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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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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1895年7月，康有为发起，帝党中坚人物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为中坚人物，袁世凯在这时和康有为接触，因而他也参加进去。
该会组织发展很快，声威广播。
翁同龢对之极为注意，慨允拨发经费。王文韶、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均或捐助资金，或拨给会址，以作政治投资。英美公使表示要捐助仪器图书，李提摩太亲来联系，但李鸿章和大学士徐桐的人马也有打进学会，传情报，搞破坏，如张孝谦、史褚成等人。
夏天，康有为到上海、南京，组强学会上海分会，但张之洞这时作为两江总督，要求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的变法学说。康有为拒绝了。秋初，章太炎、陈三立、岑春煊、张謇都加入成为会员。
类似的组织在全国出现。
秋天的时候，李鸿章的党羽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禁止，遂被下令封禁。文廷式旋被革职。
其后，康有为回到广州的万木草堂，当时孙中山在附近开业行医。康有为常到这座楼购买各种西方书籍，孙中山发现这个倾向，就想把他争取过来，托人说项，希望能做一次会谈，但是康有为要求孙中山递交一份门生帖子，拜他为师，孙中山觉得这非常可笑，于是会谈流产。
1897年，康有为四十岁了，他转往桂林，和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企图建军、购置武器。这一年，黄遵宪由湖南盐法道署按察使，梁启超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谭嗣同自南京辞官归长沙，组织南学会，该会为上层知识分子的改良派组织，同时又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
十一月的时候，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国事需要国会讨论，颁布宪法。皇帝欲召见，许应骙挑拨阻止，说是康有为的官儿太小，不够召见的资格，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遂由帝党方面的御史杨深秀来访康有为，彼此深为投契。
实际上改良派对守旧势力的利益还是充分考虑到的，譬如并不准备将其待遇撤销。政治方面的禁止妇女缠足，下诏求言，拟定宪法开国会，满汉不分，断发、易服、改元，都并不怎么触动他们的利益；经济方面的奖励工艺，提倡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等，也都并不触动他们的禁脔。
但在康有为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变法失利的灾难程度。
对于洪秀全来说，皇帝非由我做不可；康有为呢，皇帝虽不必由我做，但皇帝得听我的，我在皇帝背后，他的大政方针，一如我意中所欲出。
但是这个听我的皇帝，却被一只强有力的黑手控制拿捏，康有为怎能咽下这口气呢？
他必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放手一搏。
帝党与后党的攻防脉络（1）
1898年，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奉光绪之命，约见康有为于总理事务衙门，研讨变法事宜。
上皇帝第六书，依托皇帝力量，促使改良派参与政权。
1899年6月上旬，下诏定国是，公开明确宣布以变法为国家根本方针。中旬，光绪召见康有为。同时，慈禧太后迫使光绪下令，将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并开缺回籍，她则提升后党领袖荣禄为实权极大的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
这是变法之初，慈禧方面即已动手的两个关键细节。显然，变法之初，双方就在较劲。
帝党也在反击。6月下旬，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参奏后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骙，说他守旧迂腐，阻挠新政。光绪批示，要许氏讲清楚。
光绪在变法期间多次去颐和园请示、窥察慈禧的意向，有时一呆两三天，此时又去。
因许氏被杯葛，后党感到大扫面子，干脆将荣禄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6月底，光绪命发给梁启超译书局经费，每月发经费2000两银子，命进所著《变法通议》，予以六品衔。
7月初，御史战火苗上升，双方御史在动作。帝党也在反击。
后党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光绪批示将文悌痛斥一通，革去他的御史职务。
7月17日，大学士孙家鼐请降旨，饬令将康有为书中孔子改制称王的字样一律删除，光绪帝仅派人告知康有为。
7月26日，光绪帝命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任督办。任命黄遵宪为驻日本公使。
这时，光绪帝赴颐和园请示，得知慈禧将在两月后举行阅兵式。
8月26日，准许梁启超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下令严厉谴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守旧，怠惰新法。
因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呈条陈，命将该二人和礼部侍郎徐会沣等四人一同革职，而予以王照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的奖励。
9月5日，光绪下令，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此时，改良派完全获取起草皇帝文件的权力。
这些表明光绪进攻的步骤也甚严密。显然，对后党的攻击，光绪在以他的方式还击。
后党此时开始出重手，布置全面反扑。同在9月5日，怀塔布、杨崇伊结伴往天津，找荣禄密商对策。
11日，光绪通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前来北京应召见。此时，荣禄下令将调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驻长辛店，反扑的力量布置妥当。这一天，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将该上书交给裕禄转交谭嗣同，命他逐条驳斥。康有为主张开制度局，即懋勤殿，谭嗣同和林旭主张开议院。光绪帝倾向康有为的意见，命谭嗣同根据康熙等朝有懋勤殿制度拟旨，查出典故，引入上谕。光绪帝将持此草案亲往颐和园请示慈禧。谭嗣同说，现在我知道皇帝是真的没有任何实权！
光绪帝也不是完全被动，也不是完全的束手就擒，他也频频有所动作，但在这个时候拉拢袁世凯，一则有些晚了，一则所托非人，至少非常虚幻。
13日，光绪帝命令陈宝箴严查两广总督谭钟麟的昏谬情形。14日，赴颐和园，召见严复，同时下密诏给康有为和杨锐，告以危险迫近，要他们筹划对策。次日回宫。
9月16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17日，光绪帝命令康有为立即到上海督办官报，实际是暗示他对方政变在即，催促他离开。
帝党与后党的攻防脉络（2）
18日，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上书请慈禧再度训政，其操作手法，犹如给慈禧铺设一个台阶。这一天，光绪帝还宫，下第二次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当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杀荣禄，袁世凯佯装应承，甚至做慷慨激昂状。
19日，慈禧还宫临朝。康有为访李提摩太，请他委托英国大使帮忙，无成。康有为又访伊藤博文，请其向慈禧游说。容闳访美国大使，请其帮助。
20日，皇上召见袁世凯，袁世凯推说让张之洞赞助变法，他则回天津，将谭嗣同计划全盘托向荣禄。荣禄乘专车向慈禧告密，并当即带兵进京；康有为于是日仓皇出逃。
21日，慈禧再度训政，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以光绪帝名义下诏大肆抓捕，同时拘禁光绪帝于中南海之瀛台。
清朝咸、同以后，处理奏折、草拟谕旨的责任都归军机处。瞿兑之说，光绪时代，帝、后听朝，亲阅章奏，当下裁决者，即时由奏事太监口传谕旨，不能立即裁断者，交军机处，由大臣面奏取决。
谕旨公布者，叫做明发上谕。
密交督抚者，叫做军机处字寄，也叫廷寄。
谕诸外使臣者，叫做电旨。
廷寄，用于指示军略，训诫疆吏，委曲详尽，万里如见。
军机大臣应召答问如超过时间，皇上就会赏给一个垫子，此即赐坐之意。清末军机大臣，从人性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老实笃厚的，白吃白喝无所用心；一种极度狡猾的，一意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
军机处司员从各部中考取充实，就叫做军机章京，又叫做小军机，章京一职劳苦繁重。谭嗣同、刘光第、杨旭等作为小军机，也即军机章京，那就非常辛苦劬劳。他们之于公务，像李贺作诗一样，“是儿要呕出心来”。他们是章京中输入的最为新鲜健康的血液，是一代杰出的军机章京，但诡谲的历史，给他们的机会太少太少。
刘光第和杨锐一样，都是四川人，童年时即“得窥陈编，略识圣贤之意”（《年谱》）。1883年他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居京师以日常读书阅世所得，成《都门偶学记》一卷。三年后因母丧回乡守制，常在泸州、叙府一带游览观察山川。因步行富顺、泸州乡路，为瘈犬所伤，从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
后来慈禧执意修筑颐和园，工程浩大，李鸿章迎合醇王之意，创设海军，名为筹备海防，实则将各省款项敛归游玩之费。刘光第在手札中痛切言之，自谓心事冥漠，“虽服官如服病也”。
到了戊戌年的九月初，他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均赏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当时任命刚下来，刘光第即以才学疏浅相推辞，未能如愿，乃勉力从之。因获光绪帝信任，言路大开，章奏每天从外间送来的有数百通，他二日一班，三更后入值，终日披览，签识可否，以待光绪帝阅夺。
当时的陋习，凡是初入军机者，内卫都要向他们索取赏钱。刘光第这样守正不阿的品节，当然不会低头。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独刘光第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独刘光第不贺。他说，时事如此艰难，我辈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耶！“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光第独璧还之。每年军机处同僚例可分五百金以上，光第亦不取一文”（《年谱》）。
可怜刘光第这样一位卓然独立的知识分子，被捕后不经审讯就被砍杀。临刑之际，刽子手命他跪下听旨，他坚决不跪。“皂役捺之跪，倔强自若，且曰：未讯而诛，何哉？神色淡定如平日”。
。。
慈禧反扑不遗余力
1899年9月21日，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次日在日本志士平山周的保护下逃离北京，平山是孙中山先生特地请托前来救驾的，随后与王照乘坐日舰东渡。23日，谭嗣同会晤李提摩太，商议救光绪帝，无计可施。杨深秀、张荫桓被捕。24日起，杨锐、林旭、谭嗣同、徐致靖、刘光第等被捕，慈禧命令缉拿削籍的文廷式押解来京。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到达上海。
改归知县庶吉士廖润绂上折，请求诛杀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等。
被捕前杨深秀还上疏，质问光绪帝被幽禁的原因，请慈禧太后不要训政。
廖润绂再次上折，要求将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等五人速行惩办。
这天，康有为在广州的住宅被抄家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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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康有为到达香港。次日，他的夫人也潜逃来此。
10月2日，清军包围梁启超的家乡，缉拿家属亲友。全乡人奔走逃难。亲族中有一孕妇奔跑中扑地，致胎儿脱出母子皆亡。３日，康有为老家被查封，附近人家惧怕祸事临头，逃走一空。几十天内，这个地方空无人烟。
这段时间，杨崇伊不依不饶，上折分析说，康有为、梁启超逃跑到外面，必然会和孙文搅在一起，应设法秘密侦查，此事可交由他本人办理。
在这样的境况中，康有为牛皮还是大得很。10月下旬，他从香港到了日本，孙中山先生请宫崎寅藏来迎接。其后，孙先生和陈少白等准备前往慰问康、梁，委托平山周等致意，康有为说他自己奉有光绪帝的密诏，不便同革命党往来，予以拒绝。孙先生并不气馁，又托日本友人组织双方会谈，康本人拒不到会，仅派梁启超做代表，无甚结果。
1899年，清廷给日本压力，要求打击康有为，日本外务省赠其旅费，令其离境。旋往加拿大。夏天，他到了伦敦，住在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家里。康有为还在努力，他想通过柏氏的关系，运动英国政府干涉清朝廷，扶持光绪帝重新执政。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呢？其后，渡大西洋，返回加拿大。
深秋，返回香港。清廷重金悬赏，购买康有为的头颅。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授予全权，特许捉到康有为，即可封为公爵。曾国藩荡平太平天国，仅封一等侯爵，可见清廷恨康有为之入骨。其后，康先生在香港遇刺，但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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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的孤家寡人
当康有为逃到上海时，清廷判断他必依英国，遂由上海道台蔡钧伪造一份文件，交给英国在上海的外交人员。文件上说，光绪帝已死，是康有为用剧毒红丸毒死的，因此请英国人秘密缉拿，就地正法。英国人对蔡钧的这种小儿科报之一笑，并将此文件出示给康有为。康有为却真以为光绪帝已死，悲痛泪下。事后有诗纪其事：“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波涛夜夜心。”可见其走投无路、茫然四顾的末路心境。
逃到日本后，有诗回忆当时事，即组诗《戊戌八月国变记事》：“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宣室，哀痛起桐宫。”
末首云：“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抗议谁曾上，勤王竟不闻。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文。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
他所说的衣带诏，梁启超见过。末尾嘱咐康有为：“尔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在这样的感情基础上，结合他的诗歌，可见他对武装力量的作用，根本不是不看重、不明白、不重视，而是明明白白，日思夜梦，盼能挥师，救我君王。
1899年7月份，康有为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城成立保皇会，前一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西学校，请改良派人员出马，徐勤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反而霸占此校抵制孙中山，张之洞再次请求日本驱逐康、梁。
梁启超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对外宣传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骗取一部分兴中会会员加入保皇会，保皇会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不断进行阻挠破坏。
要康有为本人提刀拔剑，登高一呼，当然并不现实。但是孙中山先生对他那样的体贴周至的关照，明白确凿的带动，他却昂头他顾，眼孔高于顶，牛皮吹破天，孟浪率尔的不领情，这和他的一根筋的致命性格弱点一脉相承，这个弱点被他宝贝似的护持供奉，以致不但坏了他个人的大事，也坏了革命党与之合作的诚意，也坏了他的圣君光绪帝，甚至也可能坏了时代的走向。
企图孤注一掷策动兵变，如果早作打算，周至控盘，使光绪帝方面掌握主动的枢纽，那个路向是对的，但他全然是不知深浅贸然赴险，这就如拴在蜘蛛网上玩蹦极，遂令变法加速而亡。他在失势后流亡海外，精神支柱纷纷坍塌，已变得像祥林嫂似的对光绪帝感激涕零，时时行诸梦寐，但这梦寐正是极大的蒙昧。除了对光绪帝的追怀就是对孔子自我设计的感情投入，最后发展到帝、孔膜拜。
他的自我意识的膨胀，也辜负了时代，起伏的大浪来去涤荡，他康有为也就慢慢变成了边缘的孤家寡人。看他诗中层出不穷的哀叹吧：“胶海输人又一年，维新旧梦已成烟。”“春梦婆娑亦已空，繁华逝水说何功。”“海外九州久漂泊，强为歌啸不成声。”
在完全可以不费力着手救驾、开辟新路的情况下，他偏向死胡同钻寻，他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譬如他看到杨深秀诗后，写下《闻报见德人贺得胶周岁事，又得杨漪川狱中诗》，而杨深秀的原诗有云：“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又云：“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如冰。”前者见杨先生生的希望，在于武装力量作为后盾，而这不过是惨切飘忽的一个梦，几天后就要到菜市口授首，所以后两句的悲凉心境真仿佛重如磐石！
在最危急的关头
1899年9月14日，光绪赐康有为、杨锐密诏。“朕唯知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
谭嗣同、康有为捧诏痛哭，竭力主张运用袁世凯扭转大局，密奏光绪帝，给与袁世凯恩遇。9月16日，光绪帝谕内阁：现在练兵要紧，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大加表扬，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
17日，光绪帝知事已不可为，召见林旭，付与密旨，命康有为速往上海办报，并嘱“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光绪赐康有为衣带诏。“朕今命汝督办官报……”说是他有不得已的大苦衷，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显然，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呼之欲出了。叫他迅速赴沪，不得有丝毫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尔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本日，谭嗣同建议到法华寺袁世凯的寓所，打开天窗说亮话，激起他的义愤。林旭认为使不得。林旭似乎对袁世凯很警惕，他建议运动董福祥。
9月18日，后党杨崇伊亲至颐和园商请慈禧再度训政。当天，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商讨挽救新政办法，彼此相对哭泣。谭嗣同还是直接奔赴袁世凯寓所，直接问他，皇帝如何？袁世凯反应很快：“皇帝！那是我们的旷代不予之圣主！何消说！”
谭嗣同说，天津阅兵事项，想来你是知道的。要救皇上，此其时也，随即拿出密诏示之。并说，你要是想富贵腾达走捷径，马上可以提着我的头去颐和园。
袁世凯马上赌咒发誓。他说，皇上是我们共同侍奉的旷代圣主！救护之责，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的，我还在这里！你要我做啥，请直言！
谭嗣同说，荣禄的密谋，主要是想借天津阅兵控制全局，阁下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虽然都受荣禄节制，但要借重你们的兵力成事。只是董、聂二人不足道，“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计，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平心而论，谭嗣同的这个认识，对事势的轻重分布看得相当深透，而最为关节的枢纽，是对袁世凯本人的认识，却完全看走了眼，而他自己似浑然不觉。也许，林旭的意见更为可行，不过也属临时抱佛脚，虽然密集地搜寻可依托的强人，但究其实质，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无奈。
袁世凯接话道，假如皇上借阅兵的时候，疾驰走避到我的部队中，“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随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谭嗣同说，但是荣禄对你素来不错，你怎能做到突然翻脸？袁世凯笑而不答。
其实呢，以前有某大臣建议增加袁世凯的兵员，让他训练更多的精锐部队。但是荣禄马上反驳，汉人不能给予太多的兵权，运用汉人，只是笼络他们罢了（“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
荣禄的阴险巧诈，实际上袁世凯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袁世凯天生一流演员的料。检验他对谭嗣同所说，逻辑清晰，富于针对性，技术手段的措置不无道理。不要以为这些都属空话，或者搪塞，假如改良派有特殊方法控其致命要穴，则其必按既定路线行之，那么成事业大有胜算之把握。
谭嗣同果然一腔率真，他还替袁大头担心。他说，荣禄确实是王莽、曹操之类的绝世之才，盖世之奸雄，你要慎之又慎啊。
袁世凯演戏的感觉这时候上来了，仿佛进入角色不能自拔，全然沉浸到角色的情绪世界里面。他把眼睛猛地一睁，低声吼道，“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的火气上来了，反正他绝对有把握的是，谭嗣同和他的谈话，绝对不可能由谭氏泄露给荣禄。他俩又商议了很多细节。袁世凯看看戏将演完，说道，现在事机已经非常危急，枪火弹药都在荣贼之手，现在我们的事已经说定，不需再啰唆，我要赶紧赶回去，不然麻烦了。
两三天后，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政变发生了，改良派措手不及。谭嗣同叹道，我已毫无办法，唯有等死了。实际上，他还在忧心康、梁等人的安全，设法为他们寻找逃逸的渠道。
1899年9月23日，他和梁启超访问了李提摩太。22、23日，谭嗣同和江湖豪客大刀王五密谋，想把光绪帝从宫中劫持出来，但是荣禄的武卫军已经重重保卫，冥思苦想，实在无从下手。
路径与方针的偏颇歧出
袁世凯回到天津，是如何一种表现呢？据长期做他幕僚的张一麐先生说，但见督署府辕已是卫兵密集警卫。本来他放豪言说，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这时这个超级演员马上自己就变成了一条狗，“袁乃跪地求荣为做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属君。”一块石头落地，直隶总督以此种方式到手。真是丢了芝麻，捡来西瓜。于是他起身，将荣禄送上车。临别，袁大头不忘表白，现在这个事，皇上处于危险境地，如果皇上有不测，我袁世凯也不活了！（“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
毕竟皇上是正塑，这个表白无伤大雅。车行之前荣禄答道，皇上安全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其他大小臣子就难保了。他亮了这个底牌，袁大头心中更有底了。
袁世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终其一生，是个见风使舵的三流小人。
甲午战前他是主战派，战后他揣摩当局的心理，立马转为主和。
袁世凯早年胡天胡地，不喜欢读书，而好谈兵打仗。当时吴长庆在山东做提督，他投效其麾下，由吴氏的幕僚张謇当他的老师教他文化。
1882年，朝鲜兵变时，袁世凯随吴长庆部入朝，恢复李熙的帝位。袁世凯因功官升五品，他遂觉军功比科举更容易来事，从此着眼这方面的发展。
数年后，吴长庆率一部回国，袁氏留下，协助新来的提督吴兆有。这时袁世凯开始向李鸿章打吴长庆的小报告，李、袁关系由此不断拉近。此时他为“钦差大臣会办辅鲜防务劳务处”，他把这个衔头用到极致。他拿大把钱财回国贿赂各地官僚，包括李鸿章幕僚张佩纶。因为大把撒钱，他誉满京华。
1894年，李鸿章麾下聂士成一部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入朝平乱，而日本羽翼颇丰，也派兵入朝，袁氏见李鸿章和叶志超示弱，立即回京，另觅新主，在京见到督办军务处的核心人物荣禄，大献殷勤，一拍即合。
这时张謇已中状元，袁世凯立即又投过去，提供材料检举他的恩人李鸿章。
甲午战败后，国人深受刺激，青年多有投笔从戎学军事的，出现一个弃文从武的高潮，纷纷出洋学军事。
袁世凯得知军事制度将有变更重建整修，马上请人捉刀写了一部兵书散发，且放风说外国人如何询问关切他袁世凯的近况，正在多方打听中。此系“出口转内销”的信息传递方式，造成他通悉戎机、兵学雄才的舆论氛围，遂得朝中大臣的推许。
1895年，奕■、奕劻奏请改革军制，建议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督练。他从此奠定起家的基础。
庚子之变中，东南自保得以形成，袁世凯也属功不可没。他在山东当政，对义和团始终采取严厉手段。以德州为界，义和团不得越过德州南向发展。如若越界，一律就地正法。所以东南得以从容定自保之局面。
谈到刘光第，梁启超后来对他的学生吴其昌说，那是可歌可泣之人啊。原来他们不是故交，只因实行新政才略有接触，但每次相见，都敬其为人。当时有个叫曾廉的上书请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光绪帝交给谭嗣同办理，谭嗣同逐条驳斥，末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了，也提笔署名。问斩之日，刘光第的孩子哭奔菜市口，跪求监斩官以身代，叩头流血。不许。刑后抱父尸呕血痛哭，不久亦卒。
梁启超感慨道，父子壮烈，哀动鬼神！中国有这样的志士仁人而不兴，是无天理！
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如果策略对头，未必不兴！
严复说康、梁谋划有问题，即战略出了错误。他不是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只是不赞成他们考虑欠周密的行动。康、梁文人意气，极为缺乏技术性战略。轻易托付令人咋舌，结果未能利用之反为袁世凯所乘。
同盟会员何晏（何静澜），先前从戎关东，运动军队。当辛亥革命后，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大痛，说是南方无人，受袁世凯愚弄，将噬脐莫及。回到湖南家乡后叹息不止，谓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此时当蒙古独立，即组蒙事调查团，深入漠北。宋案发生，返回京都，对友人说，一当与被战事，一当效法张良以搏浪之椎对付袁世凯。二次革命入军队督战。失败后，为暗杀袁世凯做切实准备。后用密电码和东京同盟会旧友联系，被破获。先是，有劝其入官者，则嗤之以鼻。“及被捕，有谓其何不先事脱逃。乃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王建中《洪宪惨史》42页）。
康、梁需要何晏、袁仲德（袁瑛）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这应该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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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奔突中的无为
此后康有为长期在海外游历，写诗甚夥。钱锺书《论文人》尝谓：“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对此时的康有为来说，显然条陈之路大不易，他的仓皇奔逃，证明此路不通。本来是不该在文学里面埋没的，但他现在只好又倒回文学里去，在文学里吟咏消磨了。
1900年，往新加坡。秋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唐才常在武昌组织自立军，企图效法日本的挟藩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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