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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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应，有关网络公司裁员、减薪、倒闭的消息，也开始不绝于耳。“互联网的冬天”，说来就来了。
　　在这个寒冬里，除了一件“不太暖和的棉袄”外，马云也没有太多的“熬冬”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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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妈妈”关明生（1）
2001年1月，经过近一年的折腾，阿里巴巴的账上只剩下了700万美元。当然，钱多钱少倒无所谓，最要命的是，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没找到一条赚钱的路子。
　　往日阔绰的投资家们，也在2000年4月纳斯达克网络股的泡沫破灭之后露出爱财逐利的真面目。
　　马云的妻子——时任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总经理的张瑛曾回忆说，到了2000年年底，股东们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了，并威胁说“再不盈利，就把网站拆了”。
　　没有源头活水，马云只能把许多项目停了——那都是之前基于投资人还要投入更多资金的预期才决定做的。这个时候，马云想起了孙正义的好处，“三个月以后，互联网泡沫破灭，没有人可以投钱，这2　000万美元救了我们，很多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一步臭棋，坚信自己所做的，有的时候直觉、第一天的梦往往很准。”
　　祸不单行。在阿里巴巴遭遇资金难题的时候，外界的质疑也蜂拥而至。金建杭记得很清楚，2001年，“有些人在攻击我们，说我们不是电子商务，说如果不能在网上实现资金电子划转的话就不叫电子商务。”——这还算好听的。当时，在新浪的一个论坛上，甚至有人说：如果阿里巴巴能够成功，无异于“把一艘万吨巨轮放到珠穆朗玛峰上”。对此，马云一直耿耿于怀。
　　让彭蕾非常难过的则是，即便在阿里巴巴内部，也有很多谣言，认为“阿里巴巴的模式就是‘假大空’”，甚至还说，“上《福布斯》封面是黑金交易。”
　　在华尔街，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时，分析师想问蔡崇信的只有一个问题——“钱”：阿里巴巴如何赚钱？如果不能赚钱，这个网站还有什么用？非常着急的蔡赶紧致电马云。听筒里，他的老板回了一句“So　What（那又怎样）？”
　　关明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加盟阿里巴巴的。
　　这个喜欢引经据典、言辞风趣、曾在美国通用电气工作了15年的香港人，是阿里巴巴通过猎头公司寻觅到的——事后将证明：那简直是马云花的最值得的一笔猎头费。
　　多年以后，有人在回顾起阿里巴巴的发展史之际，给出的结论是：关明生这位阿里巴巴早期的“铁血宰相”，是鼎力帮助马云度过互联网“冰河季”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还将马云想到了但做不到的团队文化、价值观发挥到极致，并将自己在跨国公司摸索、积累若干年的管理思想精华融合进来，打造出一种独特而又魅力十足的“阿里文化”。
　　阿里巴巴的一位离职高管，也向我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跟马云合作近两年，在他看来，马云视野宽广、天马行空，但却并非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所以，有关明生这样的人辅佐，简直是天作之合。
　　加盟之前，关明生跟马云最深入的一次交流，是在北京的一家日本餐馆，时间是2000年10月。当时还有另外两个阿里巴巴的高管在场。
　　在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四个人相谈甚欢，主题听起来却比较乏味——讲阿里巴巴的目标、使命、价值观。但他们甘之如饴，面对桌上80元的饭菜，没人动过筷子。最后，马云决定让关明生坐自己的位置——“总裁跟COO都是首席运营官”，关明生事后回顾说。
　　2001年1月6日，关明生从香港飞往杭州；8日，他正式走进了阿里巴巴；13日，马云、金建杭、彭蕾等早期创始人，在关明生的办公室里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阿里妈妈”关明生（2）
说是开会，其实差不多仍是关明生主讲，内容与上次一样，他在玻璃白板上写下了“目标、使命、价值观”。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关明生一再强调。
　　就在那次会上，一向口若悬河的马云，也被关明生问“倒”了。
　　“我们讲了这么久的目标、使命、价值观，有没有写下来？”
　　马云一下沉默了，一连5分钟的沉默。然后，若有所思的马云回答：“你讲得很对，我们没有写下来，从来没有把我们的目标、使命、价值观写下来，就是都在脑袋里，没有写下来。”
　　不能不说，这是阿里巴巴创立近两年之际，第一次认真对待“目标、使命、价值观”。在过去的23个月里，维系阿里巴巴的仅仅是马云拍脑袋想出来的三个愿景，一群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的年轻人，迅速被聚拢起来，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中去。实际上，许多年轻人是“盲目的追随者”，但这种盲从性，被充满激情的表象深深掩盖着。
　　而马云醉心的，也不过是一种“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的所谓英雄气势。即便后来，“十八罗汉”之间的合作出现了问题——很正常的误解和矛盾，解决方式也不过是马云把大家召集起来，一切都“摊在桌面上”，整整一晚，都是宣泄、哭泣、辩解，直至和解。
　　一起创业多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误解和矛盾呢？这种误解和矛盾，为什么没能让位于当时对阿里巴巴来说更为迫切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呢？没人细想。实际上，这些误解和矛盾才是最可怕的问题。“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一度是中国民企创业时期走不出的怪圈。而在国外，亦有研究表明，约有50％的创业团队，无法在头5年顺利合作乃至存活下去。很简单，一起创业时，大家出于一种创业激情，为了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目标，可以忽略一切，但如果没有一种真实的目标、使命与价值观作为“润滑剂”，这种激情、这种目标感将很快消逝。
　　之前，蔡崇信也曾努力建造起一种规范的企业文化及价值观，比如，阿里巴巴许多合同都是英文的，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不过，蔡崇信的缺陷也不能忽视，由于其较强的风险投资背景，所以，他的出发点更多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注重权益、注重风险。可惜的是，即便是蔡所为之努力的这些，后来因为他去了香港，也没能很好地持续下去。
　　回过味儿来的马云，曾这样对关明生说道，“关，你知不知道，在阿里巴巴跟这么多聪明、有热情、充满创新精神的人一起工作，就好像是两百个人在踢足球。足球场上足球飞到那边去了，整批人都冲过去。结果还没到那个地方，球又被踢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大家再一起冲过去，结果来回两个小时，足球都没摸到，出了一身臭汗。”　——这确实是当时阿里巴巴的真实写照。
　　关明生回答，“所以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找出一些东西来支持这个。很自然的就有系统出来。”
　　于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作为阿里巴巴的理念被确立下来，多年未改。意识到了，就去坚持，这不能不说是马云最大的优点之一。几年后，马云在谈及蔡崇信、关明生等人的加盟时，还是表示，“我不是让这帮人跟着我走，而是我跟着他们走。我每年向他们报告下一年度目标，这些报告里面的内容很多来自他们的提议。”
　　在价值观的确立上，马云等人也想了很多点子。当时，阿里巴巴确立的九条价值观，被形象地称为“独孤九剑”。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确立后的执行。
　　一个曾在阿里巴巴工作过的人，4年后曾在网上写过一篇匿名文章，并对关明生至为推崇：“在原COO关明生在任期间，这个从美国通用公司出来的可敬的老人极力推崇价值观，公司里的每个人不仅要对九大价值观倒背如流，而且也要在工作当中身体力行，并作为KPI考核中的重要部分，哪怕你工作业绩再好，但无法认同公司的价值观，那对不起，请立马走人！那时的阿里巴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公司上下充盈着一种团结祥和、奋发向上的气氛，并深深影响着后来进来的新人。”
　　当然，2001年，许多阿里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记忆。
　　令戴珊记忆深刻的是，公司从2001年开始做入职培训了。
　　在彭蕾眼中，那一年，阿里人有了清晰的目标感，“大家都会很清楚地知道，我必须要在这个月当中完成什么，在今年实现什么目标。”
　　金建杭说，之前，我们从没提过价值观的事；但从2001年开始，马云开始重视使命、愿景、价值观了。
　　当时，马云还提出了要明确客户第一，需要一句话来概括，当时大家想了很多，比如，“让生意不要太难做”，“让生意做起来更容易”……但这些话总让人觉得意思是到了，气势还不够，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最终，还是对马云非常了解的金建杭想出了那句后来脍炙人口的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时间，大家激动异常。“马云的确是一个以天下为导向的人。”金回忆说。
　　不过，如果你认为关明生就是这样一个“务虚主义者”（尽管这样的“务虚”非常重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当时，关明生甚至还一度扮演起了“杀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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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布，一块钱”（1）
阿里巴巴第一次的大裁员，恰恰是在关明生加盟之时。
　　2001年1月，马云及其高管团队作出重要的“3个B　to　C”的战略决定，即：Back　to　China（回到中国），Back　to　Coast（回到沿海），Back　to　Center（回到中心）。回到中国，表示阿里巴巴将壮士断腕般地砍掉诸多海外分公司；回到沿海是指将业务重心放在沿海六省；回到中心则是回到杭州，这也是阿里巴巴首次明确表明杭州为其总部。
　　毫不意外，裁员将主要针对诸多拿着高薪的外籍员工。作为“空降兵”的关明生没有马云、蔡崇信、吴炯（2000年加盟，时任阿里巴巴CTO）等人的太多顾忌，在他们犹豫着裁多少、如何裁时，关明生主动站出来，“这个恶人我来做。”他主张的是“大动干戈”，要裁就裁干净。
　　在杭州本地，这样的裁员并不猛烈。一位拿着丰厚薪金（普通员工的工资为1　000~2　000元人民币）的比利时员工，当时在负责阿里巴巴的英文网站，他成了最早一批被裁掉的人之一。当然，关明生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他的策略是，先表明“公司已付不起你的工资了”，然后让对方自己选择，“如果同意薪水降一半”（但股权会升3倍）的话，仍可以继续合作。最终，对方没有接受，哭着离开了。
　　大年三十，关明生、蔡崇信飞往美国硅谷。在阿里巴巴看来，这是一场“硬仗”，关明生临走前，他的太太甚至让他穿件“防弹衣”。在硅谷，阿里巴巴有30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们之前被赋予了“跟微软、雅虎、eBay竞争”的使命。不过现在，梦醒了。
　　在将绝大多数的工程师拱手送出门外之后第二天，关、蔡二人又飞到香港。在这里，他们裁掉了22人，至此，曾经红红火火的香港办事处，只剩了8个人。
　　一不做二不休，随后，他们赶往韩国，裁掉十余人并将韩国办事处关闭。在国内，同样的动作也在进行：昆明办事处被关闭；规模盛大的上海办事处也被缩减到10人左右；北京办事处则从豪华的大饭店迁至写字楼内。
　　这些办事处，有些甚至是为了“追风”而设立的。马云事后曾回顾，在“西部大开发”特流行的时候，自己也很高兴地跑到了重庆、成都和昆明。他的想法是，看看电子商务能不能帮助西部振兴？在昆明，马云几乎傻了，他看到的情景是，阿里巴巴四五个年轻的女员工，“每天很认真地告诉人家说，你们应该买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感觉不对了，我们阿里巴巴驻西部办事处整个感觉是阿里巴巴驻西部的扶贫办公室，如果人家连电脑都不买，你怎么可能期望他们用网络？怎么可能期望他们开始在网络上做生意？”
　　调整的结果可想而知，阿里巴巴“烧钱”的速度迅速减缓，每个月的开支至少降低了一半。这意味着，之前仅能支撑半年的钱，现在最少可以维持一年。
　　不破难立。历经一番伤筋动骨的折腾之后，阿里巴巴逐渐步入了正轨。
　　关明生极力推行的企业文化，也开始深入人心。他后来曾表示，“你要问阿里巴巴的人，有一句最能够形容关（明生）的话是什么？十个人有九个半会告诉你：今天最高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确实如此。
　　更重要的是，发生于这一年的“互联网大震荡”，与马云、与阿里巴巴无缘了。
　　其中，最令国人震惊的，莫过于“王志东事件”。2001年6月3日，新浪网宣布其首席执行官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职，同时，新浪网董事会立即指派时任首席运营官的茅道临接任执行官。25日，王曾试图回新浪上班，未果——他最终还是“拧不过资本的大腿”。彼时，舆论普遍认为，王志东遭遇了“资本的阻击”。自2000年开始，中国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面临着盈利的巨大压力。王一直坚持认为，拯救门户网站的出路是广告。但新浪的运营成本一直高居不下，每季度约为1　100万~1　300万美元，不断增加的成本并未给新浪带来同比的广告增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块布，一块钱”（2）
在王志东被迫离开新浪之时，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也在杭州召开了，马云还特地召开了员工大会，以期与资本方有良好的沟通。马云不想意气用事，痛斥看起来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尽管那很过瘾，他只想达到一种令双方相互替对方着想的平衡。
　　对于9个月前还是第一届“西湖论剑”论坛座上宾的王志东，马云只能表示理解。
　　事后，他也曾设想过，“如果有一天，马云也像王志东那样，那会如何呢？那么我更担心的是，网易、新浪我们还没有学到，我们就比他们更差了。”
　　多年以后，这个问题曾被抛给过彭蕾，她回答说：“我觉得马云如果不在阿里巴巴了，我很难说马上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阿里巴巴之所以是阿里巴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云。所以反过来，我觉得很难想象出来，马云不在阿里巴巴会怎样。”
　　顾不上同情王志东的马云，确实有太多的事要做。
　　首先，马云加强了阿里巴巴的团队整顿，尽管之后所有网站都在裁员，但阿里巴巴后来却开始逐渐在国内扩容，并由年初的180人变为年底的360人。其次，阿里巴巴加强了对管理层的培训，“为今后我们打运动战、反击战作好准备。”
　　当2001年这一页艰难地翻过时，马云已经开始筹备一项新业务了。
　　在2001年下半年，老榕“挂靴”之后，名噪一时的电子商务网站——北京时代珠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my8848网），也跌入了低谷，拖欠货款600多万元，最终，这家网站居然“人去网空”。这诱发了一场信任危机——本来就对互联网心存疑虑的国人，此时更对电子商务谈虎色变。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谁？当然可能是阿里巴巴。
　　为此，2002年3月，阿里巴巴与信用管理公司合作，迅速启动了“诚信通”，即，通过第三方认证、证书及荣誉、阿里巴巴活动记录、资信参考人、会员评价五个方面，来审核申请“诚信通”服务的商家的诚信度。这一举措，可谓适其时也！
　　在阿里巴巴内部，马云也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今年要赚一块钱”。“一块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目标，但是它能让你感觉到，你执行就有可能发生，比如你节约用电，这一块钱就在；多拜访一个客户，多打一通电话，一块钱也在。”彭蕾回顾说。
　　这堪称马云设定的极具艺术性的目标之一。试想，如果马云提出的目标是“年底盈亏平衡”呢？大家反而没有了这种“斤斤计较”的动力。正如彭蕾所形容的，一块钱非常具体，会让大家的目标感异常清晰。这是马云从海尔“学来的”。实际上，当时马云最先想到的目标是“一块布，一块钱”。给马云启发的，是他的母亲。老人家很少买电器，但她说要买就买海尔的电器。“海尔要比别人贵，也不见得这个质量（好到哪里去），现在彩电、空调、冰箱都差不多，为什么你要买海尔？”马云很奇怪。“他们来家里装空调，会带一块布把地擦干净的。”老太太说。
　　马云顿悟。“这块布要贵10％，这块布擦的不是地板，擦的不是机器，擦的是客户的心。”他后来对员工说，在2002年，“我们那时候要用一块布赢一块钱。在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在挖空心思赚客户钱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反正我们挖空心思也赚不到钱，所以不如挖空心思帮助客户成功，这是我们当时的出发点。”
　　在阿里巴巴苦练内功之际，经济大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世界经济依然低迷，但受益于“WTO效应”等因素，中国已在国际贸易方面异军突起，200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度突破6　000亿美元大关——达到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不难理解，西方主要经济体遭遇重创，股市重挫、消费需求减弱，导致了西方人家庭资产的大幅缩水。此时，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开始受到追捧。
　　至此，一个名词开始让全球震撼——“中国制造”。中国一家经济研究机构2002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也验证了这一趋势：中国包括家电、医药、电子等10个制造行业的80种产品，产量已雄居全球第一。
　　此时，中国网民数量也开始呈爆炸式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数据，截至2002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5　910万，比半年前增长了1　330万，而且，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了小时。
　　所有这些，无疑给了马云和阿里巴巴呈现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在继2001年12月阿里巴巴注册商人会员突破100万家之后，2002年年底，阿里巴巴现金盈利冲破600万元。
　　在苦苦折腾了近4年之后，马云终于守得云开，见到了一丝曙光。不过，他可没那么容易就满足，他的野心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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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宫玉国
他是“网络界的不倒翁”。
　　他还是“中国互联网见证人”。
　　他叫宫玉国，一个亲和力十足的山东大汉。如果10年前你听到这个名字，该是如雷贯耳。
　　1995年，媒体人宫玉国弃笔“下海”，加盟笔电新人公司，搞起了互联网生意。1997年开通Chinabyte网站，他是这家网站的“救火队长”，哪里弱就往哪里奔，从网站页面，到内容编辑（他甚至还亲自制定稿酬体系并签下300名作者），再到市场和销售。
　　1998年年底，Chinabyte收入了27万美元。现在看来这个数字有点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却占据了中国互联网广告份额的一半以上。
　　6年中，Chinabyte总共只花掉了1　000万美元——这简直创造了中国早期互联网的奇迹，大家都习惯于“烧钱”，谁会这么俭省呢？
　　尤其可贵的是，在“拷贝”盛行、浮躁异常的互联网启蒙时期，宫玉国就一直坚持“原创”，并由此声名赫赫。而且，这最终也铸就了Chinabyte的品牌。
　　世事难料。2001年年初，在默多克和IDG的撮合下，Chinabyte最终嫁给了“天极网”。5月17日晚，Chinabyte与天极网召开发布会，宣布两家网站已正式合并。此刻，Chinabyte的全体员工（56人）并不在场，在距离发布会不远的一家餐厅里，他们正自发地为宫玉国送行。
　　有人将他与王志东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被资本清洗的人”，而他却说自己是“沉船中最后离开的船长”，大家于是又称他“悲剧英雄”。一片叹息。
　　2002年4月，宫玉国“空降”到IT168任CEO。经过近一年的沉寂，他再度把希望寄托在“商务型网站”上，并坚信这会超越以新闻内容服务为核心的传统门户。
　　IT168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盈利网站。其定位是：以消费者为核心，体现IT市场的产品格局、产品的价格走势、业内动态可能对消费环节产生的影响，及产品应用的指导，以促成厂商、经销商、消费者之间的资讯互动。
　　就在那年下半年，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已经穿过漫长而黑暗的隧道，借助*的短信业务，迎来了盈利的曙光，它们在纳斯达克的股价也开始复苏，并一飞冲天，全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中国的互联网产业。
　　但坚信“第三次互联网热潮”来临的宫玉国，最终没能尝到更多喜悦。3年后，他再度离开IT168，“闭关”三年，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有人在盘点中国互联网界的“*级”人物时，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沉稳、冷静、亲切、可信”的好人，但却不是商人。
　　“这个评价准确吗？”我问宫玉国。
　　他说：“我其实是‘求名不求利’的人。名，当然不是虚名，我真实的希望是能做点事。做事，首先要明确的是‘做什么样的事’。我骨子里认为，‘互联网永远都是春天，又永远都是冬天’，所以，做互联网的过程也充满了困惑与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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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好士兵的人永远当不了将军
2002年4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02年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召开。以下是马云在是次高峰会上的演讲：
　　我是老师出身，7年半以前为了证明自己所教的一切是有用的，我决定出来花10年的时间建一家我感到骄傲的企业。现在已经过了7年半的时间，再过两年半我要回到学校去教书了。
　　这7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从企业方面，从高层方面，对MBA、对教学有一个高度的认识。今天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发现MBA从教育体系上来讲将进行大量的改革。我讲一下，我们用的MBA和普通大学里毕业的人有什么不同。
　　3年以来，我们用了很多的MBA，包括从哈佛、斯坦福等学校以及国内的很多大学毕业的学生，　95％都不是很好，也许是我们的原因。站在一个客观的、老师的角度上，我觉得MBA有很多的问题。3年前，我在哈佛商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讲了MBA的发展和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无论他们听不听，我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是他们必须了解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MBA入门学什么？我觉得很多开设MBA教育的学校，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地的MBA学校，只是教了很多技能性的东西。然而，要做事先做人，先学做人的道理。这些MBA进来企业的时候，基础的礼节、专业精神、敬业精神都很糟糕，一来好像就是“我来管你们了，我要当经理人”，好像把以前的企业家推翻了。这是一个大问题，MBA应该先学什么？作为一个企业家，小企业家成功靠精明，中企业家成功靠管理，大企业家成功靠做人。有些人说（企业）做大了自然会做人了，错了！要从一进门就学会做人，从小时就学会做人。
　　MBA毕业以前做什么？是调整期望值，这些人毕业出来以后，眼光都很高，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经过这样的阶段，大学毕业后觉得终于熬过了四年，念了MBA，念了PHD（博士学位），该让我管管人了。我到哈佛讲，我去年把四个同事送去读MBA，一个去了哈佛，三个去了沃顿商学院。我去看他们时说：“你回来时告诉我忘了MBA教的一切，你毕业了，如果（头脑里）还是条条框框，说明你没有毕业，继续回去学。MBA学了两年以后，还要起码花半年时间去忘掉读MBA期间学习的东西，那才真正成功了。”
　　我认为公司里最大的财富是老员工。我的COO，25年前从伦敦商学院毕业，在GE工作了16年，在BTR（德国贝特尔公司）工作了6年，他带来的经验告诉我们，MBA必须和现实结合，必须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获得成功，这些MBA有正直感、职业精神、道德精神。MBA不是职业经理人，我本人对职业经理人这个提法有很多很多的看法，包括我现在请来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也认为我们不需要经理人。千兵易得，一将难求，MBA要培养的是一个领导者，（这是）中国（需要）的MBA。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我们一直以人为本，如果把人抛弃了肯定不行。大家可以想想，今天全世界这么多“。”里，由纯MBA建立起来的公司并不多。
　　有句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所有的人，教授总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商学院的客户是谁？是我们这些企业、这些用人单位，他们（这些客户）的声音要听。刚才提到，一个企业一个样，客户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讲一万个理由，客户不高兴，什么都不行。不等于MBA不改革，我刚才说到期望值，有企业的期望值——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平台，需要不需要。如果你招了一个人，对你没有用，可能是拖拉机里装了波音747的引擎，把拖拉机拆了还跑不起来。对自己的期望值——我希望MBA们调整自己的期望值，考进去的人自认为是精英，精英在一起干不了什么事情。我跟MBA坐在一起，他们讨论谁当CEO，能用一年的时间，而不是谁去做事。这是我的期望值。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做不好士兵的人永远当不了将军。
　　

背景：悲喜交加
这是格外受伤的一年，又是否极泰来的一年。
　　2003年1月，国人的目光被吸引到了距中国千里之外的伊拉克——自2002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以来，“伊拉克危机”就刺激着世人最敏感的神经。
　　此时，马云也跟所有人一样，严密关注着伊拉克局势。
　　3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10点35分），美英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至4月9日，美军入侵巴格达，萨达姆政权垮台。
　　不过，此时国人已顾不得感慨了——“非典”（后改称为SARS）已渐呈蔓延之势。
　　3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加入了WHO（世界卫生组织）防治“非典”实验室网络和流行病学网络。次日，WHO即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
　　不过，大多数国人是自4月20日才开始对“非典”变得恐慌的。20日下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副部长朱庆生介绍了中国内地最新的“非典”情况。当天，北京市公布的病例数字让人震惊：339例；而前一天的数字仅为37例。
　　一头闷在家里，整日像患上强迫症般地喝板兰根、喷84消毒液，总归“不爽”。于是，短信和互联网的好处被充分利用起来了。那一年，手机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