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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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称为皇族内阁，于是就有省议员要求改组。载沣却严厉申斥，他说，英人为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涉。清廷的家法，到这时，和两百多年前的多尔衮、福临以下毫无区分。
　　其致命之处在于，一则议员不是民选，一则议员无权限。
　　咸丰帝临死前，对孝贞皇后说，（慈禧）此人非若所能制，不可则早图之。
　　慈禧在屏风后面听到此话，从此既怕慈安，又恨之入骨。
　　在讨论谁人继承大统的时候，她就说：“溥字辈无当立者。载湉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目的是利用幼君可自行专政，参与讨论的各位亲王惊愕而无从，也不敢反抗。
　　所以她立光绪帝目的是专权在手，始终不放，始终将其当傀儡。但这个偶然的选择却令她头痛不已，因为光绪帝长大后非常明白事理。
　　甲午之役，慈禧垂帘听政，光绪帝已亲政，想要以一战雪国耻，也可借此不再受制于慈禧。这个战略布置本来是不错的。可惜练兵等同儿戏，慈禧又大肆挪用经费。无备必有患，结局是割地赔款。举国惶惶不安，而有维新之要求。可是接下来的戊戌变法却毁于一旦。这是甲午为因，戊戌为果。
　　慈禧以帝王首魁亡命在外，想要将光绪帝彻底打掉，以杜绝海外那些人的念头。于是思谋废立，却以外国反对未果。适义和团起来，慈禧及顽固派欲利用之对抗西方列强，不料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进犯，一败涂地，备遭侮辱。慈禧仓皇逃到西安，受尽惊吓，堪称奇耻大辱。为了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更为了消弭国内革命思潮以保住清王朝的统治，清廷被迫开始考虑施行立宪。这时候，又是戊戌为因，庚子为果也。
　　清之亡，实亡于庚子而非辛亥革命。祸首就是那拉氏。入关之始以摄政睿亲王而兴，逊国之终以摄政醇亲王而废。前后照应似有天意。
　　庞大官僚机构本身具有腐化倾向，同时它的僵化又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但是，官僚机构方可组织社会经济功能，致其法日益弊，这时非本质的改革非但未能弱化官僚制度的压迫性和竞争性，反而迫其日益膨胀；皇权及官僚阶级更加依靠商业机制和贫富分化来谋取利益了。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的历史是无年代的历史。这大概即指郡县制度实施以来集权对全民铁板一块般的控制。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底层民众所能突破？政府恃其军备，以快枪利炮，保其强权，所谓预备立宪只是其慑于民间力量以伪装输诚的姿态，然后力图反噬的阴谋。小民噍类，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之下，备受牵累，确凿是一筹莫展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立宪之忸怩：国事亡于拖（2）
康有为六次上书的文本，清廷当局其实很容易看到其基本立意，那就是温和理性和建设性，是对中国未来前途的严肃思考。清廷可以从中照见自身的病症，并且对症下药，进行治疗，从而恢复一个老迈、腐朽、专制构架的生命力。
　　慈禧为首的最高层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对这种隐蔽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来对抗这种部门利益。因为，他们所有的信息渠道都高度依赖相关的部门机构。以历次上书为例，进入最高层政治视野的未必是民间力量对未来的严肃政治思考的信号，而往往是各路官僚所收集到的所谓一小撮的阴谋论。也有不少的大臣、言官痛哭流涕、喊打喊杀，比慈禧还着急。因此实际上，清廷高层就被它自身的部门所“俘获”，互相裹挟着当了一回历史的小丑。
　　十几年的宪政的努力，保有梦幻般的期待，不断上书、写公开信，得到的都是欺哄、瞒骗、居高临下的教训；以及赏赐般的口吻。至于出诸至诚的答复，片言只语都没有。但仍有那么一群人，似乎不晓得慈禧的臭名昭彰，仿佛一头扎进沙堆的鸵鸟，又是呼吁、又是哭泣、又是恳求，手舞足蹈、各展其能，一幅多么滑稽的图画。
　　相当数量的民众尤其是海外华侨，一度被他们蛊惑得神晕目眩、精神错乱。
　　大量事实证明，慈禧执意不遵从国内民意和国际呼吁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概回避干柴烈火般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仅一以贯之有那么一股阴气，还隐约透出那么股杀气，狐狸的嘴下已伸出狮子的爪子。
　　慈禧个人与假意变法，为什么假得那样彻底，假得那样不管不顾，因为在*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
　　西太后的心理状态，无非“迁延”二字，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致旁落就行了。关于这一点，文章大师张恨水先生有极为精到的灼见。他在《清政亡于拖》（见张恨水全集第59卷，458页）这篇文章中以为，军事或外交以其对外的性质，仿佛赌博，而下赌需要忍耐，所以拖一拖或许是一必要的策略，而政治是对人的，就不是赌博，而是治病了，“没听哪个医生说过，吃药要忍耐着等待机会”。张恨水先生进一步认为清廷愚不可及，本来变法图强对国人大有好处，但清廷不亦是同样得着最大的实惠吗。然而它不，当国事面临肢裂惨祸之际，还把立宪之事一拖再拖，预备的时间就定了九年，及内外情形日繁，革命党屡次起事，才赶紧成立内阁，阁员十之*是亲贵，换汤不换药，又是拖；并不断对那些表示反对的省份强调“黜陟百司，系君主大权”，人头畜鸣，自作狡狯，有甚于此乎？所以张恨水先生说：“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昌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这真是愚蛮孤行，煎水求冰，未足为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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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民变冲击
甲午战后，就在李鸿章带一班幕僚赴日求和之际，国内各地烽火处处，民变四起。
　　1899年3月，英、德、法、日、意、美、俄等国均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各地民变蜂起，清政府下令保护教民，人民因此又分为几等，什么事情一到了专制社会立即变味，山东乡民与教民冲突，酿成巨案，袁世凯新建陆军一万多人开往山东。其间，各地民变有增无减。1895至1903年，各地反抗清廷的大大小小起义，由农民、市民、游民、江湖好汉组成，从几百人、千余人、几千人到上万人的起义，就有数万起之多。譬如1900年，四川邛州反洋教斗争，浙江农民攻打江山、常山，诸暨四千农民反抗教会，江西饶州民众捣毁耶稣堂，河南泌阳、桐柏、武安、涉县、安阳等地武装反抗教会，福建南平农民起义……1901年广西游民万余人起义，四川资阳千余人武装抗教，湖南邵阳哥老会组大汉军抗清，广西农民进攻贵州兴义……
　　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或二三十年的时段，可谓民变蜂起的时代。在这期间，民变以万甚至是十数万为单位。民众因为生存的极度恶化，一旦起事，往往玉石俱焚，那可不是腐儒的攻击可以解脱的。
　　久为专制摧残的国民，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么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渐次在基因里面深深潜伏，各自练就比赛谁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谁更能装孙子。子子孙孙装下去，精神面目严重扭曲，所以古人感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感慨凤凰已散，苍蝇乱飞。
　　然后是窥视机会，一旦发生大规模动荡，则群起鼓噪，杀人越货，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爆发点，源自严酷的生存现实，*、掠夺、*，各地民众因生存困境而鼎沸，因逼上梁山奋起反抗，这种不可控的恶性烧杀，武装*，对政权是冲击，对民间是内耗。
　　相比之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清晰，个人暗杀则是定点清除，其心最仁，其术最高明。
　　到了晚清大规模民变的时代，每一次民变的叠加，在对社会冲击的总量上绝不下于太平天国。那是一块硕大的被仇恨笼罩的土地。流血漂杵，死人如麻，哀鸿遍野，转徙沟壑。
　　民变既对朝廷形成冲突，也在地方最细微的基层冲突，到处打得天昏地暗，任何冲突的一方都有充分理由把对方消灭一千次，尚不能解心头之恨。
　　这是民族莫大的耻辱和悲哀。上帝要让谁经历死亡和苦难，就会让魔鬼到那里去播撒仇恨，让他们疯狂。这个魔鬼，说穿了就是一个*心理变态，权欲心理失衡，行为准则无常的丑陋老太婆。
　　受意识形态严重束缚的慈禧，几乎拿不出任何办法，排解这些岌岌可危的“政治炸药包”。稍不当心，就会火山爆发，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演变成社会动荡，以致社会变革的概率，正在与日俱增。
　　*朝廷不太怕民变，怕有势力的人变。
　　民变不闹到太平天国那样的规模，他们似乎不大惧怕。
　　但他们知道一旦利益集团里有人牵头来做推翻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灭亡为期就更近了。
　　慈禧把国家利益朝着利益集团倾斜，这也是亲贵集团拼命反对改良的基本原因，别说是变革的事了。
　　至于同盟会反对利益集团*执政，并非与清廷单个的大员有多少私仇家恨，只是*的丧失和被亵渎，才导致革命党人不得不走上武装抗暴的道路。
　　一个利益唯上的昏暴统治集团，绝对不妥协，丧失人性，或将人民引向暴力反抗的极端，至于人民忍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决定于这个民族的素质。
　　显然，战胜清廷这样一个集团不是上书、磕头、拜求所能办得到的。
　　还需要更加准确的政治路数作为大的环境，然后注入具体的政治谋略，方能具备最起码的条件来完成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党人的奋起狙击，实施定点清除，这是流氓当局最惧怕之事。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统治中可以采取的方法。那种绝对强调暴力和非暴力的极端都是非理性的，至于应该采取何种抗暴方式，则应决定于时、地及本身的处境，统治者妥协的程度等等。
　　改良派只是普通的抗争，他们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形成对清廷的威慑，还谈什么大智慧，岂不贻笑大方？*奴役国人，那是没有底线，可反对派是做什么的？反对派的智慧都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只会写文章骂娘吗？
　　民变的加剧，不能只谴责老百姓喜欢闹事，也不能仅谓国人较他国更喜欢以犯罪方式获得财产。晚清地方的大乱，只能说，权贵经济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清廷对列强的苟且使民间生存极度恶化，高度专权而僵死的政治背后，是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民间生存。晚清的内忧外患，非设身处地，难以想象那种惨况。就算最下层末梢的，那些为官僚们不屑的领域，可以放任底层民众去争夺了吧？就算这个也不可靠，很快就会有更小的官吏垂涎这些末梢市场，于是也被垄断化了，或者叫黑社会化。一旦统治阶级失去了耐性，更加贪得无厌，或者统治阶级一旦不能像以前一样源源不断地收钱，或者统治阶层人员基数越来越庞大，他们就会收回这些微弱的自由贸易权利，人命和蚁蝼故毫无区分了。同时，立宪或改良的长期不到位，即事实上的缺席，使大吏小僚面对治安治丝而棼，社会麻木使人们失去了究责官员的信心，矛盾达于极点，民变就会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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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时代的国人相貌
鲁迅的《略论中国人的脸》，其中颇有精彩的论断，他说他最初因习惯心理，看不惯西洋人的脸。嫌他们鼻子高，脸色太白，头发黄而眼珠子太淡。但在习惯以后，加以比较，他得出结论，西洋人的脸是：人＋*＝西洋人；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野性仿佛消失了，于是，那公式就是：人＋家畜性＝某一种人，那就是中国人。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谭》或者《安徒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而已集》）
　　帝王专制时代末期的国人形象，大为不堪。中国人的脑袋停用或误用了两千年，怪现状让人摇头咋舌。雨果曾经以素描笔法勾勒过中国人的头像。那是翘着猪尾巴、眼睛细小、神情委琐的一个不雅的符号，符号的含义就是中国人。时值清代晚期，国人吸食鸦片，游手好闲，懦弱不振，且长期受制于专制高压，早已天良丧尽，做官的只晓得搜刮民间膏脂，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科名微利，民间则怪力乱神，迂腐固陋，盗贼遍野，仿佛畜圈。言语无信，爱钱如命，被列强视为野蛮贱种。所以，在雨果的笔下，就是那一副可耻的形态，这不怪雨果没有恻隐之心，是专制使人陷入沉迷不醒的重疴，连生理的相貌都变到如此可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严格而言是汉人）已经有两千年丧失独立思考了，两千年不用脑，两千年集体沉溺于反智、反科学、反逻辑的处境，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会衰弱到如此地步！结果是把女人的天足包裹了一千年，拿指南针来看风水，拿纸张来张罗文字狱，拿火药来吓鬼，拿镇痛药品阿芙蓉（即鸦片）当饭来吃，将暴君的余唾当作全家宝……无力治人，建立不了好制度，也无力治天，克服不了自然灾祸，在形式主义框框中烂活。美国工程师Oliver　Todd在1902年初踏足中国，为中国全力治理河患廿年，成绩空前。他看尽中国的落后慨叹说，“中国人虚掷的机会太多了，这实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会否千百年下来的因循苟且，已经令他们无知无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自传里回顾说，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回到美国后，才发现水灾原来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人的面目和精神状态如此不堪，乃以专制肆虐，人民消沉偷安，苟且畏缩，这样的坏根性，根子在于没有宪政的保护。没有宪政为底线、为护身符，做人就难了。在社会中做事，人命时时刻刻受威胁，其贱如鸡犬于是也就卑污苟且，才能生存，像点样子的很快就被各种邪恶势力折磨消退、淘汰、死亡，剩下的往往就是投机的顺民或居心不良的坏种。此事如欲改进，必待宪政的落实，有起码的保护保障，自由精神方能萌生，各人也才可能展其才，遂其志，有言论的自由，有舆论的窗口，有法律的公正，因而也就有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样民气自然由消沉而积极起来，由懦弱而刚强起来，由散漫而团结起来。他们的精神面貌乃至生理相貌，才有机会向壮美、健康、美丽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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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燕揭橥专制祸患（1）
廖燕，一个一生布衣的在野文人，以今言之，则边缘化也。他的视野非常高阔，但他长期被文学史忽略。他嗜书如酒徒之嗜饮，徒步从韶关至广州求借读书；也略有出仕的机会，他自动放弃了；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部队，备尝艰辛，未能大成，仍嗜书不止。
　　旧时文人，不少是好人，他们对生活并无太多要求。假如精神自由一点，社会多少讲究一点游戏规则，倒也无枉一生。但是专制的肆虐，是一种无止境无人性的东西，所以，灌园抱瓮，莳花种菜，甘于淡泊的背后，不免流露一种失路之悲。或在乱世转徙苟活，或在被控制的时间里面消磨，生命的意义打上负数的标记，令人长喟不已。
　　廖燕的墨迹今尚存，观之，但见劲挺中不乏含蓄，有的笔画也相当开张，揖让之间似可触摸到他的孤愤、他的锐眼。真可谓：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身。
　　《性论》首句：“天地一性海也，万物一性具也。天地万物皆见役于性，而莫知其然……”也是漂亮、*、有震撼力的句子。来得很陡，而很抓人。
　　他的不羁，他的狂放，以思想深度为底蕴。为古今腐儒难以望其项背。
　　《管锥编》234页，钱先生在此文中梳理专制之害，从先秦提领至明朝。末尾且发挥说愚民者自欺欺人，最后自将其愚信以为真。专门拈出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那确为历来罕见的奇文——
　　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智而无愚，而天下不胜其乱矣。……夫庸人乌能扰天下哉？扰天下者皆具智勇凶桀卓越之材，使其有材而不得展，则必溃裂四出，小者为盗，大者谋逆，自古已然矣。唯圣人知其然，而唯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虽极智勇凶桀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秦始皇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弊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此文透露的信息是，人性如何被奴化、被淡化、被弱化、被非人化、被平面化、被边缘化，在此轨道上长期运行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自觉。他们各得其所，完成了对人性的摧毁控制，专制的种种甚至变成了基因，在现代社会间歇性发作，多处形成溃疡难以愈合。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2）
焚书之术生产奴才，以制义取士捆绑性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专制之病。其甘心被愚，无非是利欲、权欲的作为一种回报，为其操控，自然以愚民为事，但以自愚为前提。上得其轨道之人，权力欲都极强盛，而其本质是不读书的，但对算卦、看风水、驱邪的浅层文化倒情有独钟。他们对古代大学者的思想、学说与历史价值惘然无知。这些官僚仅仅贴着智识者的标签而已，乃识时务的行尸走肉。
　　论文字的组织、驱遣、文气的流贯……廖燕当然不是唯一，但论及识见的深透，直达背景和后台，那就道个多乎哉？不多也。不平之鸣甚多，而挖掘出个人普遍性的人生悲剧，及所造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就有文士由衷推崇：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见解，确为江山文藻增色多多。
　　他的《高宗杀岳武穆论》，议论也是别开生面。他认为岳飞不是秦桧杀的：“观秦桧答何铸，高宗其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廖燕全集》10页）他当时的文友有谓：非具二十分胆识，谁敢如此下笔！可破千古腐儒之见。
　　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上层变乱，痛心疾首，拆其病象病因，“在庭诸臣，忠奸不一，议论朝更夕改，率无拨乱反正之才，强敌压境，辄一筹莫展。及幸寇退，则骄语富贵，党同伐异，甚至揽权纳贿，无所不至，其习牢不可破……”（《廖燕全集》296页）他的《张浚论》则阐述专制制度的致命陷阱，“从来奸人害正人”、坏人与无限制的君权相结纳，“其恶亦渐肆，其后遂至于穷凶极暴而不可救止……”
　　他笔下的反清复明的志士，处境悲凉，遭遇无形网络，密密匝匝，只有绝望，难以冲决。
　　“古君子往往有以轩冕为桎梏，入山唯恐不深者。此岂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隐，已非人情，况并欲泯其名而不使见称于世，则其苦有孰甚于此者……”（《廖燕全集》306页）
　　他的诗歌，写景则悲壮痛切，镶嵌在景句中的悲绪不是摇落，不是斜卧，而是像强劲的海潮一样，激宕汹涌，不依不饶地扑将而来。他的一律诗说：“胸藏五岳隐难平，浊酒堪浇取次倾。满目烟云供异赏，一天星斗寄奇情。”（《廖燕全集》503页）。又说，“满目干戈天局促，长途风雪客凄其。五更马上吟残月，独木桥边访古碑”（《廖燕全集》527页）。和他的各体文字一样，蒙络因清醒的痛苦产生的沮丧。
　　他的眼光，强劲的穿透能力；他的思索，简劲的逻辑推导能力；他的追踪，陡劲的全程打击能力，古典作家中实属少见。自然，他也因此而备显孤独。
　　人总是要寻找发泄的通道出口，*的制度，则在恒定的游戏规则中，尽可使精力释放，“该干吗干吗”，一切有所安顿归依。而不论秦始皇的暴烈、明太祖的毒狡，之后总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循环不止的是非颠倒错乱，祸乱相寻。
　　廖燕的结论，也是说到底了，无以复加了。作为这一可贵思维的延伸，再走一步，那就到了林则徐、郑观应时代，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西风东渐，而透彻反省，向*制度三致意焉。那是士人真正的自觉，他们着眼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力图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他们的认识来自对专制祸害的刻骨体会，而他们傲岸独立的认识，甚至使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3）
廖燕长期为文学史忽略。而此类文学史，数十年如一日，仅于鼎鼎大名者作模棱鉴定，读之使人昏昧不明，尤可恶者，使不明真相之后来青年，以为中国文学仅此而已，其摧颓先贤一至于是。
　　实则那些被忽略的作家，不乏深邃的智慧和思想，乃至经天纬地之文，廖燕最为典型。他之被忽略并非后世批评梳理者吝惜笔墨，实因基础训练所致，及手眼、能力、水平所限，见宝不识，智不及此。令到古人创造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因长期冷落，物质载体如书籍等的朽坏，而永远归诸*云散，这对文化香火的传承，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管锥编》对此状况，仿佛放出千万只救生的小艇，在茫无际涯的洋面上穿梭施救，将要灭顶者拯起搭救，上得岸来，复加以理董之重塑之，使以新貌面世。
　　像钱锺书这样在时间的隧道里面攻城略地，使淹没的古典作家再现重光，这样的鬼斧神工，无远弗届，这样的一视同仁，“访贫问苦”，裨使野无遗贤，设使古典作家起来投票，恐钱公所得选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突兀歧出的史论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著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裹，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弭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无数百姓的尸体上建立了政权。恶贯满盈而惧怕后人追究，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藏书案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延续到1905年《苏报》案，还不算完。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4）
清朝对思想言论者的*，是典型的制度性的*。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恶名昭彰，实则清朝文字狱其残酷性远过之。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秦朝也甚短命；而清朝在二百六十多年中仅大型文字狱就制造了一百多起，直接残杀数万人，仅庄廷珑一案，就有数百人遭株连。
　　清朝的文字狱，加剧了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极大地毁伤了社会的活力，造成了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愚昧、大停滞乃至大倒退，直接引发了绵延至近现代的百年屈辱、苦难。
　　明朝的知识分子，结盟立社，他们的势力往往足以制约官吏，所以明朝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威势和声望，明末的知识分子在东南一带经过数十年才逐渐平定，清朝统治方法一方面用吏治来诱惑，一方面恐吓杀害，智识者逐渐退尽明朝的嚣张气概。清朝建立卧碑来压制知识分子，里面规定学者、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