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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百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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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3）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勒尔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赢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真的询问了元首关于联合欧洲的问题。希特勒耐心倾听了冲动的德格勒尔的问题，并预言说，下一代欧洲青年人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住满了欧洲的青年人。他们将在那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勒尔经常在谈话中把话题扯远，而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勒尔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了。”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尔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关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勒尔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军正在后退，但是他们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勒尔奉命回第十一军总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在火红的背景中映衬出了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东方朴素的新教塔楼，与比利时马利纳市圣罗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师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睡在后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轨的路堤上，但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4）
当温克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本应从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一半进攻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本兹劳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戴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个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个高级军官，一名上校，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的*行为——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本兹劳，科里阿科夫参观了一个小广场，想对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致敬。这位俄国英雄是在追击拿破仑的途中牺牲在这里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德文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亲王率领得胜的俄国军队追至此处。他从压迫中解放了欧洲，并从奴隶制中解放了欧洲人民。在这里，死亡结束了他光荣的日子。关于他的记忆将会永存。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多大啊！他想起了最近和一个波兰铁匠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战争呢？”波兰人问道，“六年来，战争从德国开始，一直打到了这里，然后打到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直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去，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了，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俄国的一半土地都已被焚毁；德国现在又燃起了大火，并将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得精光。”
科里阿科夫认为，答案很简单：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不敢置信的残暴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现在俄国人正在响应伊里亚·爱伦堡的号召：“以两只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加倍地报复德国人。
就连斯大林也已经对这种残暴行为感到不安了。他声称：“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要继续生存。”2月9日的《红星报》社论反映了他的疑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老话。但是不能依其字面意义行事。虽然德国人在我们的国家奸淫劫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这样。我们的战士不会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可怜我们的敌人，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尊严——他们明白，每一次破坏军纪，都只会削弱获胜的红军……
这一告诫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道德。
我们的复仇不能盲目。我们的愤怒不能毫无理性。在盲目的盛怒之下，人会摧毁被征服的敌国领土上的某座工厂——某座对我们有价值的工厂。而这样一种态度只会被敌人利用。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5）
在三次空袭德累斯顿的四天后，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还在冒着烟。数千名救援人员，包括英国战俘，仍在挖着幸存者。
十五岁的约阿希姆·巴尔特正好奇地独自在城中漫步。他穿着一件女孩的外衣，拖着一双木鞋，病态般痴迷地看着火焰喷射器焚烧阿尔特马尔克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从尸体上偷手镯、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来，然后押到墙边枪毙了。
年轻的博多·鲍曼正在老城区火车站前面帮忙堆放尸体。尸堆长一百码，高三码，宽十码。数千具尸体被装上船运往下游；其余的则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鲁勒台地，用火焰喷射器焚烧；还有一些被扔进了壕沟里，或者堆在边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砾盖住，这样就不会被幸存者看见了。
车站地区清理完之后，博多和他的小队被派往大花园，处理那里的一万多具尸体。徒手收拾那些尸体，实在是一项恶心的工作。最让博多厌恶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和烟雾、腐烂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呕。
当天早些时候，汉斯·科勒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顿。正当他们准备踏上通往老城区的一座桥时，一个人说：“别过去。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参加人民冲锋队。”
“现在你该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国战线那里。”赫尔·科勒对儿子说，“然后一直等到一切都结束。”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年轻人冒着寒冷的细雨开始西行。他身上没钱，也没有吃的。
戈培尔可以利用德累斯顿大屠杀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国家的义愤之情。但是，这次轰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会。2月18日，在与部里的官员们开会之时，戈培尔慷慨激昂地宣称：“既然敌人的飞行员在两个小时内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那么，《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这一公约，德国不能因敌人机组成员的“恐怖主义战术”而对其进行报复。但是，他争辩道，如果公约无效了，他们就可以以“屠杀平民罪”处决全部英美空军战俘，从而防止德累斯顿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数听众表示反对，尤其是鲁道夫·泽姆勒。他告诫大家要注意“这样一个行动会使我们承受的巨大风险，以及落入敌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报复”。戈培尔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让自己的新闻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国飞行员落在德国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国飞行员在盟国的手中。泽姆勒再次表示反对，但是戈培尔的副官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于是他闭上了嘴。
当晚，戈培尔将这一问题提交元首。元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决定稍迟再作出最后决定。幸运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劝阻了他。
其他的德国人极力争取的是和平而非复仇。2月18日，四个欧洲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谈判的报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报道纯属虚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报道则是近日柏林一次会议的成果。会上，希特勒沉默不语，给党卫队将军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们与西方谈和。
党卫队和外交部都试图独力完成这件事情，这并不算奇怪。还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就挑动他的下属彼此竞争，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多年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直是竞争对手，他们有着同一种身体上的怪癖：只要元首责备一句，他们就要闹胃病。目前，他们竞争的重点是实现和谈。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两个部门之间几乎要开始打仗。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6）
与争取和平的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是两人为拯救集中营的战俘而进行的谈判。希姆莱特别的努力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勒索。因为很显然，几百万条生命可以成为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本钱。有两个人鼓励他去拯救战俘。一个是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医生。克尔斯滕是波罗的海人，1898年出生于爱沙尼亚。他没有医学学位，外貌和善，长着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动笨拙。然而，他非常擅长“推拿疗法”，因此欧洲有钱有势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战开始前夕，希姆莱患了严重的胃病——很可能因为他自己内心的战斗而更为恶化了。于是，克尔斯滕被召来给帝国元首治病。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希姆莱完全依赖于他。克尔斯滕早已开始施展他的影响，让集中营里的很多战俘都免于一死。有一次，希姆莱说：“克尔斯滕每次给我按摩，都会向我讨取一条生命。”
另一个人是希姆莱的间谍头子，党卫队准将瓦尔特·施伦堡。他赞同克尔斯滕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设法说服希姆莱，对*和战俘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并非妖魔鬼怪。尽管施伦堡的职位居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希姆莱的副手，党卫队将军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之下，但是他处事灵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莱打交道。施伦堡时年三十三岁，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点过于讲究。他早就笃信，希特勒正在将德国带向彻底的毁灭，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莱去探索谋取和平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谈判都必须在希特勒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卡尔登勃鲁纳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他不喜欢也不信任施伦堡，这一点也是个障碍。卡尔登勃鲁纳不断地敦促希姆莱，不要过度卷入可能会让希特勒不高兴或者产生更坏结果的计划。这些警告因卡尔登勃鲁纳那令人敬畏的外表而显得更有分量。卡尔登勃鲁纳身材魁梧，足有六英尺七英寸高。他的前额宽大而平坦，一双褐色的小眼睛目光非常锐利。他的下巴又细又长，一道马刀留下的伤痕横在他苍白的脸颊上，划过他宽厚的肩膀以及类人猿一般晃晃荡荡的胳膊。卡尔登勃鲁纳于1903年出生在希特勒的出生地附近，家里是生产农具的。他的父亲打破传统，做了一名律师，而儿子也步其后尘。二十九岁那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通过在自己工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坚持不懈，他给该党带来了合法的逻辑与平庸的成就。
他的上司希姆莱起初反对屠杀犹太人，后来又对克尔斯滕承认，“灭绝种族不是德国人的特征。”帝国元首厌恶暴力——虽然他曾下令枪决了一个搞同性恋的侄子——当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处决人的经过时，他恶心地吐了。仅仅是因为他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近乎迷信，再加上他对元首深深的畏惧，他才留了下来，冷酷地看着最后一个受害者倒下去。在对国防军军官的一次演讲中，他曾在笔记上用他细长的字体写道：“处决所有潜在的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这很残酷，然而非常必要……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对上帝负责。”
这个偶尔可笑，但始终痛苦的男人天生神经质。他最终接受了将暴力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刽子手。1943年，他对一群党卫队将军说：。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7）
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可以非常坦白地提及这一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谈论它……我是说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种族……你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知道，当一百具、五百具，或者是一千具尸体肩并肩地躺在那里，这意味着什么。要坚持到底，同时（除了那些由于人类的软弱所引起的例外），还要继续做个正派的家伙，这就是使我们如此冷酷的原因。我们历史上这光荣的一页从未被载入史册，也永远都不会。
一年之后，他在波森坦率地对军官们谈起了灭绝犹太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被迫作出无情的决定，一定要使这个种族在地球上消失。组织这项工作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困难的任务。然而，我们必须去解决它，并且将其进行到底。而且，先生们，我希望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领袖们和他们的部下不会因此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受到任何损害。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龙潭和虎穴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路。他们要么成为无情的暴徒，从今以后再不能珍惜人生；要么变得心肠软弱，遭受神经崩溃的痛苦……这就是此刻关于犹太问题我想说的全部。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最好保守这个秘密。也许以后，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将这些多告诉德国人民一点。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已经担起了责任，行动上和思想上的责任，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话虽如此，但希姆莱本人还是被自己被迫犯下的残忍罪行而折磨着。他对克尔斯滕说：“必须踏着死尸才能创造新生活，这是一个大祸根。美国人不也无情地灭绝了印第安人吗？然而，我们必须创造新生活，我们必须净化这片土地，否则它永远都不会结出果实。这将是我必须挑起的重担。”
事实上，大屠杀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胃痉挛也越发严重了。这让他更加容易受唯一能为他减轻病痛之人——克尔斯滕——的影响。如今，在施伦堡的帮助下，克尔斯滕正在利用这一权力引诱希姆莱拯救那些还未被他杀害的犹太人。希姆莱是一个天生的追随者，如今却被迫自作主张；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忠实的弟子，如今却被唆使背叛他的领袖；他是一个纯粹的胆小鬼，如今却在别人的鼓励下满口豪言壮语。而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这一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并且在纤弱迷人的施伦堡和身材魁梧的卡尔登勃鲁纳之间犹豫不决，一直处于一种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最近，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说服了希姆莱秘密会见瑞士前总统尚—马里·姆希。姆希许诺，每释放一个犹太人，他便会付一笔瑞士法郎作为奖金，并且尝试着去减弱自由世界对德国的愤慨。希姆莱欣然同意每隔两周便遣送一千二百名犹太俘虏去瑞士。
彼得·克莱斯特博士，里宾特洛甫的下属之一，也开始了和世界犹太人大会之间的试验性谈判。他已经会见过这个组织的重要代表之一，吉勒尔·施托希。在斯德哥尔摩酒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施托希提议，双方应协商从不同的集中营共释放约四千三百名犹太人。
拿人命讨价还价，这让克莱斯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说，即使是半开化的中欧也不会出面做这种买卖。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为战争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使德国不致彻底灭亡。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8）
“这不是一笔商业上的交易，”施托希说，“这仅仅是一笔救人的买卖。”
“我不能也不想卷入这笔‘买卖’，因为对我而言，这只代表着可憎和肮脏。”克莱斯特回答说，“并且，这种个别的操作也不可能解决整个犹太问题。”他主张，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他说，在与反犹太主义的第三帝国的战斗中，罗斯福受到了像摩根索那样有影响的犹太商人的鼓励。这一点以及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只会强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作为其结果，整个犹太民族和全部欧洲人都将被灭绝，而将大陆留给布尔什维克。“如果保留犹太民族可以换取保留欧洲，”克莱斯特继续说道，“那么，倒真是值得我冒生命危险去做的一笔‘买卖’。”
“你应该和伊瓦尔·奥尔森谈谈，”施托希插话说，“他是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是罗斯福总统派驻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他和总统有直接的联系。”
几天之后，施托希显然非常兴奋地告诉克莱斯特，据奥尔森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赎取集中营里一百五十万犹太人的性命。这正是克莱斯特所希望的——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他得意地向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克·贝尔纳多特伯爵重复了施托希的话，但伯爵只流露出一副怀疑的神情。接下来，克莱斯特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维纳·贝斯特，丹麦政府里的纳粹代表。贝斯特和克莱斯特一样，都属于党卫队。和贝尔纳多特不同，他对此深有感触，因此建议克莱斯特直接与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
克莱斯特认识卡尔登勃鲁纳。回到柏林之后，他通知卡尔登勃鲁纳，施托希答应“为战争采取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以换取一百五十万犹太人。卡尔登勃鲁纳知道施托希和犹太人世界大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了下了，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说道：“你们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些什么！我必须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帝国元首。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对于你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克莱斯特被软禁在了自己家中，以防他和里宾特洛甫谈话。“在事情澄清之前，不许迈出你的花园大门。”卡尔登勃鲁纳警告他。
几天后，卡尔登勃鲁纳派人请来了克莱斯特，并且和蔼可亲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帝国元首肯定愿意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百五十万犹太人，而是两百五十万。”这让克莱斯特十分意外。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意外：要由克莱斯特本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启动谈判。同时，为了表明良好的信用，他将带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去瑞典。
克莱斯特刚到家，便又被召回了警察总部。但是这一次，卡尔登勃鲁纳怒视着他说：“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没你的事了。别问我为什么。你本来就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将来也不会有关系。这件事和你再也无关了。就这样吧！”卡尔登勃鲁纳没费心去解释为什么有此突变：施伦堡刚刚与希姆莱谈过，要派克尔斯滕医生去处理这笔交易。为什么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荣誉呢？
克尔斯滕前往瑞典，开始与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冈特协商释放集中营里的斯堪的纳维亚战俘。希姆莱告诉他，如果第一步进展良好，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冈特的会谈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尔纳多特可以前往柏林，和希姆莱本人一起做最后的安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9）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知地给希姆莱发来正式信函，要求同意正式接见贝尔纳多特——当然，信函必须经过外交部的检查，这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对手已经背着他在瑞典进行了谈判。
希姆莱害怕里宾特洛甫会告诉希特勒。他非常恐慌地打电话给卡尔登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尔纳多特要来柏林访问，看看他的反应。为了更加保险，希姆莱还打电话给党卫军军长，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菲格莱因，要他就同一件事“摸摸”希特勒的底。
次日，即2月17日，菲格莱因打来电话，说元首只简单地评论道：“在全面战争中，仅靠这种冒失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希姆莱十分困惑，不敢继续下去。然而，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唯一机会。恐惧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尔纳多特扯上关系。当施伦堡打电话说伯爵刚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忙于”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反攻，没时间见任何人。但是施伦堡再次指出了这样一次会见将带给帝国元首巨大的个人利益。希姆莱很少能抵挡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不例外。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采取一个预防措施：施伦堡应以某种方式劝说里宾特洛甫先会见贝尔纳多特，这将可以阻止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尔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帝国元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把德国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计谋奏效了。次日，2月18日早上，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尔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语带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尔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登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约会，是帝国元首定下的约会。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尔纳多特被载往卡尔登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自嘲。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
卡尔登勃鲁纳礼貌而略带冷淡地给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杜博尼酒。伯爵态度自若地接了过来，心中暗忖，这肯定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登勃鲁纳冷冷地用质问的眼神盯着他，问他为什么想见希姆莱。在眼下这么关键的时刻，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非常困难。不能由他转达伯爵的消息吗？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相对短粗的手指，让挑剔的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10）
“你的行动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尔登勃鲁纳问。
可以理解，贝尔纳多特想与希姆莱直接进行谈判，因此决定尽量少向他透露内情。“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赞同我刚刚所简述的观点。”
卡尔登勃鲁纳说，他痛惜当前的形势，希姆莱也是如此。希姆莱非常急于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如果瑞典也被拉进反对德国的战争，”施伦堡指出，“这对德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对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留下了很深影响，认为他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非德国人。施伦堡同样也对伯爵印象深刻。他面前是一位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为联系人，也许，对恢复北欧的秩序特别感兴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说服去调停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和平。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卡尔登勃鲁纳问贝尔纳多特，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应该允许瑞典红十字会到集中营去工作。让他意外的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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