心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体系，如波兰、捷克、墨西哥、阿根廷、韩国、日本和德国等。
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也可能最有启发性。在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之前，韩国是世界上本国金融机构最受保护的国家之一，外资在韩国金融体系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199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锁国”状态中惊醒。从1998年金大中总统金融改革开始，历届韩国政府皆采取了更开放、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外资参与度不断上升。到2005年，韩国前七大银行中的Koram和Korean First Bank分别被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全额收购，Hana和Korea Exchange Bank由外国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公司控股，且外资持股比例分别为78％和74％。如果计入外资在公开交易股中的持股，则外资在两家最大银行——韩国国民银行和Shinhan中的持股比例分别达到了75％和85％。前七家中只有一家（WOORI）由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政府机构）暂时绝对控股（80％），外资持股比率仅为12％。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不但没有危及韩国的金融体系安全，而且通过其资本和专业资源的投入，韩国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以及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由于大部分银行机构在经营上更有效率，在财务上更为健康，韩国的整体金融稳定性也就相应有了明显的改善。2000—2002年出现的“消费信用泡沫”最终对韩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甚微，也证明韩国的金融体系在开放后的抗风险和防震能力有所加强。
中国金融体系脆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国有产权、政府干预、信用文化和风险管理不善等国内机制上的原因，可以说与外部因素——包括外资银行的影响关联不大。无论是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还是证券业的普遍性财务告急，皆难以牵强附会地归结为外资的参与。至今为止，外资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参与度依然很低。即使近两年来中国银行体系成功地吸引了150亿美元的巨额直接投资（战略投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也尚不到10％，远低于世界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股权实际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按资产或存款负债比重计算外资商业银行在华份额占中国银行市场份额尚不到区区2％，远低于外资银行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平均3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应忽略的事实是，银行业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如果一个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国都不害怕外资控制和垄断这一重要而敏感的行业，那么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泱泱大国，又何须担心引进国际战略投资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即使全资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开业也必须无条件地遵从中国的法律和监管政策，何况国际战略投资者只是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未来对参股银行的实际影响和控制力非常之小。因此，担忧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其操纵或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企图，实在是杞人忧天。
但这种非理性的恐惧一旦影响到政策层面，则可能真正地损害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如果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中国有可能失去一个千载良机，即有效利用国际战略投资来加快推进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重组改革，从而帮助中国金融体系变得更健康，更有效率和更有国际竞争力。
正因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宏伟胆略和英明远见，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在制造行业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参股中国企业或与之合资合作，全球最大最强的跨国公司和中国港台企业向中国制造业转移了先进技术和最佳国际商业模式，其结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迅速崛起。
中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规模宏大的金融改革，其成败与否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政治的长治久安。这是一项无比重要，但又充满巨大挑战的战略使命，比起整顿改造低效率的国有工业企业难度更大。在银行改革的一整套完整思路中，中国政府非常明智地下出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这一步高棋。通过充实资本金，保障银行IPO的成功，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持续地促进银行内部改革，国际战略投资将为中国的银行机构增添和创造价值，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特殊而重要的 作用。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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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1）
入世五周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而中国银行体系的变化更是显著，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人们当初最为乐观的预期。中国银行改革在短短五年间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中国迎难而进、锐意改革的体现，归功于内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为WTO的成员国以及与之相应的义务和承诺，也是推动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外因。WTO五年过渡期与2006年底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成为了提醒中国政府、监管当局与银行管理层的“倒计时”，客观上大大加速了中国银行改革的进程。
今天，中国举足轻重的银行机构，包括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等，其财务和盈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为稳健，其业务经营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国际竞争力。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信心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中国在近期与中期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了显著性的降低。这些可慰可庆的成就与中国入世这一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之一的确密不可分。
银行体系脆弱是中国经济最大隐忧
在中国入世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谓千疮百孔，脆弱无比，成为了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长远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
首先，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在1997—2000年间，由于中国缺乏严格统一的银行会计财务披露与贷款分类标准，曾经有过对中国不良贷款水平的不同估计。在较低端，有政府官方按所谓“三级分类”所估算的不良贷款率，为26％。在中端，有独立研究人员包括笔者本人依照微观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并参照国际可比数据所估计的结果，认为中国的NPL率在30％～40％之间。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的估计也大约处于这一区间。而在最高端，有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所声称的高于50％的NPL水平。
如果人们接受中国银行业的NPL率在30％～40％之间，那么，中国的不良贷款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无论如何，即使较保守的官方NPL估计也印证了这么一个不幸的基本事实，即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技术上已经破产。
其次，作为长年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的直接结果，中国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文化压抑了商业文化，公司治理薄弱，经营水平低下，尤其是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与内控能力上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相去甚远。再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健全，包括信用文化、监管与透明度的欠缺，中国的银行*贪污案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严重动摇了存款者、社会公众与投资者的信心。
由于前者所造成的巨大历史包袱（存量问题），后者所不断引发的新增不良贷款（增量问题），中国的银行体系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全面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为艰难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
入世成为银行改革之锚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展现了远见、勇气与智慧，就银行业的开放作出了大胆果断而又切实可行的承诺。从2001年12月11日入世之日起的三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再放开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2）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经济日趋外向，中国才见证并切身感受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才如梦方醒，真正意识到了中国自身银行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当时的广国投、粤海企业与海南发展银行等资不抵债事件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1997年底，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银行改革列入国家战略重点。
1998年春，中国发行了2 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以补充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9—2000年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接收了面值达万亿人民币的巨额不良资产，部分减轻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坏账负担。
但是，银行改革伊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其中两个最大的阻力，一是银行体系历史包袱过重，大规模财务重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直接与当期的经济成本，这个成本谁来负担？二是为了控制流量问题，银行必须采取更为严格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意味着经营不善的国企从此再也得不到信贷补贴支持，有可能增加企业破产与员工失业，从而造成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主要贸易伙伴国坚持把银行业开放作为中国入世的前提条件之一。银行业的开放将会加剧竞争，至少在短期有可能加大银行不稳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承诺银行开放，中国将无法如期入世，银行改革步伐也将太慢，过程太长，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终，中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分步骤地开放银行业，扫除了入世的一个主要路障。
中国的入世，是*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与延伸，通过入世协议与条约，把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更加制度化和永久化。
结果表明，入世达到了“一石双鸟”之效，即成为国内结构改革的催化剂，通过开放促进深化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市场化改革。
雄厚的外汇储备为大规模财务重组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入世和银行业开放五年过渡期等于为银行改革设定了期限。这种即将背水一战的压力更加强化了中国加快银行改革的意志与决心。显然，要在短短五年间使一个庞大脆弱的银行体系恢复健康，小打小闹的游击战难以奏效，集中大量资源强势攻关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大规模财务重组正是中国入世后银行改革的第一役。
入世后两周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破天荒地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票据，对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财务重组，使这两家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焕然一新，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财务指标顷刻间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在紧接下来的两年，即2004—2005年期间，汇金公司与人民银行、财政部、社保基金一道先后分别对交通银行与工商银行进行注资与剥离不良贷款，使交行与工行相继摆脱了历史沉重包袱，在财务上变得远为健康。
在过去几年中，银行体系大规模财务重组，包括注资与划拨不良资产，累计近3 000亿美元之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直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正是入世后开放银行业的承诺，促使了中国下定决心加快银行改革，而持续的成功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盈余与外资净流入累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入世后的几年中急剧膨胀，又为大规模银行改革积聚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与许多银行体系不健全的新生市场国家相比，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优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3）
国际战略投资者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银行改革中的另一着高棋，就是积极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战略引资有别于中国入世多边协议中对开放银行服务市场的相关承诺。这一政策是中国在2001年入世后单方面主动出台的。前者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经常账户）问题，后者涉及投资（资本账户）问题，即容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银行作为少数股东参股，外资参股行为并不改变境内银行性质。外资在境内机构参股，使得2007年初银行业全面开放以后的竞争格局出现了颇有意思的变化，将不再是单纯的中资与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而是相互渗透，利益交错，更可能实现多赢局面。
鉴于中国银行改革财务成本高企，注资压力巨大，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能够在国家注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质性地帮助银行充实资本金。对于那些不能优先得到中央政府注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国际战略投资往往是补充资本金更为重要的有效渠道。
在中国入世后的短短五年中，尤其是过去两年中，先后有30家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于中国境内25家银行，累计投资金额达210亿美元，相当于同时期印度所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令许多新生市场国家为之眼红。其中著名的战略投资案例包括汇丰银行对交通银行的投资，美洲银行与淡马锡对建设银行的投资，苏格兰皇家银行对中国银行的投资以及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对工商银行的投资。同样令人注目的是，新桥和花旗通过其对于深圳发展银行与广东发展银行的投资分别获得了实际控制权。
所有这些投资案例都伴随着中长期的战略合作计划，包括产品开发（如信用卡）、技术转移与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由于中国银行机构的整体经营水平较低，风险管理与内控能力尤其薄弱，引进国际一流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在未来若干年中显著提高中国银行的经营服务水平。中国的制造业正是通过引进外资，得益于全球跨国企业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迅速缩小了差距，提高了竞争力，使中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在银行业借鉴其制造业已有的成功经验。
举世瞩目的中国银行海外上市
与国有工业企业类似，国有银行的改革在内部阶段性重组完成后，也必须走向资本市场，接受资本市场的洗礼、检验与持续监督，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优化完善公司治理，增加透明度，提高经营效率与资本回报率。
虽然境内A股市场应是中国企业包括银行企业自然优先考虑的上市地，但A股市场历史短，存在透明度过低、流动性不足、机构投资者群体欠成熟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当交通银行于2004年顺利完成其财务重组与战略引资，启动公开上市程序后，曾认真考虑评估了H＋A股同步发行的方案。遗憾的是，当时A股市场正经历所谓股权分置引发的，本质上为一场公司治理的信心危机，市场极其低迷不振，根本无法容纳任何一个较大规模的IPO。所幸的是，交行于2005年6月作为首家内地大型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大获成功，为其他境内大型银行在海外上市铺平了道路。其后，建行、中行相继成功完成了H股IPO。中行借海外H股发行的强劲东风，旋即在A股市场发行，标志着中国境内A股市场数年低迷沉睡后开始展现了新的生机。2006年10月底，中国工商银行首次成功完成了H＋A股的同步发行，把中国银行的上市潮推向了最高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入世五周年与中国银行业改革（4）
中国大型银行的上市集资活动，以其巨大规模、定价能力与后市表现成为了近年国际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银行股板块，成为了国内外投资者热衷追捧的对象。很难想象，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一个新生市场经济国家，一个不久前还在不断刷新其不良贷款比率与*案件发作率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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