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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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回国后，我让工作人员将两把金钥匙送中国人民银行鉴定，发现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记保存，可以作为当年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  　。。

打破坚冰（1）
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够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回顾历史，中韩长期隔绝，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日成等朝鲜革命者就在中国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朝传统友谊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各自派军队驻扎半岛南北。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六天之后，即10月6日，就宣布与朝鲜建交。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后，中国和苏联支持朝鲜，美国和日本支持韩国，停战线大体上和“三八线”相近，形成了北南对峙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国家从现实出发，承认了朝鲜和韩国的存在，并与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和东欧国家虽未承认韩国，但在国际多边活动，如体育比赛和国际会议中，也开始了与韩国的交往。到80年代初，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接近100个。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敌对的南北双方，不仅有了接触，而且还举行了高级会谈，并于1972年发表了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的联合声明。　　从我们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改革开放随之起步。在此情况下，如何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最大限度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外交工作面临的迫切问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根据形势变化，我们确定了新的规定，即今后凡是国际组织委托韩国举办的国际活动，只要中国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就可派人前往参加。同样，中国举办的活动，也可同意韩国人员来华参加。这就是说，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根据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我们改变了与韩国不相往来的做法，为以后双边正常往来创造条件。　　当时，正赶上我国考虑申办亚运会问题。多年来，随着我国体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一直想举办亚运会，许多亚洲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允许韩国体育队来华参加比赛，成了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另一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运动员入境参加比赛，该国就根本没有资格申请承办国际运动会。1983年8月，北京市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举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外长同时去信向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　　考虑到中朝关系，我方及时向朝方做了通报，并表示如申办成功，我们欢迎朝鲜派体育代表团前来参加，同时，我们也将遵守亚奥理事会章程，欢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与会。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1988年5月至9月期间，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又几次谈到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打破坚冰（2）
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　　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多年的禁锢，松动了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的关系，双方代表团的来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国几百人的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朝鲜和韩国都派团前来参加，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还出席了开幕式。朝鲜国旗和韩国国旗第一次在北京的体育场上空升起来。　　贸易方面，在对韩政策调整后，更是发展迅速。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　　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以经过香港而间接进行的贸易方式也越来越不适应了。这时，双方开始需要考虑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以利于开展中韩民间的直接贸易。　　不想，这个问题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关注，直至惊动了中朝双方的最高领导人。  

与朝鲜沟通
1988年11月，在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我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告诉他，中方正在考虑与南朝鲜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后来，双方最高领导人交换了几次意见。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北京，###总书记与他谈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沈阳，与江总书记再次见面，江总书记又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时，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的立场，表示同意。　　1990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就互设贸易办事处问题达成协议。1991年初，双方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贸易办事处。　　贸易办事处成立后，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朝鲜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联合国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朝方多年来一直反对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担心那样就会使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永久化。当时，朝韩在联合国里，都只有观察员身份。但是，韩国一直谋求加入联合国，而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1991年5月，###总理访问朝鲜，与朝鲜总理主动谈及这一问题，表示说，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如韩国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问题，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而一旦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后，朝鲜再想加入，可能就会遇到困难。朝鲜总理听后，没有当场表态。访问结束前，金日成主席在会见###总理时最后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表示朝鲜会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协调合作。此后，朝鲜报纸发表一篇评论称，朝鲜不反对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　　根据###总理访朝时与朝方达成的协议，中朝双方就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为此，我于这一年6月17日至20日专门访问了平壤，与金永南外长举行会谈，也见到了金日成主席。金永南在会谈中说，对于南朝鲜企图单独加入联合国的阴谋，朝方不能置之不理。为了防止在联合国出现不利于朝方的事态，朝方决定采取主动措施，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主张南北一揽子解决。假如美国要求分别讨论南北的申请，希望中国坚决反对；如果美国否决北方，希望中国也否决南方。　　当时，朝方最担心的情况，是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顺利通过而朝鲜的申请受阻。我在会谈中详细地介绍了联合国这次审议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程序，并表示我们将协助做好各方工作，消除了朝方的顾虑。　　金主席在妙香山会见我时，也专门谈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说，南北加入问题，无论如何要争取一揽子解决，如果分开讨论，美国就可能提出核核查问题，行使否决权，那样的话，朝鲜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联合国问题上，朝鲜不会让中国为难，希望中国也不要让朝方为难。　　我向金主席说明，联合国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是有共识的，即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决议提出的，不会出现朝方所担心的情况。　　就这样，1991年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  　。　想看书来

启动建交谈判
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　　当时，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　　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四十七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我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我告诉他，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韩方在这次会谈前，曾多方探听我们的立场，既想通过这次外长见面取得突破，又担心步子迈得过大而适得其反。现在，他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触中，我方本来想先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　　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平壤之行（1）
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适逢###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　　这年6、7月间，我陪同###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　　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　　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　　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　　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　　江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正在很好地向前发展，中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中朝两党两国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断增进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过这一段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　想看书来

平壤之行（2）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金日成主席着眼于中朝关系大局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做出积极而明智的决定，表现出了老一代领导人的胸怀和眼光，不能不让人钦佩。　　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这次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韩建交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　　中韩建交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欢迎。惟独台湾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于前一天撤走在汉城的“大使馆”。　　建交后一个月，即9月下旬，卢泰愚总统应###主席的邀请访华。对方主要陪同人员中有李相玉外长，我特地从联合国赶回来，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应邀正式访问了韩国。当时，韩国政府刚换届，我和新外长韩升洲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新任总统金泳三。　　转眼之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多年了，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超出了预想。作为近邻，中韩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了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到200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4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对象国。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在继续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方面，中韩也有着共同的语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访问汉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分别会见了卸任总统金大中和新任总统卢武铉。　　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
法国是和我国最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近　40年的交往中，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突然两次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度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给中法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作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华的法政府最高级官员，我们给了他很高的接待规格。###总书记和###总理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法关系正在恢复。　　想不到，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举行的酒会上，迪马外长把我单独请到一边，像是不经意似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　　迪马的这一举动让我颇感意外。法国试图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1989年时就曾出现过，后来经过中方的工作，法国正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此类军事装备，并由迪马外长本人于1990年1月6日向我国驻法大使周觉做出当面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将不再继续与台做军舰生意。”时间仅过去一年，中法关系正在恢复和改善之中，迪马外长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作为外长，迪马显然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也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此次访华前，法方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此事的信息，同我的正式会谈中也没有提及这件事。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酒会上的氛围自然要轻松、随便一点，迪马是想先进行一些试探。　　迪马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法国认为与台湾做生意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准备在环保、污水处理、高速火车、护卫舰等项目上与台湾合作。不过，法国不会向台出售对中国不利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如战斗机等——这显然是一种托词。　　迪马接着解释说，法国打算向台出售护卫舰，有两个考虑：一是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二是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　　为了售台武器，法国外长竟然摆出了反美姿态，却又把当年美国人“利益均沾”的说辞当做理由。　　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我感到仍有必要表明中方在此事上的严正立场。我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对法国与台湾做生意赚钱不持异议，但向台湾卖武器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过去在台湾驻有军队，与台湾签有军事条约，中美建交时，双方达成了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协议，而美售台武器是一个遗留问题。从1979年至1982年，经过三年的谈判，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对美售台武器做出了种种限定，其中一条就是逐年减少，最后终止。　　迪马显然并不想接受我的解释，他带着怨气，强词夺理，说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　　迪马的这番话使我感到，他在酒会上谈到向台出售护卫舰之事，不是随便一说，也不是一般性的试探，而是刻意安排的。酒会上的轻松气氛，并不能掩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事后了解的情况得知，迪马外长访华前，曾为此事与密特朗总统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法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　　于是，我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里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　　5月9日，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杨桂荣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史鼐，1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分别就法拟售台军舰事提出强硬交涉，要求法方信守迪马外长1990年初对中方的承诺，不要做出售台军舰的错误决定。　　面对中方的交涉，法方几位官员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说，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售台军舰对法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说，从军事的角度讲，护卫舰只是防御性的，对中国大陆不构成威胁。再就是拿美国当做挡箭牌。说什么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最后辩解说，售台军舰还只是意向，不是最后的决定。　　1991年6月1日，###总理会见并宴请了法国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公司董事长德乔治及其一行。李总理着重谈了法售台武器问题，让德乔治董事长回国后向法国领导人传递信息：中国领导人重视中法关系，但坚决反对法国向台售武。　　###总理说，中国对西欧国家，包括法国，与台发展经贸关系不持异议，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这种经贸往来只能是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的；二是这种往来不能包括军火贸易，因为卖武器涉及防务问题。　　据德乔治事后回忆说，在与###总理的晚宴之后，他就立即打电话，向法国有关高级人士通报了信息。6月6日，在返回巴黎后，他又于当晚向法国政府做了详细报告。　　然而，事态急转直下，迅速向着中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1991年6月6日迪马写信给我，就法准备向台出售军舰问题做了如下通报：法政府决定不反对法商和台商就法向台湾岛出售护卫舰事进行谈判，谈判范围限于舰体和不包括武器在内的舰上设备。法方做出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注意到了中方对其安全的合理的担忧。这是一次纯粹的商业行为，不牵涉与台湾当局的任何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强调，这一决定的执行，无论如何不会损害法国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二）
同一个总统，同一个外长，同样是在社会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法国为什么会改变一年前刚刚做出的“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的承诺呢？　　从迪马4月30日第一次向我提及此事，到6月6日向我通报法方的正式决定，这中间仅仅隔了36天，真是显得迫不急待了。　　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一个明知必然会引起中方强烈不满的决定，一个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的决定，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地做出呢？　　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只是感到中间蹊跷。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被称为“‘拉斐特’舰丑闻”。笼罩在这一丑闻头上的疑云，至今没有完全消散。　　1993年底，台湾苏澳外海的海面上漂着一具尸体。经查，死者是台“海军总部”失踪的上校尹清枫。尹清枫的死，使法国对台军售的重大舞弊案浮出了水面。　　据报道，尹清枫曾于1993年9月赴法，检验“拉斐特”护卫舰，发现有34处缺陷，因而反对购买计划。不想，他于当年12月9日失踪。　　尹清枫命案曝光后，台湾和法国方面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调查。迄今尚未彻底揭开这宗舞弊案错综复杂的内幕。但从已有的线索看，此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牵扯到法、台的高层“政治人物”。　　据台湾媒体透露，1991年法国售台六艘护卫舰，原先议定的总价为110亿法郎，最终的成交价却高达160亿法郎（约合27亿美元）。这个价格是新加坡购买同样数量的“拉斐特”护卫舰的三倍多。　　当年这起军售案的主要当事人、法国前外长迪马，在2001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拉斐特”舰军售案的秘密佣金高达五亿美元，不少法国政界人士受惠。　　迪马本人也因涉嫌这起贿案，于2001年1月被法国司法机关判刑两年半，缓期两年执行。　　这一丑闻，扯出了一个自称为“共和国娼妇”的女人。她就是钟古夫人，据说是迪马当外长时的情妇。这个不寻常的女人，1991年时曾任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的特别公关顾问。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为了打通向台出售军舰的通道，知道迪马与钟古夫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拉斐特”军舰制造商汤姆逊公司，以600万美元