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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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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借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才、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吗?……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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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9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
  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也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也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他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在被捕候刑期间所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他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一方面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他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本思想影响最大。
  后来梁启超向他的学生吴其昌谈及戊戌人物。梁先生说,大难临头,光绪帝央求英国使馆护送康有为出京,并未求日本使馆。但当时日本使馆早奉有保护*之密令,于是自献殷勤,努力营救。
  梁启超最钦佩谭嗣同,他说谭嗣同和他在使馆住了两天,日夜商量救皇上之法,并计算康有为的行踪。一次,谭嗣同忽然想到了什么,回房中良久,出来叫使馆仆役往某衙门投文,并对梁启超说,还必须告他自己的老爹一状!梁启超茫然不知何意。事后传说谭父告其子嗣同忤逆,断绝父子关系,才得免受牵连。于是明白,那天谭嗣同闭门所干的就是这件事。真是血热而心细,身殉祖国而保全老父,再没有像他这样义烈的人了。
  

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
清廷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可以说是维新派和宫廷之间的桥梁。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促成他次年上疏光绪帝明定国是。他主张破除资格,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他建议光绪帝将这些维新志士置诸左右,以资顾问,筹措新政,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的第三天,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但其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说白了就是要看住统治者,将其权力做相当的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时代的发展真是极为吊诡。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差不多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代,明治维新所启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后参照进行的,而洋务运动仅仅“师夷长技以自强”,重在改良生产技术,两者进行的后果相差悬殊。
  到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胜,所依托的底气,就是来自于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变法维新的声音。
  这是戊戌变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顺利启动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况它又只是一场悲凉的失败的改革。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览》的译本和其他各国改革书籍,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并非中国无人,并非中国知识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变法虽然失败,但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在戊戌变法前几年刊行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工、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他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后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这样的思潮已深植知识界的心胸。
  

改良与革命的辩证
一般舆论认为,戊戌年要求变法、要求改良,还是保皇主义者,还是要把爱新觉罗的大清朝保下去。这个要分两步看。
  从变法的内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壳子,而内在的实质都要改变。谭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轻皇帝,却不保皇朝那种至高无上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同盟会的诉求有重合之处,只是到达的路径大异。谭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却溜之大吉。也不是说他们的逃逸就不对,实在是没有引颈受戮的义务。再说变法虽然失败,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留得青山在,异日尚可卷土重来。但谭嗣同是自己的选择,意在以一己的颈血唤醒麻木不仁的老中国儿女。
  谭嗣同太高尚了,他的选择,老大专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承受不起,他们更领情的是洪秀全式的唤起。
  从清廷的皇族一边来看,假使他们有较高的智慧理念,以原有行政资源掌控改良,则其江山的框架保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改良既承接历史,也指向清晰的未来,就时局而言,也能保持稳定,是当时可见的成本最低的改革。
  一般来说,无论是太祖努尔哈赤,还是圣祖玄烨(康熙帝),或者高宗弘历(乾隆帝),当他们的在天之灵得知大清帝国随时代变化而延续,只是改掉了“祖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能不欣然接受吗?但是他们的传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慈禧太后诸人对照变法者的行为、变法的条款,倏然心惊,还是觉得“维护祖制”才是根本,这个根本高于一切,于是怒从心头起,骤然翻脸,菜市口杀戒大开,把所有柔性改良的路子都堵死了。这也导致了清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愚蛮的守旧派要把烂尾工程进行到底。一切和平解决的大门予以关闭,专制政权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怒火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仁”的精神实质是“通”,“仁——通——平等”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所以到了变法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的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流血的另一种开始。
  

康有为上书上上了瘾
康有为的家族长辈“剿灭”太平天国有功者很多,荣归故里,给童年的康先生影响甚大。他在11岁的时候就有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他的叔祖康国器在南海县银塘乡修筑园林,大购藏书,有为得以博览群书。他十五岁时,第二次应童子试,仍不售。十九岁,应乡试不售。但他这时候写的文章已经纵横捭阖,大有澎湃之势。二十二岁时,他因苦闷一度入西樵山学道,然后一直读书,研究不辍。二十五岁时取道天津入京,应顺天乡试又不售。回程在上海亲见租界及街道之繁华,了解西方的兴趣大增。
  康先生二十九岁时,通过他人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开局翻译西书,有意介绍泰西政治制度。他批评从前传教士所译之书多为军事、医学之类,以为那属于本末倒置的不切之学,惜事未成。三十一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仍不售,改以书稿传播形式上书,提请变成法、通下情。书未上达,而影响不小,此所谓布衣上书。沈曾植、翁同龢等人支持他上书,而另一批官僚如许应骙、李文田等则竭力反对,在京的广东同乡甚至有提议将他驱逐出境的。而屠仁守因为帮助他起草文折,竟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四处游历,游览江南诸名城,绕道武汉。1890年,即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来从他问学。
  1894年他三十七岁了,那时孙中山忙着在檀香山筹组兴中会,康有为却忙着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七月份,给事中余联沅提请焚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康有为将该书自行焚毁。
  1895年,他三十八岁,因《马关条约》之签订,激起人民抗议。康有为派梁启超在应试的各省举人中鼓动联络,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批这个条约,上书内容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事。此第二书就是“公车上书”。因联络附议人多而声势浩大。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最后形成极有声势的请愿运动。但是慈禧等人迫使光绪帝批准签订《马关条约》,造成既成事实,并对签名者实施恫吓,请愿逐渐沉寂。
  上书后不久,发榜,康有为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五月,他又上第三书。
  康有为对皇帝的感情,在第六书中说得清楚,乃是皇帝叫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去向他咨询,又索要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康有为颂之为历朝历代没有的事,是大圣人的圣德在播撒光辉,感动在此罕有的知遇之恩。
  黄遵宪《杂事诗》写日本明治维新,“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此与德川氏崇儒术有关,读书明大义,始知权门专权之非。黄遵宪说:“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何负于国而欲废之耶?”
  但是日本变法成功,其人事结构与中国不同。
  

康有为变法的经纬
康有为《强学会序》形容列强的虎视眈眈,有谓“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人心惶惶,事势错杂者不可终日”。
  而中国则“孱卧于群雄之剑,鼾寝于火薪之上”。
  康有为的意思,这个时候,审时度势,绝对要重于扼守旧制,也即通今重于考古。审时之重点在于广植学问以救世。
  因为政治的不上轨道,引发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后引起了虎扑狼咬的瓜分运动。
  康有为的言论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就是在割地赔款的惨境中,人心惶恐不安,一个人提出不同寻常的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衔接当时世界潮流。
  康先生自有阅读能力以来,就特别关注这个政治制度的沿革,以及经世致用之学。他和李鸿章成为改革的两翼,前者是变法运动,后者是物质的改革。
  王莽“变法”引起众怒,成为千古罪人;王安石最后也是一败涂地。所以,康有为以他的绝顶聪明,一把揪住孔子这位至圣先师。
  他的《孔子改制考》,断言孔子根本是一位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统。他从这一别致角度解释孔子思想,目的在于*呶呶之口。
  强学会之前,康有为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以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两千份。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当时张之洞为两江总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
  《上清帝第五书》洋洋近万言,中心就是要在悲惨灭亡的边缘,以求变法图存。
  该文涉及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写法上颠倒回环,辗转复沓,几等悲呼惨号。笔法穷极形容,出以治病之方,哀感顽艳。“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
  “公车上书”是联署一千多人集体表露心声,康、梁挂帅,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汇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公车上书记》序),效果并不见佳,以后的上书基本上是单干,力求直达皇帝本人。
  《上清帝第六书》,为统筹全局折。前五书只有第三书到达皇帝手中,康有为说他屡次力请变法的折子,竟是这种待遇,所以他痛苦到只有“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
  “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他苦口婆心,反复申说,与其是说写给皇帝,不如说在打消守旧势力的担心。他说,旧有的祖法,是拿来框制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的。倘若祖宗传下来的地盘都被割得四分五裂,那又到哪里去找祖宗之法呢?若仅守祖宗之法却不能收祖宗之地,这不是荒唐吗?但假如说稍微变一下法就能守住祖宗之地,这难道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但是说到变法,皇上积极推行,但大臣们左右阻挠,知识分子良心人士论说传播,守旧的势力群起攻之,造谣诬蔑,水火相攻,那就是缘木求鱼,鱼永不可得。
  他在第六书中的具体指陈,假如皇帝下决心变法,就应该:其一,在天坛太庙,集合群臣宣誓变法,诏定国是。其二,群臣上书表态度,否则下台;民间上书设点应有御史监收,使其直达皇上。其三,设立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开通轮值方式,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论说三权分立的重要内涵,议政、行政、司法。而清廷只有臣子上朝跪对,哪能商量什么问题。现在都说新政,但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集中,总署仅管理外交,却又管商务等,事权不明,人员多老迈者、兼差者,他们能办成什么事!所以制度局之设立,使之为变法之焦点,乃为重中之重。
  对于现有的守旧势力,在行政系统的僚属,怎么办呢?他说,骤然去之,也是不对的,也难以进行,所以在制度局之下,设立十二局分领其事,是为: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邮汇局,陆军局,海军局。
  《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提出四项变通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以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之策,第四项乃巩固国本以自强的根本大计。
  不过直到第六书,他都只是强调立法机构(第六书中表述为议政机构),行政、司法却与泰西相去悬绝。盖西式行政系统主官,皆由民选,再由主官组阁,而康有为的上书中,则以旧式司法、行政系统来和新式立法机构生硬嫁接,其能生出何种怪胎,将不得而知也。他虽知三权分立之概要,却以立法仅为议事。他说行政系统犹如手足,不能倒过来替皇上(头脑)参谋。这样看来制度局更倾向于一个幕僚机构,还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立法机构,由此也可见此老于西法尚未透彻到舍筏登岸的地步。当然了,假如变法得以实行,也不妨步步为营,但是在发源的理论源头没有到位,总之还是有些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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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优势与劣势
戊戌变法两年前,即1896年春,李鸿章带着于式枚、罗丰禄等十余人赴俄国,在莫斯科签订密约。夏季,转赴德国,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然后再转往巴黎、伦敦。八月底,至纽约,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秋深时方自美返天津。
  也就在李鸿章转往德国之际,第二期对日赔款在伦敦、柏林交付。
  在清廷,张荫桓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交涉。杨崇伊奏,弹劾翰林文廷式,以其“遇事生风,语多狂悖”,永不叙用。
  文廷式与张謇,都是翁同龢的学生,也是主战派的生力军。文氏奏参李鸿章挟裹洋人自重,为慈禧及李鸿章所痛恨。其后,文廷式即被驱逐回籍。
  李鸿章欲保其荣华地位、身家性命,一意为恶,打击民间变法,打击变法之同僚。因能言、敢言之士威胁到他的地位,如此一来,遇强敌只有拿国家利益交换了。
  当李鸿章回国时节,孙中山先生却在伦敦蒙难。先是清廷命驻美使臣杨儒追缉孙中山,先生10月初自美抵伦敦,被诱禁于中国驻英使馆。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在日本出版,谭嗣同《仁学》完稿,严复《天演论》译文脱稿,孙先生实践革命,文廷式、康有为却与强学会有关,李鸿章对之都是一样的打击。
  此前,1895年7月,康有为发起,帝党中坚人物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为中坚人物,袁世凯在这时和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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