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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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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死因新说新证
颇多争议的清光绪帝死因疑案,在百年后通过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终于得以确证:光绪帝突然“驾崩”系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所致。这是记者从昨日召开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上获悉(2008年11月3日《信息时报》)。据介绍,在不能开棺直验且时隔久远、检材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下,专家们历时5年,由光绪帝发砷入手,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双向图例等工作,对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提供的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研究和缜密的分析。经科学测算,光绪帝的头发截段和衣物上含有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而其*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约201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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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悲剧的基本逻辑关系
这是可以确信的。光绪帝在变法夭折后被囚禁十年,郁郁而终。在警卫森严的皇宫禁地,光绪帝被毒害而死,其嫌疑的指向,除了慈禧,几乎可以说别无他人。
  《瀛台泣血记》则早就指出,光绪帝之死,乃李莲英秉承旨意,将其毒毙。如今科学的鉴定,几乎可以为其定案。当然,也有说是自然生病官能衰竭而死,也不无道理,但是时间不会那么早。
  实际上,在囚禁之初,他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
  而将光绪帝推到这个悲惨境地的推手,可以说直接跟戊戌变法的失败密切相关。倘若追根溯源,那就要说到康有为,光绪帝的精神支柱,固执褊狭;袁世凯,阴暗窥伺,变法后期守旧派发动政变之际他反戈一击。他们二人间接或直接将光绪帝置诸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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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的人事结构
戊戌变法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日甲午海战。因为失败,面临被瓜分的惨祸,所以知识分子发起以自强为目的的民族自觉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其主要推动者。
  康有为抓住了两个人。
  一个是死的——那就是孔子,他把孔子的学说衍变成他康有为的微言大义,他很聪明,抓住孔子作为他的招牌。那些抵挡他的士大夫,即使反对他,也无从下手,因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抓住了孔子就抓住了回击他们的最佳精神高地。
  另一个是活的,那就是光绪帝。自强学会成立以来,康、梁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到了变法的前期,好像全国的舆论都在支持他们。
  光绪帝面对外侮内忧,也想刷新政治,救国民于水火。看到了康有为等人的上书非常感动,因此决心改革。在1898年初夏下诏定国是,康有为、梁启超被皇帝召见。光绪帝对他们非常赏识,命其在总理衙门行走,拔擢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参与新政,一直进行到九月下旬的政变时代,就是所谓的“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推行了不少新政,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为实务策论考试;各省州县设立高等中小学堂培植实用人才。另外就是调整行政机构,裁撤闲散衙门;在军事改革方面,部队实施新式训练,引入新机器、新兵器的生产和奖励;又成立制度局、民政局……但是这些维新政策也引起了很多旧官僚拼命的反对。康有为紧紧抓住光绪帝,以为皇帝之权至高无上,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但他不知道光绪帝几岁的时候就由慈禧太后抚养,光绪帝在慈禧的面前,从根本上说是畏之如虎、战战兢兢。清廷的实权实际操在颐和园慈禧的手中,旧党也就是所谓的后党诸人包围慈禧,请求收回成命,这时慈禧也不满意光绪帝,渐即有废立之意。光绪帝觉得危险逼近,悄悄下了一道上谕给杨锐等人,他说,我看圣母(慈禧太后)的意思是保护老迈昏庸的大臣,打击通达而有远见的精英。恐怕这次变法要半途而废了!作为我自己知道中国到了现在这个田地是非改不可了,但是如果强行为之,连我的地位也不能保住,所以你们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想办法不要惹怒太后,不要顶撞她的旨意,须有一个转变的办法使新政能够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光绪帝就命令康有为到上海办报,但他坚持不走,反而和谭嗣同策反袁世凯,袁世凯这时在天津小站练兵,光绪帝破格赏给他侍郎的地位,谭嗣同率兵支援,袁世凯掂量再三,反而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荣禄是旧党的总招集人,他就冷笑着说,让他们去折腾好了,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到了八月初慈禧从颐和园回到皇宫,光绪帝觉得大势不好,在皇太后面前匐匍哭泣。慈禧太后则是捶胸顿足,痛骂不止,当场威胁要赐毒酒,令光绪帝饮下,大学士王文韶等人跪地万般哀求,才改鸩杀为囚禁。然后慈禧太后亲自临朝,令所有新政全部取消,政事一体仍然恢复原状。随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而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先后被逮捕、杀头。于是康、梁推动的变法彻底失败了。
  

康有为的褊狭固执坏了大事(1)
当康、梁领导强学会的时代,他们是名满天下,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本人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在变法之前,康有为简直是改革路上的天王巨星和至圣先师,是推动变法的重中之重。
  光绪帝的悲剧与康有为的思路和手段有直接关系。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
  康有为晚年策划参与张勋复辟,出力最多。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7年6月,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张勋复辟,也促使康、梁彻底分家。
  张勋死了,康有为没事儿。到了1925年,他又主张拥立溥仪为皇帝,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博取功名富贵,亟思有所表现。
  《清史稿》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他的褊狭偏执性格可以说毕生贯穿,不稍让步。
  1923年,吴佩孚五十岁,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的奉系军队,被委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驻节洛阳。康有为贺吴佩孚寿联云: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那个气势是饱满拔节地烘托起来了,沧海横流,豪杰出世,雄才大略,鹰扬虎视,极言宇内大才,超尘拔俗的宏大气魄。正因为联语极佳,被人窥破其中阿谀奉承的机关,坊间讥刺为“傍友”,犹今之傍大款的“傍”,吊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他自居文圣,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但吴对之尊而不亲,使其失望而去。
  康有为行为颟顸。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间,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赠送上等皮袍,他又说冷,要买狐皮袍子,刘也应之。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捧场之病依旧。联曰: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
  陕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高拜石《古代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耍赖。

康有为的褊狭固执坏了大事(2)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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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的地位及性格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赞美光绪帝,说他是中华好儿郎,唐先生说:“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这是从天赋的心性上来说的,“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
  光绪皇帝的名字叫*新觉罗·载湉,他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的侄子,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他的爸爸是醇亲王,他的妈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慈禧太后是他的亲姨妈。
  他和慈禧所以产生悲剧冲突,这里有一个关键,本来同治皇帝去世时可以让下一代来当皇帝,但因为清代规定,太皇太后不能垂帘听政,慈禧绝不愿意放弃权力的运用,所以她选择侄子载湉继承咸丰,补上同治皇帝的空位,这样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了。光绪即位时才四岁,一直在慈禧身边长大,慈禧刁蛮泼辣的个性,他在童年时候领受太多,留下心灵创伤,他怕她怕得要命,有时竟会跪地颤抖不止,长大后阴影越加厚重。光绪帝本人聪明俊秀,是一个有眼光有良知的好青年,他想当一个开明的皇上,而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当他十七岁正式处理政务的时候,却只被允许涉及一些日常事务,而军政大权还掌握在慈禧手中,各地的封疆大吏、王宫贵族、军事将领都是慈禧一手培植的,他们只对她效忠听命,只对她马首是瞻。
  据唐德刚先生说,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时,康氏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个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忽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第八章)康有为这种不假思索的偏宕之言,可谓不审之至,他只是出于愤激,他又没有相应的手段,他也根本做不到他之所说,只图一时口快,属于典型的祸从口出。但在荣禄心中激起反弹可想而知!变法期间,光绪帝到颐和园去了十几次,所言皆康氏理论为依据,这在太后、荣禄心中所引起的,是越来越大的反感。
  

老鬼袁世凯
袁世凯那时手中握有新建陆军七千人,战斗力在湘军解散后二三十年以来最强。他当时职务是直隶按察使,一个省级官吏,是荣禄的部下。荣禄则是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当时最新职务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地位得力于荣禄的拔擢,而荣禄恰是慈禧的心腹。
  光绪帝要他来协助变法,毫无疑问,袁世凯马上可以掂量出其间的轻重。九月中旬光绪帝召他进京时,加委他为侍郎候补,从二品升为正二品。光绪对他慰勉有加,寄予最后关头的全部希望,而袁世凯不露声色。据事后泄露的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他进京的第四天,谭嗣同深夜来访,直接告诉他,慈禧和荣禄欲将光绪帝废立,甚至杀戮,因此,皇上希望袁世凯举兵勤王,要他包围颐和园并诛除荣禄,至于慈禧太后,谭嗣同说他自己会带领好汉数十人,将其控制。袁世凯闻言大惊,头皮发炸,但他强作镇静。他在日记中说,他听到此,简直是“魂飞天外”,认为此人已经疯狂,于是将其敷衍送走,两天后返回天津,遂将所有内情全盘向荣禄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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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可叹的凄凉结局
从变法的法理的角度来讲,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特别倚重的变法总顾问,康有为的过激作风甚至也影响了他,最后就引起保守派和投机分子的联合阵线的反击,康有为保守和偏激的作风也排斥了众多开明派、中间派,这些人和康有为搞不好,不得不自动靠边站,最后就是变法者和守旧势力短兵相接,那前者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改革派被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开明派亦多靠边站。政情又回到以前死水一潭的状态,甚且每况愈下。后来终于引发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之祸,再后来就是辛亥革命了……
  而光绪帝本人则从此拘囚在瀛台,开始长达十年的幽禁生活。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帝驾崩;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也寿终正寝。38岁的光绪帝还是死在73岁的慈禧前面。而光绪帝最喜欢的珍妃,则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慈禧西逃之前,就被太监崔玉贵推入水井中淹死了。
  一般正史记载,光绪帝最后病骨支离,乃是病笃而亡。但德龄女士的《瀛台泣血记》却认为光绪帝是被太监李莲英下毒致死。她是皇亲国戚,少女时代随外交官父亲居海外,后定居美国。她的这个判断可说是和今天科学的检验最为吻合,凶手无疑指向慈禧。前面已说过,变法期间,以及变法失败之后,她曾两次欲将光绪帝置之死地。至于说是袁世凯买通太监下毒,比较离谱。因为那时候革命党人的势力已经在全国汹涌蔓延,要直接推翻清廷,袁世凯乐见其成,政治势力的孰轻孰重他比谁都会权衡,再者,要到皇宫买通太监,那也不是他轻易能做到的。
  

光绪帝缺乏武器的批判(1)
处在晚清大变革前夜的权力斗争的轨迹是光绪帝继位之初,面临一个慈禧强加于他的,构思严谨的“车马炮,将士象”俱全的权力结构。所谓“车马炮”,就是身处第一线的大员;所谓“将士象”,就是处于第二线的官僚。
  面对慈禧这个精心构建的政治棋局,经过第一轮斗争,光绪的“车马炮”尽失。
  政变终于动手了,只消两三天的工夫,慈禧集团就完成第二轮斗争,一百来天的窝心改良不得不戛然而止,铩羽而归。
  宫廷里面的却又形似江湖之间的斗争,已经显露无遗,那是你死我活的对决。集权政体下的*的残酷性,决定了“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光绪帝保有行使最高权力的正塑,并且他的威望逐渐向如日中天发展;反之,慈禧要通过政变形式的权力斗争搞掉光绪帝,要搞阴谋、搞投资、等回报,系冒天下之大不韪。
  可叹他在懵懂的康有为、奸诈的袁世凯的包围中,威望运用不扎实,从头至尾都缺乏“起义”的完整计划、周密纲领和用心的筹算,脉络相当粗率。
  只要光绪帝及其助手没有用武器的批判否定慈禧,则后者的遗产就还要长期发酵,这个国家就还要在她的阴影下挣扎,以至于许多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均无法寻求突破。而这些麻烦本可以在1898年就由光绪帝一刀清了。
  光绪帝的智囊团知识功底不错,但在程序措置上,仍然功亏一篑。康有为等又皆新进小臣,无权无位,徒知锐意更张,冒进躁动,丝毫不想到投鼠忌器,那些怕因改革而淘汰的,那些希望依附满族贵族以升迁地位的,自动密集于荣禄之侧,群起指责,流言中伤。能否运用,要作一个精密判断,如完全不能用,则应尽早借助于谭嗣同结交的民间力量,赋予名义,使其能控制中枢,在关键时刻能保全皇帝;设若笃定借用袁世凯,则必须有人看住他,或以别种手段,能够羁縻之,使之乖乖顺着皇帝指挥棒运转,不得有误。仅靠临时的嘱咐交托,实在太大意了,实与儿戏无异。
  铁幕一旦撕开口子,跃跃欲试的知识界就会在其间搞出许多名堂,国人将在光绪帝改革时代的民间思想先行者的引领下生出更多的政治诉求。
  再退一万步,即使光绪帝扫清执政障碍后的所作所为难如人意,但他在中枢做的最大的人头减法:一减一等于零,也会为政局的变数腾出巨大的空间。
  慈禧太后虽然不是光绪帝的亲妈,却也是亲姨妈,有血缘关系的。禽兽,尚有虎毒不食子式的母爱天性,但对光绪帝而言,亲姨妈是狼外婆。光绪帝太缺少手段。翁同龢教给他品格的修炼,而斗争的技术则师徒都很逊色。
  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勾践装老实装可怜,又献美女西施,又低声下气借以迷惑,成功麻痹对方,弱化吴王的打击意志。夫差是千不该万不该留下勾践的活口,放任其归国卧薪尝胆,自以为与勾践的妥协交易很划算,殊不知二十年后,勾践卷土重来,将其俘获。
  夫差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勾践得范蠡而兴。范蠡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使勾践击败吴国,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工于战略战术的罕见智士,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的道理,他说,“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陪同勾践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范蠡的一席话,算是技术谋略成熟的表现,正以其思想成熟,越国才能反败为胜。反之,吴王夫差的谋略不及格,结果反胜为败,实在是不可不鉴。

光绪帝缺乏武器的批判(2)
变法正当热闹之期,和帝党新进有交情的蔡元培避开了,免得人家说他想捞什么好处。失败后六君子被戮,他极为愤懑,返回绍兴。有人说他是康党,他也不加辩解。
  1898年秋间,蔡元培同情维新变法,但也认为康、梁做法成问题。以为其败因在未能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年谱长编》133页)。
  罗家伦访问蔡元培,谈到戊戌那年,杨锐等人拉拢蔡元培,但他拒绝了,什么原因呢?蔡先生谓,中国这么大,积弊这样深,不从根本上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的*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这种态度,我认为不是足以当大事”。
  即此可见,敌方已经磨刀霍霍,维新高层人士还在那里掉以轻心,视敌人为空无一物,全无防患于未然的周密策划,只在那里凭想象和轻狂行事,殊不知也已堕入盲人瞎马的漆黑深沟。
  失败,并不是戊戌变法的必然结局,总有许多想当然的人,那些对历史事件的结局成因不作深入考察,动辄以“历史的必然”代替具体的分析,这类人是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自己的无能或懒惰。假如操作周密得当,绝有稳操胜算的可能,至少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即使不能一蹴而就,也完全可能保存实力,避免飞蛾扑火、满盘皆输的结局。
  许多人以国民素质低下为由,来证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这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谬论。
  戊戌变法由权贵精英设计、发起、掌控、引导,并不需要国民大众的参与,因此国民素质低下与否,对戊戌变法这样上层开局的改良成败没有决定性影响;戊戌变法的成败,取决于权贵精英集团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力量对比和博弈。
  如果光绪帝击败慈禧,获得全权,那么改良派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有可能实现既定的诉求,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透视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中国宪政的进程,将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和缓的过程,中国社会多元化,对话机制、协商机制将逐步创立。
  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导致社会整整三十年不进反退,或至少在北洋时期还是徘徊逡巡。其间酸楚与无奈岂是“落后”二字可道尽。
  中国完全不像西方国家是自由体经济,它们上层发生什么事情,于民众的基本营生无大碍,因为老百姓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中国民众不同,他们只有生产力没有生产资料,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人治。朝廷一个政策甚至某人心血来潮一句话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饿死或苟活。
  为什么慈禧当年死皮赖脸霸占中枢会激起国人一片骂声、叹息声、诅咒声?为什么紫禁城的权力分配会牵动国人的心?原本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与老百姓似乎是无关的,但是人们还得关心,因为朝廷的屁股底下压着亿万个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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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的精神资源
爱因斯坦曾说:“在像我们这个令人焦虑和动荡不定的时代,难以在人性中和人类事务的进程中找到乐趣,在这个时候想念起像开普勒那样高尚而淳朴的人物,就特别感到欣慰。”
  光绪帝在古来所有帝王中,恰恰是这种罕见的高尚而淳朴的人物。
  黎东方先生说,光绪帝的命最苦。他的爸爸老醇亲王奕■因有儿子(光绪帝)当皇帝,他的弟弟小醇亲王载沣因有他这个哥哥当皇帝,吃香喝辣,享用无尽。而他本人,“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即位到被囚,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
  假如说,他的妈妈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那他名义上是慈禧的侄子,实际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血缘关系,皇帝太太多,儿子之间因同父异母,同父亲都有血亲,同生母以外的母亲就不一定了。但他和咸丰帝的太太慈禧确有血缘关系,这是因为他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
  咸丰帝的孝贞皇后钮祜禄氏无子,因此咸丰帝死后便立其懿贵妃的儿子载淳继承大统,因此懿贵妃得以被同治帝尊为慈禧太后。这样,两宫皇太后住在紫禁城的东、西两边,慈禧又称西太后。同治帝死了,堂弟载湉继位,便由慈禧训政。
  慈安为人老实,咸丰帝生前她曾劝之走正道,但有时遇事也颇果断,同治八年(1869),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德海出京置办龙衣,安德海乘船只顺运河南下,一路上翻云覆雨,犹如天子出巡,沿途搜刮民财,山东巡抚丁宝桢汇报宫中,慈安立命就地正法。此事引起慈禧的极大不满。
  慈安性情温和,对光绪帝不错,但她在光绪帝十几岁时就病逝了。
  光绪帝的太太(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亲侄女,光绪帝的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弟弟。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属于近亲结婚。但光绪帝和她的关系非常疏离。她实际上对慈禧唯命是从,有监视光绪的任务。
  在这样悲切之雾笼罩的环境下,光绪帝成长为一位头脑清晰、胸怀远大、为人正派的罕见帝王,实在得益于他的师傅翁同龢。
  光绪帝和他的师傅翁同龢最为亲近。
  光绪帝也不完全是没有胆魄的人物。但是动手晚了,事到临头才仓皇救急,而且所托非人。
  据许指严《十叶野闻》说,杀荣禄、围捕慈禧,虽然是康有为、谭嗣同的主意,也正合光绪帝的心意。光绪帝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接见袁世凯,屏退左右,极为缜密。殿中黑暗深邃异常,时方黎明。光绪帝以极低微之声音告诉袁世凯所有机密计划。要袁世凯即刻动身,到天津督署内出旨杀死荣禄,然后再率领新军返回北京,围捕西太后,并发给令箭一支。许以事成之后以袁为直隶总督。
  这时候慈禧从颐和园来到西苑祭祀蚕神,对光绪帝的计划全然不知。实际上如托付得人,完全可以实行。然而,袁世凯到天津立即告密。荣禄当即乘专车抵京,直入西苑,既见太后,立即牵衣下跪,将光绪帝的密谋和盘托出。慈禧说,我看他近来神色不宁,今果然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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