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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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民变，国家正规部队也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摧枯拉朽，若非知识分子训练的乡土军队拼死营救，早就呜呼哀哉了。这不是一个超级强权，这是一只纸老虎。
　　张一麐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说：“今者日本视我如入无人之境，任便攻杀，试取《马关条约》一研究之，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耗矣悲哉！”
　　技术性的偏差不难纠正，可怕的是体制性的强制力。《马关条约》签订后，本来微弱的制衡更加虚飘，由于失去制衡，本来不难发现和纠正的偏差，往往一发不可收拾，铸成大错。一呼百应的权力结构，雷厉风行的体制构架，两百年不变，到此变本加厉。
　　洋务运动，依托外国的科学技术断断续续流淌到中国，这如同在人造小河中舀水，无论舀多少，稍有闪失，水源就断了，即它不能自己重新形成一条河流，更不能形成一套自身循环的水系。它也不会有自主的科技，因为科技的发达，需要特别的人文环境。所以洋务运动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专制体制，照样可以发展科技，照样可以让国家强大，照样可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这种所谓的进步现象也让治世的能臣迷惑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战略工业得到稳健超强的发展。他国土较狭小，但譬如有二十个指头悉数紧握在一起；混球大清国呢，貌似强大，譬如有三十个指头，但只有三四个指头紧握在一起。明治维新导致其拳头中有一颗强盛勃动的心脏。洋务运动握成的拳头最多算一个可疑的起搏器。洋务运动在咸丰十一年就开局，所做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练新军、设同文馆、购炮舰、设外语学校、派学生留学美国，办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其动机着眼于国防，故军事内容最多。
　　不可谓不努力，但一到甲午，洋务也搞了二三十年了，何此还是一败涂地呢？一言以蔽之，政体不对头，政治不上轨道，活力、生机、生命的创造意识被压抑、阻击。大清的海军貌似强大，战术一塌糊涂；陆军撒腿就跑，他干吗不跑？有什么是值得他舍命保卫的呢？
　　洋务运动，让清末有过一段辉煌，但是，技术上的改进终归受限于政治框架，也总是有个极限的，只不过是引进了外间技术以改变本国陋技而促成暂时的繁荣。但这并不说明它自此有了独创性，更不能说明政体结构有了些许的改变。沸沸扬扬炒新豆，只是看上去热闹非凡，最终发现还是在这个炉子里，政体框架，依然是千年一系的*专制文化。
　　社会依然是*丛生，民怨沸腾，社会不公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定模式，不断地攫取，不断地割地赔款，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恶化。
　　一种霸王硬上弓式的经济促进方式。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等他们彻底玩够了，只会给中国留下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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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老虎与民为敌（1）
1900年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抵北京城下，次日凌晨，联军发动总攻，从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及一批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几个月后，列强成立北京管委会作临时统治。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谈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如滚雪球一般，到处杀人放火，杀教友、杀洋人、杀二毛子，繁盛市场付之一炬，男女老幼咸被屠戮。先是专杀教民，不久凡是居民家中有西洋器具货物的，或与西人稍有交往的，立加杀戮。全城居民，号叫狂窜，哭声震天地，如堕阿鼻地狱。
　　端王载漪，一度因他的儿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更加不可一世。载漪性情粗暴，他的小孩很像他。溥儁顽劣好玩乐，最烦读书，正中慈禧下怀。这孩子对光绪帝尤为傲慢无礼，因为光绪帝好读西方书籍，他竟将光绪帝呼为“鬼子徒弟”。
　　当义和团嚣张时节，载漪率领团员数十人鼓噪入宫，扬言要找皇帝理论，因为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闹得一塌糊涂。
　　荣禄先是命令董福祥以及武卫中军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久攻不下，自身死伤惨重。荣禄反过来向使馆输送蔬菜粮食等物。是时主战主和，朝议纷纭不定。
　　一方面，侍读学士朱祖谋在朝议时跪地奏道，臣以为与洋人万不可战。慈禧恼羞成怒，厉声骂道，此何等大事，今举朝王公大臣均在此，尚未有建议，何物小臣，乃敢越级妄言！岂可目无朝廷耶？于是谁都不敢说一句话。
　　北京形势已经大乱，六月下旬，清廷正规部队如董福祥所部，荣禄直接掌控的武卫中军，也开始大肆抢劫，乱兵三五成群，闯入富户或官吏家庭，搜索物品，尽情掠取。无论珠宝银钞还是零星物件。遭难的家庭还得赔上笑脸，否则性命不保，房屋则付之一炬。
　　可是身居大内的慈禧太后，还在不管不顾地发号施令，她要向全世界宣战。六月二十一日，就下达了宣战的诏书。里面说“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乃益肆嚣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在义和团兴起时何以利用它来打杀外国人呢？
　　原因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跑到海外搞了一个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帝，这就成慈禧的莫大的心病了，于是慈禧和顽固派就把洋人恨得不得了。
　　刚毅、崇绮、徐桐、启秀怂恿慈禧废立，他们要废黜光绪帝，重新立一小孩当皇帝。
　　可是，因为跟日本一个国家尚且战败了，如何能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派以为可以利用民众。作家王小*算出来的有名的公式：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如此反复循环，实基于此。而那时义和团的起来，恰恰又是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打击对象。
　　本来义和团在山东备受*，却在河北受到官方的欢迎，毓贤、载漪、刚毅大肆推荐义和团，慈禧然之。于是他们在北京也得势了。这个时候慈禧还忘不了杀戮发配绝域边疆的张荫桓，因他是当年翁同龢的高级助手，与外国人打交道极有经验。慈禧把一腔怨气都撒到他身上。当时新疆巡抚饶应祺，吴永认为，命令到时，假使老饶稍微负责，予以缓处之，而非立即执行，待义和团事过后大局已定，再来斡旋，那么张荫桓可以不死。

纸老虎与民为敌（2）
但慈禧忌恨张荫桓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张荫桓曾贡献两只外国宝石，一赠皇上，一赠慈禧。就宝石颜色红绿不同精心挑拨，说其中的绿宝石是妾妇所用，慈禧太后出生于西宫，所以一听立马勃然变色，就将两份供品一并发还。此事须经过李莲英，而他并未对李莲英有任何表示。李莲英因此怀恨在心。像这种小事情也可以一语定生死，好赖都随她一人喜怒，大员的生死进退如履薄冰。
　　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清廷看到无法抵抗，马上派人暗通款曲，馈赠食物等等，但联军根本不管这一套，直接向北京打来，使馆里面的洋人部队也马上打开大门和他们里应外合，并准备进攻紫禁城，这时慈禧还不知道，当天内务总值班的是辅国公载澜，他就急忙将情况报告慈禧，于是慈禧就挟持光绪帝，仓皇向外奔逃。
　　当时怀来的县令吴永，也被义和团包围，整个形势一片大乱。正是慈禧专制打压的结果，才让民间产生了如此怪胎。
　　怀来附近的小城百姓都逃走一空，到处是焚烧后的残垣颓壁，吴永到处搜寻食物和做饭的器具，突然接到上级一道指令：皇太后即将到达，为太后准备满汉全席一桌，王爷们要四桌一品锅。慈禧在狼狈逃窜中还向地方官索要餐饮。
　　当时他那个地方的义和团害怕慈禧卫队的报复，四散跑掉。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把黄巾、红巾甩得到处都是，他们正是不折不扣的羼头，吴永硬着头皮准备餐饮的时候，吴永跑到二十里外去迎接慈禧，慈禧看到他衣冠还比较周正，赞扬他是难得的忠臣。她说，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你还不失地方官的礼数，慈禧哭完后，又自述沿途的凄惨状况。她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又冷又饿，途中口渴，命令太监打水，待到发现一口井，又没有打水的工具，找到工具后，又发现水井里漂着几个人头，不得已我和皇帝就拿玉米梗嚼着来解渴。昨天夜里我和皇帝只找到一张板凳，背靠背坐着，通宵达旦，黎明时寒气凛冽，无法忍受，你看我是不是成了乡下老太婆？于是慈禧问他有何食物，吴永说有小米粥，慈禧命他赶紧拿来，说是患难中得到这个已经很好了。
　　后来到了太原的时候，这个老太婆又神气十足了，巡抚毓贤率领大批文武官吏去省城外几公里地方恭候迎驾，所准备的行宫堂皇壮丽，具有宫廷气象。
　　在逃难过程中，有一天慈禧向吴永讲述前后的逃难经过，她说，当义和团闹事的时候，他们都说团民是如何的忠勇，守纪律，绘声绘色，我就相信了。后来他们攻打教堂，火烧正阳门，我瞧着不像个事，心里就明白了，他们是靠不住的，不中用的。这个时候，宫廷里面的好多人都和团民混在一起了，就连载澜等人也都学着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气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了一样，载澜居然有一次和我抬杠，拍桌大骂，差点把案都给翻了，那时我一个人也没了主意，闹到如此田地，如果不是我忍受委屈，迁就他们，安抚众心，使他们还有一点分寸，要不然，纸老虎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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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与洋务
瞿兑之《杶庐所闻录》说，张之洞“张文襄虽主新政，而思想陈旧，亦出人意表”。
　　光绪初年至宣统，几十年而已，但事势悬绝，好像有二三百年的变化一样。两种势力消长，就是清流派和洋务派的较劲。
　　光绪初年，清流因清廷欲博广开言路之名而得势，恭王、李鸿藻、翁同龢、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张之洞，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贪庸大僚，颇为侧目，此辈遂有清流之号。
　　光绪十年之后，外侮日急，应变之才尤显重要，于是洋务之名又兴，洋务派因军功、留学、出使之途上升，不由科目进，与清流异趣。为人又多骄奢、结纳呼朋，和传统士大夫气节有违，两派渐相恶，李鸿章号为通时务，又喜功名，洋务人才多辗转依附于他。
　　甲午战后，翁、李相互视为仇敌，新、旧党顿判。
　　清流认为不得不变法，康有为以一小人物，名声大过公卿，背后就有清流派鼓吹抬举的功效。
　　但清流终败于袁世凯，袁世凯系李鸿章派的柱石。
　　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时，恰值甲午战败。他马上巡视江防，宝山、江阴、镇江等处，铲除以前伪劣窳败的炮台，即刻购置泰西新式炮五十余尊，重建可用炮台，又在后山上筑新式炮台二十余座，这是江南最早有后膛炮和最早的西式炮台。他又拟于吴淞、崇明等地大修炮台，为江防经久之计（《抱冰堂弟子记》）。
　　作为一种补救，不可谓不努力。但专制压抑人性，压抑创造性，以致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内在的矛盾一当关键时刻，立即显露出来。甲午之际，各路防营皆为各统领把持，好像是自家的产业一样。兵怨械朽，不能一战。更有甚者，还有为敌人引路的，自动搞破坏的……
　　如仅从张之洞的作为来看，清流未必较洋务派不知兵。但他们遇到的阻力泰半相似。
　　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清流始旧而继之新；洋务本新而趋于旧。
　　庚子（1900）之后，清流势力贬斥几尽，袁世凯与奕劻结纳，狂引洋务人才，其中又分亲日、亲美、亲德……各派，迎合亲贵，援引官僚，凡躁进喜事之人，依附夤缘，相继得志。
　　清流只剩张之洞、岑春煊，势力受阻，晚年默退无锋芒。
　　李鸿章虽为风云人物，但其为人实在成问题。《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彭玉麟巡防长江水师，锄强抑暴，威声远播，其间，打掉李鸿章手下悍将夺*、贪人财、害人命的谭祖纶，尤受人民称颂。
　　李氏兄弟相继为湖广总督，其间，枉断曲直，任用私人，把两湖当成自家的小国，湖北民众在其权势之下呻吟，其下江防部队，割据水陆，不可一世，统领营官，皆由私授，其陆营统军刘提督，所部淫掠不止，有如盗匪。湖北人民皆呼之为刘长毛，同僚尊之为刘军门，凡是此人的事，有司不得过问，跋扈江汉，势倾司道。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惨败的次年，到俄国去签订《*》。本意是联俄制日，不料却是将鸡送给黄鼠狼。俄人以修铁路为词，把老李给骗了。为了达到目的，“俄国划拨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及其随员，菲泰在其《*》中言之凿凿”。吴相湘先生《帝俄侵略中国史》将此金额称为“李鸿章基金”。帝俄遂将魔爪伸入中国体内。
　　俄国人深知李鸿章这个老迈者的心理，把威胁、利诱、欺骗用到极致。
　　即使不能说李鸿章卖国，但他是腐朽帝国最强的外交能手，不能不说是强烈的讽刺。
　　李鸿章的外交密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开门揖盗，以夷制夷。纸上看来其妙不可言，觉得他真是气势如虹的战略家并政略家。但说起来好听，行之则大可疑。
　　他的妙法就是将大门打开，让金银财宝露泄之，让他们内讧。这不是昏人吗？李鸿章以为，开门揖盗，如果揖一个盗，那是傻子，如果揖来多个强盗，使之互相争夺，必然大打出手，这时候主人就有所机动了，看着他们各各牵制，岂不妙哉。
　　如果主人特别强大有力，此法或可行之，听话就乖乖给我互相打斗，不听话就一锅烩。但若主人是一个虚弱的病夫，颠三倒四，昏昏欲睡，那就请客容易送客难了。
　　引狼入室，在火山口跳舞，自以为得计，实则处处吃亏，而老百姓也就生不如死了。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有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对方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这种客观描述，虽然读起来很顺畅，却只是表面功夫，隔靴搔痒都不算。于个人真实面貌，距离很远。
　　后来清流经过整肃，元气大伤。到戊戌变法失利三年后，李鸿章病逝。洋务坐大的孑遗袁世凯不断膨胀。许指严先生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新旧胜负的枢纽，操纵在荣禄的手中。而拨弄枢纽开关的，则非袁世凯莫属。
　　许先生说：“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抗衡？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倒耶？”
　　这就不一定了。所谓同室操戈，在光绪帝看来，未必如此，他已泯灭满汉界限，只认道理，不认这种认为的鸿沟。他的眼光很大，早已跳出一个家族的兴衰，而在家国高度考虑问题。另外说袁世凯不能和荣禄抗衡，也属一叶障目。策划周到的宫廷突变，有时只需一个连长就能搞定，何况七千精兵的袁世凯。
　　问题就在袁世凯是个问题人物，而清流派对之束手无策，改良派事前毫无筹划用心，光绪帝光杆司令，于是这个洋务的孑遗就独领*了。
　　

慈禧西安之后（1）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仓皇出逃。
　　两年后，拒绝变法的慈禧太后在外部力量打击下，也同样仓皇出逃。
　　慈禧西逃，外国人既羞辱她，也给她面子，给她台阶，她在西安下诏变法，下诏是因为没招。
　　毕竟，无法像砍六君子的头一样，去砍外国人的头，也无法将义和团全部砍头。
　　义和团平定后的结局是签订《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利息最终要赔九亿八千万两，俄国为了东三省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改。但是她的根性决定了。她的所谓变法，改，就是不改，小改是为了大的不改，假改是为了真的不改。改须有利于我，不利于我者，坚决不改。
　　张之洞1900年9月，在汉口破获党人机关。不久，他亲自撰文劝诫革命党人。
　　此时慈禧已经出京逃难。她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于是抚恤洋人，惩办祸首，杀戮大臣，或明正典刑，或发配极边。一是自挣面子，一是给外国人面子；一是泄愤，一是*。处理和杀戮的有董福祥、毓贤、徐桐、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行刑时，由外国人派兵监斩。1900年底，李鸿章在北京和各国公使签订合约，满足其各种压力，但是并不惩办慈禧，老太婆大喜过望，“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这样，在西安客居惨况中，想到了“社稷祖宗”，于是在1901年初，下诏说：“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抒己见，条议以闻。”（《张之洞年谱》）
　　外逃的喘息中，慈禧命李鸿章统帅全局，万不可激怒俄、英、美、日。差不多同时，下诏变法，实因为各种矛盾、压力无法解开。她特别强调“治法”可变，“常经”则万古不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为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人的奏折版本，实际上是洋务运动在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到了这年的秋间，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他就死去了。
　　1902年初，慈禧挈光绪帝由保定还京，演完其所谓“回銮”丑剧。及还宫见埋藏之金玉宝器皆无恙，而其统治得以“保全”，乃“大修颐和园，穷极奢靡，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不时入宫欢会，与闻内政”。女*者的个人辉煌、集权一身、列强劈头盖脸的打击、改革者的压力、时势的羞辱、矛盾纠结于一点，就是预防噩梦成真，变危机为转机。他们的信心不容低估，慈禧的定调已然昭告天下，他们还要夺取下一个两百年。
　　慈禧的所谓变法是消极的，因为它是以牺牲民众自由为代价换取的。自由精神是人类的创造精神，也是人文精神中的元精神，没有自由就是没有流动的空气，世界就会污浊，生命就没有价值。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却被一个叫“祖制”的伪价值给置换了。将祖制天下的稳妥与自由对立，是*者本能的发明。
　　1905年，五大臣出洋，实际名称是考察政治，而非考察宪政，因西太后恶闻宪政之名，故曰考察政治，其掩耳盗铃，一至于此。

慈禧西安之后（2）
这年7月中旬，清廷以软禁中的光绪帝名义，给内阁发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今天还有人以当时有舆论谴责吴樾的暗杀，认为清廷已做了妥善安排，却因为一颗炸弹而推迟动身，认定吴先生系从事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做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有人讥讽受伤的绍英想赖掉考察出行，他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冠冕堂皇很容易混淆视听，当时因变法而受到软禁的光绪帝还在继续的禁锢之中；康、梁还受通缉；革命者被“围剿”；光绪帝的上谕是人家用他的名义发的……靠这五大臣，昏庸碌碌，绍英还好意思说他死而则荣……
　　1906年，五大臣被催回国，形势更加逼人，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宣布预备立宪。其资源借镜系以日本宪法为蓝本，日本行政未设置督抚，故欲缩减本国督抚之权，军权财政权由中央收回，王公大臣如此之议，慈禧顿转忧为喜，如此一来可收中央集权之实。
　　袁世凯1906年参加北京改革官制会议，他此时也倾向中央官制，日后假如君主立宪，皇帝徒有元首虚名，则慈禧如不在人世，他亦可保其地位（内阁）。
　　该会议决定三权分立原则：
　　立法部分：先成立资政院，为正式国会之前的立法机关。
　　司法部分：大理寺改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各省成立高等法院、地方法院。
　　行政部分：成立责任内阁，以国务总理统之。
　　1906年10月，慈禧谕批；军机处不变的大前提下，改了一些名称，如刑部改法部，户部改度支部，兵部改陆军部……增设邮传部等。
　　其余一仍其旧，等于由一人将全案推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按满八汉五的比例组成。
　　仔细读后，发现它们除了借用的政治道具改良、变法之名相同之外，其利益主诉与目标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本次立宪，取法日本，故为下之下。较之前人，如林则徐、郑观应之辈，差之远矣。
　　慈禧在西狩之后对闹事大臣亲贵的屠戮，助长了权力层的保守惯性，包括他们面对异己挑战时的保持一致。慈禧某些话似并非全不通情理，甚至把门面话说得高深阔远，冠冕堂皇，但一经落实、转折、推行，则立马翻脸不认人。
　　预备立宪同样大行拖字诀。今之人文学者有谓让清朝廷搞下去，不要革命去打扰的。他没有权力这样说，没有权力预支前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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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变是守势，不变是攻势
“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伸一次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套习。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
　　又说：“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浮，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凡西人有利之事，中国效之，皆赔钱之事，必先正中国人之心，乃可行西人之善法。”（《光绪政要》卷二十六，据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转引）
　　这是慈禧逃奔西安时，诏议变法的话语。
　　这些经翰林、秘书起草的文件，于中国社会畸形病变，认识不可谓不深，而一说到纠正之法，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先正中国人之心，乃慈禧之流梦寐以求，依其路径，则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
　　如果先正慈禧之流的心——先行西人之善法，慈禧退出弄权，则正国人之心，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一点，恰是中国的瓶颈，也是慈禧之流的命门。价值观头脚倒立，事情就愈出愈奇了。
　　当时的政情用一个字来高度概括，就是一个“变”字，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以静止的观点处理政局万难通行。变则通，不变则亡；树挪死，人挪则活。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心思变的关头，政治改革无法回避。
　　庚子之变承戊戌之逆动而来，从此中国万劫不复矣。戊戌变法被政变击败，导致政体不进反退，民间更形混乱，各种矛盾错综突出。
　　慈禧出于她的棍子的本性，严密封锁开明派，而对众多顽固派网开一面。使得前者在朝中逐渐边缘化。
　　经过戊戌变法惊心动魄的搅扰，慈禧对外国人恨得要命，她借义和团做排外运动，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在逃到西安之后，就叫各大臣各抒己见，要求变通政治，她也要搞自强运动了。
　　1901年就设置了独办政务处，派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王文韶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这就是她最大的改革。
　　政务处的启动文件长达四五千字，主要就说向来军机处为正式统汇，现在另设一个政务处，由军机大臣来领衔，遣派王公大臣参与，事情很重要，要求内外一心，实事求是，据说转贫为富，转弱为强，都在此一举。
　　他们政务处的设置就是所谓救贫自强总的基础，里面还说“以西法论，有西政、西艺之不同。今学西法，欲学其事，先学其心。西人之民公，而中人多私；西人之文简，而中文太繁；西人之事实，而中事多虚；西人之方信，而中人多伪；本原大异，而徒取则于事为文貌之间，虽累万人不为功，累百年难求效”。
　　这段话说的相当滑稽，可谓本末倒置，要想攻击西方的政治体制，不料却说出了对方的优势所在，又不知不觉褪下画皮，露出马脚，殊不知西方人的优势正是因为他们的政体上轨道才得以实现的。
　　政务处的设置就算是这次变法最大的宣言了，但是朝廷部门权限不明，本以内阁为重，又有军机处，相当于另外一个内阁，后来又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一个内阁，该衙门和南洋、北洋大臣都掌握外交枢纽，但又互不隶属，怪不得外国人要多次抗议呢。慈禧所谓痛定思痛，不过是搞部门设置而已。本来部门之间权限不明，此时增设一个政务处就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了吗？真是缘木求鱼，未足为喻。
　　政务处的设置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恰恰被他们说反了，说歪了，说崩了，说岔了。
　　西安变法，企图借此既达到保专制的目的，又钓取宽容的美誉，以蒙骗外界对其垂帘继续心存幻想。自庚子以来，慈禧逐年表演一次变法改制，实际上是年年强调祖制大于变法，以保朝廷稳定。各级马仔皆心领神会，坚持“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于是这班附膻于慈禧的顽固官僚，始终据有对开明派的话语权优势和行政优势。
　　清末最后十几年，改良派着迷于对牛弹琴的游戏，不惜对兽谈法，反复向一群*未改的低等政治生物吁求说法，呼叫着要改良立宪，抗议野兽动辄的撒泼，要法治、不要兽治。野兽们立刻用铁链把立宪之路锁住，并说，要保证野兽随时有马骑，要保证野兽对立宪的绝对控制权。
　　慈禧对待政体改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临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君主立宪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至并非垂帘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逐渐失却特权及其护佑；“后退”至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