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现代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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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会计和审计体系以及较低的透明度。从目前所有对不良债权比率的一系列估计中，中国坏账问题的严重程度依然可见一斑。与亚洲各国进行比较，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率仅低于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中的不良贷款（NPL）比率
　　注：Current　NPL—目前不良贷款；Peak　NPL—高峰时期的不良贷款；CN—中国；INDO—印度尼西亚；MAL—马来西亚；PHIL—菲律宾；THAI—泰国；HK—香港；KDR—韩国；SING—新加坡；TAI—台湾。
　　资料来源：有关国家中央银行简报、CEIC、高盛公司评估报告
　　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
　　银行体系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枢纽。实践表明，银行体系的问题通常会妨碍货币政策的实施，降低其效果。
　　自1998年以来，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额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大量减少，所以，中国人民银行试图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却并未对央行的政策调整作出积极的反应。由于背负着大量不良债权的压力，银行对发放新的贷款十分谨慎。其结果是，虽然这一时期信贷条件放宽了，可贷款的增长速度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慢，如图2所示。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存款储备金率从13％下调到8％，但银行的总储备金却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当银行持有的资产组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良债权时，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流动性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储户　　　挤兑。
　　图2　　国内信贷增长
　　资料来源：有关政府当局、CEIC
　　银行问题使中国人民银行大幅度下调利率非常困难。一方面，存款利率大幅度下调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提款，从而威胁到银行的正常运作，甚至生存。另一方面，降低贷款利率会减少银行的利差和利润率，从而使银行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正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在放宽货币政策时显得裹足不前。也恰恰是出于对银行体系问题的担心，在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财政政策作为刺激内需以维持增长的主要工具。
　　对真实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银行是最重要的金融中介，也是工商业最主要的资金提供者。因而，银行体系的脆弱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和国有企业重组所带来的内需不振。为了走出困境，中国本应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银行体系的脆弱无疑大大增加了此任务的难度，最终导致信贷条件紧缩，实际利率升高。
　　信用紧缩　　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处于困境中的银行都不得不紧缩信贷，收缩其负债平衡表。自1998年初以来，中国的银行迫于政府的压力开始清理不良债权，提高其贷款组合的质量。其结果是，信贷条件出现反周期的紧缩。很多分析家宣称，有关综合数字表明，国内的信贷额仍然在以每年14％～16％的速度增长，因而信贷条件并没有紧缩。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数字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的确，银行仍然在向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但大量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如乡镇企业和其他私有企业等）所获得的贷款却在不断减少。这种趋势无疑令人担忧，因为中国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部门承受了信贷紧缩的全部压力。这不仅削弱了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而且还与中国总体改革目标相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3）
实际利率飙升　　因银行问题引起的信用紧缩也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同时，名义利率的调整却受到了限制。这主要是出于利差缩小和可能发生挤提两个方面的考虑，因为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结果，实际利率爬升至历史的最高点，不仅抑制了私人消费，而且加重了借款者偿付债务的负担，1993—1999年的实际利率如图3所示。
　　近期，中国的实体经济活动有所放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暂时性需求不振，而信用紧缩和实际利率飙升无疑将使情形进一步恶化。
　　图3　　中国的实际利率（1993—1999）
　　注：Real　1…year　working　capital　lending　rate——一年期流动资本贷款实际利率；
　　Real　1…year　time　deposit　rate——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
　　——per　annum（每年）。
　　资料来源：CEIC
　　对国际收支与汇率的影响
　　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担心。一些学术机构研究表明，在银行危机与汇率危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然而，就中国的情况来看，银行问题却不见得会对国际收支与汇率产生很大的冲击，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由国内存款支撑，而不是依靠离岸拆借，这不同于泰国或韩国危机前的情况。截至1998年底，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的外币净资产达到1　812亿美元（如果将中央银行排除在外，所有存款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外币净资产总计达240亿美元）。银行部门较低的对外负债率是防止银行体系问题扩散、波及外汇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处于财务困境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内银行而不是外国银行进行杠杆融资的。因此，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前泰国和韩国的企业，负债率很高的中国国有企业并无压力必须买入美元以偿还外债，尤其是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高负债的本国企业大量购入外汇偿还到期外债，往往是导致货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中国银行体系重组所需的高额成本很可能会由政府预算来负担。政府仍然有余地通过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而不必大幅度增加主权外债。
　　第四，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往往依赖于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看到公众信心严重动摇的迹象。资本外逃问题显然值得关注，但因为中国尚未开放资本账户，所以这一问题并不足以冲击汇率制度。
　　最后，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它不同于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因而，国内金融领域或其他方面的经济问题并不会必然直接地和快速地影响到汇率，也不必非通过调整汇率来解决不可。
　　简而言之，在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货币贬值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民币才能够在过去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保持稳定，而不是像多数人所预测的那样发生大幅度贬值。
　　国家财政对银行重组负担的承受力
　　中国已开始着手解决银行坏账问题，但预计不良贷款的最终回收率会很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还很薄弱，资本市场也仍然稚嫩。因此，银行体系重组的高额成本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落到政府身上。
　　由于难以准确估计银行体系不良债权在某一时期的特定比率、峰值、最终回收率以及银行需要注入的资金等，所以，在银行体系改革之初就事先评估其对国家财政状况的长期影响，颇为困难。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4）
另外，中国未来利率走势和GDP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判断分析。利率和GDP增长率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体系健康状况的影响，成为内生变量。银行体系的脆弱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和实际利率升高，从而使实际GDP的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愈慢，银行体系重组的代价也将会愈昂贵。
　　本文对银行体系重组所需付出成本的模拟分析基于三种不同的假设包括（见表4）：可能出现的、最理想的和最差的三种情况。下面分别说明这三种情况会对国家财政状况带来什么影响。
　　可能出现的情况　　不良债权比例峰值达40％，贷款回收率为30％，GDP增长率接近于潜在增长率，实际利率渐趋下降。
　　最差的情况　　不良债权比例峰值达50％，贷款回收率为15％（接近于广国投破产后的估计资产回收率），GDP增长率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5％），实际利率保持在历史的最高水平上。
　　最理想的情况　　不良债权比例峰值达30％，贷款回收率为50％（达到国际平均水平），GDP增长率接近或高于潜在增长率，实际利率快速下降。
　　表4　对银行业重组成本的估计
　　不同假设情况
　　（银行体系注资所需资本，本币计值，10亿） 最理想 可能情况 最差
　　资本/储备弥补损失
　　股权（10亿） 661　 661　 661
　　贷款损失储备（10亿） 82　 82　 82
　　总计（10亿） 743　 743　 743
　　备注：贷款损失准备率（％）
　　备注：贷款储备/总贷款（％） 　 　
　　备注：股权/总贷款（％）
　　总贷款，毛额（10亿） 9　083　 9　083　 9　083
　　X　高峰期不良贷款比率（％） 30　 40　 50
　　=　总不良贷款　 2　725　 3　633　 4　542
　　X　假设的不良贷款损失率（％） 50　 70　 85
　　估计的贷款损失（10亿） 1　362 2　543　 3　860
　　1．扣除不良贷款损失后的资本盈余（赤字） （619） （1　800） （3　117）
　　相当于以10亿美元计值 （） （） （）
　　资本盈余/赤字占GDP（％） …7 …20 …35
　　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所需注资 — — —
　　总贷款，去除贷款损失储备金 9　001　 9　001　 9　001
　　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贷款的8％　） 720　 720　 720
　　减：现存的盈余资本 — — —
　　2．等于：需要的新资本 450　 450　 450
　　（本币计值，10亿）
　　总注资成本（1＋2） 1　069　 2　250　 3　567
　　（美元计值，10亿） 43
　　占GDP比重
　　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上述三种情形下银行体系重组的预计成本。毫无疑问，在最差的情况中，银行体系重组的成本最高。我们的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即使在可能出现的情况下，银行体系重组的成本也高达22　500亿人民币或2　720亿美元，占中国1999年名义GDP的。
　　表5　中国银行重组和公共债务动态变化（假设成本在一年之内出现）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可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2　250
　　总负债/GDP（％）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2．最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1　069
　　总负债/GDP（％） 5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5）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3．最坏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3　567
　　总负债/GDP（％） 7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注：假设在所有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元人民币。
　　表6　中国的银行重组和公共债务动态变化（假设成本在1999—2008年间均匀分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可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续表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总负债/GDP（％） 4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2．最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总负债/GDP（％） 2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3．最坏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总负债/GDP（％） 3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注：假设在所有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元人民币。
　　图4和图5表明，银行体系重组必然会造成中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由于很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从以新生的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部门中收税也面临着诸多困难，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可能通过提高税收来满足银行体系重组计划所需资金，至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这样。因此，我认为，政府只有通过举债融资来支持银行体系的重组。其结果是，在银行体系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会快速增加。总的来看，银行体系问题会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无论是补偿贷款损失还是重新注资，银行体系重组都必将加大政府的预算负担。
　　图4　　可能情况—公共债务动态（成本在一年内分布）
　　图5　　可能情况—公共债务动态（成本在1999—2008年分布）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的银行问题并不一定会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公债占GDP的比重将会在2002年达到45％，与1998年底的24％相比增加近一倍。在2002年达到峰点之后，政府公债占GDP的比重将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公债的动态变化趋势是政府可以承受的。上述分析显示，中国政府可以，也应该在银行体系重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引发类似俄罗斯和巴　　西前不久经历的财政金融危机。这一根本结论与国际上一些学者，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尼克？拉迪（Nicholas　Lardy）等对中国所做的悲观预言截然　　　相反。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6）
中国银行体系问题的根源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
　　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银行信贷都是按照政府经济计划来分配的，独立而专业的银行信贷决策根本不存在。这种体系不仅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分配，而且导致了在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里，经济停滞不前。虽然这种信贷体系存续了很多年，但却并没有引发重大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市场风险，不存在竞争或企业破产，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财务表现对于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变化缺乏敏感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常要制定全国性的信贷计划，即从总体上设置一个信贷额度，根据国家年度投资和生产计划，将信贷分配到部门、地区，甚至是每一家具体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银行仅是政府向预定的项目划拨资金的代理机构，从来不作信贷分析，况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最为重要的是，所有的信贷条件，如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都是由政府制定的。对国有企业来说，他们认为，得到的贷款仅是政府为企业无偿提供的周转资金和固定投资，而根本不认为他们负有向银行还贷的义务。国有企业的运作完全是在“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是由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us　Kornai提出的）下进行的，丝毫不存在利润刺激和金融信用约束。
　　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政府试图通过所谓的“拨改贷”等措施来强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不仅取消了政府财政的直接拨款，而且引入了有息银行贷款。其目的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金融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和信用。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银行债务迅速增加，债务资产平均比率目前保持在90％的水平上。改革期间，金融杠杆的作用骤然增加，很多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没能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无法实现足够的现金流以偿还他们的银行债务，从而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良债权比例的不断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改革开始之后，中央计划经济的作用日趋下降，但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却有所滞后。例如，信贷指标直到1998年1月才正式废除。中国银行体系原本打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按照商业准则进行信贷决策，而不再依赖国家的计划安排。但事实上，中央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依然在信贷分配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银行机构仍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与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似乎没有本质的不同。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省市政府都可以对银行的信贷决策施加重大的影响。所以，银行不得不从事所谓的政策性贷款，既要为亏损的国有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条件，为政府粮食收购提供资金，还要为国家指定的优先投资项目贷款等。
　　薄弱的信贷文化
　　“软预算约束”意味着在贷款合同中，无论合同条款规定得如何明确，它也不具有约束力。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总是期望政府能够免除他们的债务负担，或是在他们无法偿还贷款时伸出援手。况且，贷款者（国有商业银行）和借款者（国有企业）都属于国家所有，很难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泾渭分明。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也仅是资金从国有部门的一边转到另一边而已，借款者根本不会重视贷款的偿还问题。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发了所谓的“三角债”。此后，有些国有企业为了逃脱向债权人偿还贷款的义务，竟然主动宣布企业破产。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7）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给银行体系带来了指令性政策贷款以及脆弱的信贷文化，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贷款。此后，中央政府开始试图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区分开来，并于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处理所有与公共政策有关的贷款。它们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近期的信贷膨胀
　　但是，我们如果对近期状况作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导致银行体系问题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虽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可能是导致银行体系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诸如宏观经济周期以及银行自身在管理和内控方面存在的缺陷等。在其他国家，这些因素往往是引发银行体系危机的重要导火索。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历了信贷过度膨胀，致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失控。在1991—1995年间，国内信贷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见图6）。尤其是投向房地产业的贷款迅速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时期房地产业投机的高涨。信贷膨胀不仅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而且为后来困扰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播下了种子。
　　图6　　中国信贷膨胀　（1991—1996年）
　　注：Domestic　credit——国内信贷；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不动产投资；
　　yoy——当期数据较去年同期变动多少。
　　资料来源：有关央行简报、CEIC、高盛公司评估报告
　　法制和监管不严
　　1991—1996年间的信贷过度膨胀不仅暴露出中央银行将定量信贷计划（即贷款指标配额分配）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完全失效，而且显现出中国银行体系监管标准和实践的弱点。作为指定的银行监管权威机构和银行法规的制定者，中国人民银行尚未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在资本充足率、风险额度和流动性等方面，中国银行体系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必要的、审慎的标准。审慎的监管制度尚不健全，而且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监管当局缺少一套严格的报表制度，不能保证及时得到用以监控银行体系问题的重要数据。同时，缺乏足够懂行的专家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作为早期预警机制的一部分。偶尔对银行的现场检查，也往往局限于重大金融诈骗或贪污性质的案例，而不是对银行操作的稳健性和清偿风险进行定期的评估。中国人民银行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真正建立自己的监控体系，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既然很多问题已经发生了，如今监管当局面临的任务也就更加艰巨，亦即帮助问题重重的银行体系恢复健康。
　　管理不善
　　除了制度性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之外，银行自身管理上的缺陷也是导致资产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银行管理人员的平均素质还没有达到现代化银行服务的要求。正因为如此，银行不具备专业能力进行严格的信贷分析和贷款评估，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内部控制、审计和风险管理。
　　即使有出色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动机也受到了严重的扭曲。银行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常常要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商业银行家，一种是政府官员，这就容易导致利益冲突。他们的薪金报酬也类似于其他的行政部门，收入与工作表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银行管理层薪金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不足以吸引、挽留和激励优秀的专业人才。　。。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8）
管理不善不仅在目前是导致中国银行体系大量不良债权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考虑到培养开发管理人才需要较长的时间，这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威胁银行体系的盈利性与稳健性。
　　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进展与障碍
　　银行体系恢复健康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在于尽可能快和低成本地解决坏账问题。中国正在仔细研究其他国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经验，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波兰、泰国、日本和韩国。中国似乎对美国专门清理破产的存贷款机构坏账问题的资产重组再生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尤感兴趣。
　　1999年4月，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专门机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信达的使命是接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债权，负责收回这些债权或者将其出售给国内外的投资者。除信达外，1999年10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成立，以接管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
　　信达的初始资本为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提供，其运作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督。按照预先的设想，信达将按照账面价值购买中国建设银行1996年以前发生的所有不良债权，总计约2　000～2　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0～302亿美元　。信达将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可能会由财政部提供担保。还有人建议，允许信达通过一条特殊的信用渠道向中央银行借款。但这个建议引起了一些争议，估计采用的可能性不大。信达将全力负责回收坏账，对无法回收的贷款，最终则由政府予以冲销。鉴于坏账的处理需要很长时间，信达的寿命预定为10年，在此期间可享受免税待遇。
　　有关信达商业计划和运作战略的细节尚未最后确定。其已获批准的运作权限包括：（1）从银行购买不良债权，追偿债务和回收坏账；（2）债务重组，资产交换和托管；（3）债转股；（4）贷款证券化以及将资产出售给公众投资者；（5）向央行申请再贷款。除了直接负责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之外，当局还希望信达在中国国有企业重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鉴于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十分强调债转股在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作用。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不仅要接管坏账，而且要积极地对其进行管理，将一部分不良债权转化为对欠债企业的股权。虽然这个办法值得一试，但当局似乎对它的作用有些过于乐观。受资金问题困扰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对债转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是因为这些企业将它看作一种逃避债务、减少还债负担的好办法，而不是企业进行重组的机会。另外，推动债转股的一直是政府机构，而不是市场的力量，这一点也颇令人担忧。例如，进行债转股的数百家企业是由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样的政府机构划定的，而作为债权人的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却没有什么发言权。
　　沉重的债务负担只是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资本结构的改变并不一定会把那些国有企业从亏损中解救出来。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企业通过债转股降低了债务—股权比例，我们也不能够由此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监督管理者方面会比政府部门和商业银行更有效。
　　虽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是解决坏账问题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但要实现预定的目标还存在一些关键障碍。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9）
1．法制体系不健全。在中国，最终的债权人是中国居民（即个人储户），但实际贷款合同通常只涉及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两方，这就导致产权不清晰，贷款义务不明确。即使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已经确定，中国在破产程序和止赎权方面的规定也还不够有效，并且很难实施。法制体系不健全是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障碍。
　　2．资本市场不成熟。如果要做到以最低的成本来最有效地解决银行的坏账问题，就需有一个高收益债券（坏债）的流动性市场。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婴儿期，在上海和深圳两大股票交易市场上，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有大约900余家（而中国的企业总数有30万家），市值仅占GDP的25％。国内的债券市场也仅限于长期政府债券，而很少有任何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券进行大量交易。这就给银行坏账证券化和在二级市场处理非流动性资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3．政治风险。最终，回收贷款和处理坏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国有企业重组的进程。由于在很多方面不良债权的处理和国有企业重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项工作的推动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举例来说，强迫国有企业偿还过期银行债务可能会引发企业破产和失业激增，这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容忍度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机会之窗
　　显然，中国在银行体系重组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人们普遍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前景十分悲观。普遍的意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