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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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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似。既揣摩到章的心理，同时也是刘师培的心态流露。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笔战，客观上让更多的人来认知清廷罪恶，谴责清廷暴行，让人民看清它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认清它是贪污*的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了267年），让人民早日脱离它，唾弃它，迎来一个共和、*的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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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中的差异性
保皇派与革命者的原则分歧，在1906年的初夏冲突达至顶峰，同盟会以《民报》为据点，和保皇派展开论战。后者的机关报《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等文，以开明专制为论战依据，《民报》则刊登《〈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对其予以迎头痛击。
不但保皇派和革命者之间意识泾渭分明，就是革命者内部，也有激烈和稳健的分别。1905年夏，陈天华投海以后，留学生那边革命派分裂为两种意见：一派是宋教仁、胡瑛等人主张立即退学回国革命，一部分是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主张应该谨慎从事。于是宋教仁和胡瑛组成了一个学生联合会，在势力最盛的时候，声称要胡和汪以死来谢罪，其中女同志秋瑾非常激烈，范源濂因为怕她而躲在医院里面，谁知被她找到痛打一顿。有一天秋瑾和同盟会几个省的分部部长邀约胡汉民和汪精卫谈话，汪精卫有些疑惧，坚辞不去，胡汉民乃翩然独往，到会后他详细阐述了革命者应有之立场，最后令秋瑾表示折服，说到痛心处，甚至把在场的胡瑛说哭了。
至于改良派的海外运作，上书的内容应该是当时知识界所能接受的*常识。这个*常识之所以引起注意，不在其内容，而在其形式。什么形式？就是他诉诸的对象。他诉诸何种对象？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前，诉诸光绪帝，这个也无可非议；但在菜市口血案，以及搜捕流放、拘禁皇帝的局面之下，仍然傻子的条件反射一样上书，名义上还是针对皇上，实际直接和最后对象是慈禧，要她来参加他们的宪政游戏，那么意义为零。
改良派的运作成为与虎谋皮，成为一种天方夜谭，海市蜃楼。
因为在专权者的手里，不可能产生专制意志和民间诉求的和解与互动。
如果改良派的宪政运动是针对新一轮革命和*的发动，那么他成为时代先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倘若他不过是要和*意志勾连，玩一种他们认定的改良游戏，那么这个改良，就成为一种传统的政治骗局，并成为一种新禁锢之开始。
在与清廷积极合作的智识者中，杨度又和康、梁有别。他较之后者更注重一切机会。
杨度反对以革命手法对付清王朝。在他的长文《金铁主义》中，他以为法国数十年流血遍地，俄国亦然，只有英国最好，王政复古，国事安全。
但他也承认，譬如俄国，政府过于强暴，惨无人理，罪恶专制有如蛇蝎，而被政府之压抑既久，怨恨太深，故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在此文中又说，举兵以抗政府，很少没有被政府军打败的。譬如普鲁士、俄国改造君主立宪即是。但是民军虽败，却唤起全国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而舆论之武力终胜”。所以他以为，唯舆论才是造成胜利的根本。宪法得以实施，国会得以召开，最终将归功于舆论，而不当归功于兵力……
五大臣出访的依托（1）
当1906年9月，张之洞奉上谕：载泽等陈奏深以国势不振，由于上下不能相连，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唯仿行宪政，大权统一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亟应先将官制次第更张……以预备立宪基础（《张之洞年谱》）。
一个“大权统一”，一个“但是”，所有努力全打水漂了。
到了次年的夏天，安徽巡抚恩铭被道员徐锡麟行刺出缺，张之洞立派第八镇统制张彪，乘军舰前往弹压。
清廷命令张之洞，立宪之道宜如何进行，各种奏折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
因吴樾事件后，再次出访分两路，日期、路线对外界保密。戴鸿慈、端方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
熊希龄跟随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这一路共有33位随员，经费是26万两银子。至于考察报告，各团员都大感头疼，所以到日本后就先期将工程发包给杨度。半年多时间，游历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熊希龄到了意大利，不再跟团，赶紧打道回府，理董考察报告事务。他专门到日本，去找杨度要稿子。
杨度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为列强欺凌剥夺，“今政府之对于外，则赠礼之政府也。所赠者，国民之经济而已。其对于内，则窃财之政府也。所窃之财为何？国民之经济而已。其不负责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金铁主义》第三节）此文作于1907年。文章奇长，实为一专著。对社会、对皇族而言，殊欠明了。辗转复沓，横说竖说，反而减弱它想达到的效果。
杨度的设计、理念都没有问题，虽说来源于日本宪政，但矛盾纠结的晚清帝国，实现的路径却没有一条。
杨度晚年好论佛，《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描其不甘寂寞之状，如在目前。他说他的修炼，“自觉气达于丹田，转趋尾骨，上缘背脊，以贯于顶……此后静坐之时，手足自动，异状甚多。身亦上腾，几播床下。枕移被揭，不可遏止。四肢动毕，遂及他部，或齿牙上下自叩，或眼球左右转动，或耳筋自掣，或面筋自动，作种种喜怒哭笑之状……”
此系论静坐之法，如何安心，倘果真遵照其法而行，只怕不但不能安心，反而搅动心里火山之爆发，五脏六腑，骚然万状，令人笑倒在地。此公在日留学时以君宪论结识袁世凯，从此多年奔走其门下。袁世凯暴卒后，他又依托张勋、曹锟、吴佩孚，其间也曾转贴孙中山。再往后是张作霖、张宗昌、第三国际、杜月笙……汹汹奔忙，六根不净，昭然若揭。
所以他标榜的修佛，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竟很像谤佛。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过日本，杨度事先撰写考察蓝本，事后大臣再予填空之法补足。
时在1906年1月21日，熊希龄随载泽等访欧，经日本、抵东京当日，即将此任务交杨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写了几个月，夏天交卷，其后与梁启超商组党（宪政会），以人事纠纷未果，1907年创《中日新报》，组政俗调查会，脱离康、梁。
1907年底他因伯父去世回湘，联络谭延辏У热俗橄苷蚕盎幔没嵋院先∈棵裰宸⑵鹑攵记朐福笊枇⒚裱∫樵骸！！∽詈玫膖xt下载网
五大臣出访的依托（2）
同年7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谈到“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实，维持其蔽可也。谓得国粹即能保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即可见其徘徊犹豫之状。
1907年，又派政考团达寿往日，汪大燮往美，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备工作，各省成立咨议局，府、县成立议事会。
今有告别革命派以为当时革命党不闹事，听任清廷立宪不是很好吗？
这是不通的。首先，立宪的筹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一旦压力停止，立宪马上停止。
其次，号曰立宪，却容不得维新立宪派人士参与——只许我自摸，不许他人染指。譬如此际梁启超在东京组政闻社，彼欲回国参与分权，却被严厉禁止，明确告之他们仍是戴罪之身！
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反而倒有无尽的机心与蛮横。1906年秋，载泽并向慈禧密奏“立宪”大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大利三。”也即“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那就看他们的另一番算计了。国家、生民都是其不惜埋葬的赌本。“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面对晚清的劣政恶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更多地选择了忍辱偷生，或同流合污，或把生命消耗在毫无指望的上书请求路途。但同盟会健儿的挺身犯难，不乏吴樾、徐锡麟、彭家珍这样敢于公开向*宣战的孤胆勇士。
端方考察美国时，大员出洋考察政治，端方、戴鸿慈由日本转美国，抵欧洲，绕地球一周而返。当时中山先生委派冯自由驻日本，陈少白驻香港，刘成禺驻美国旧金山，与保皇党人相争持，遍设言论、筹饷机关于南北美各国。刘成禺为洪门致公堂白扇，握有言论总裁权，端方到美后的情形，刘成禺多有所知。加利福尼亚大学请端方、戴鸿慈二人赴校演讲，刘成禺正在该大学，得以亲见其演说情形。他在《世载堂杂忆》中记叙当时情况，大学校长请他们演说，端、戴两人同时上台并立于演席中。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鸿慈说，你和西方人多有往来，你才晓得规矩，你先说吧。两人一左一右站立，端方说一段，翻译译一段。译完，端方就问戴氏说，老前辈，我说的没错吧？戴鸿慈说，不错不错。端方又说一段，翻译译完后，他马上又向戴氏请教对否，如是往复数百次。结果那些听演说的西方人就问刘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刘成禺就以中国古礼如是作答。校长得知后，就修书以刘成禺所说致谢。于是端、戴就问刘成禺，所谓古礼之说在哪部经典里头。刘氏举出当年苏东坡自编典故的故事，说是想当然耳！一度在唐人街传为绝妙好辞。
端方知道刘成禺从湖北来美留学，就视之为他的学生，托人转达要求刘氏去驻地看望他。待到见面，他问道：“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刘氏以报馆忙碌卖文为生作答。端方就说：“我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成禺故作不知。端方说，什么话！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临行，端方又说：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刘成禺说，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盖排满论也。
到了1907年，立宪在全国绅商阶层已趋共识，逐渐形成涌动的呼求与洪流，他们请愿召开国会，开放舆论。民间要求归要求，在宫廷内，又是一番情景。1907年6月，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被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劾，说他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请予罢免。这个奏稿系杨士琦手笔，由恽毓鼎具名，奕劻背后指使，给杨士琦的润笔是白银二万两。由铁良、孙家鼐查明，随即将瞿氏开缺回籍。稍微开明者即无法在慈禧势力范围动弹。
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预备之期为九年。该大纲为宪政编查馆草拟，可疑之处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变化，实为渺不可期，缓兵之计，既可为空头支票，又可有多种解释权。
主笔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载泽主谋，具体为留日学生。
取法：日本而非欧美，全部抄自日本宪法。
要点：扩大君权而非削弱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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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揭穿乌龙
1908年4月20日，因此前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本日赐颁四品京堂衔，主持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奏定*结社律。6月，荐举吏部主事劳乃宣。因学问淹通，心术纯正，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选派为资政院议员。8月，资政院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奏定资政院章程。
到了10月份，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奏遵拟《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
1908年6月8日，袁世凯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议，讨论国会利弊问题，杨当场回答政府诸公质询数十条，演说达五个小时。
在此他表示，议院非民选不可，如当局不同意，给他官做他也要坚辞，为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稍后，他又提出说帖，表示国会建立起来后，“皇上仍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并可“巩固皇室”。
以后数月，以开国会事陈说巨公大族间，不得要领。1910年的秋间，资政院正式开院，清廷将预备立宪的时间缩短为七年。杨度驳斥国会不能过速的言论，认为“内阁随时可以成立”，宪法亦非难以拟订。他又专折入奏，请赦免梁启超，起用人才。
到了1911年1月，御史胡思敬就他奏保梁启超事，再次递折弹劾，说“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
可见其阻力之大，不仅在皇族。
1908年，清廷筹备已久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掖掖藏藏扭捏出台，同时下诏称，次年在各省开咨议局。这是慈禧在垂亡之际玩弄预备立宪的最后一招；主张立宪的官僚以为参政有望，顿时神气起来。其实这个立宪大纲，缺少现实操作性和道义原则。他们的政改框架来自于日本，格调不高，况且一再打折。章太炎为此撰写了《代议然否论》一文加以驳斥，重申*共和，实现民选总统，司法独立，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针对清廷粗制滥造的“宪法大纲”，章太炎撰写《虏宪疾废六条》一文作为《代议然否论》的附文，论述了清廷君主立宪的荒诞性，其深刻程度远超当时鼓吹立宪的人，对寄望于清廷，鼓吹君主立宪的御用文奴，葆有深刻启示作用。
章太炎深刻指出，清廷拟订的“宪法”，从其根本宗旨而言，既不是伸民权于百姓，也非救中国于水火，而是以保存宗室，保障清廷皇帝的权力为第一要务。清廷“宪法”到处剽窃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又把其奸诈、险恶的用心刻意隐藏，尽管如此，仍然自相矛盾、错谬百出，其弱智与病态、凶残与狡诈于此可见！
即使没有孙、黄、章、陶……这些坚定的革命道路的推行者，改良派自身也最终会分蘖出革命分子。梁启超的很多言论，就比胡汉民的某些言论还要猛烈得多，而毕永年等人则是从改良派中走出，不再回头。
只有康有为是个成品，一个不可更改的成品。他必然是、必须是、必定是一个幕僚，像皮影戏的操盘手，从光绪帝，直到张作霖、吴佩孚、张勋，越来越退而求其次。他没有上演过一出成功的皮影戏，投出一如意中所欲出的影像，反而自己变成一具可有可无的影子，从登高一呼，万众仰慕，到栖栖惶惶，被人讨厌不置。
他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却空无一物。
改良派的文章与《民报》的文章之不同点是，前者没有从根底上揭露清廷，因为这事儿别人已经干了，它没有必要再干，它只讲怎样建设国家。《民报》的文章则是立足于揭露清廷统治的非法，从而唤起民众。这种系统揭露清廷及其祖宗的文章以前没有过，文气不酸腐，初等文化以上大致都读得懂，这正是它的启蒙价值所在，也是它得以广泛传播并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清廷看来，他们都是把朝廷往绝路上逼迫。前者系软性进攻，后者则是硬性突击。他们以为，立宪派把好听的话说给朝廷听，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灌迷魂汤，企图使其稀里糊涂上当，这叫策略。但是冥顽的势力自觉不是刘阿斗，刘阿斗被赵子龙的护心镜捂得太久，又被他老爸狠狠掼到地上，整傻了，整个一缺氧加脑震荡。顽固派可不傻，尤其不会把削弱君权的改制套上大梁去箍自己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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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的泾渭之别
没有决绝的大智慧，没有洞穿骨髓的审视力，造反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决绝意义上的退让与妥协，到头来只能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并不是革命搅了改良的好梦，因为改良若能造成又何来革命？革命所得成，皆因改良之路窒碍不通；专制不仅抵御革命，它也抵御改良。
1907年12月6日，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汤化龙、谭延辏А⑶鸱昙追直鸾ㄆ鸷毕苷锉富帷⒑舷苷帷⒐愣灾位岬韧盘澹浩舫热艘苍谌毡径┙⒄派纭５搅�1908年盛夏，这些团体以清廷并无实际行动而不耐烦，乃派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不料清政府竟查禁政闻社予以打击。1908年清廷终于颁布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即《钦定宪法大纲》。该文件主文十四条，第一条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以下尚有臣民义务九条，加起来共二十三条。后者的出版、*、结社等的自由几乎都带有限制条件，等于乌有。这么一个简单、蛮横，难以理喻的东西，竟被某些智识者视为进步。“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仅此一语，便可将一厢情愿的吹捧者问到哑口无言。
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奉命设立咨议局，多由立宪派主持。次年，经张謇发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还是未被接受。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至此走入死胡同的死角。
不能简单地对当时的情形来说要否革命，也不能拿西方的世道来套用晚清的形势。
譬如当时的西方社会，就确实不能实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改良，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经成就，经济上完全颠覆了革命产生的土壤；政治上成功实现宪政*，“把统治者关进了兽笼子”。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原因很简单，因为革命之后拿不出更为良善的制度。
一个社会制度的前后左右，若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参照，就应当改良。反之，一个社会制度之侧，若有更佳者可借鉴，那就应当革命。回望晚清社会现实，它的旁边明朗地摆着一个*制度，那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比*专制好到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中国必须选择革命而不是改良，你改来改去，改到尽头还得革命，那是终局。
改良的权力在统治者手里，阁下不是统治者，哪来的改良权力？因此改良的种种设计，除了空谈，就是坐而论道。折腾时间长了，老百姓对清廷的认识越来越深了。老百姓基本上作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的朝廷，它是不打算下台的。如此一来，只有实施定点清除，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己不是最高统治者，却炫耀他要走和平改良之路，这样的人，完全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当然，他也表示在向统治者游说，希望他们实行改良。但是，第一，阁下应该去向统治者游说，而不是向反对派游说欺骗；第二，阁下也没有权力欺骗，散布幻想，保证改良道路走得通，因为走不走这条道路，完全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统治者。而东方专制的政体构架中，还没有走通改良、实现*的先例。
祈求或者请求统治者改良政治，实施宪政，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必须由许多具体内容所组成，这些内容包括对各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对各种历史事件责任之认定，对各种历史积案之善后，以及在此基础上革旧布新等等。
在慈禧的一手遮天之下，有通融的机制吗？清廷愿意做实质意义上的和解吗？用膝盖思考都可晓得，不但没有，而且连虚伪的、象征性的、哄骗的、掩人耳目的、欺骗世界舆论的通融它都不会做。
和解可以做策略，不可以当原则。
从戊戌变法失利，到辛亥革命爆发，十余年的时间，康有为的宪政诉求应该搞得有声有色，惊天动地了。可惜的是，十几年过去，未见进展，反而他自己灰头土脸，形同瘫痪。
相对于同盟会系列健儿志士的不断跃起，康有为则不断地在他心里打他的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事务运作渐形消极，只有一番侥幸心理，盼望天塌。改良主义长期的耗散，更加的盼望中国再生一个光绪帝，到时不花任何代价，就可坐享其成。最后，危险的事无人去做，不具作秀意义的事无人做，实质性事务无人做……最终导致整个局面瘫痪。
重文弃武，秀才造反；重文弃武，形成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疲软局面。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文章骂世，靠请愿磕头就能把当权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革命有一种骨肉相连的关系，那就是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美国革命不过就是遵循了英国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很多英国辉格党人，例如伯克，都支持美国革命。抵抗和反对，才构成美国政权的奠基。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及其事后，英国人广泛讨论“人民”一词的意义，革命的背景和使革命合法化的需要，辉格党人、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的争吵尤为激烈。在辉格党人看来，“人民”这个词意味着立法机构，而“议会”有抵抗*的原初含义。再者，经过改良的英国政府，都还不是像美国那样，就是真正共和的政府。总之，没有一场革命而单纯诉诸改良，专制政体是无法彻底改造的。若非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恐怕连立宪的影子都看不到。
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共和政府或者共和式改良，其政府必须奠基在革命抵抗精神之上，社会契约也仅仅是革命抵抗的一种思想武器。绝不能还把自己的根基插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土壤中。
在保皇与革命辩论的背后
1908年已颁《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而立宪派在与革命党的论战中还败下阵来。
除文笔气势不如外，拥趸渐少，清政府的规条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
《胡汉民自传》说到1908年的论战，谈到《中兴报》与保皇的《南洋总汇报》的对垒。“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唯行文须至浅显，裨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急至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渐趋于革命旗帜下”。
改良派实际所从事，在根底上也应算作一种革命。当年他们试图运动袁世凯大动刀兵，只不过他们的手段、头脑过于天真而已；到了被李鸿章所逼无路可走，又谋划暗杀李氏；至于寄望鼓动唐才常大动干戈，又瞬间丢翻数十英才……康有为歧视孙中山，毋宁说是一种嫉妒，是懒汉对于勤勉者的嫉妒。不劳而获，少劳而获，征诸现实，实现的几率太低。但是他们懒汉的革命特征是粗枝大叶，掉以轻心，勺大漏盆，眼大漏神，叫他去抓鬼，却被鬼抓去。从皇帝入手，建立宪政，期底于成，不能算错，但是揆诸现实，只能说他们对事物难度的认识太不够。可惜，康有为是个成品，难以改变，而慈禧也是个成品，她的心性、欲望，处理起来除了铁血手段，别无他途。慈禧西狩也即她的仓皇奔逃，在那种压力下，她就只得表示相当程度的服软。保皇派既有先验偏执的思维方式，写起文章来，就必然堕入魔道。
胡汉民认为梁启超读书剽窃别人的观点，自己下结论比较武断，所以前后不能自圆其说，认为自己流质善变，但是他又为什么发表革命言论呢？因为那段时间他和中山先生的言论比较接近，敬佩中山。康有为知道后大骂一顿，派人和他谈，要求梁氏取消这种言论。但是后来梁启超到了美洲，又怕洪门的会党反对他，因此他又说，我名义上是保皇，实际上是革命。总是翻来覆去。胡汉民认为梁启超写文章放纵大胆，工于八股，开阖取势，摇曳生姿，又夹杂好多汉语成语和东洋新名词，遣词造句像滚雪球一样。
梁启超因为能写时文而骄傲，他当时非常轻视学界，而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他结为立宪法团，有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人，气焰嚣张，当时和他们辩论的《浙江潮》《江苏》等等，都没有打痛他们的。到了《民报》创刊时，梁启超就抵挡不住了，于是就造谣诋毁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是为流氓和乞丐这样的下流社会来设计的。
梁启超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问几乎是零，所需材料由他的助手提供。他也不懂日文，反正抄来抄去，强不知以为知，所以经过一段交锋，胜负立见。于是他就言不由衷地说，张之洞、袁世凯不是汉人吗？我把他当作寇仇。光绪帝不是满人吗？我爱戴他像爱天帝一样。胡汉民认为这是卑鄙又肉麻的言语。辩论的结果是《民报》全胜，《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的旗帜至少在留学界已经倒地。后来章太炎出狱以后来到日本，胡汉民将编辑让给章太炎，
《民报》创办以后，大家推胡汉民为编辑。有一次他去参加改良派追悼戊戌、庚子烈士的大会，登台演说长达三小时，举出康、梁保皇派的历史及谬误加以驳斥。他进一步说，反对革命者不应该利用死人欺骗活人，因此这个追悼会的意义是非常滑稽的。那一天有一千多听众，大家疯狂拍手叫绝，康、梁以下的改良派都缩头缩脑不敢辩论，青年学生认为保皇是一种羞耻。
《民报》的序言是由中山先生口述而胡汉民执笔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以这种方法由他和汪精卫两人执笔。
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长达数万言，阐述民族革命的内涵。
中山先生说过，现有改变，皆赖革命之所赐。所以，不能以曾经的失败而否定革命的本质和意义。孙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成为中国人从此追求国家强盛和世界认同的一个宏伟目标，从另一角度视之，这或许比建立一个强权的军政府而让世人唾弃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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